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国难戏剧中的沈阳叙事 （1）

高山流水

九一八国难戏剧中的沈阳叙事（1）

高 翔

（《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4期）

在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上，文化艺术一度并不兴盛的沈阳，话剧活动却相当活跃，成为中国话剧发生期的重镇，这并不寻常的历史一幕，似乎很难令人置信，但的确是真实的存在。如果说，1907年新剧团体春阳社演出的《黑奴吁天录》，标志着中国话剧的诞生，那么，1910年5月刘艺舟、丁香花、杜云卿等人联手在沈阳演出话剧《国会血》，便是引领话剧的先锋之举。1925年，被誉为“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的欧阳予倩在沈阳的新剧传播活动以及与“奉天青年会”组织的话剧团联合演出《秋瑾和徐锡麟的故事》《孔雀东南飞》《谁之罪》《求婚》等剧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1929年9月，车向忱组织“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在沈阳大韩屯等地演出《改良医院》《盲》等，是中国话剧发展的重要艺术实践。同一时期，辽阳、大连、抚顺等地亦得风气之先，其话剧传播与沈阳话剧的发展相得益彰，提供了辽沈地区良好的戏剧文化环境。

但尽管如此，在晚清至九一八事变前这一时期，剧作以历史剧、外国作品改编剧及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等都市书写者居多，沈阳叙事可谓凤毛麟角。扩而论之，即或围绕东北地域的讲述，也十分有限。这一时期，王新命的三幕剧《蔓罗姑娘》（1924年），是较早的一部哈尔滨题材的作品，述说华俄混血姑娘蔓罗的灰色人生和爱情悲剧。咏秋的四幕剧《流离恨》（1926年），以“奉天省的一个城镇”为故事发生地，记叙刘母及其儿女的悲惨生活和人间丑恶。陈毅夫的八场剧《三民鉴》（1927年），有着以哈尔滨火车站为场景的结尾。前六场叙述伊藤博文的使朝行动，第七场再现朝鲜爱国义士安重根等人商议和制订刺杀伊藤博文计划的场面，第八场便展示了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的义举。赵光涛的独幕剧《晚间的来客》（1929年），则以1929年中俄为争夺中东铁路主权而爆发的战争为背景，表达战争给哈尔滨平民所带来的悲伤与痛苦，以及民众决心反抗苏俄侵略的坚强意志。侯曜（署名铁笔）的五幕剧《皇姑屯之一弹》（1929年），“以张作霖被炸为题材”，似为地道的沈阳叙事仅有之作，由沈阳长城书局出版。

九一八事变后，与沈阳话剧事业遭受严重打击、迅速萧条的状况相反，记写沦陷本事、失地生活、事变纪念的剧作在关内陡然大量涌现，形成了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上独特的“沈阳叙事”现象。可惜此类作品文献迄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与研究，留下了不应有的空白。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戏剧作品，一反五四以来的叙事题材特征，更多地转向以国难书写为主的创作。粗略统计，九一八国难戏剧文学作品中的沈阳叙事和呈见沈阳场景的文本，有田汉的《乱钟》（独幕剧，1932年）、适夷的《S·O·S》（独幕剧，1932年）、白薇的《北宁路某站》（独幕剧，1932年）、袁牧之的《铁蹄下的蠕动》（五幕二十一景剧，1932年）和《东北女宿舍之一夜》（独幕剧，1933年）、欧阳予倩的《不要忘了》（十六景剧，1932年）、胡春冰的《突变》（八场剧，1933年）、 （佚名）《一个沈阳小孩》（短剧，1932年）、彭惠秀的《民族之光》（三幕剧，1932年）、（赵）为容的《觉悟》《沈阳血》《旅长的婚礼》（独幕剧，1932年）、集体创作的《红光在前》（三幕剧，1932年）、林适存的《生命线前》(独幕剧，1933年）、文子的《亡国惨》（独幕剧,1933年）、胡底的《沈阳号炮》（三幕剧，1934年）、李朴园的《秋》（独幕剧，1935年）、墨沙（陈白尘）的《父子兄弟》（又名《沈阳之夜》，独幕剧，1935年）、余从予（徐訏）的《旗》（又名《旗帜》，独幕剧，创作于1931年，发表于1936年）、集体创作（章泯执笔）的《我们的故乡》（三幕剧，1936年）、（佚名）《撤退北大营》（独幕剧,1937年）、汪漫铎的《风暴》（四幕剧,1937年）、章泯的《钢表》（独幕剧，1938年）、王家齐的《四平街》（独幕剧，1938年）、叶仲寅的《铁蹄下的小主人》（独幕剧，1940年）、残痕的《通缉书》（四幕剧，1941年）、王玮的《爆炸》（独幕剧,1941年）等近30部，数量众多，形成了国难戏剧沈阳叙事的可观阵势。当然也有《猛回头》《九一八是什么日子呢》一类的剧作，或记载居住沈阳的张学良亲友罗炽昌一家在伪满洲国成立前后的变化，或叙述满涛、满武家人及其与满家邻人之间有关“九一八是什么日子”的问与答，藉以宣扬“王道”、鼓吹“满洲”、歌颂汉奸，应另当别论。

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把“城市视为区域个性的表达”，认为，“即使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城市与其他事物一起，仍是一种地表形态。”城市论学者王国平也指出，由于受到城市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发展性质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制约，每座城市显示出不一样的结构布局、街道形式和居民区位。由此可见，城市繁华的街路，不仅是城市地表形态的个性呈现，而且成为城市记忆符码的组成。令人感慨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剧作家，已经无心于单纯的沈城街道空间形象的描绘，注入其中的是对遭受异族蹂躏街区的悲哀与愤怒。《四平街》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据有关文献，历史上的“四平街”即今天的沈阳中街,是沈阳最早的商业中心,也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商业一条街。沈阳在明代筑有砖城,城内辟有十字大街，后金迁都沈阳后,将城内的“十”字街改为“井”字街,故宫北面钟楼、鼓楼之间的地段,被命名为四平街,取“四季平安”之意。因其位于古城中央,人们一直俗称其为中街。后来,这里陆续出现了一些商号,到清康熙朝,逐渐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区。清末,经盛京将军赵尔巽奏准,在四平街上修筑了石子马路,商号陆续进行门市整修。这时的四平街已是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商业繁华地。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四平街》的作者将故事发生地置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整整六年后的1937年9月17日夜间的四平街。曾几何时，热闹繁华的四平街，如今也有着“荒僻的地带”，在日伪政权的时而戒严下，已经成为“黑暗罩住的四平街”和“地狱似的四平街”了。全剧围绕“中国人”还是“满洲国人”之争展开情节。执行戒严任务的警察，是剧中最为生动的人物。内心有着“当了满洲国人，硬说比做中国人好，其实当了满洲国人，比做中国人还坏”的真实感受，愚昧而麻木地在四平街执行警戒，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并道出自己惧怕的心理：“我要说我是中国人，上边——你知道，上边都是日本人，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先打你一顿皮鞭子，随后就给你一把铁镐，叫你挖一个坑，等你挖好了，日本人就来了，叫你‘下去’”。“下去，就是把你活埋了啊！”在义勇军战士的一再劝逼下，伪警察无奈说出“我是——中国人！”转瞬间又惊恐说道：“日本老爷饶命啊，是他们逼着我说的——”言毕“惊慌地溜走”。义勇军女战士慧兰感慨道：“可怜的沈阳朋友，六年的功夫，怎么就变成这种样子呢！”面对义勇军的劝说，伪警察说道：“义勇军老爷，饶了我吧！留我一条狗命吧！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娘，一个老婆两个孩子……”义勇军战士叔中将其抓获后，怜悯有加对其并无伤害之意，还天真地认为，“我看他只是胆子小一点，人并不坏。”然而在义勇军开始行动之时，他却突然乘机大声呼叫为敌伪报信：“沈阳四平街的朋友们起来呀！起来抓住扰乱治安的义勇军。”猛然醒悟的叔中迅即用枪将逃跑中的警察击伤。俄顷，这负伤的警察竟然返回对叔中说：“保护我！我是中国人，你们应该保护我！”叔中反问：“为什么？”伪警察竟无耻地说：“这是你们的职务。”然而，肩负“打倒日本人，推翻伪满组织，……铲除汉奸”使命的义勇军战士叔中，果断将其击毙。作者将日伪汉奸寡廉鲜耻、卑鄙无赖的嘴脸，揭示得淋漓尽致。其实，这天晚上，义勇军决定在四平街发起义战，计划兵分两路：一路“打出一条通路”，占住“四平街这半截”；一路“从白塔穿过去，”打通“那半截”。然而，因“消息走漏”、发动信号被窃，日兵已有布置和准备。此刻，义勇军战士叔中、慧兰、香霞、小山等齐聚四平街，在义勇军发出的真实信号的指挥下，为“推翻满洲国的伪组织”，“铲除给日本做走狗的满洲官”，勇猛地“从炮火中冲过去”，激情高喊着“我们是中国人”，志夺失去的四平街。从这里可以看到，国难当头，作者已无意于城市商业消费、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展示，而是在讲述四平街故事的同时，着意表达这座城市文化的民族内核，展示一种特有的城市精神和灵魂。

《生命线前》亦以位于“沈阳城内某大街”的咖啡店为故事的发生地，不期然地显现出传统城市学理论中的“场所”意指。昔日这家沈城市民精神生活和文化休闲的场所，而今却成为了侵略者施恶的地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月下旬某晚7时许，在咖啡店喝酒的“中国通日本军官”，威逼女招待何芳娟做他的妻子，随其去日本生活，惟其如此，才能保全从沈阳城外投奔自己的妹妹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走投无路的何芳娟假意应允。此时，何芳娟多年不见、难以识认的未婚夫李伯平来到咖啡店。身为富家子弟的他，向何芳娟倾诉了自己的难忘经历：五年前还是一个“学工业的学生”，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而后从军、创作小说剧本、游历一方，在南京失恋后回到家乡沈阳，家中突遭巨大不幸：爸爸、妹妹被日本人杀死。何芳娟终于从李伯平的惨痛履历中认出，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未婚夫。正在此时，日军官返回，再次向何芳娟逼婚，以其“一家人的性命”相威胁。何芳娟不从，日军官欲行不轨，藏匿在屏风后、决心一雪杀父、妹之仇的李伯平现身制止，击毙日军官和士兵，而后不幸被俘。这悲剧的结尾，肯定不是在告诉良善的人们遇难当“及时止损”，从主人公玉芬、兰蒂决计跟随李伯平而去的意愿可见，作者意在表达一种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民族质性和前赴后继、悲苦前行的执著精神。而咖啡店一旦与人的矛盾冲突产生关联，就不再仅仅具备单一性功能，而是建构起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空间，展现出城市学意义上的“场所精神”。

此剧发表于《流露》月刊革新号（1933年5月1日）。《流露》创刊于南京，“系由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左曙萍联合其他黄埔同学肖作霖、唐纵、陈漫生等所创办。当时，左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其所办的《流露》杂志，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津贴，数额约为每月银洋100元”，具有党派背景；其中肖作霖时为国军军官，新中国成立前夕，“追随程潜起义”，后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武汉市委主任委员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