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在“大跃进”，时期的二三事

王贵堂

老父亲七十五岁留影 当年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杨贵堂书记。搭班子四年，便是一生。 我爹在“大跃进” 时期的二三事 文/王贵堂 我爹李根来（1927.1——2015.1），1949 年2月入党，先后担任过乡自保主任、村支部书记、乡长、副社长、管理区区长、乡经联社主任等职。直到64岁时从乡经联社退职，为党和人民勤勤恳恳地工作了42年。 1958年党中央发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这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人们受鼓舞的热情四溢勃发，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潮。根据形势的发展，县委决定：王禹乡和坛镇乡合并为大乡，杨贵堂任党委书记，我爹任分管农业和社会治安的副乡长。在这个吏治清明、政通人和、风调雨顺、万民同乐的美好时期，我爹和杨贵堂书记刚到三十岁，恰值风华正茂之时，他们在王禹和坛镇塬上带领数万名群众搞社会主义建设，那股兴奋劲和用不完的力气就别说有多大了。 他们制定并实施了“王禹乡五年发展规划”。一年期间，一是发动村干部想办法，因陋就简，实现了村村通电话，结束了人工跑腿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历史；二是加快了农田建设速度，村村粮食大幅增产增收；三是大力发展了养猪养羊畜牧业，增加了农家肥；四是荒山荒坡多栽果木，发展经济林；五是除四害，讲卫生，扫除文盲，建设文明乡村。这几项亲民为民的工作取得了成果，在全县引起极大震动，县委组织18个乡镇的领导在王禹乡召开了现场会，大力推广王禹乡的先进经验。省文教部长解禹谦等领导实地调查后，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 一、不虚报产量遭批斗、受处分、扛黑旗。 正当我爹和乡党委一班人意气风发，带领全乡人民力争早日完成王禹乡五年规划时，一场突然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他和乡党委书记杨贵堂掀了个大跟头，使他俩在政治上、心灵上均遭到了莫大的创痛与伤害，这就是1958年全县人尽皆知的所谓“李根来替杨贵堂扛黑旗”事件。 即使从现在的眼光看，1958年党中央制定的总路线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随后出现的“反右倾、鼓干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跃进”局面却使全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形势进入了混乱状态。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上，浮夸风，瞎指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做法的风气弥漫全国。当时的县领导为了迎合上面的意图，在全县掀起“报高产扛红旗，右倾保守扛黑旗”的运动，要求各乡镇把产量指标往高报，而且越高越好。同时要求王禹乡停止整修农田，转向高原顶上打旱井，每天要打100眼；每道沟里修水库，10天要建成五个高标准的水库…… 面对突然刮来的“浮夸风”，谁都知道是瞎胡闹，但谁也不敢提出异议，更不敢去当右倾扛黑旗。当时灵石县境内一亩旱地在风调水顺的年景顶多打120至130斤粮食，可其他乡镇报到500斤还不行，还嫌“右倾”，重压之下，干脆报成亩产千斤。报高产当时成为最时尚的政治风气，有的省市报成亩产万斤粮。 乡党委书记杨贵堂和我爹面对全国这样大的政治气候，他们不看风向，只尊重事实，其遭遇可想而知。 县委反右倾会议开了三天三夜加一个下午，王禹乡被作为右倾典型，杨书记遭到批判和斗争。不良的政治环境给心怀叵测的小人以可趁之机，有人整理了杨书记所谓的五条错误给予批判。并且要求我爹作为见证人对杨书记进行检举揭发和批判。面对如此诬陷和纯属子虚乌有的罪状，我爹和杨书记用具体数字和真实情况给予有力驳斥，使批判者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 当时曾有好心的县委副书记许大华等不少干部私下做杨书记和我爹的工作：“随大流算了，别死拧着，这样会吃大亏的。”杨书记和我爹想到一万多人民群众的衣食利益和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始终没说假话，没报高产量。杨书记的一句“我绝不会说假话，说假话交待不了群众”的回答，令人们终生难忘，肃然起敬! 最后县委书记李文明宣布：给上报高指标的单位和个人各奖励一面大红旗，并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向这些单位和个人学习。给拒绝接受党的教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禹乡党委书记杨贵堂发黑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二年和降二级工资的组织处分。给分管农业的副乡长、公社党委委员李根来党内警告、补贴制干部不予转正的处分。当县领导宣布让杨贵堂上台扛黑旗时，我爹毫不畏惧，像被激怒了的一头雄狮，满腔怒火，一跃跳上领奖台，接过并举起一条三米长的黑旗，绕场一周，当众展示，那意思是我们根本没错，不服气这一决定。我爹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台上的领导和全体与会者异常惊讶! 时任灵石县委纪检书记的赵勃同志竭力反对这一错误的处分，几次提出异议，但正义抵不过权势。事后他和几个县级科级干部鼓励我爹和杨书记尽快上诉。 杨贵堂书记受处分后调任段纯公社任办公室主任，我爹被调到富家滩公社任副主任。杨书记边工作边上诉，三年后才给予平反纠正，1961年出任灵石县富家滩公社党委书记，和我爹又成了老搭档。 几十年后我问过我爹：“当年你们也往高报产量有何不可？谁还去每个村队的仓库称粮食哩？能有什么后果？”我爹说：“生产队打下粮食后，按照你虚报的产量，先交够国家的，留下牲畜饲料和种籽，就没有社员的口粮了。要是全乡全县社员都没粮吃，社会必将大乱，这是当干部必须认识到的国计民生的大事。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两年自然灾害，农村实现食堂化，造成了人民饥饿浮肿，饿死人的现象很多，这都是当年‘浮夸风’造成的恶果。” 2014春天，杨贵堂的子女们去槐树原村探望时年87岁的我父亲，并与之交谈。 　　二、冒着坐牢的危险向党中央反映“大跃进”带来的灾难。 1960年自然灾害闹饥荒时，我爹当时任富家滩公社副主任，眼看着全县人民饥饿浮肿，村集体食堂化搞的不让老百姓在自己家里生火做饭，烟囱不准冒烟，饿死人的现象不断增加。而自上而下的“大跃进”浮夸风愈演愈烈，仓库里有粮不让发。我爹找了位有文化的姓郝的知己，他口述让其以匿名信的方式上书中央，反映了当地的真实情况和国家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指标。没过几天，省公安厅根据邮戳地址来富家滩查找写匿名信的人，省里已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但没有找到人。一个多月后中央办公厅派了三个人住到富家滩，又是要查找写信人，并分别与公社机关人员谈话。我爹冒着当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的风险，主动引领调查人员下农村，到粮站，翻看生产队粮食帐本。当刚走进焉则村口时，路上躺着两个人，干活的工具在一旁扔着，村民说是饿得昏倒了，起不来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叫润管。 我爹领着中央干部在富家滩粮站调查时，每个仓库都存放的很多粮食，都快变质了。问说为何有粮不给农民发? 回答是：上级有令，储备粮是给北京毛主席和解放台湾的解放军上交的，部分是给非农供应户发的。又问说：那交公粮的农民把打下的粮食都上交了，现在饿得要死，怎么办？回答说：自古以来农民只有交粮纳税的义务，哪有再分国库粮食的权利？大概是粮站职工不知来人的身份，所以实话实说了。 调查人员到了道美村，发现所有榆树的主干都是光溜溜的，社员们说是他们剥了树皮磨成面吃了。又在村加工厂见到人们把拨了玉茭后中间的空棒棒粉碎成粉，给村民食用。问说：那东西能吃吗？答曰：掺搅上十分之一玉米面和野菜蒸得吃，但吃进去难以屙出来。问说：那怎么办？答曰：一家人用筷子和火柱互相往出掏呗! 又问说：有得了浮肿病的吗？答曰：有，我家就有两个。问说：领我们去看看…… 后来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又到饿死人的村里了解了情况，心情非常沉重。我爹看到时机成熟，主动向调查人员申明了匿名信是自己写的，并说服和感动了调查人员。不久中央对农村的政策作了调整，停止和纠正了“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中央农村工作部还给中共灵石县委发函，表扬了我爹实事求是敢作敢为的工作作风。 在当年年底的“三干会”上，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卢炳生说：好你个李根来同志，你为了全县人民的生命安危竟敢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却差点当了现行反革命呀！ 我爹去世八年了，回顾他老人家的一生，他无愧是为党为老百姓服务的好干部，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建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在他身上始终闪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最基层干部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品格，这是爹留给我们子女和后人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子女，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我爹为党为公为民的一生记录下来，将他高贵的品质、闪光的人格和宝贵的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王贵堂，1952年生，山西省灵石县人，大专文化。种过地，放过羊，当过兵，从过政，收过税。退休后闲暇之余喜欢品茗赏景，读书爬格，自得其乐。2018年开始学习写作，收集整理对百姓和社会有贡献、有影响、有正能量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