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遗落的西藏情缘

徐维泉

　　“在藏氧气不够吃，离藏感情难维系”是最令“老西藏”郁闷的两件事。不论你关系有多铁，无论你感情有多深，只要内调一走、退休一办，从此便天各一方，销声匿迹，没有了丝毫的音讯。布达拉宫前的挥手别，相当于悲催的“垂老别”、“生死别”，很多人再也见不到了。五年、十年、数十年，不尽的回忆，无谓的猜测，忘不掉的高原情，解不脱的思念苦，一直就这么耗着。直到前不久的一天，林青海（林大个）来电说：“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外出巡游一番，看看老领导老朋友如何？”正中下怀的好主意，难题有解，欣然接受，并立马配合筹备，快速组团出行。

　　参访团由同在成都的“西藏工业电力厅”老同事林青海、李新仁、徐宝成和我4人组成，走动方向确定在西北，原则上一天一城，只参访不参观，主题就是“寻找失落的西藏情缘”。在藏时我在厅政治部，林在团委，李在物资处，宝成在工会，都是机关的小年轻。85年我内调后李新仁去了扶贫办，林青海到那曲地委当了8年组织部长，身体被整成了“变形金刚”，返回拉萨后又在公安厅过渡了几年，最后在自治区机关党委干到退休。徐宝成则早早地调到了双流卫生系统。四个“西藏老头”第一次组团远行，初心美好，友情为重，遂决定记录下沿途的趣事见闻和闻所未闻与朋友们分享。

　　第一站：西安看望袁占乐。84岁高龄的袁占乐是陕西志丹县人，2000年退休后先住成都茶店子，后迁西安未央区。他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西藏自治区工业电力厅政治部主任。记忆中的袁主任热情而低调，见面后的袁大爷低调而热情。“见面会”的操办权本来在我，这是出发前就已经说好的，可是一见面就被他给“一票否决”了。“你们要是认这个老领导，那就得听额的安排！”陕味的热情很武断，说话的口气没商量。至于说低调，袁主任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终身低调，彻底低调。近在咫尺你难闻其声，身居要津却不显官威，一点儿不具有“西北大汉”的霸气和“朝廷命官”的威仪！一幅静悄悄、软绵绵的样子，基本上可以说是圈子里最没有存在感的“存在”。

　　但是，若以为“老虎不发威定是病猫”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只要你稍微了解一下历史，或者耐心听一点他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一个与心目中的袁占乐完全不一样的“袁占乐”。比如说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拾掇“阿三”的时候，他就是跑得最快，打得最远的那支部队的一员，其凶猛彪悍、艰苦卓绝的程度曾经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前后迥异，内外有别的行为模式误导了人们的感官，实际上，“修炼成佛”前的袁占乐高调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白雪清调到西安办事处一直干到退休。他和李新仁是酒桌上的主力，酒逢知己，话题不断，不但演绎着“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故事，李新仁还来了一曲“一壶老酒”助兴，不碰酒杯的“袁大爷”开心地打着拍子，算是听到醉了。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建国以来对外战争中打得最漂亮的一战，也是军迷们口中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袁占乐参与了其中最关键的“西山口—邦迪拉战役”，并以其艰苦卓绝的“贝利小道”迂回大穿插，为战役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袁占乐58年参军，72年转业到西藏工业厅，参战时是新疆军区11师33团机炮连的炮兵班长。机枪与火炮是陆战部队的核心战斗力，所以由团部直属直管。赫赫有名的11师是由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和一部分中央红军发展而来的“红军师”，师长余致泉即是一位江西籍老红军。

　　62年的对印战争从10月20日开始，11月21日结束，历时一个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0月20～28日，西线“加勒万河谷”拔点37个，东线“克节朗战役”全歼印军第七旅，生擒旅长达尔维，并于24日占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出生地达旺；第二阶段：是11月18～21日的“西山口—邦迪拉战役”。该战役是第一阶段战役的自然延续，是在印度不接受失败，不愿意和谈，而且还要进一步挑衅的情况下安排的惩罚性战役，意在尽可能多地消灭印军有生力量，让尼赫鲁政府长记性。

　　根据印军沿着公路布局的“长蛇阵”特点和刘伯承元帅“打头、剖腹、击背、切尾”的指示，张国华将军亲赴一线，与前线将领磋商敲定了最终方案，并下令由55师正面“击头”，藏字419部队从右侧迂回“剖腹”，山南军分区郭指部队从左面迂回“击背”。路程最远、难度系数最大的“切尾”任务则交给了“红军师”，也就是11师，责令其隐蔽穿插到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切断德邦公路，将印军第4师的4个旅分割成两个部分，然后回击62、65旅，并南歼48、67旅，一举拿下班迪拉。限定“关门时间”为17日晚上12点，11师可利用的有效时间只有6天。

　　11月10日晚9点，未及充分准备的11师官兵从达旺的劳•茨姆地区出发，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南征之路。本来目标是正南方的拉洪桥，但为了防敌侦察，隐蔽行踪，部队一出发即掉头向东，沿着达旺河北岸，拐上了人迹罕至的“贝利小道”，从东往南一大圈绕下来，使100多公里的路程变成了250多公里。“贝利小道”是1913年英军上尉贝利测量地形时走过的一条小路，与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有着密切关系。说是“小道”并非什么正经道路，实际上只是当年贝利和几个仆从探险走过一遍的线路而已。走“贝利小道”要翻越七条峻岭，两座大山（4500米以上），还要跨越一条冰河，同时在茫茫无际的原始森林中不停地穿梭，艰巨程度难以想象。

　　11师32、33团和31团的2营共5000多人，加上200匹骡马，队伍延展10几里，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此庞大的部队深入敌后，既无后勤又无接引，所有的武器装备、生活物资都必须随身携带，枪支弹药，行李背包，还要加上4天的生粮和3天的干粮，单兵负重超过60斤，而炮兵的负重由于多了炮弹、炮管等，更是超过80斤。极限负重和复杂地形以外，还有个更令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缺水，“小道”的很多路段没有水。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生火，吃不上热饭还可以忍受，但是没有水麻烦可就大了。口干舌燥，喉咙冒烟，眼瞅着粘巴面吃不下去，冷水拌粘巴都成了奢望，生存的压力大到难以想象。爬过峨眉山的人应该有所体会，空手走一趟设施齐全的旅游山道都累的半死，让你在青藏高原负重80斤翻山越岭急行军什么概念？正因为如此，印度人突然见到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解放军出现在屁股后才会惊得目瞪口呆，疑为“神兵天降”，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从这里走过的不是英雄就是“神仙”！评“战功”发“奖状”似乎都成了多余。

　　经过7天5夜的攀登跋涉，并打过4场连排级规模的小战后，11月17日中午部队抵近登班。登班距离拉洪桥尚有5公里，是到达迂回目标前的最后一个印军据点，印军派住有一个营的兵力驻守，工事坚固，火网密布。面对这个拦路虎，师长团长齐赴尖刀连坐阵，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战士们不顾疲劳，立马卸除身上的多余行头，轻装上阵杀向敌人的阵地，炮兵也将背了一路的炮弹一股脑地倾泄到敌人的头上，负担减轻了不少。攻击登班的同时，团长田启元分兵一个连直扑拉洪桥。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桥头，守桥印军没见过这种近战夜战的阵势，连桥下的炸药包都没来得及引燃就自顾自地逃命去了。当晚11点10分，攻击部队成功夺占拉洪桥，一举切断印军的唯一退路，提前50分钟完成了前指下达的“截尾关门”任务，为18日的总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完成前指的预设目标任务后，师部命令32团向北回击，33团向南打援。但是33团团长田启元却提出，不能坐等印度援军来袭，宜将剩勇追穷寇，应该立即扩大战果，主动南进攻占班迪拉。田启元是陕北人，曾经担任过延安警卫连连长，给毛主席站过岗，“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也曾点将由他保驾护航。作战神勇，但脾气暴躁的田启元拿到将令后，立马调兵遣将火速出击，只用一天时间就击溃了印军48旅，并于18日晚上12点顺利进占班迪拉。

　　19日早晨8点，33团二营奉命向西南方向追歼逃敌。在追击中抓到一名俘虏，从其口中得知，比利山口南6公里处有一个叫“查库”的印军兵站，可能有援军和逃兵。为了确保战役的彻底胜利，营长边志杰当即决定乘夜攻打查库。当晚11点开始，全营钻入森林中摸索前进，20日凌晨4点多尖刀班抵近查库。在地形不熟，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边营长采用两边包抄，中间开花的战法，指挥部队快速解决了战斗。查库是中印反击战打得最远、最南的地方，也是中国军队迄今为止距离“传统习惯线”最近的一次。正当袁占乐等一众战友遥望着一望无际的阿萨姆大平原，盘算着何时可以到提斯普尔坐火车时，21日凌晨零时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1月22日零时起停火，并于12月1日起开始后撤。中印战争突然结束了。尽管战争结束太突然，尽管在胜利的土地上只呆了数天时间，但在我的圈子里袁占乐依然是“天人”一般的存在！他是唯一走过“贝利小道”、唯一进驻过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家乡、唯一到达过“传统习惯线”最南端并遥望过“伏特山口”的中国军人。因此是非常非常值得钦佩的人！

　　继完成大纵深战役迂回开路任务之后，33团又主动攻占班迪拉重镇，并积极向南攻击发展，以一团之力基本歼灭印军2个步兵旅以及炮兵部队、装甲部队。连续鏖战11天，深入敌后数百里，在断供断水，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指那打那，10战10捷，累计歼敌1023人，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汽车、坦克等军事物资，出色地完成了“西山口～班迪拉战役”中最艰巨、最关键的“断后打援”任务，以骄人的战绩荣立“集体三等功”，受到了前指的通令嘉奖。在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中，33团也是唯一荣立“集体三等功”的团级单位。既入虎穴又得虎子，英雄的33团不愧是货真价实的能征之师！名副其实的善战之师！虽然占领的土地撤了，缴获的武器退了，抓来的俘虏还了。但将士们打出的国威、军威和70年的和平红利带给我们的好处实实在在。在这里衷心地感谢袁占乐和他的那些战友们！我给你们点赞了！

　　第二站：兰州看望南战祥。74岁的南战祥是甘肃会宁人，68年参军后在11师32团服役，虽然同在“红军师”，但是和33团的袁占乐并不相识。而且服役期间的中印边境相对平静，也没有打过什么战，属于和平兵。73年到工业厅后一直从事工会工作，80年代中期曾创办拉萨塑料厂，填补了西藏的一项“空白”，87年在水电厅工会主席任上内调甘肃电力工作，2009年退休于兰州。

　　我和南战祥的相识是在“拉萨西郊电厂。”1975年初春，受工业厅的委派，南战祥来我厂“整顿企业”。作为工作组驻六级站的代表，南战祥在重点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抓制度、明纪律、保安全、促生产的同时，支持配合站长张福祥开荒种地修温室，一举解决了职工的吃菜难题，受到了上下内外的高度赞誉。1976年5月，“西郊电厂六级站”被水电部推为“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受到表彰，其“先进事迹”还被登上“西藏日报”广为宣传。在随后举行的全区工矿企业厂长经理座谈会上，我又被阴差阳错地推去作了经验交流，南战祥的“一炮走红”间接促成了本人人生路上的第一次“高光时刻”，记忆尤为深刻。

　　南战祥作风泼辣，性格外向，脑子灵活，情商很高，加之小时候唱过戏，秦腔、眉户和京戏段子随口即来，浑身自带文艺细胞。本来想借着见面机会再请“文艺老头儿”来几段的，不料他最近身体欠安，只得作罢。人算不如天算，由于天气的原因，见面会安排的一波三折，推迟了好几次。说好12号晚上聚会的，结果我们都从西安赶到兰州了，他却还窝在会宁老家出不了门，雪太大，没法。活动不确定，于是我偷空向老家跑去。人还没有到家，留在兰州的林青海就来电说，他们也想到武威看看我的生活环境。我说雪太大，安全起见最好不要来。林青海则回答的斩钉截铁：“就是下刀子也要来！”没治，武威民勤之行又被挤入了参访行程。

　　第三站：民勤考察李新仁故乡。李新仁本来是团队成员之一，但是，旅行到西安后突然得知姐姐病危的消息，于是立马搭乘飞机回民勤探病人去了。民勤地处石羊河下游，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是武威的市管县，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金武威宾馆”躲雪一天，待路况好转后带着新发展的冯同学优先往民勤跑起。路上得知李新仁要按“最高规格”杀羊招待，林青海赶紧强力劝阻，不准祸害可爱的小羊羊！但是马上又提出更苛刻的要求：“羊娃子不许杀，白兰瓜不可少！到民勤不吃瓜咋行？”呵呵！冰天雪地的季节非要吃瓜，直把个李新仁害的是满城“扫瓜”，城里人不知道季节变幻，啥子些“天外来客”吆！

　　缺水是民勤发展的最关键制约因素，因此进城之前特意拐上“红崖山水库”让大家观望了一下。“红崖山水库”是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库容一个亿，是24万民勤人民的生命之源，要了解民勤必须得从“红崖山水库”开始。民勤的白兰瓜很出名，葵花籽、西瓜籽、白瓜子、无壳瓜子也很优质，可惜这些东西都是高耗水作物，种少了不济事，种多了水不够，生存生态两难顾，民勤人焦虑异常！

　　上世纪末有专家写文章预警，民勤的生态将在16年之内崩溃，而民勤的消亡必将危及河西走廊。于是从2001年开始，温家宝连续15次批示：“绝不能让民勤成为下一个罗布泊。”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也再一次强调：要“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二十年来，通过移民减压、上游补水、自我节水、全力治沙等一整套措施的调理，民勤的生态恶化趋势有所缓解，断水多年的“青土湖”也又一次重现了碧波，尽管面积还不够大。

　　身在成都，心系民勤。忧国忧民的李新仁老弟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家乡的生态问题。“林大个”一路上都在言之凿凿地用“红旗河”的设想宽慰新仁，可是…但是…就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时间实在不等人啊！“腾格里”和“巴丹吉林”这一对沙兄、沙妹已经从握手发展到相拥相抱了，不等你批下来，恐怕它俩早就“事实婚”了，咋个整哦？

　　未来的生态是一回事，现在的嘴巴是另一回事，人在旅途哪有不吃的道理。西安的邉邉面、兰州的牛肉面暂且不论，先上几道武威民勤的小吃让大家看看。“靠沙吃沙，靠水吃水。”沙漠里也有许多好吃的东东，以后万一走到河西走廊可别忘了品尝哇！

沙米凉粉

凉拌沙葱

民勤沙枣

手抓羊肉

烫面油饼

糟肉夹馍

姜黄花卷

清真大饼

　　在8天的寻访行程即将结束之际，南战祥特意让媳妇儿雪莲在温泉大酒店安排了“焖炉烤鸭”招待。丰盛可口的美味，寓意深长的晚宴，“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啊！”

　　每当乘车前，“林大个”总会不断地叮嘱负责后勤的团友，一定要多买几根黄瓜以备车上食用。坐火车带几根嫩黄瓜，上桌子吃一碗“白皮面”是“林大个”的最爱。带黄瓜应急是西藏出差养成的习惯，我本人也曾干过。但是，一碗什么佐料都不许放的拉条子吃的津津有味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原始”的味觉不知道是咋个炼成的哦？

　　虽然林青海滴酒不碰，宝成弟未饮先醉，徐某人酒胆丧尽，李新仁半道撤退，但是“无酒不成席”的老传统还是延续了的。西安被白雪清的“西凤酒”喝高了，所以在武威我只拿“莫高冰红葡萄酒”说事情，“葡萄美酒夜光杯”嘛，到凉州喝葡萄酒，颂“凉州词”应该还是切题的。民勤的李新仁则从酒窖里挖出了珍藏多年的“西藏青稞酒”，并手端酒杯高唱着“喝一壶老酒”使劲儿地劝酒，感染得一帮“老西藏”酒兴大起，纷纷举杯豪饮。是啊！“不喝青稞酒，不打酥油茶，也不献哈达”还能是“西藏人”吗？兰州的南战祥由于身体原因暂时戒酒，但为了鼓励远道而来的几个“西藏老男人”，也特意准备了两瓶剑南春，剑南春者“见男春”嘛！女孩子见男都要春，难道你几爷子来“见南大哥”还敢不春？酒桌子上套路深啊！

　　第四站：武威参观白塔寺。出门之前我几个曾有约定：“本次旅行只参访不参观。”可是，作为一帮“老西藏”来到凉州不看白塔寺似乎又说不过去。于是急忙把政策修订了一番：“白塔寺是参拜，不算参观，必须去。”

　　凉州白塔寺又名“百塔寺”，共有大塔一座，小塔99座，是为安葬西藏萨迦派四世祖萨迦班智达灵骨而建，属于藏式风格塔林。1247年8月，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与蒙古西凉王阔端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双方就西藏归顺蒙古达成协议后，萨迦班智达未及返藏即圆寂于幻化寺。为表达尊重和缅怀，阔端特意按藏式风格就地建白塔一座将其安葬。随着时间的推移，幻化寺的寺名逐渐演化成了白塔寺。这是白塔寺的由来。

　　1927年的凉州大地震彻底摧毁了白塔寺庞大的寺庙群，40多米的萨班塔也被震跨，现在的原塔只剩下残存的塔基，周边的白塔都是2001年之后复原重建的新塔。

　　藏式风格的“凉州会谈纪念馆”，以大量的历史文物展示和说明了“凉州会谈”的历史背景、详细经过和最终成果。门前的荷花池被厚厚的冰雪覆盖，零零星星的残存荷叶散落在洁白的冰雪之上，给人以肃杀寂冷之感。假如能在荷花盛开的夏天来游园该是多好的风景啊！看着雪花想荷花，人心不足蛇吞象哈。

　　13世纪的蒙古人有多彪悍地球人都知道。打遍欧亚的成吉思汗子孙1234年灭金，1235年立马兵分三路收拾南宋，结果却被阻挡于长江边上的“钓鱼城”不得而过。正面不行就想从侧面下手，先灭大理再围南宋。可是中间隔着的吐蕃又有点碍事，于是收编吐蕃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

　　1236年，第二代蒙王窝阔台将刚刚打下的西夏故土封给了自己的次子阔端镇守，阔端则将司令部设在了凉州。1243年，阔端以蒙古汉国的名义发出诏书，邀请萨班前来凉州商谈西藏归属问题。所谓的邀请基本上属于通牒性质，明令萨班不得以身体、路途等任何原因拒绝前来，否则将会面临生灵涂炭的结局。

　　1244年春夏之交，63岁的萨班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儿，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从日喀则萨迦寺出发，并于2年后的1246年8月抵达凉州。因阔端去漠北参加新大汗登基仪式未归，萨班只好住在幻化寺，一边等待一边讲经说法。1247年初阔端返回凉州后，立即与萨班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会谈结束后，萨班以“致蕃人书”的方式将会谈结果通告西藏各教派和地方首领，并劝其识时务，顾大局，主动接受谈判条件，和平归顺蒙古汗国，以免百姓教众生灵涂炭。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议定的西藏归顺条件，主要包括西藏僧俗首领向蒙古汗国呈献图册、缴纳贡物，并接受派官设置。而蒙古汗国则须保障维护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原有职权和地位，并加以正式册封委任，同时萨迦派还可得到号令全藏的特权。正是借助蒙古人的力量，萨迦派才一举结束了松赞干布之后400年的分裂状况，实现了西藏的再次统一。还有就是阔端答应放弃萨满教，皈依萨迦派，蒙古上层贵族选择信仰花教，由此拉开了藏传佛教北上蒙古高原的进程，这是绝对的双赢哦。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原件据说收藏在北京的“民族博物馆”，白塔寺的“凉州会谈纪念馆”墙壁上，挂着汉、藏、英、蒙四种文字的复制版本，条理清晰，内容详尽，包括进贡要多拿金银细软，少拿牦牛尾巴土特产糊弄人都有述及，有兴趣者可以移步前来一看。宏大的外交谈判夹杂着琐碎的柴米油盐，非常接地气。

　　1251年，70岁的和尚外交家、佛教政治家萨班在凉州圆寂，阔端以极高的礼遇建白塔安葬了萨班的灵骨。1253年，45岁的阔端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死后葬在离军马场不远的皇城滩，死亡的原因据说与争夺王位有关。不到两年的时间，解决西藏归属的两个关键人物相继归天，念经的葬于庙堂，骑马的埋到草原，貌似各有各的归属，但是两个巨人能同时埋在同一块地方，不能不说是上天的安排。凉州成全了他们，他们选择了凉州，永远地不走了哇！

　　萨班圆寂后，17岁的八思巴从叔叔手里接过了萨迦派的衣钵。1270年，36岁的八思巴又被忽必烈封为国师，主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并兼任吐蕃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现在到西藏看庙，除了达赖班禅的老师宗喀巴，莲花生大师和八思巴国师也都是神一样的存在，信徒们膜拜的不得了。蒙古那边也是一样，除了宗教崇拜，八思巴为蒙古人创制过文字，叫“八思巴文”，所以很受敬仰。

　　忽必烈将蒙古改“元”的时间是1271年，元帝国攻灭南宋的时间是1276年。从道理上讲，1247年的“凉州会谈”仅仅是西藏入蒙，1276年的南宋灭亡才是蒙、藏、汉三大民族真正成为一家人的开端，中间有29年的时差。不过，史学上一般都是从忽必烈改元起算，这样一来融合时间就达到了752年。在一个大家庭生活的750多年时间，按民族主导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元时期，一共98年，由蒙古人主导，藏族人协理，逼迫汉族人加入了多民族大家庭；第二阶段是明王朝时期，一共276年，由汉族人主导；第三阶段是满清时期，一共268年，由满族人主导；第四阶段从1912年开始，一共111年，其中国民党主导37年，共产党执政74年。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不远万里赴拉萨“和亲”的故事依然美丽动人，600年以后，萨班和尚不辞辛苦走凉州“和谈”的效果却历久弥新。从现实的政治效果看，萨班的出藏比文成的赴藏要有价值得多。

白塔寺史实中至少透露出5点重要信息：

1.西藏进入中国的时间至少已有750年，比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龄都要长出许多，“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2.西藏加入蒙古随即又被带进中国版图是谈下来的，不是打下来的，谈判的主角是蒙古人阔端和藏族人萨班，与汉族人无关，汉族人是在蒙、藏两族的胁迫下加入大家庭的；

3.“凉州会谈”的本意旨在解决西藏的前途和归属问题，但却在无意间改变了文成公主以来600年的亲戚关系，拉开了民族大融合的序幕，意义非同寻常。

4.“凉州会谈”虽然有胁迫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藏族人民权衡利弊，自我选择的结果，某种意义上也是利益交换的结果，识时务者为俊杰，面对超级强大的“蒙牛”，萨班的妥协要比南宋的硬扛效果好得多；

5.“归顺求和”并非萨班一人、萨迦派一派的主张，而是沿途诸多派别的统一意志，萨班的赴凉之路之所以耗时两年，与说服求同的耗时费力有莫大关系。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从“文成赴藏”到“凉州会谈”完成了“两家亲”向“一家人”的转变。之后的明朝是个过渡，对藏政策没有太大动作。清朝康熙大帝1792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应该算是第三个阶段，他通过建章立制兴规矩，对西藏的宗教、政治各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对后世影响极大，包括现在依然沿用的“金瓶挚签”都是他的发明。国民党时期是萧规曹随，没什么作为。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的“十七条协议”，标志着中央和西藏的关系进入了第四个阶段。新阶段的“协议”除了驻军和个别政治条款，大多沿袭了康熙时期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在宗教政策方面基本保留了旧制旧规。代表西藏到北京谈判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作为新时代的萨班，阿沛在命运转折的关头，同样代表西藏人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唯一不同的是阿沛在出任谈判代表之前，已经与解放军交过手，深知对手的实力，所以他在谈判中以清醒务实的态度，不辱使命地完成了达赖交办的任务。

　　白雪映着白塔，白茫茫的一片。雪后两天了地上的积雪依然没有化开，工人们正在忙着除雪。有幸碰到这么多雪，对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抓过一个扫帚立马扫起，一边寻找儿时的记忆，一边给白塔寺做点儿贡献，两全其美，太巴适了！

　　雪后的白塔寺空旷寂静，偌大的园林除了我们几个“西藏客”再无游人。进门不要票，登个记就行，出门时我去登记本上瞅了一眼，一上午再无其他游客入园，太过冷清。行事以果断干脆著称的“林大个”站在门口有感而发地说道：“这地方太值得一看了，要把它搞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我说“早就是了。”林又说：“要组织西藏的干部、喇嘛过来参观哈！”我们一边“拉骚！拉骚！”的附和，一边把车子开进了美味诱人的“羊肉汤锅店，”民以食为天，政策性的问题还是待吃饱了以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