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道德文章——怀念蒋孔阳先生

平原

蒋孔阳 原复旦大学中文系校艺术教研室主任

蒋孔阳（1923.1.23-1999.6.26） 重庆市万州区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1941-1946年就读于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1948年进入上海海光图书馆从事翻译工作。1951年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校艺术教研室主任、《复旦学报》编委会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全国文艺学博士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

突然发现：

2023年，是我国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诞辰100周年。

距今40周年的复旦美学讲习班（1983），先生正好60周岁。距今30周年为我的书作《序》（1993），先生正好70周岁。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发布了写于上个世纪末的一篇纪念与祭奠蒋先生的文字。

文章于2月28日20点50分发布于朋友圈。同时，也发布于不同的微信群。文章反响超出预期，一天半时间阅读量超过了6千。“好先生”“大先生”“大师已去，大德不泯”“斯人已逝，此念长存”“情至真，德至善，感人肺腑”“学界泰斗奖掖后进的一段佳话，后起之秀怀念恩师的深情表达”“千里马之幸在于伯乐，伯乐之幸并不在于后辈铭记。千里马常有，伯乐鲜之”“吾爱吾师，代代相传”，等等，实可谓好评好潮。现选择一二，补录于此，以感谢亲们的共同怀念与祭奠。

补于2023.3.2. 8:40

今天，1999年7月3日，是蒋孔阳先生追悼会的日子。上午10时，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我不能前往，只能委托他们送了个花圈。9时，我打开了电脑，屏幕上浮现出蒋先生慈善的面容。我记下这些早已该记下的文字，以追悼我深深景仰深深怀念着的蒋孔阳先生。

我与蒋先生，有过五次面对面的交往。

16年前的夏天，1983年7－8月，复旦大学举办了一次“美学讲习班”，时间是一个月。当时好象是除了西藏外，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都有人参加，总共有100多人。除了上海本地的，外省就数我们江西去得最多。除了江大、师大、师专（我当时所在的上饶师专便去了4人）高校系列，省文联还去了一大伙，因而江西足有20来人吧。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这些学员住在复旦大学对过的一个小院里，是中学还是别的什么所在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当年日本人的兵营，有高高的地板，一个个就象鸽子笼。很闷热。加上正值酷暑，里面就象蒸笼。83年的水平，不但没空调，就连个电扇也没有，我们这些南方去的都受不了，北方人自然叫苦连天。有个新疆来的老师，大嗓门，浑身上下长满了痱子，象只红皮蛤蟆。他骂骂咧咧，怨声载道，可又不肯回新疆凉快去，仍要在那儿苦煎苦熬。热浪滚滚，热气腾腾，热火朝天。这样的天气，这样的人气，使得“美学热”更是空前“热”了起来。

我当时30出头，大学毕业分到师专任教才一年，为参加这次美学班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呢。天气于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学。讲课的都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有复旦的蒋孔阳、伍蠡甫、章培恒、王运熙，华东师大的徐中玉、钱谷融，中国社科院的朱狄，武汉大学的刘纲纪，等等。蒋先生的书和文章我是早就拜读过的，不过见到先生本人，这是第一次。当面聆听先生教诲，更是第一次。

蒋先生的西方美学讲了好几次，一次就是半天。在那样的日子里，别说是讲课，就是听课都是一身汗，其劳苦可想而知。想来一则是因为他名气太大，二则因为讲习班本来就是中文系主办的，因此，在所有的授课教师中，他的工作量最大，讲的次数最多。

别的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当时戴着副眼镜，穿件白色短袖衬衣，以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蒋先生本来就慈眉善目，说话优柔从容，温文儒雅，给人以非常深刻非常亲切的温柔敦厚感，因此听他的课不但如醍醐灌顶，而且如饮甘泉如沐春风。想来，这也是尽管酷热难捱，却无人舍此而去的原因吧。

这次美学班有些学员，后来成了国内著名学者。不知他们从中是否得到了教益，得了多少教益，至于我，却是由此而走上美学之路的。

199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维纳斯的历程》。那是我的处女作。为此，我得以有机会又一次拜访蒋先生。

第二次见到蒋先生，是在近10后的1992年5月。

199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我一本30多万字的西方美学思想史著作《维纳斯的历程》。我想请蒋先生写个序，这不仅因为他是我所景仰的学界泰斗，更是因为他是我的美学引路人。当我请求作序的信寄出不久，很快便收到了蒋先生的回信。不过，他婉言谢绝了，原因是因为身体不好。一直生病。当时，我不相信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一年后才知道，这其实是亲笔），总以为是办公室或者秘书挡的驾，因为我感觉蒋先生是不会拒绝我的。尽管他没有同我说过话，并不认识我，但我却一直这么认为。这是直觉。

因此，1992年5月到西安参加了纪念《讲话》5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我特意取道上海，专程去拜访了一次蒋先生。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与先生见一面，谈一谈，也算是对当年美学班学习成果的一个总结和汇报。如果先生愿意作序自然最好，若确是不愿，也不勉强，毕竟我既不是入室弟子（美学班不能算“入室”吧？至少不算“正宗”），更不是什么名人。再说，北京方面也说过有序自然更好，没序也不要紧，反正他们已决定出版了。无论愿与不愿，我想确认的是先生本人的意见，而不是他人代表先生所作的决定。如此而已。

当我找到复旦中文系办公室，请求告知蒋先生住址时，办公室果真挡了驾，说是蒋先生刚住院回来，需要静养，不宜会客。我不禁凉了一截。怎么办？千里迢迢，居然连照面也打不上一个就回去？我很有些气馁。不过，当得知我是从江西特意赶来后，办公室动了侧隐之心，使我终于得以与蒋先生见了第二面，并有了以后的交往。

这一次见面时间不长，半个多小时吧，反正一个小时不到。蒋先生确是刚出院，我不能过久骚扰。与10年前相比，先生确是见老了些，动作、言语，皆不如以前利索了，但精神似乎还挺好，仍是那么慈眉善目。

这是我第一次对先生对话，不过一点也不紧张。在他面前，任何人也不会紧张的，他就像一尊佛。当年听课，每每课间休息时总有人围过去问这问那，我没问过一次。不是不愿问，而是不忍问。现在，落座于先生面前，尽可以问了，但我又不能问，因为我必须尽可能简短。于是我简单谈了谈这部书的基本构思和框架，把每一章的标题念给他听了听。

我发现先生对我的东西似乎很有兴致，面带笑容，不断微微点头。我把书的提纲给了他一份，并趁机提出了我的请求。先生满口答应了，很爽快，——是满口答应的。我喜出望外，没想到蒋先生这么爽快。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居然瞬间便解决了。

由于我当时稿子已交给了出版社，只有回去再誊抄一份寄先生。谁知蒋先生想得更周到，为免我抄写之劳苦，他说到时出了清样给他一份就行了。并说他拿了清样后，一个星期之内写好序，问我行不行，来不来得及。这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来不及的呢？我自然也是满口答应下来了，并把此事赶紧告诉了北京十月出版社的副总编，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强先生。

一年后，大约是1993年3月份，我第三次见到了蒋先生。

那次是专程去取《序》的。

此前，北京为赶时间，出了两份清样，一份给我，一份直接寄给了蒋先生。怕误事，去上海时我还是特意把我那份也带上了，万一寄蒋先生的那份丢了呢？

到蒋先生家，方知蒋先生不但收到了清样，而且已经读过了。最让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是他不但仔细读过了厚厚的样稿，而且还做了许多笔记，摘抄。这个细节本来我是不会知道的，只是因为他当时从房间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戴着老花镜，要我把自己写作时的一些想法，再说给他听一遍。他一边听，一边记。我说完了，他又开始问。一边说，一边翻动着笔记本，把里面记下的一些段落、词句，找出来问我。就这样，我才发现了他笔记上记得那些密密麻麻好几页的东西，原来都是他从我书中摘录下来的文字。

我当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天哪，有这样作序的么？要这样作序的么？一个如此著名的大美学家，为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个序，还需要如此劳神费力兴师动众的么？我没有请过名家写序，但序之类的东西也见过不少。很有些名家的序，不就是先说一下这门学科怎么样，再谈一下自己怎么样，最后来几句勉励之类的话，一般不都是这样的么？其实，蒋先生就是写个这样的序，我也是会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但是，面对蒋先生这么个写法，不但没见过，甚至听也没听过。那一次，是我在蒋先生家呆的时间最长，谈的时间最久的一次。

按照蒋先生的嘱咐，三天后，我到先生家取稿子。先生把好几张纸递给了我。5页，500字的稿纸。当时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居然写了这么多呀！蒋先生，如此之为学与为人，突然，我似乎明白了当初中文系之所以会挡驾，蒋先生之所以会婉拒的原因了。

“你看看，行不行？”

先生背靠座椅，缓缓地说，有些气喘。

还需要看吗？怎会不行呢？无论怎么写，我都不会不满意的。就是几个字，也绝对不会不行。我心里这么想，但捧着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专门为我而写的文章，欲先睹为快的冲动，还是攫住了我。谁知一读，便禁不住有些眩晕了：

周平远同志原来我并不认识。但当他把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维纳斯的历程》的清样寄给我。我粗粗翻读了一下。他那丰富翔实的资料，那层出不穷的旁征博引，以及那分析的细致而又逻辑严密的论证和论断，不能不使我赞叹。我初步感觉到：这是一本好书。因此，他要我写篇序，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这是先生在序中开首写下的一段文字。想不到，先生居然如此认真，如此看重，如此坦诚，如此奖掖。整篇文章，竟没有一句不是针对这本书说的话，没有一处游移，没有一句闲笔，更没有一句是关于自己的话。我很感动，不知该说什么好。

记得当时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

离开时，根据曾请教过的高人的指点，我取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谁知先生一眼便瞅见了，拿起还我，硬是不收。我还想勉强先生，但先生的一句话把我给镇住了：

“你这就不美了！”

一个美学家，一个全国著名的美学家，有比这更能表明他态度的语言，比这更严厉的指责吗？

——“不美”是什么？是“丑”！是丑恶，丑陋！我的这种行为不仅蠢，而且丑。在他面前，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

回来后，有一次同学聚会时，在饭桌上我不知怎么谈起了此事，同学们听了后都十分感慨。有位在报社的同学建议我把这件事写出来。我也想写，然终究未能动笔。只是半年后，在收到出版社样书时，我在寄给先生样书的扉页上题写了我发自内心的声音：“高山仰止 道德文章”八个大字。

1993年，《维纳斯的历程》出了精装、平装两个版本。处女作，精装本，北京文艺社真够意思了！

1995年2月，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蒋先生。

那一年我在上海过春节，故有机会得以再见先生。此前，先生还曾让他的博士生（上饶人）到师专来看过我。

那次去，天气很冷，先生家的取暖器烧得红红的，进屋便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先生穿得棉冬冬的，似乎转身也有些不便。不过，精神尚好，同我聊了聊这两年来的事。此间，还遇到来看望他的邱明正先生。他原也是复旦中文系老师，我在83年美学班见过的，他说现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任职。

自此以后，我便未曾再见到先生了。只是每年春节，我们都有贺卡往来。1996年春节，他还特别在贺卡中对我刚刚调入南昌大学表示了祝贺。而每每遇到复旦人，我也都会问起蒋先生的情况。听说他又带博士生了，看来身体比以前好了，因为他早就对我说过他已退休了。

1996年我已经调入南昌大学。

先生的贺卡，是寄到上饶师专的。

1999年初，我曾接到一个通知，说是8月份在上海有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我很乐意于赴会，因为可以乘此机会，再去看看蒋先生了。其实，本来我也是有机会有可能去看望他老人家的，可总以为来日方长，来日方长，不料竟成终身憾事。

而且，6月初，我还问起过他的情况，听说还好，怎么就这么快呢？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真是追悔莫及追悔莫及呀，呜呼！

……

会议结束后，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夫人、社科院王文英教授，带我到了蒋先生的家。据说，这个新家，蒋先生本人都没有回去过，——因为他一直住在医院里。

后记：

整理电脑文件，无意间发现了这篇尚未发表过的旧文。睹物思人，历历在目；思绪万千，感慨不已。我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维纳斯的历程》修订本《<维纳斯艺术史>后记》中，曾写下过这么一段文字：

至于蒋先生的《序》，为尊重历史，也就原样保留了。岁月无情，我心依旧。十多年前的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1993年春节期间，我到先生家取《序》。天很冷，先生家用的是燃气取暖器，客厅里堆了一大堆黑色橡皮管。先生大病初愈，挪着不甚灵便的步子，从里屋取出一个薄薄的练习本，要我再谈谈写作想法。莫不是要作记录？其实，先生什么也没记，只是一边听，一边翻着小本子，并偶尔打断我，边问，边听，边在本子上点点画画。最后，要我一周以后再来取。直到再去的那天我才发现，小本本密密麻麻的几页，竟然全是他在阅读清样时所作的摘录。——天哪！我惊呆了！他是谁？我是谁？他可是中国顶尖级的专家，绝对的美学权威，而我呢？为我等小辈写个《序》，至于如此吗？……

醍醐灌顶，恍若得道!

高山仰止，道德文章！

从此，对学问，多了一层敬畏；对言说，添了几分惶恐。

从此，不忍再请名家写“序”，更不敢为他人“续貂”了。

是为记。

这段文字，在2012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不朽的维纳斯>修订版后记》中，也全文保留着。它，成为我公开发布过的仅存的却也是永恒的纪念蒋先生的文字。

这次到上海，2月24日，与文友复旦大学中文系78级夏先生小酌于思南路一小店。席间聊起此事，方知蒋先生女儿与他竟是同班同学。而且，他好些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世界真是太大，也太小。昨天回南昌，今天便发布此文，也算是作为一个永恒的纪念吧。

续写于2023年2月15日

发布于2023年2月28日

——永恒的纪念

——永久的怀念

歌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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