九一八国难戏剧中的沈阳叙事 （3）

高山流水

九一八国难戏剧中的沈阳叙事（3）

高翔

（《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4期）

在九一八国难戏剧创作队伍中，赵为容是特别突出的一位。当今其作品虽也渐受关注，始有零星的评论，但生平并不见有记载和考述。这与其创作出众多国难戏剧形成了重大反差。粗略统计，其仅在1931年8月至1934年9月的三年间，出版和发表的剧作至少有29部，其中绝大部分以九一八国难和民族抗战为题材，记写沈阳故事的剧本也有3部。显然，这是一位不应为历史所忘记并颇值得深入研究的剧作家。

赵为容，在一些戏剧文本中多署名“为容”。以沈阳为书写对象的剧作有《觉悟》《沈阳血》《旅长的婚礼》等。《旅长的婚礼》将创作触角伸至军营。1931年9月18日，沈阳昼时，茫然不知当天午夜将爆发震惊中外重大事变的官兵们，正忙碌筹办旅长马如龙与日本姑娘菊子婚礼之际，日军间谍龟田一郎被抓，审讯中其有意无意中暴露了菊子的奸细和刺客身份。民族大义面前，马如龙最终决定处决菊子，显示了中国军人正义而坚定的气节和操守。其实，赵为容创作此剧的初衷，在于对九一八事变后当局不抵抗、官兵恐日媚敌的批判和国家主义的倡扬。他在剧作前言中写道：“九月十九之晨，日人无亡矢遗镞之费拱手取沈阳之城。东北三省也不乏明达的军官，实行其畏日政策，媚日主义。我们冥想：假使‘最无军人资格的中国人'真有把江山看得比美人重，把四万万人看得比自己重的（，）也许日人占有性的满足亦须付相当的代价。”然而现实并不如此，陈为容不无悲哀地说：“既然在社会上找不出这们（么）一个人，那只好求之于舞台之上了。”显然，剧中“把江山看得比美人重”的马如龙、“只知有国”且敢于谏言的团长江山固，是作者作为理想中的人物来塑造的，旨在励发军人乃至国人驱除敌寇的战斗激情。《沈阳血》人物不多，情节单一，但也融进了浓烈的民族斗志和家国情怀。故事发生在1931年9月20日的沈阳。在“一灯如豆”的“破旧小房”内，李氏边做活计边等待做车夫的丈夫归来，突然一声震响，邻居张三告知，丈夫被日本炸弹炸死在门前，“头也炸没了”。祸不单行，此时又有一日兵持枪闯入，斥责李家不挂日本国旗，命李氏为其打热水洗脸。哪知竟遭另一刚刚闯入的日兵枪击而亡。被激怒的张三奋起反抗而被缚，恰有一少年至此，“将二日人击毙”，两人共赴抗日战场。剧作以少年的一句话“举起拳头同他们的刺刀碰碰吧”为结尾，其实是有多重意义的。既呈现出沈阳民众抗敌御辱的慷慨悲歌之气，又让人感受到几分悲凉之感，如作者所言：九一八事变“为庚子后第一奇耻大辱。沈阳人民直接死于日人炮火之下，间接死于‘不抵抗'和‘镇静'之下者，不知凡几。真是你眼睁睁看我死，我眼睁睁看你死，极人世未有之惨。有枪的不抵抗，难当（到）说教老百姓用拳头去抵抗吗？”这其中“难当（到）说教老百姓用拳头去抵抗吗”句，与剧尾的“举起拳头同他们的刺刀碰碰吧”句正相呼应，岂不是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绝大讽刺，深隐着剧作的又一用意。《觉悟》并不直言抗日，而多是百姓家长里短的谈说：家道中落之户，父亲忧念居住沈阳且家破人亡的女儿。先后给两个儿子一个梨和石榴，兄弟俩因分割而起争执，小偷从中取利。父教子言：兄弟不睦，必有他人寻机而入，家产遭盗，岂有分割之理。应该说，这是一部带有寓言性质的剧作，以通俗的故事，预示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抵外辱之意。

在九一八国难戏剧中，苏区红色戏剧的沈阳叙事显得格外珍贵和富有特色。苏区红色戏剧是专指1927年冬至1935年底，苏维埃政权领导和影响下的戏剧活动。也称“苏区戏剧”。显然，红色戏剧与中国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建设，有着天然的联系。“苏维埃”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权形式，系俄语的汉语音译，为 “代表会议”或“会议”之义。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便将“苏维埃”建设列入党的纲领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的共计15条约700字的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纲领》中，第三条明确标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党的“二大”后又进一步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并于1927年，在中国开始了苏维埃政权建设行动。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决议，确立了建立苏维埃的战略方针。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这一新生的红色民主政权成立伊始，便表现出对戏剧创作与表演的极大支持。在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大力扶植和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设立了戏剧运动领导机构，制定了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的规范化政策，产生众多专业剧团，建设多所专门戏剧学校，涌现出大批的戏剧作家和表演家，众多红军将领热情参与其中，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苏区红色戏剧运动。书写下中国现代戏剧历史上光辉而独特的一章。不言而喻，红色戏剧的至高价值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戏剧创作与表演，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和美学追求，铺就了延安文艺、解放区文艺乃至新中国文艺前行的路基。其不仅“具有古朴浓郁的地方性”，“贴近生活的大众性”，“旗帜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有“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在为期约七年的苏维埃戏剧运动、已收集到近百种的戏剧作品中，除有多量宣传红色政权建设、抒发战斗情怀、歌颂土地革命、描写工农苦难生活、追求人性真善美的作品外，红色戏剧家把创作视野投向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国边陲，出现了反映东北沦陷地区民众生活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剧作。这在苏区戏剧历史中显得格外触目，真切表现出苏区戏剧“海纳百川”的胸怀和视野。

确切地说，红色戏剧中的东北叙事作品并不算少。《北宁铁路的退兵》是沙可夫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周年而创作的独幕剧，讲述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撤至关内而引起官兵极度不满、最终返乡抗日的故事。署名“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二幕剧《鞭痕》，以1933年的“东三省”为背景，以八个被俘义勇军战士遭日军官鞭打、通体留下伤痕贯通全篇，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寓意：只有反抗，才能免遭皮鞭的抽打、逃脱苦难的生活，从而获得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自由。胡底创作的五幕剧《热河血》，是一部内容丰满、情节跌宕的剧作。木兰被逼女扮男装顶替年迈父亲充为“宣统”士兵，入伍后被日军总司令女儿相中，聘为中文老师，继而将木兰招为夫婿，却遭到木兰父亲的误解。其实，木兰此时已与义勇军商定，利用婚礼仪式抓捕“宣统皇帝”、日军总司令等，行动在即，不料木兰父亲抢先持枪冲入，怒斥女儿为卖国贼、竟然与屠杀亲生母亲和同胞兄长的仇人结婚，欲下杀手，竟被日本新娘枪杀。牺牲前得知真相的木兰父说道：“木兰我的好孩子！我差一点就打着你了。像你这样一个女儿，我死也闭眼了”。然而，在如此数量可观的以东北为题材的苏区戏剧中，有两部直接记述沈阳军民抗日斗争、本应值得大书的珍贵话剧文本，却遗憾地多不为人们所知。

《沈阳号炮》，由胡底编剧、钱壮飞导演，1933年底经“精心排练”后，于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演出并大获成功。1934年1月8日由工农剧社总社油印出版。据在剧中饰演“腊梅”的石联星回忆，1933年底排演《沈阳号炮》时，钱壮飞导演“穿了一件深色长袍棉袄，围了条围巾，高高个儿，长方脸形，风度潇洒，热情又严肃，对演员要求严格又耐心”。在剧中饰演女佣的主角石联星，“因为没有受过训练，有时排戏不能集中，钱壮飞就耐心地开导”，“帮她解决问题，把戏演好”。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的李克农“很喜欢演戏，而且专门演反派人物，演得十分成功”。在《沈阳号炮》中也曾扮演重要角色。

其实，参加《沈阳号炮》演出的李克农、胡底、钱壮飞，此前都曾共同在白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战斗在敌人心脏，是中共中央特科卓越的情报员；取“龙潭虎穴”之意，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此次联手创演《沈阳号炮》，对他们而言，称“苏区戏剧三杰”亦不为过，想来也是别有一番战地情怀和趣味。

三幕剧《沈阳号炮》分别以日军旅长的沈阳官邸、沈阳城三里之外的松林深处、沈阳西门为故事背景地，围绕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攻打沈阳的暴动展开情节，不仅鲜明塑造了歇斯底里的日军旅长白俄太太、阴险狡诈的日军旅长等形象，更展示了参加暴动的韩国、日本工农和士兵、沈阳城内工农与革命军武装官兵的风采，显示出跨国题材特征，而且在以工农组成的暴动队伍中，还出现了领导暴动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等形象，这在以往的国难戏剧沈阳书写中是未见的，虽然有着某种生硬的痕迹。作者以较多的笔墨塑造的革命党人腊梅，是一位有着坚定阶级意识和民族观念的青年女性、革命军战士，以女佣的身份潜入日军旅长家中，窃取重要情报，机智策反日军士兵，并亲赴距沈阳西门有三里路程的松林中为抗日武装传递情报、参加攻打沈阳的武装暴动。为了解除沈阳西门日军的军事工事，腊梅自告奋勇，对敌谎称当晚要与已被策反的日兵甲结婚，向已在沈阳城里的“工人纠察队”传送里外夹攻、袭击西门的暴动计划。而当藏在腊梅头发中的情报被日军发现后，腊梅坚称其系写给自己未婚夫的情书而入口吞下，随即，日军旅长举枪对准腊梅，业已反正的日兵冲上前去欲夺取旅长的手枪，在这紧要关头，预示暴动的“沈阳号炮”响起，沈阳城内一场反侵略的战斗拉开了帷幕。剧中描述的发生在沈阳西门激励人心的暴动场面与时刻，虽然不一定是现实中确有的事实，但确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理性主义的生成。三幕剧《红光在前》，“1932年左右创作并演出于江西苏区”，第一、三幕剧情的发生地在沈阳，第二幕故事的地点则设置在陈天慈兰的日本家中。全剧在中日两国普通百姓间展开。九一八事变后，在沈阳做工的日本工人陈天慈兰因要求厂长发工资而被开除，为生活所迫，回到日本准备以务农为生，中国工友刘细明、邵义为其送行。历尽艰辛刚刚从沈阳回到日本家中的陈天慈兰，没有逃脱日本军队的逐日征兵，遭捆绑被押送军营中，不久被派遣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地沈阳，充当侵略者的炮灰。当刘细明在其岳父家计商逃离沈阳、奔赴内地之时，一群日本兵冲入住宅，刺死岳父，强抢并侮辱刘妻。事后走出刘家屋门的日官，逼迫随队而来、“不忍观望”这血腥场面的的陈天慈兰，回房间取回落在刘宅的刺刀，不料陈在房内突遭刘妻兄手持菜刀的反抗，幸有刘细明阻拦，羞愧不已的陈天慈兰欲行自杀，刘细明夺刀对他言道：“我的岳父是你们杀了，我的未婚妻是你们日本兵拉去强奸了。但是我晓得你虽是日本人，你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我们都是无产阶级的人，无产阶级不打无产阶级，你不愿意杀害阶级弟兄，难道我们能杀害你吗？”剧作结尾，是刘细明极富激情的呐喊：“看！红光在前，我们向着红光，携手前进吧！”剧本真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沈阳令人发指的肆意妄为和暴力统治，但又围绕“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没有国家的区别”，“无产阶级不打无产阶级”的信念来展开情节，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共存其间，鲜明体现出特定时代的特殊历史语境，表现置身于国家之上的工人群体的阶级观念和革命想象，具有鲜明的左翼文学色彩。

事实表明，远在闽赣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在自身非常弱小、生存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以话剧艺术为武器，心系生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北国民众，不忘九一八炮火下的沈阳，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强的抗战意志、民族精神、革命情志和天下胸怀，极其难能可贵。

现代城市学将后工业化时代大都市出现的郊区化称为“逆城市化”现象，这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沈阳当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郊区对沈阳城市的依附性是清晰可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沈阳城北郊，翌日，沈阳全城即沦陷倭手。国难戏剧写手们将创作视野移向沈阳周边乡村，力图更大范围内展现九一八事变后的景况，这就不难理解，九一八国难戏剧文学的沈阳乡村叙事，是历史真实的情理表达，是与九一八国难戏剧文学中沈阳城市书写对应和连接的又一创作景观。

短剧《杀贼》的故事发生在“沈阳的乡村”。日兵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一个“身着卡□拿，脚踏木屐，腰间插着快刀”的日本人，来到小珠、小华的家，搜刮钱财，并以拔刀杀人相威胁。紧要时刻，老仆持枪而出，击毙日人。小珠、小华在他和邻居的带领下，一同去杀村里“还很多”的“横暴的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