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访萧红故居

一杯咖啡

　　去年九月，在回访黑龙江农场的途中顺道呼兰。早就知道萧红的故居在呼兰，几次去哈尔滨都动过访问的念头，却一直未果，这次总算如愿。

从哈尔滨驱车北行二十多公里，便来到了萧红的故居所在地呼兰区。

呼兰，自古以来一直是座不见经传、素颜质朴的小城，直到2004年才撤县建区。

萧红笔下的呼兰，只是仅有二条街的小城镇，愚昧落后，贫脊荒凉，冬天能把这里的一切都冻裂。

没想到，这片贫脊寒冷的土地曾还有过“满洲谷仓”的美誉；更没想到，就是这座素颜无华的小城，居然还孕育出了一位炽烈脱俗，不循常规的女子：她笔下的文字世评甚高让人仰之；她一生颠沛流离，曲折多难又让人俯首默然。俯仰之间，影影绰绰感受到了这位民国才女的人生——既灿烂瑰丽，随性逐情却又命途多舛，茫然无措。

曲终人散，不能不让人徒留无奈空叹息：人生诸事，何以一经发生在她的身上，就变得如此的不堪？

这位在中国的现代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女性作家，英年早逝，1942年病故于香港一所小医院里，年仅31岁。在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里，却给近代文坛留下了100多万字的文学珍品。

如今的呼兰，早已成了一个既热闹又具有现代风的城区。即便如此，我还是隐约觉得：它如今的昂然与自信，多少还是仗着萧红的气血，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早就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注脚。

故居入口

　　萧红的故居坐落在呼兰的城南，几经修缮，保存完好。青砖青瓦，一看就知道是清末传统的八旗式住宅，满族民居的风格昭然。故居占地七千多平方米，想必当年也是富庶人家。大宅分东西两院，东院自住，西院则出租于他人。故居的正门装饰的颇为讲究，不知当年是否就是这番模样。

院子的中央坐落着萧红的塑像，一身素白，左手拿着一本尚未看完的书，右手轻托着下颚，神色安然，意味深长。似沉思，似回顾，似内省。曾经所有的一切：无论好与坏；无论对与错，此时此刻，都已随风而去。

这个院子足够的大，除了绿化有所调整外，其它基本保持原来的格局。不过即便是恢复到过去的原始状，单凭这开阔的气韵也足以让人觉得舒心惬意。能在这样优渥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我想，其童年一定是很快乐的。

然而，萧红不是。萧红的童年是孤寂的。

孤独，有来自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有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萧红是属于后者。

幼年丧母，继母疏淡，生父无情，让幼年的萧红，对这个“家”的印象一直是黯淡压抑的。日积月累，对萧红的人格铸成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好在祖父视她如掌上明珠，孤伶的身后总算有了些依靠。祖父予她快乐，予她温暖，人世间的一丝温情在祖父的身上得以无限放大。

萧红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东院正屋

　　东院的正屋，曾是萧红和父母的居室。故居的陈列室就设置在正屋。堂屋中央放置着一个展现故居原貌的砂盘模型；东西两侧各有二间房，东侧二间房陈设着萧红日常曾用过的小饭桌、梳妆台、躺箱、茶桌等原始物件；西侧二间房则陈列着萧红生前的照片、萧红的著作、“张家的族谱"、研究萧红的论文集以及各路名人的留影和题词。其中包括萧军和端木蕻良的墨笔。

如果看过汤唯主演的《黄金时代》，对萧军和端木蕻良这个二人一定不会陌生。这三人的情感纠缠，犹如深水漩涡，搅得揭地掀天。尤其萧红，为这团乱麻似的情感纠葛，没了自我，耗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萧红是在人生最落魄的时候，遇上萧军的。初见的一次促膝长聊，萧红恍然觉得：这个世界上，似乎再也没人能像萧军那样读懂她、理解她、看透她。两人相见恨晚，情感撞击出的火焰迅速地燃烧起来，一发不可收。一切来的如此迅速，如此激情澎湃。此时此刻，他（她）们已无暇顾及任何世俗眼光，也来不及去念及过往和思考未来。就这样，萧红怀着前夫的孩子便与萧军开始了同居生活。

情到浓处，万般皆好。萧军不仅给萧红带来了希望与欢愉，同时也带领着她走进了文学的殿堂。

于是，近代文学史上便有了珠联璧合的“二萧”之称。

然而，“成也萧军败也萧军”。萧红深爱萧军，萧军也爱萧红，但萧军天性使然，爱的岂止是萧红一人？

爱情虽并非是一定要从一而终，但危机四伏的爱情注定会酿就悲情。

萧军的博爱，终于让萧红无法再忍受。放手吧，即使再爱又能如何！

有人走了，也有人来了。

端木蕻良，是他们俩共同的朋友。端木对萧红暗恋许久，一直苦陷于“二萧”的情感纠葛之中。

有若宿命的轮回。萧红这次是怀着萧军的孩子和端木蕻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的。在萧红的三次婚姻中，这是唯一一次有婚礼形式的明媒正娶。萧红在婚礼上对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

终究爱情是一回事，婚姻又是另一回事。萧红心中所希冀的“老百姓”式的婚姻生活最终也未能如愿。

心底渴求“老百姓”式的婚姻生活，却不具备“老百姓”式的情感基础，这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种苛求。因此对萧红来说，是场永远不及的梦。

萧红，一生都似在寻求“真爱”，却求而不得，反让“爱”弄得遍体鳞伤。

“洗尽铅华始见真。”

如今，这两人的墨笔都安静地存身于萧红故居的陈列室里。纪念也好，述说也罢，无争无扰，无欲无求，风轻云淡，恍如一梦。

萧红生父写的对联

　　东屋房门的两侧，有一副木刻的对联。

上联：“惜小女宣傳革命粤南殁去”

下联：“幸長男抗戰勝利蘇北帰来”

这是一九四七年，萧红的生父张廷举来到老宅，触景生情，为自己的一双儿女写下的一副对联，后人将其刻在了木板上。

这幅对联，言简意赅，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不难看出，老先生的文字功力实属不俗。

后花园

　　从正房穿过，屋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虽然略显荒芜，但在《呼兰河传》中被萧红称之为“具有神秘色彩的后花园”。花草、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无穷的野趣，给萧红寂寥的童年带来了莫大的惊喜与快乐；和祖父一起平躺在荒草地上，脸上盖着旧草帽，享受正午温暖的阳光更是她一生中最温馨的记忆。

一生疲于奔波的萧红，在生命的弥留之际，突然有了特别想回呼兰老家的念头。我想，该不是在冥冥中听到了来自童年的“后花园”以及“老祖父”的亲切呼唤了吧！

萧红故居的西侧，还有一座萧红纪念馆。馆体设计依旧是沿袭青砖青瓦的风格，与故居融为一体。

馆内面积虽不算很大，但展出的均是些珍贵的实物，相关的图文资料也非常详尽。特别是鲁迅写给萧红和萧军信函的复印件，让展示内容的质量瞬间得以大幅提升。当年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年轻人，倘若能得到鲁迅先生的提携，那是莫大的荣幸。“二萧”是为数不多的幸运者。尤其是萧红。

鲁迅是很看好萧红的，并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序中这样写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还曾预言道：“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可惜没能等到含苞花蕊的盛开，生命戛然而止。

临终前的萧红是那样的悲绝那样的不甘。她在一张纸上写道：“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身先死，不甘，不甘！”

是啊，不甘。又能奈何？

从纪念馆出来，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思绪，却从萧红的身上引出了一个似相干又不相干的联想：就文坛而言，似乎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但凡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的女性，只要一涉及情感，不是惊天动地就是肝肠寸断。

如：民国时期名噪一时的才女张爱玲。当张爱玲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真命天子”——胡兰成，在感情上便彻底沦陷了。连她自己都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么痴情又这么卑微，换来的结局却是以吴兰成的情移他人而告终。然而这才是刚开始，一切远未结束……。

再如台湾的三毛。这个一直在滚滚红尘中漂泊的女性，在感情上备受挫折。心灰意冷时遇上了西班牙男孩—荷西，火星四溅，义无反顾地携手走进了撒哈拉沙漠。荷西从此再也没走出来，三毛只能把那份痴心永远留在了撒哈拉沙漠。自觉掏空了的心，从此再也没被填满过。

如果说，张爱玲和“三毛”的所为可归结于布尔乔亚的价值观，那么和“二萧”曾有过交集并住过延安窑洞的丁玲，应该算是十足的布尔什维克了吧。可她的情感世界更是惊世骇俗。

一边是久处不厌的胡也频，一边是充满新鲜感的冯雪峰。她觉得在这样的二个男人里做抉择实在太难了，于是便提出干脆三个人一起生活的想法。没想到，她的这个想法竟然得到了这二个男人的首肯，而且三人在情感的处理上，居然能达到微妙的和谐。

或许是丁玲太新潮太勇敢，太听从本心了：你们男的既然可以纳妾，女的为何就不能有“一夫二夫”呢？如果真是这样，倒也真诚坦白。

最终她还是觉得三个人的爱情实在是太拥挤了，又分开了。后来还有很多的后来，这里就不去说它了。

轰轰烈烈，悲悲切切。她们的一生仿佛都是在寻求爱。至再至三。

幸好，这不是女性的集体症候。

张爱玲最后好像是有点明白过来了。她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

她们的文化结构以及对文化的满格悟性，似乎都能看透世尘的浮华，却唯独没能将她们自己真正看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