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ny Lady的美篇

Sunny Lady

为了纪念喜剧美学创立40年，并祝贺陕西省翻译协会喜剧美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三周年，2023年3月4日，省译协喜剧美学研究委员会和西安广成大酒店、莲湖区老年大学形体班联合举办“2023年迎春联谊会”。

省译协喜剧美学研究委员会顾问、《蝶梦人生》作者陈孝英

《蝶梦人生》是陈孝英描写“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自传三部曲，它记录了“喜剧美学”从发端到形成学科雏形的艰辛历史，2022年12月修订本出版。与会同仁用多种形式和语言座谈、诵读、演绎了这部作品。

陕西省翻译协会会长胡宗锋致辞

陕西省翻译协会副秘书长陈娟

喜剧美学研究委员会主任程丽华致辞

广成酒店副总经理代春娟致辞

莲湖区老年大学代表盛小慧致辞

焦训铎代读陈孝英发言《从“喜剧沙龙”到“蝶梦人生”》

魏凯代读王幼贝发言《再读孝英》

会议中英文主持焦训铎、何国珍

喜剧美学研究委员会向广成酒店赠送书籍

文艺汇演节目主持孙凌云

《蝶梦人生》片段诵读《深深的一鞠躬》

《蝶梦人生》片段诵读《无声的母爱》

《蝶梦人生》片段诵读《一代宗师的背影》

《蝶梦人生》片段英文诵读《蓝色的童年》

《蝶梦人生》片段英汉诵读《蓝色的童年》

省译协喜剧美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三年来，在老一辈翻译家和喜剧人带领下，启动了“中国喜剧美学史”系统工程的编纂和翻译工作，取得了第一批成果。他们将继续努力，与全国翻译界、喜剧界同仁携手前行，共同谱写新的华章。

会上，莲湖区老年大学还表演了晚礼服展示，广成酒店也奉献了演唱节目，把联谊活动装点得异彩纷呈。

从“喜剧沙龙”到《蝶梦人生》

——我与喜剧美学之始末

陈孝英

（2023 年 3 月 4 日·省译协喜剧美学研究委 员会 《蝶梦人生》座谈会)

1

2022 年，我遇上了几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40 年前，1982 年，我国第一个“喜剧沙龙”在西安成立；

30 年前，1992 年，我应陕西教育出版社之邀写了第一篇学术自传，它成为日后自传三部曲《蝶梦人生》之滥觞；

22 年前，2000 年，我在天津开始动笔写自传第一卷《哀泪笑洒》。 这三个日子，涉及到我的两件大事：一是探索“喜剧美学”新学科，二是写作“自传三部曲”。回顾这两件事起根发苗的经过，可以为今后编纂喜剧美学史留下一份第一手资料。

2

当年我们其所以会想到研究“喜剧美学”，跟 1980 年代初一次同窗小聚有关。那天，西安市六中校友王幼贝约我和市曲艺团团长李天成三人聚会，讲了一通推心置腹的话：“天成如今在西安相声舞台上已经是个‘角儿’了，孝英正在外院讲台上给学生讲幽默理论，二位所做的事都和‘喜剧’有关，而且大有可为。我别的干不了，但我有现成的录音设备（幼贝当时在西安市郊区教育局电教站工作），可以把你俩每次交流喜剧的内容录下来，整理出来，将来或许能派上大用场。”幼贝这席话对我很有启发。

自从 1979 年开始讲授外国文学史，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知为什么，人类艺术史和美学史上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叫做悲剧高于喜剧，悲剧崇高，喜剧低俗。这种传统观念跟我自己多年来阅读和教授世界名著的印象对不上号，跟长期耳濡目染的文化艺术审美感受也对不上号，跟黑格尔、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更是对不上号。比如，黑格尔认为：“喜剧是理念历史地发展出来的最高范畴。”马克思也说过：“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于是，我决心为“喜剧”这个多年来一直备受冷落和误解的“灰姑娘”正名。

1980 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早春”，也是我们这些“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追梦、圆梦的历史契机。我们要以“喜剧”为支点，撬起一代人事业的未来！

1982 年初，我和王幼贝、李天成等十几位喜剧的研究者、实践者、爱好者在我家成立的社交平台“喜剧沙龙”，便是我们打算为喜剧讨回公道所迈出的第一步。经过两年的积累和蕴蓄，1984 年春，我们和西安市文联合作，举办横跨学术、艺术、教育、翻译、传媒的跨界研讨会，把“喜剧美学”这一旗号公开推向社会，这无异于中国喜剧人将“喜剧”从美学大家庭中单列出来，向世界发出的“独立宣言”。

3

“沙龙”成立后的十年（1982—1992），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才开始趋缓。恰好这时，有几家报刊编辑部就“喜剧美学之始末”采访我，发表后反响强烈。这使我意识到，很有必要将喜剧美学走过的这条路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于是 1993年，趁专著《喜剧美学论纲》出版，我应责任编辑之邀写了两万字的学术简史附后，并于七年后的 2000 年初，以这篇附录为提纲，着手撰写自传第一卷《哀泪笑洒》。

如果说，1980 年代初我们向学界和艺术界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是喜剧美学新学科的“独立宣言”，那么，自传三部曲就是以我个人的生命轨迹为线索，来记录中国喜剧美学学科的创立史和发展史。

为了让这本传记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并走向广大受众，我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学术性、史料性和文学性统一起来。于是，我把学术观点通俗化，融入传记文学形象思维的有机体中，并将枯燥的史实情节化，融进故事的框架和文学的构思中。同时，我还在传记这个平台上尝试跨文体的写作：不仅借用散文的谋篇、语言和意境来结

构章节、叙事传神,借助小说的对话、细节和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营造气氛,而且移用杂文的俏皮、相声的包袱和小品的噱头,甚至导入戏仿、互文性等后现代手段“点金成石”,化神奇为幽默,跟公理、天条、圣人还有我自个儿逗闷子。

4

经过 23 年断断续续的冲刺和接力，2022 年底，三部曲合集《蝶梦人生》修订本终于定稿出版。

这三本书有一个贯穿性的主题词，就是“喜剧美学”。前 40 年，我似乎一直都在下意识为“这件事”储备资源和能量；中间 20 年，和一批同道者一起，以“喜剧沙龙”为起点，把一个范畴美学新学科的胚胎培育成雏形；后 20 年，以《蝶梦人生》为载体，记录、审视、总结中国喜剧美学的跌宕起伏与成败得失。遇上喜剧美学，是我今生的幸事，我是用一生的储蓄来做“这件事”的。从“喜剧沙龙”到《蝶梦人生》，“这就是我的一生，我发现人是值得活着的。如果有谁让我再活一次，我将欣然接受这难得的赐予。”

后面两句话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一篇文章《我为何而生》的结束语，《蝶梦人生》篇末照抄了这段话，“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谢幕词了”。

再读孝英

——在省译协喜剧美学研究委员会

《蝶梦人生》座谈会上的发言

(2023 年 3 月 4 日)

王幼贝

如果说孝英是一本“书”，那么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好多遍。但至今我仍不敢说读懂了。不是因为他太深奥，而是因为我太浅薄。每一次重读，都有新的发现和感悟。

其实，要读懂一个人是很难的。

在一百个人眼中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陈孝英,我眼中的陈孝英也未必是別人眼中的陈孝英。许多人是“次密接者”，是从他的自传、著作或有限的接触中了解他的，而我可以算是“密接者”，是从半个多世纪亦师亦友的相处和不离不弃的追随中认识他的。当然，区别仅在于知之多寡，而不是精准程度。

孝英少年时曾有个宏愿:要成为“鲁速第二”，即奉鲁迅为偶像，以鲁迅自励。但他至今未能如愿，他没有成为“鲁速第二”，也没有成为谁的“第二”， 倒是成了中国喜剧美学的“第一”创建人，这就是他的造化。

从他的个性和教养来讲，他也成不了“鲁迅第二”。 因为他缺少鲁迅那样的傲骨和胆识，以及嫉恶如仇的尖刻，也没有处在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环境。

鲁迅有众多的崇拜者，也包括我本人。究其因，当然是因为伟人 的肯定和推崇，以及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贡献,但更多的是人们对鲁迅的杂文情有独钟。他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对民国时弊的无情鞭笞，入木三分，令人叫绝。

我觉得，以孝英的性格和做派，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更与胡适相近:都追求现代文明的价值，待人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度，崇尚自由、宽容和独立人格，热情好说话，很讨人喜爱。

但同样，孝英缺乏胡适那样的经历、学识、文化积淀和思想深度，以及“开一代文化风尚”的胸怀。所以说，他虽然志存高远，精神可佳，但他既做不了鲁迅第二，看来也做不了“胡适第二”，他和他们不仅存在时代的差异、文化底蕴的差异，而且也不是同一个量级，他只能做他自己。

正如民谚所说，宁当鸡头，不为凤尾。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找到了“做自己”的突破口，而且把自己做得很精彩。

他学识渊博，跨界驰骋，燃烧自己，追寻光明，成了一名有梦想、有担当、苦旅乐行的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许多美梦，也是执着的追梦人。除了想成为“鲁速第二”外，他还梦想成为演说家、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美学家、社会活动家，甚至包括艺术家和乒乓球、足球、长跑运动员，虽然许多未能如愿，但也有不少美梦成真。

他是一名忧国忧民之士。他的自传三部曲开宗名义就呼唤:“我只想把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一颗灵魂昭示天下，但愿我们的后代不再重蹈老路”。“时间老人呵，为了‘救救孩子’，请痛下猛药，治一治人类不可救药的健忘症和拒谏症吧；历史老人呵，为了‘救救孩子’，请不要再制造新的谶语人了。”

他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生都追求完美。出于职业的习惯，他修改我的文章连一个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常让我汗颜。写文章、搞活动，事无巨细，他都一丝不苟，力求完美无瑕。他不仅要求别人完美，也努力争取自身的完美。

但人无完人，他自身并不完美，也有他自己的短板和盲点、毛病和缺憾。

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远见卓识，但上海人的精明和性格中的软弱，又往往使他缺乏特立独行的胆识和放声呐喊的勇气。但现时也不失为一种“识时务”的选择。

他有过从政的机会和资格,但由于他的“迂腐”和执拗,选择了做学术研究的苦行僧；以他的人脉、声望和聪明，他应该比现在过得更好，但他却放弃了升官发财的机遇。或许是非不愿也，实不能也，或许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缘际会，又为我们保留下一位新学科的“点燃者”和奠基人。

幸运的是，他终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辛勤付出，结出了硕果，体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耄耋之年，他仍奋斗不息,“折腾”不止，开拓新领域，培养青年人，组织研讨会，编写新著作。他很珍惜自己捕捉到的“小鸟”，要让她飞得更高!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位八旬老者，拖着病体还在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的内在动力和赤子之心。

读一个人的自传,实际上是在读一群人的境遇,读一段历史的记忆,读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是在读人间冷暖、世态炎凉。至于你能从中读懂什么，看透什么，得到什么，全在于你的认知力和颖悟力。

能读懂《蝶梦人生》的，一定是有见识的读者，也必须是“解了封”的人。因为他们不仅能读懂孝英，而且也能读懂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从而也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的时代。

历史有时很诡异，正如作家木心所说：“我们渐渐悲哀地发现，我们所走的路，百年前的人都已走过。我们所讲的话，百年前的人都讲过。我们并不比前人更聪明，也不比前人更幸运。因为我走着走着，又回到了原点。”也有人说：“這是一個瘋狂的時代，也是一個促人觉醒的時代。這是一個終結的時代，也是一個開啟未來的時代”。这些说法是否靠谱姑且不说，但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做为一名知识分子，都必须力争做一名干净的人。

最后，我把作家杨绛的一段话送给在座各位以共勉。杨绛先生说：“一个人最高级的炫耀，是你这一生拒绝过什么，你能拒绝的东西里，藏着你不随波逐流的性格，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骄傲。一个干净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不染世俗，而是灵魂深处有净土，思想背后有初心，坚守良知和道义，有所为，有所不为。”

谢谢大家！

用生命为幽默立传

——在陕西省译协喜剧美学研究委员会

《蝶梦人生》座谈会上的发言

(2023年3月4日)

陈娟

一

画家黄永玉曾写过一本《比我老的老头》，讲述他和文化界前辈的故事，如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等。这些在我看来本属于历史书里的人物一下子鲜活了起来，使我第一次领教，原来老头们的世界也可以如此精彩。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姥爷和爷爷故去时我尚年幼，很少有机会体会老者的幽默。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差距，我无缘与老人深交，也就无从了解；或许是他们经历过太多岁月的艰辛，不再有品读世事的雅兴；又或者他们在父子纲常、等级森严的体系中浸润已久，早已泯灭了笑谈人生的激情。好在我这种固有的印象，被陈孝英老师和他的朋友们打破了。

认识孝英老师，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并不了解他是谁，只知道他是安危老师的朋友。他幽默风趣、爽朗健谈，一开口就让人笑声不断，跟他交流起来完全没有代沟之感。

据说，在我国，幽默是一种罕见之物。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好不容易在生活中发现一丝幽默，竟然是在厕所里——来也匆匆，去也冲。”初见时不觉莞尔，但当它被板板正正地打印出来，满贴在厕所的墙壁上，成了广而告之的动员口号，反而就没有幽默的味道了。另外一则听来的幽默，是某某人打趣说自己“要去见马克思”了，似乎只有面对生死这样的庞然大物，躲也躲不掉，打也打不过，人们忽然想通了，才有了跟它开开玩笑的调皮和胆量。

如此看来，幽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一种学也学不来，装也装不像的本领。可是，居然有人以“偏向虎山行”的勇气锚定“幽默”这个目标，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它进发，时而为之破涕为笑，时而又为之喜极而泣！这个人就是孝英老师。面对人生路上的跌宕起伏，他决心用幽默的态度“以一抵百”，抓住命运的犄角与之相搏。不仅如此，他还钻进幽默的百宝箱赏珠识翠，把玩其妙处，究竟其义理，从著书立说到推动喜剧艺术、开发幽默产业，最终成为一个用文字，不，应该说是用生命为幽默立传的人。

二

作为晚辈，我跟孝英老师的交往不算频繁，但他的爽朗和睿智总给我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特别是打开他馈赠的几本书，更让我眼前一亮：

他竟然结交如此广泛，与侯宝林、方成、刘晓庆、姜昆、赵本山、郭达等明星过从甚密，相交至深；

他竟然学养如此深厚，得到王朝闻、陈瘦竹、霍松林、王蒙、余秋雨、蔡时济等著名学者垂青，为他出书、作序、赐稿。

看来，他不仅富有幽默感，还有些真本事呢！抱着这颗好奇心，我开始拜读他的著作，并浏览了一众名家写他的文章，从而一步步走近了他。原来，幽默不仅是他的“铠甲”，也是他的“软肋”。

我发现，孝英老师从幽默而喜剧，从专著到传记，不仅著作等身，而且涉及门类多样，一生建树颇丰。尤以两件事影响深远：一是创立喜剧美学，二是探索传记创作。

喜剧，往往被认为不及悲剧之怆痛，而不以为厚重深刻，其独特的精妙之处也因而在国内文艺理论界乏人问津。孝英老师品读幽默已久，对俯仰皆是的喜剧之美情有独钟，数十年如一日淬砺打磨，竟然在无意间开创了一门新学科！关于“喜剧美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白烨研究员有一个中肯的评价：“喜剧与美学的连接提出了一个新的美学门类，这可能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研究和中国美学领域里少有的几个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建树之一。”

而对“创立喜剧美学”这件事，孝英老师的“夫子自述”透出浓浓的深情：“遇上喜剧美学，是我的一大幸事。我这80年,前40年似乎一直都在下意识地为‘这件事’储备资源,积攒能量；中间20年抓住并创造机遇,把‘这件事’提上日程,将一个范畴美学新学科的胚胎培育成雏形,并把它送上讲台、论坛和舞台；后20年一边为它填空补缺,一边追记一路上的风景。我是用一生的积蓄来做‘这件事’的,我做了所能做的,而且做到了我喜欢的标准，对自己、对先驱和同道,都可以交代了。”

英国有句谚语: “对于诉诸感觉的人来说，人生乃一悲剧；对于运用理智的人来说，人生乃一喜剧。”面对这一命题，孝英老师无疑选择了后者。

三

对传记文学的探索，是孝英老师的另一个重要建树。从《沉思录》到《忏悔录》，历史上不少思想家和文豪都有系统地记载自己的人生和思想之旅的传统，据说沈从文从30岁就开始写自传，而罗素从87岁写起直到95岁出版，他总结道：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很值得过。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乐意再活它一次。”

孝英老师的传记自千禧年动笔，从《哀泪笑洒》到《破茧成蝶》到《“喜”梦成真》，总辑为《蝶梦人生》，洋洋洒洒38万言，跨越人生80载，笔下写的是本人，心中所思乃“吾国吾民”。尽管他引用胡适所言“人力车夫也应该写回忆录”，但所记录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欢得失，而是以一颗赤诚之心，历数幼时的启蒙、求知的坎坷与创业的艰辛，描绘了近百年时代大潮中华夏知识分子的群像。

关于写作自传《蝶梦人生》与创立喜剧美学新学科的关系，他有一段言简意赅的概括：“如果说，1980年代初我们向学界和艺术界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是喜剧美学新学科的‘独立宣言’,那么自传三部曲就是以我的生命轨迹为线索，来记录中国喜剧美学学科的创立史和发展史。”

孝英老师的这部自传,这些年来我先后断断续续看过，最近又把三卷合集通读了一遍。我发现，它跟我此前读过的不少传记作品似乎有所不同，作者显然对传记文学的创作方法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将它付诸于这次创作实践。

比如，他努力把“喜剧美学”的主要学术观点通俗化，融入到传记文学形象思维的有机体中，并将中国喜剧美学发展史的一些重要史实情节化，融进故事的框架和文学的构思之中。这样做的结果，使“传记”和“散文”的传统边界在《蝶梦人生》中变得模糊起来：分开来看，自传的每个章节都是同一主题下异彩纷呈的系列散文；总起来看，全书又是一部“形散神不散”的散文体传记。

又如，作者不仅打通史学与文学，而且在文学内部架起一座座“跨文体”的浮桥：

——他借用散文的谋篇、语言和意境来结构章节、叙事传神；

——他借助小说的对话、细节和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营造气氛；

——他还移用杂文的俏皮、相声的包袱和小品的噱头,甚至导入戏仿、互文性等后现代手段，来“点金成石”,化神奇为幽默,跟公理、天条、圣人还有他自个儿逗闷子。

借用王幼贝老师的话，“喜剧美学三部曲、喜剧批评三部曲、自传三部曲”如同“九曲连环”，从学术思辨、散文评论到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都不落俗套，鞭辟入里，开风气之先。我相信，《蝶梦人生》的这种创造性探索，将会在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坐标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

四

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多少委屈，又有过多少隐情，除了本人，旁人恐怕是很难了解的。众人读孝英，有人读到的是坎坷，有人读到的是超越，有人读到了幽微，有人读到了广博。我也读孝英老师，我读得很浅，书翻得很薄，但因着年纪和境遇的差异、时空和身份的距离，反而对所触动之处感到格外亲切。

“幽默的人……遇事都要设身处地，在严肃中蕴藏着宽厚仁爱，心胸博大，处逆境而泰然自若，在嘲笑别人荒谬愚蠢的言行时，同时嘲笑自己的缺点错误，常存悲天悯人的心情，又有积极乐观的精神。”

陈瘦竹先生这段话被孝英老师引用在《幽默的奥秘》一书中，我以为，它恰好可以为这位引用者本人的处世哲学做一个生动的注脚。不论身处何种境遇，他总是不急不躁，不愠不怒，以三言两语的笑谈化解尴尬，一扫初识时的生分与紧张，为一段庸常的对话平添风采。他常说：我并不是天生幽默，只是因为学了幽默，才有今天的开悟。

这是否属于自谦之语，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一个终生孜孜“追赶”幽默的人，就如同一个追赶蝴蝶的孩童，不论是蝴蝶的浮光片羽带来的启迪，还是他急匆匆跑过的青草地，都已滋养了他的内心，咽得下苦，流得出蜜。或许，幽默的世界不只是百宝箱，也是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只要你决心以喜剧精神应对，那么即便命运再诡谲也奈何你不得！孝英老师就是这样，他与命运死磕，活出了自己的宽度与深度，也活出了风度和温度，仿佛对他来说，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他头顶那片湛蓝的天空永远飘荡着一行大字：“那都不是事儿！”

所以我才说，他活成了一个“用生命为幽默立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