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国难戏剧中的沈阳叙事 （2）

高山流水

　　九一八国难戏剧中的沈阳叙事（2）

高翔

（《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4期）

当时《流露》杂志社组织的流露剧社，决定于1933年4月在南京举行为期3天的公演，目的之一在于“为掌持着抗日民族战斗的东北义勇军募捐”。据卜少夫《关于剧本》：最初决定排演六个剧本：“《南归》《父归》《母归》《一条战线》《生命线》《同住的三家人》。”此中《生命线》即林适存的《生命线前》。卜少夫受邀加入公演组织工作后，决定弃用欧阳予倩的《同住的三家人》、蒋本沂的《一条战线》、林适存的《生命线前》以及(佚名)《父归》，只保留了《南归》与《母归》，又增加了《S.O.S》《一个女人和一条狗》，计四部剧本。而后继续增加了《父归》和《一致》，公演剧目总共6部。但《流露》革新号刊末《编辑外记》则写：“预备公演的几个脚本是：田汉的《南归》，《第五号病室》，欧阳予倩的《同居的三家人》（按，即前引的《同住的三家人》）向培良的《潮》，袁牧之的《母归》和林适存的《生命线前》。”虽也为六部，但两者记载有出入。在卜少夫看来，《一条战线》和《生命线前》的“两位作者是初写剧本，同时更缺少着舞台经验，所以在写剧的技巧上还未能成熟，并且剧的主题是逼隘到某一窄狭的范畴里”，因此“把它放弃了”。尽管如此，《流露》革新号仍全文刊发了林适存的《生命线前》。《流露》编辑人左漱心在第三卷第二三期出版时写就并刊发的《编后记》中坦言：“轮到这个册子出刊期，正是社里忙着举行第一次话剧公演的时候，在那一个场面里，自己是一个总打杂的人，因此对于编辑之外应有的校对的义务是疏忽了，疏忽极了。”其实，《流露》革新号全文刊发的林适存的《生命线前》，何尝不是如此。多处的校误令人咂舌；对话的张冠李戴、人物的误置亦使人如入云烟。尽管《生命线前》有着一些不尽人意处，但仍见出剧本当有的力量和风采。作为城市地表形态的沈阳商街某咖啡店，以及日军官兵的残暴、沦陷区沈阳民众的凄惨生活和复仇义举，在这部悲剧中，得到了真实的展现。

《铁蹄下的小主人》《S·O·S》等，也从各自的侧面表现着沈阳城沦陷的社会形态。如果说，《乱钟》《东北女宿舍之一夜》等展现的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沈阳大学生群体的精神风貌，《铁蹄下的小主人》则重在鞭挞沈阳沦陷后奴化教育的罪恶。故事发生在“民国廿八年冬夜”。张远鹏在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参加抗日武装，“因作战失利退入关内”。此次回到沈阳，肩负“调查伪军军情的使命”，同时准备将寄养在沈阳姐姐、姐夫家中的儿子张小鹏接回关内。然而，十四岁的张小鹏已完全被洗脑，满心奴化思想。当父亲告诉他，自己因不愿意做日本人的奴隶而投身抗日队伍，被“赶进关内”，整整九年没能与儿子相见，是日本的侵略拆散了骨肉之情，张小鹏的回答却是张远鹏始料未及的：“爸爸，我觉得你不应该恨日本人，他们是保护我们满洲国。”“先生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和日本人都是黄色人，我们应当互相亲善，实现大亚细亚主义。”“日本既然是保护我们满洲国，我们就应该跟他们合作，谁要反抗日本，就是我们的敌人！”孩子一番可怕的言论，深深刺痛了父亲的心。尤其是父亲知道儿子经过“青年训练”后，将“开进关去，参加日本军队”，更为吃惊。父亲开始了一番推心置腹、声泪俱下的开导：“孩子，我现在告诉你！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应当知道你的祖先，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你不应当背叛了你的祖先，你的父母，去给日本人做牛马！”“我们真正仇人是日本！他们占了我们的土地，夺了我们的财产，杀了我们的同胞，难道还有比这个仇更深的吗？”在民族大义面前张小鹏终于觉醒了，当汉奸警察前来搜捕抗日武装侦察人员时，他与父亲、姑父一同与之搏斗，张小鹏夺下伪警的手枪，将其击毙。而后毅然登上当晚最后一班车，奔赴关内。张远鹏离去时说道：“希望我们不久的将来，再打回这儿来！收复所有的失地，拯救铁蹄下的主人翁！”道出了决心拯救饱受奴化教育摧残的沈阳千万少年的心声。《S·O·S》是饮誉文坛的抗战戏剧佳作，以“沈阳无线电台发报房”为地点，讲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沈阳故事。其实，这一题材的选择，最能体现沈阳的都市风貌和现代性特征。据介绍，中国自1920年9月1日加入国际无线电报公约、1921年1月7日加入国际电报公约后，便加快了无线电报的建设步伐，而在这个进程中，沈阳成为中国无线电报建设的重镇。史载，在中国最早与外国通报的无线电台建立的翌年（1924），沈阳故宫八角亭便建立了无线电接收机，北大营长波电台亦告竣工，所装置的发报机可与我国西部的迪化（乌鲁木齐）和云南进行远程通信。至1927年，沈阳短波电台建成，设立沈阳国际无线电台，配置了德制无线电发报机，成为中国与欧洲直通信息的开端。尤其是1928年，沈阳又增设美制短波发报机，承接和转发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国际电报，时为举国规模最大的国际电台。沈阳的无线电报业发展，在全国独占鳌头。《S·O·S》正是以这种现代通讯平台，显示着北国都城的容貌，及其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种种所用。9月18日午夜事变爆发前夕、战争一触即发时刻，沈阳无线电台发报房内，职员们却正忙碌地奉命传发“存款已经提到外国银行，二姨太太平安到天津”一类的电报。事变爆发之际，日军进攻沈阳的即时消息迅速进入发报房：日兵“打进了皇姑屯”，又“由大西门进占商埠及沈阳城”，“到处搜索，劫掠民间财物”，“东北大学中交银行全被占据”，不久“日军关东司令部入城”，“张少帅令，各军严守镇静，不得抵抗，有擅自妄动者，按军法从事”。当局还忙于“与日军司令本庄接洽，关于帅府生命财产之安全”，并获允“极力保障”，目下已拟就“长电报”将事变“报告国际联盟”，盼“主持公道”，等等，连接出九一八事变沈阳城市悲哀而惨痛的故事。结尾则展示出富有激情的画面：日兵已近在咫尺，“门外枪声人声甚剧”，李姓发报员坚持发出电台职工会执委会拟定的宣言《告全世界民众书》：“东三省的大陆上已响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第一个揭开了血幕”，“我传达给你们的不是一个个电报号码，是一滴滴的东北大众的血”，“我们已经决定，用自己的力量，直接和帝国主义拼命去”。日兵闯入，枪口直指，报务员发出最后的救难：“亲爱的民众，帝国主义的枪口已经向着我了……”随后“一跃向日本兵冲去”！这里，作者是将沈阳的现代建设与国仇家恨融合于一地展开记述，想要更多地告诉人们侵略战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破坏；那位勇敢的发报员，发出的不仅是国际通用的摩尔斯救难信号，更发出了沈阳民众抵抗侵略者的战斗宣言。

市民绝对是一座城市的主体组成；而由市民组成的城市共同体，在城市活动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此时的国难戏剧沈阳叙事也必然将创作视野投向普通市民，聚焦民众生活，集束百姓记忆，筑造平民精神。《一个沈阳小孩》《旗帜》《父子兄弟》《民族之光》等，便突出显示了这种特征。

短剧《一个沈阳小孩》，讲述了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沈阳某人家门口的故事。虽少见对沈阳的城市书写，但也呈现出沈阳城的一道怪异景状：两个日本兵来到敞开的住户门前，见这家房宅未挂日本旗，蛮横地冲入宅内，凶恶地质问“为什么不挂日本旗”？房主人是一对父子。尽管有日兵以不把“日本旗高高的挂起来”“就杀死你”之语相威胁，又有父亲的劝说和阻拦，但“沈阳小孩”仍然勇敢地反问：“我们中国的地方，怎么要挂日本旗？”此语一出，即遭到日兵毒打。几番折磨，在“同胞……起来救国抗……日”等喃喃之语中，“沈阳小孩”悲惨死去。

这部仅千字的短剧，情节比较单一，在挂与不挂日本国旗的矛盾冲突设置中，“沈阳小孩”的话语难免显示了一种过度的成熟，但依然较好地塑造了“沈阳小孩”的不屈形象。作者通过日兵的对白：“还是小孩子厉害！……这是一个，要是多几个，就不对啦！” 显然蕴含着作者对市民阶层奋起反侵略的热切期待，对以“沈阳小孩”的行动激励起市民群体抗争精神的憧憬。《旗帜》直入“九一八”那个将沈阳带入苦难深渊的日子。午夜时分，有着“中产家庭”生活的王正光夫妇被骤起的炮声震醒，继而“炮声大起”，“火光映着天空发红”，又连续传来噩耗：北大营、服装厂、粮食厂被烧，兵工厂被占，中国军人被杀，自家的“银号已被日本军队占去”，“现钞都被运走”，而中国军队却奉命“安安静静地退出来”。在沈阳民众群情激愤的抗争中，手握旗帜、高呼口号的“某青年”、王正光夫妇、“听差”、“刘老爷”、王正光夫妇之子王伯明，相继倒在枪声中。显然，作者以一种惨烈和血腥的场面，重在揭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组成的沈阳城市民众共同体的基于国家独立、民族生存和人民自由的舍生忘死。墨沙（陈白尘）的独幕剧《父子兄弟》（《沈阳之夜》），把视野投向“沈阳一个贫民窟中”。母亲早故，父亲带着儿子们生活于此。为生活所迫长子刘志贵早年被卖与他人，次子刘志强无奈做了警察以微薄薪水维持家计，年少的三子刘志刚则居家照料家人生活。九一八事变三年后的一天傍晚，难得与家人一聚的刘志强回到家中，刘氏兄弟一同出外采购食品。而此时离家二十余年已经参加东北义勇军的刘志贵，历尽辛苦回到家中，与父相认，并准备参加攻打沈阳的战斗。不料在父亲外出、为归来的志贵购买食品时，志强、志刚兄弟俩返回家中，双方并不相识，志贵擦拭手枪的举动，志强的警察束装，致使双方误解而开战，志贵中枪而亡。待父亲归来后始明真相，父子大恸。志强终于明白，这家庭的悲剧根源于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志贵的凶手是日本侵略者。哥俩擎举哥哥留下的“东北义勇军”红色臂章，毅然投身到武装抗日的洪流中。这是一出涉及国族义理与人伦情理的戏剧，虽情节有奇特处，但仍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为当局所不容尽在预料之中，因而作者又以笔名“白尘”，创作了另一部独幕剧《演不出的戏》，讲述当时三部反映东北沦陷区生活剧作的禁演事件，其中第一部就是《父子兄弟》。《民族之光》虽然还不是全篇的沈阳城市叙事之作，但对九一八之夜沈阳平民遭遇的记叙，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第一幕再现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关东军司令部会议室举行紧急会议、密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场景。会议认为，解决日本“政治、经济的恐慌”，“唯一的出路便是攫取支那”，且“事在必行”，遂决定“今晚就行动”。根据历史、结合剧情可知，这次会议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召开的，对“占领辽宁要地”、“攻击北大营、兵工厂”、以及各路军事长官的责任，均做了细致的分配。“避难”一幕，虽然剧本未明确标写事情发生的地点，但明显可以看出故事的发生地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的沈阳。这是一个祖孙三代之家：七十余岁的奶奶、三十余岁的母亲和年仅七八岁的孙女阿大。女孩父亲外出做生意两月有余，杳无音信，凶吉未知。值沈阳城夜中炮声震响，思念丈夫而无法安睡的妇人找来邻居——盲人张大哥算命。占卦过程中，“枪炮声大作，日军喊杀之声，由远而近”，妇人急切唤醒已经睡下的奶奶和孩儿逃命。但奶奶执意不走，哭喊着：“我的儿子还没回来，我们阖家要死在一处的！”话音未落，一炮飞来，房舍顿入烟火中。第三幕展示的是日军攻占长春、中国守军英勇抗击、壮烈殉国的场面，当属九一八事变沈阳叙事的续写。作者对国难之中沈城市民的描写，呈现出他们身属的某种世俗性，但依然表现了普通平民善良、质朴的性格，正义磊落、激壮刚烈、挚爱家乡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