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外婆 《童年碎片》22

杨言布语

二十二 汪外婆



1970年夏天，我和妈妈在上海的时候，还到吴淞路的姨婆家住了几天。

姨婆是我妈的姨。这个姨，其实与我妈没有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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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狭窄的木制小楼梯，拐上二楼，就是姨婆的家。

迎面的窗口四敞大开，阳光倾泻在地板上。窗外晒着衣服，一串串水珠滴落在天井的花草上。

网图。上海石库门建筑一景，图似姨婆家晾晒衣服的窗外。

姨婆家的东西可真多啊，高高低低的家具满满当当。

镶嵌着银灰色花纹的衣柜，泛出暗红色的光泽。桌子脚椅子脚，好多个家具的脚，个个都踩着小花卷。

画框啊镜子啊花瓶啊，亮晶晶的、花搭搭的，都是我没见过也说不出的好看。

网图。图似姨婆家里红木家具的桌椅板凳腿儿。

我小声跟妈说：“姨婆家像地主。”我妈一声呵斥：“别胡说！”

地主家是个啥样？我只在电影《白毛女》中见过。那时候，我见过的人家，不是空空荡荡，就是破破烂烂。谁家东西多，家具亮堂，就和地主黄世仁家差不多了。

在姨婆家，我第一次用上了卫生间。小小的房间，明亮透风，没有一点臭味。敞开的窗口上，还挂着一大串金黄色的油面筋。连吃的东西都敢挂在这里，这厕所该有多干净！

网图。当年上海人饭桌上经常出现的油面筋。

关上门，坐在白色的马桶上，我吃过小饼干，看过小人书。拉完粑粑，一拽绳儿，哗啦啦啦，啥都冲走啦！

姨婆喜欢拿着鸡毛掸子四处掸灰，一边掸一边和妈妈说话。干干净净的柜面，掸子一上去，便飞起了一大群灰尘。

我老是去摸掸子上的羽毛，这和我家公鸡的尾巴一样滑溜。妈捉住我的手说：“哎呦，脏！不要去动，怎么不听话呢？”

网图。图似姨婆当年用的鸡毛掸子。

“都是这样，小毛头嘛！”姨婆笑眯眯地。她矮矮胖胖，眼窝深陷，有点抠抠眼儿。笑起来的脸庞，像一枚汤圆漂在水面上。

妈妈说，姨婆和外婆长得很像，一看就是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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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婆是这个姨婆的亲姐姐。姨婆拥挤的家里，曾有一间屋，是外婆栖身多年的地方。

两年前，外婆从这里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回来。

长大后才知道，这个外婆不是我的亲外婆，是我外公的续弦，我妈的继母。

继外婆姓汪，为了与我的亲外婆相区别，此文中我且称她为“汪外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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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外婆四十二岁时就去世了，那是八年抗战期间。抗战胜利后，我外公从重庆回到上海，认识了汪外婆，与她重组家庭。

那一年，汪外婆大概四十岁，面如满月，身材微胖。

1949年，汪外婆与我外公。

汪外婆的娘家原本是乡下地主，后迁来上海定居。不知为何，在遇到我外公之前，汪外婆一直待嫁闺中。

随着年龄渐长，父母过世，弟妹相继成家，人到中年的汪外婆不得不为自己的后半生打算了。

经人介绍，她相中了比她大九岁、有五个成年儿女的我外公。结婚后，汪外婆和许多旧式妇女一样，丈夫是她的全部依靠。

我妈曾经说过，外婆没有文化，不识字，一辈子也没有参加过工作。但汪外婆的女红手艺很精巧，显然在这上面没少下功夫。

我出生后，她还专门从上海寄来了亲手缝制的婴儿服。衣服没穿几天就小了，我妈把它们收在樟木箱里，存了几十年。每次拿出来摩挲把玩时，她总是对我说：“你看看，你摸摸，外婆做的，多好看！”

小棉袄轻柔绵软，针脚细密。两只小棉鞋，圆嘟嘟的，摆在手心上，好像一对小元宝，煞是玲珑可爱。

五十年代初，我母亲和汪外婆的合影。

汪外婆与我外公，从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也算过了几年平静舒心的家庭生活。

外公的五个儿女，此时都已长大成人。汪外婆虽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但也无需为夫家子女操心出力。

那时我外公在上海地政局工作，每月的收入，还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人生已过大半，汪外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她的愿望简单而平实，那就是在人生的后半场，与我外公过上夫唱妇随，老来相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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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汪外婆和我外公的新生活，满打满算不过六年。

1953年初，外公被请进上海“公安训练班”学习，数月未归，音讯全无。等汪外婆得知消息时，外公已经锒铛入狱。

判决书是外公单位派人送到家里的。汪外婆不识字，也不知判决书上写的是什么，更不懂外公犯的反革命罪，是个什么罪。

总算，她弄清楚了一件事——自己的丈夫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十五年内不准回家啦！

1954年，汪外婆托人抄录的我外公的判决书。

外公如一棵大树轰然倒下。

汪外婆后半生的指望，成了疾风骤雨下的枯枝败叶，散落在提篮桥监狱里，拾不起来了。她等了大半辈子的家，仅仅维持了六年就散了。

没有外公的家，汪外婆住不下去了。

她嫁进薛家时，我外公的三个儿子相继成家立业，两个女儿也长大成人。作为继母，她对孩子们既没有养育之恩，也缺少长期相处的深厚情感。在这个家里，她的位置好不尴尬！

她没有离婚。不是不能，而是不愿。女人嫁夫，从一而终。她不懂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只知道丈夫就是一家之主，她得为这个人尽本分守妇道。

况且，十五年，似乎还有盼头。

汪外婆离开了外公家，搬到她在上海的亲妹妹家里寄居，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姨婆家。

她一生没有出去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收入。可能有点不多的积蓄，可能她的弟弟妹妹有点资助，再就是我妈和几个兄姊不定期的汇款。

这点钱，一部分用来维持她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她还要去监狱探视我的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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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提篮桥监狱探望我外公，成了汪外婆后半生的主要大事。

到了探监的日子，汪外婆就提着早已准备好的、吃的用的和几本书，来到监狱大门口。

先递上户口本，让监狱守卫审视一番。然后，她还要告诉守卫，自己不识字，求他们帮她填写探视登记表。要写的名字、番号、监别、楼别、室别，她早已烂熟于心了。

上海提篮桥监狱正门。

大铁门开了。汪外婆跟着守卫，顺着一个一个台阶往下走，越走越深，直到又一个大铁门咣当一声打开。

光线很暗，眼睛要适应一回儿，才看到这是一个很空旷的大房间。四周的墙壁光秃秃的，只在中间有一张乒乓球桌大小的台面。

一束光线落在石头地面上，汪外婆仰头看去，高处还有一扇小小的窗户，横着几根栏杆。

隔着那张台面，汪外婆和外公就面对面地站着，你问我答地说几句话。

在有限的15分钟内，在一个凳子也没有的屋子里，在监狱看守的注视下，两位老人能谈些什么呢？

探监回来后，汪外婆会托人代写几封信，转告天各一方的薛家儿女，我外公在狱中的一些情况。

有一次，她在信中对我妈说，我告诉你父亲，“要老老实实接受政府的改造，在劳动改造中努力争取成绩，为人民立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我的这些鼓励。”

我实在想象不出，在森严冰冷的地下室里，外公“高高兴兴”会是个什么样子。

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入口大门。

从1954年开始，汪外婆每个月都去提篮桥监狱探望我外公。从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再到六十岁。

直到她病倒了，走不动了，起不来了，最后连眼睛也睁不开了。

汪外婆于1968年8月29日去世。这个日子，离我外公刑满释放走出监狱那一天，相距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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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外婆去世的消息，是她的胞弟写信通知我妈的。这封写于1968年9月1日的报丧家书，我妈一直保留着。

时隔五十年之后，我展开了这页信笺，好像陪着我妈，在沉郁与委屈中，又难过了一场。

1968年，汪外婆的弟弟写给我母亲的书信部分。

报丧信起首第一行，以醒目的祝词，渲染出欢呼雀跃的怪异气氛：“首先，共同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接着，信中才提到汪外婆住院医治直至病逝的经过：“今年起病情加剧......大量呕吐，无法行走......自入院以后，时常昏迷，虽有两天能说话，只念着你们不来看她......”

“......母亲过世，你们兄妹多人都不回来，有必要请你即日来沪一行，勿要使我失望。”

不难察觉，汪家舅舅在写信时，对久不露面的薛家儿女，克制着不满和愠怒。

确实有好几年，我妈他们没有去上海探望继母了。

1966年之前，薛家儿女每隔几年，还能与汪外婆来往走动一番。

1962年，我母亲和汪外婆在上海的合影。

我姨妈生儿子的时候，汪外婆到青岛侍候过月子。我哥哥年幼的时候，汪外婆来过大连，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

1962年春节，我妈只身去上海，和她的三哥三嫂一起探望继母，还陪着老太太在长风公园划船游玩。

因为外公这层关系，汪外婆极力想做一个称职的母亲，薛家儿女也想对这位长者尽一份孝心。

1962年，我母亲（前）和我的三舅三舅妈陪汪外婆（后）在公园游玩。

然而，1966年以后，紧张的政治形势让团聚成为奢望，亲情咫尺天涯。

薛家五兄妹在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中，日子都不好过。不是在接受改造，就是在接受审查，不是在交代问题，就是在划清界限，个个如履薄冰，自顾不暇。

况且，谁能允许黑五类的子女从运动中抽身，去异地探望反革命分子的老婆呢？

翘首枯望的汪外婆，把她的情感放在了我外公的孙儿孙女身上。

那时，我三舅的两个女儿住在上海她们的外婆家里，看望这一对小孙女，是汪外婆的节日。

文革期间有一天，她又去看那两个孩子。没成想，孙女的外婆生怕汪外婆反革命家属的身份影响孩子的前途，为了划清界限，她吓唬两女孩儿：“不要开门，狼外婆来了！”吓得她俩赶紧关上大门。

汪外婆站在大门口，远远地望着，久久地站着，不敢再靠近一步。

1962年春节，五十五岁的汪外婆。

枯寂的生活，抽干了汪外婆的盼望。对未来的忧心，耗损了她的健康。她的面相和身材，与当年富态的样子早已相去甚远了。

汪家舅舅在信中说：“大姐晚年以来很少开心，快乐。碌碌一生，可谓痛矣！”

汪外婆弥留之际，心心念念薛家儿女能来看望。十几年来，她就像一只风筝飘荡在薛家门外，飞不远，也落不下。她多么渴望，能有一只手，牵她回来，安放家中。

在离开人世之前，如果薛家亲人能陪侍左右，也不枉她与外公夫妻一场，也不枉她十五年探监的劳苦与执着啊！

然而，汪外婆去世时，我外公仍在监狱服刑，没有人身自由。他的五个儿女谁也不在上海，没有一人送继母最后一程。

为她料理后事的，是她的同胞弟妹，还有我海福舅舅父子（我外公前妻的弟弟和外甥。见《童年碎片》21集）。

汪外婆弟弟书信的部分内容。

真不知上天安排汪外婆来到薛家究竟为了什么。她40岁走进薛家，本以为后半生有了着落，命运却让她守了十五年活寡。

妻子，母亲，祖母，普通女人顺理成章的三种身份，她竟无一遂愿。她来到薛家的任务，似乎只有一个：探监。

在薛家落难的阴晦岁月，汪外婆以她执着而最终破灭的心愿，陪伴了我外公十五年的牢狱生活，独自承担了本不属于她的耻辱与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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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外婆去世后的第二个夏天，我妈终于带着我来到上海。她处理了继母的一些身后事务，也是给汪家人一个交代。

时光终究错开了我与汪外婆的相见。

后来我想，假如汪外婆活到了1970年，活到了我们去上海的时候，我妈能不能带我去看她？

答案只有一个，不能！

为了我的前途，为了儿女不再与“反革命”有任何牵连，我妈决不会让我和外公有一丝一缕的瓜葛。

我与汪外婆的缘分，注定只能留在那件柔软的小棉袄里、那双圆嘟嘟的小棉鞋里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