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脸色＂和＂幕后操纵＂

大秦

“不懂脸色”和“幕后操纵”

文/大秦

我的老同学Z君，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之间一直关系很好。我比他高一个年级。1971年冬，我俩同時被推荐报考民办教师。在我们公社报考的三十多人中，我总分第一，他第二；我数学接近满分，他语文成绩比我稍高一点；我在南片附中任教，他在他们村小学当老师。寒暑假的教师学习班上，我俩同在秘书组搞宣传、整理材料、为领导写发言稿等等。

1972年春节期间，我们村文艺宣传队到他们村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大半夜了。他硬拉着我晚上住在他家聊天几近天亮。第二天接着闲聊，直到傍晚仍未尽兴。我回家时他把我送到村口依依不舍，手拉手又聊了半小时多才依依惜别。

后来，他通过关系被推荐上了天水师专，于1974年底毕业分配到我们公社中学任教。我由于社交能力差，得不到领导的赏识，加之上面没人没靠山，只能继续当民办教师。回复高考后，民办教师转正由原先的公社推荐县区选拔，改变为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978年冬，我以全公社民办教师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择优选送参加县上考试，又以天水县民办教师转正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择优转正，并调到公社中学工作。

到中学后，我俩是半墙相隔的邻居。因当时的教师宿舍隔墙只在纸糊的顶棚下面有半截，上部是空的。除了上课，其余时间我俩几乎经常在一起。读书看报是我俩的共同爱好。我兼管学校报刊信件的收发工作，新送来的报刊杂志，我俩阅读后才分发给有关人员。晚上躺在床上，往往还要隔着半堵墙壁聊上一阵才入睡。

他当学校团总支书记期间，在校长面前说好说歹硬是把我拉进团总支当宣传委员，给他帮忙，协助工作。当时曾有人戏称我们几个要好的同事是“四人帮”。我曾辩解：我们不是“四人帮”，是“三老”（老同学、老同事、老乡亲）。

1983年，他调学区当副校长，后升任校长，再后又调到外乡学区任校长。我一直留在本乡中学当老师。

1994年春，他调回我们乡中学任校长，成为我的顶头上司。原先跟他关系不太融洽的几位同事，人家脑子灵活，时常跟在他后边说好话献殷勤，个个得到重用。我脑子一根筋，总认为我俩是“三老”关系，是“猴手不离笼袢”的老连手。所以，爱跑到他的校长办公室去翻阅学校的报刊杂志。起初我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去了三五次后，我发现他怎么不象原先当老师時那样热情客气了。后来在几次教师会上他不点名的批评说：“有的老师不懂脸色，进出校长办公室比他家里还随便，来了还乱翻一起，干扰正常工作，······。”

跟我关系一直要好的一位同事后来偷偷地问我：“校长在会上批评的人是不是就是你？”我茫然。“肯定就是说你哩！只有你是爱跑到校长办公室去看报纸的，再没其他人！”同事还劝我说：“人家现在是校长，不是以前的老师了！你晓得人家歪推行的是新闻垄断政策，你看了晓得了人家在会上如何吹嘘呢？！”

事后我想了很久，但总是理不出个头绪来。校长与老师，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一种非常普通的工作关系；老同学、老同事、老乡亲是人与人之间非常亲近的兄弟般的朋友关系。阴阳五行中生克制化里就有“克我者官鬼，比和者弟兄”的说法。我始终认为：校长是官，官鬼并列；朋友如兄，兄弟一家。无论怎样我也无法把“官”和“友”整合到一块去！！！

1994年夏，初三毕业班学生因对一位同学是留级生还是补习生和班主任老师意见相左。班主任老师认为该同学档案齐全，是符合政策的留级生；毕业班学生则认为凡应届生以外的都是补习生。因按当时政策，留级生是可以报考中师中专的，但补习生则不允许报考。后来发展到学生公开张贴大字报，用粉笔在墙上刷写大幅标语：“强烈要求校长主持公道！”

我当时任初一三班班主任。初三级我每班每周只带一节美术课，绝大多数学生不了解不认识。对学生写大字报、刷大幅标语的事连一点都不知道。早操时间，我原先的老同学、老同事、老乡亲，现在的大老板、大掌柜、大校长，他突然带领学校领导班子里的几个人召集全校班主任老师开紧急会议。会上通报说有人写大字报攻击校行政、攻击校长，要求各班主任召开班会马上追查。

会前，因我不了解实际情况，不知道学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离开会议室向教室行进的过程中，才从同事那里打听到了一点大概情况。并知道了人家的重点追查对象是初三级，我们初一级只是陪衬，走走过场，打打预防针就行了。

这天晚上，学校停电，屋子里黑咕隆咚的还非常闷热。院子里月光特别明亮，也很凉快。我们住在同一排宿舍的几个离家较远的同事，就凑到一起坐在廊檐下月光中边乘凉边聊天。聊天的内容往往是漫无边际的侃大山。山南海北，河东水西，天上地下，前朝后世，无所不谈，无拘无束。只要其中有人随便提及一个什么话题，便你一言我一语乱扯一起。只要大家高兴，就什么也不顾忌了。

我们聊着聊着，突然有人提到给学校写大字报的初三学生已经查出来了，领头的有一个是我们南沟河娃娃。由此便引出了有关该学生家的先辈们如何单打独斗甘谷县城数千人，又如何兄弟相残“退拐核(hú)”等轶闻旧事。我是主要讲述人，有位我们南沟河的老师进行补充。越说越玄，越讲越生动，在场的所有人越听越高兴，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我们几个聊得正在兴头儿上，有位副主任走过来听了一会，临走時说校长正在审问写大字报的学生，让我们声音小一点。我当时还开玩笑着说：“歪追查啥哩！小心歪C家的人来把牛的拐核(hú)都给退了！”

第二天早上，全校师生紧急集合。由另一位副主任代表校长宣读校行政会议决议：“经学校领导快速认真追查，现已查清写大字报攻击学校、攻击领导的是初三级个别受蒙蔽的学生（没有点名）。据写大字报的学生亲自交待，他们是受个别教师（也没有点名）幕后操纵所为。······”并宣布取消带头闹事学生参加区上小中专预选考试的资格。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几名学生还是照常参加了区预选考试。

事后，我们同事之间出于好奇，相互打问究竟谁是“幕后操纵者”。跟我要好的人大多不知实情，知道的也神秘兮兮地不肯吐露真情。我知道我反正不是“幕后操纵者”，还是老样子，整天乐呵呵地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说就说、该笑就笑，丝毫没有发觉从校长到教师、从学生到家长、从学校到社会，所有人对我投射出的异样目光！

三五天后，有一位同事偷偷的告诉我说：“我从社会上听说，‘幕后操纵者’指的是你和S，主要是你。”十多年后，我和早已调走的曾嘱咐我们声音小一点的那位副主任闲聊时提及此事，他告诉我事情真相：领头写大字报的那几名学生在接受校长审问時，就根本没有说过有老师幕后操纵的话，完全是由校长一人凭空杜撰的。当时他和另一位与会教师曾提出不同意见，但被校长一口否决。

在我们老家，那时有一条潜规则：谁告补习生，谁就跟偷鸡摸狗、卖淫嫖娼的坏人一样坏。况且这位有争议的学生，还是跟我关系相当要好的一位同事加亲戚的娃娃。这样一来，我这个“幕后操纵者”在整个师生（包括学生家长）眼中便成为不受欢迎的坏人了！

其他人不管怎样看待我都无关紧要，因为时间会慢慢地将我洗涮清白的。校长他认为我是坏人这就麻烦了！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大掌柜，我是人家的人手打工仔。我的个人切身利益命根根就篡在人家老佛爷手里哩！

果然，究竟是因为这件事的影响，还是有其他我至今不知晓的原因，在老同学校长执政的十三年半中，我整整当了十年的“黑党”，其中前三年半完全是地道的“会瓤瓤”。当年亲密无间的挚友，竟视我为仇敌。每次教师会上都要不指名地将我刷擦一番。我做了好事，功劳就落到其他人头上了。所有的屎盆子尿盆子都会一咕脑地往我头上扣。

1995年秋，区教育局给我校给了一个中级职称申报名额。当时硬杠子条件够上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工龄比我少一年的同事。不知什么原因，在我和其他教师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校长已经将那位同事的申报材料报送上去了。这里完全用的是暗箱操作方式。事后好长时间我才从牡丹中学的一位当校长的同学处听说了此事。

我当“黑党”的十年中，老同学校长他从来没有在我住的宿舍加办公室来过一次。我有事到人家办公室去请示汇报，人家连正眼看都不看一下，唬着个黑脸旁若无人似的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只能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地立正着简要说明来意，并耐心恭候人家的“最高指示”。事完立马走人。校内有时无意中相互碰面，人家昂着头、挺着胸、目不斜视。看到这种架势，我只好低头弯腰赶紧避让。校外有时相遇，我想躲避時，他却主动打招呼问候；我想主动问候時，他却无事找事地借故离开。

有位同事，其性格和我相似，只知道钻研业务，尽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舌头不灵活，不善于拍马奉承。全校几十名教师中，我们两个就是最不受校长欢迎的人。也是校长在教师会上经常不直接点名、但人人都能听明白的个人人身攻击对象：“你说歪人活的好着来吗孬（guài）着来，光举报信就有三十八封！！！”“你说歪爷父把人咋活进门了，下庄里一庄人都叫的他大（父亲）的名子着骂着哩！！！”

······

我至今弄不明白，原来和我具有“三老”关系的情同手足的挚友，一旦当了校长，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時，这样整治我的心理动机究竟是什么？！跟我关系要好的几位同事还帮我分析查找过其中的原因：有的说是因为我拿一包饼干给校长拜年造成的恶果；有的说是因为校长有病在校疗养時，我没有去探望的原因；还有一位同事说校长见不得我的真正原因他清楚，但这事他不能说。我也不好追根问底。

2003年，校长又有病住院，校务委员会大小领导轮流值班守护近两月之久。其间有位同事私下问我看校长去来没，当我回答没去之后他对我说：“藏就剩下牛两个老犟了，歪再的人都看到了；少得一两回，多得已经看了五六回了。我劝你还是把孽看下去。藏的世道你晓得，鳌的指头在孽门缝里卡（qiā）着哩，不去不中用！”

星期天，我听从要好同事的劝告，专门进城探望生病住院的校长。女儿按城里人看望领导的标准，备了份厚礼让我带上。医院正好副校长值班，他把我刚领进病房，与我相同的那位“黑党”也在另一位同事的带领下进来了。我们主动先问候校长的病情。他这一次一反常态，笑呵呵地和我们分别握手，主动和我们拉家常聊天，相互谈得还比较融洽。

2004年春节，女儿又按城里人给领导拜年的标准，备了份厚礼，硬逼着叫我去给校长拜年。

自带着厚礼探病拜年之后，校长对我的态度明显改变了。有时还主动找我聊天，谈古论今，写诗填词。不过这时的我，已经无缘无故地背了整整十年的黑锅，心有余悸。在校长面前总是处于违心的奉承迎合之中。人家说啥东西好，我就附和着说好；人家说啥东西坏，我也就附和着说坏。并且其好坏程度要在校长的标准范围以内，不能说得太好或太坏。超过了校长的好坏标准也会惹出麻烦来。

后来连续几年我都带着厚礼去给校长拜年。2006年夏，一年一度的学年终期教师考核前，我为了能在考核中得个优秀，又特地带着厚礼去校长家中请求帮助。因在职称评定時，政策要求近五年的考核中，必须要有“一优”或“两良”才有资格申报高一级职称。果然，这一年的考核对我来说破天荒了。自八十年代中期实行考核制度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我第一次得了个“优秀”，也是我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唯一的一个。在后来的职称评定中，这个“优秀”的确还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如果缺少这个劳什子，你的其他硬杠子条件再好，职称也是无法晋升的。

现在我们俩都已退休，时不时也打电话相互问候，发短信拜年祝福，街上碰面后也客气热情。但现在他无论怎样客气热情，在我心目中总是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无形无影的、好像是铁打铜铸的高墙堵隔在我俩中间，使我俩人虽近在咫尺，手拉着手，心却相隔万里，犹如陌路人。我俩现在无论如何也回不到原先各自躺在床上，隔着半堵土墙半夜聊天的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纯洁质朴的、具有真情实感的、情同手足的真情厚谊中去了！！！！！

（2012年5月草于秦州西郊寓所聿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