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在魔都西部的静安区与长宁区上，有一条超过百年的马路——愚园路。它所沉淀的历史与文化，绝对能和武康路、新华路等网红马路的“厚实”有的一拼。一个春日煦风的下午，我提着相机，从静安寺的“愚谷村”一路走来，一直来到中山公园附近的“愚巷”。随扫了我所见的一些瞬间……</div><div><br></div> <br> 百岁愚园路，作为上海永不拓宽的64条马路之一，既有丰富的历史故事，又有浓浓的市井气息；既有深深的老式弄堂，又有现代的艺术小店，交相辉映，值得驻足。 愚园路，一条写满近代史的马路。单说挂牌的优秀历史建筑就有25处之多，诸如著名的汪公馆、涌泉坊、市西中学、百乐门、沪西别墅、岐山村、宏业花园、桃源坊、联安坊、亨昌里等等。在道路两旁髙高梧桐的掩映下，诸多名人曾在此居住和生活，有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林伯渠、刘长胜等，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杜重远等，实业家荣宗敬、严庆祥、董竹君、陈楚湘、周作民等，作家茅盾、施蜇存、茹志鹃等，教育家赵传家、陈鹤琴等，科学家钱学森以及一些历史艺术家和国际友人都曾在这条不事张扬的马路上留下了一个个生动传奇的人文历史故事。往事如烟，终逝，此情此景只待追忆<br>愚园路，上海西区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并不宽阔，但却也不短，从最东端的静安寺一直延伸到最西端的中山公园附近。 <div><br></div> 愚谷邨位于静安寺、百乐门西面，在愚园路，乌鲁木齐北路，南京路西端，永源浜路和镇宁路的区域内，其间镶嵌着不少花园洋房别墅。 愚谷村沉淀着上海历史文化的风貌，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之一。<div> 这里住过各式名人，有级别高的汉奸如汪精卫、周佛海等，中共地下党最高领导如刘晓等，大名鼎鼎的老板如严庆祥等，还有众多民主人士、科学家、教育家、钢琴家、作家、音乐人、书画家、电影演员。如钱学森、顾圣婴、茹志鹃、祝希娟等。<br></div> 愚园坊（愚园路483弄）位于愚园路南侧，建成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为新式里弄公寓住宅，供当时社会的知识份子、中产阶级居住。解放以后收归国有，现仍由普通居民居住使用。愚园坊为静安区境内新式里弄公寓类建筑的较好代表，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2017年6月被公布为静安区文物保护点。 愚园路488弄曾是梅剧团旧居地，细述梅兰芳与兰畹的不解之缘。拐进愚园路488弄后，大约向前直走十几米，就可以在一排老洋房中轻易地找到488弄10号居民楼的门牌号。这就是梅剧团到上海巡演时曾住过一段时光的旧居地。 （摘自百度）涌泉坊，这片房子被人记住是因为它在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里所具有的开创性的地位。所谓新式里弄，是于上个世纪初在上海开始出现的一种结合了中国特点的西化建筑。建筑一排连为整体，独门独户分为多家，每家一般三层，底楼有小花园，二楼和三楼各自分割，各有功用。 整体上有些类似于今天的联排别墅。 愚园路上这处名为涌泉坊。涌泉坊三个大字就在街边，小区门口高高的骑楼据说在当年也是开了风气之先，自那以后，上海后来建造的许多新式里弄也多采取了这种建造骑楼的大门样式，一来显得气派，二来也能节省点空间。涌泉坊内的房子外观是红色的，样式并不完全一样，看上去也有经最初建造者私人考虑的痕迹。比如一幢原属某烟草公司老总的房子，四面采用了不同的外观，整个房子因此与众不同。 据说，“文革”开始后，涌泉坊里被安置了不少从邻近的私家豪宅里赶出来的资本家，那些资本家年纪也都不小了，忍受不了屈辱的，郁闷而死的不少，他们的子女也因早年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有些之前就已经去了国外，有些落实政策后也已远走他乡，只留下那些当年年纪轻轻的姨太太们独守空门。她们也还只能得到新式里弄里的一间，繁华落尽，有些人看得破，有些人未必看得破，徒生伤感。作家程乃珊记载的一个老太太，原为远东第一豪宅的主人，“文革”后被赶至一处阁楼，丈夫早已和姨太太一起自尽，她独自一人保持着用英式茶具每天下午对着窗台喝咖啡的习惯。“文革”后，有人问她要不要落实政策，拿回自己的房子，她说，“不要了”。 （摘自百度）近现代的岐山村，官宦商贾，文人墨客云集。独栋花园洋房主人多为外籍人士、晚清遗少、军政要员和工商富户，楼内金碧辉煌，舞曲靡靡，院内树影婆娑，微风缕缕。联体住宅户主，多为洋行、金融、房地产等工商企业高级职员和文化知识界知名人士，庭院之间，竹篱、砖墙相隔，虽可推窗相望，却多不相往来。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爱国人士杜重远、电影演员祝希娟等曾居住于此。1937年上海滩神秘人物岑德广也曾居住在54号。中国现代派文学开山大师施蛰存先生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意思派”和“心里分析”小说的真正鼻祖。施蛰存先生祖籍杭州，他和杜衡及诗人戴望舒被文艺评论家赵景深称为文坛“三剑客”，为此曾在上海轰动一时。 愚园路1315弄4号，路易·艾黎故居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上海时也住在愚园路上。民国11～27年间，愚园路1315弄4号是路易·艾黎在上海的住处，是一幢三层的西式住房，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楼居室。底楼前半部分为会客室和餐厅，后半部分是厨房等辅助用房，中有一间小工房，内置一台车床和一些工具，底楼沿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花园。 在上海时，路易·艾黎曾担任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从1934年开始，他参加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共建立联系，经常在一起工作的朋友主要有宋庆龄、史沫持莱、马海德等。由于他是任职租界工部局的洋人，住处幽静，因此，中共组织借此处开展秘密工作。中共上海党组织曾在路易·艾黎住处的顶楼小间里架设电台，用以与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艾黎还在这里为苏区和红军购买医疗器械、药品以及各种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出去。 路易·艾黎的住处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的接头地点和避难所，1935年4月，史沫特莱把刚从东京来沪的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带到此处，以躲避租界当局的搜捕，后又由艾黎护送上远洋轮船，前往莫斯科。同年深秋，通过史沫特莱介绍，联系张学良的中共中央代表刘鼎在此住了较长时间，直至1936年上半年去陕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鲁迅的老朋友日本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也曾为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而住进艾黎的寓所。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路易·艾黎结束在上海寓所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转道香港去武汉。 1992年6月1日，路易·艾黎故居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纪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