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老家

风之语

　　今天回的这个老家，地处东沟西岸，周边渠水环绕，树木茂密，属典型的渭北小山村。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出嫁前一直生活的地方。在我嫁后不久，父母便双双走出故土，先后在镇点、县城落脚，新家西上而后南迁，原始老家由于人去房空逐渐颓废，形只影单铁将军把守，孤零零摇曳在风吹日晒雨淋雪蚀的滚滚红尘之中。

当下农村几乎所有巷道基本实施了硬化、亮化和绿化，较前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村容村貌宽敞干净漂亮，遗憾的却是几乎看不到人影，整个村子熟悉而又陌生，安静地沉浸在早春的暖阳中，透着苍凉的倔强。独自站在老屋门前，手抚锈迹斑斑的铁锁铁门，嗅着久违的乡土气息，思绪便自然而然向着几十年前飞扬开去。

　　当初老爸在镇政府工作，基本周末回来一次，周内老妈带着我们姊妹四人过日子，家里养两头猪，种几亩烤烟和十几亩小麦。烤烟和麦子没有成熟的日子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常常是放学回来扔下书包，打着割猪草的幌子呼朋唤友跑到田野里，打闹、嬉戏尽情玩闹，在天黑前胡乱割点青草回家交差。

　　随着农忙季节到来，这种快乐生活就结束了。那时候父母去割麦子，小孩也得跟着，加入抢收队伍。来到地头，一家六口一字摊开，老爸带头，小妹压阵，开始龙口夺食。老爸老妈摊占十行，我们三四行不等，小妹肯定最少，只有一两行，一行六人一来回便可放倒一、二亩麦子。割麦趁凉，晒麦趁热，时间紧迫，劳动強度可想而知。无论大人小孩，挥舞镰刀，均不作声，咬牙切齿，唯恐落后。大太阳底下没有遮阳帽，没有防晒霜，没有工作服，没有白手套，更没有口罩，唯有挥汗如雨，来回在麦田里“徜徉”。一晌完毕，灰了头花了脸，鼻子嘴巴全泥点，浑身衣服浸盐碱，腰不是腰腿不是腿，直喊农活真他娘累！一连十几天，天天这么干，到最后也就适应了，也不觉得受累和晒黑，即便晒黑累瘦了，一个冬季又白胖了回来。

麦子割倒了，要从地里拉回到提前准备好的场院晾晒、碾压。那时候，架子车是每家每户必备的、唯一的运输工具。为了每次能多拉点，减少次数，装车技术就成了香饽饽。不知怎么我就成了装车的技术骨干，究其原因一是体重适中，二是苦实心细，善于总结学习。站在车上，手持木杈，划拨着父母送上来的麦子，按照车子的形状尽可能向外延展，一层一层垒起来，直到实在高得不行方止，然后绳索交叉捆绑，在一拉一送的吆喝声中多人配合完成装车。有时装太多，地又软，全凭人力，从地里运出去费老鼻子劲啦。好容易拉到场院，要赶紧摊开晾晒，期间要不停翻动。烈日下，用木杈把一摞摞麦子挑起来，用小技巧把麦子竖起来，风能吹进去，太阳能晒透。大中午过后便开始碾场，一遍碾完，迅速再次翻动麦子，碾一遍翻一遍，再碾再翻，如此反复，直到麦粒麦秸彻底分离。又一阵忙碌，把秸杆端走，麦粒扫到一起，等有风的时候开始扬场。扬场不仅是技术活，更是力气活，只有老爸可以胜任。选好站位，用木掀铲起，迎风上扬，风会把麦糠吹走，麦粒留下。搞笑的是若没风了，老爸便口哨响声，招风邀风，风便果真就来了。老妈负责清扫剥离落下来的麦粒麦糠，就这样老爸扬一下，老妈扫一下，两人配合默契，十几亩麦子变成了半人高的麦堆。

接下来就是晾晒，我又一次被委以重任。麦子晾晒场院，需要不间断翻搅，加速晾干。大中午我一个人守在场院，隔十几分钟翻动一遍，或用特制镂耙，或用自己双脚。这个任务只所以非我莫属，完全是因为即使没有父母监督，我也会尽职尽责，不会耍奸溜滑。

烤烟是暑期的重头戏。烤烟的时间性很强，五天一轮回，不管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雷打不断。比较糟糕的是我们村没有烤炉，每次采了烟叶绑在特定的竹竿上，再送去邻村烘烤。烟叶很油，粘在头发上、手指上、衣服上，粘乎乎黑乎乎一大片连着一大片，和着汗水不小心流进嘴里，又苦又涩。碰到雨天，就更遭罪，脚底又泥又滑，不是一个跟头就是一个屁股蹲，哭笑不得之余，还得爬起来继续干，直止几亩成熟烟叶全部釆完。回家后一竹竿一竹竿绑好扎牢，用架子车送去绿的，拉回黄的，再按烟叶成色划分等级，扎成小把，分门别类堆积压实，用塑料纸密封，劳作的我们坐在地上睡着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那个家是真穷啊，一年到头没日没夜辛勤劳作，一家人也只能杂粮裹腹，细米白面也不晓得云游哪里去了。师范上学三年，鞋、袜、衣、裤都是老妈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物质是匮乏寒酸的，可快乐也是发自内心的、单纯无邪的。

再后来我们次第成家，散落在县城一隅，那个生养我们、留下美好回忆的老家就成了最熟悉又最陌生、咫尺又天涯且不可及的年少回忆了。

霍达说，人生的舞台上，悲剧、喜 剧，喜剧、悲剧，轮番演出，不舍昼夜，无尽无休。那么，回不去的老家、满怀期待和热爱永远是对过往生活最好的诠释和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