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记忆的搜索《五》

闲云野鹤

知青下放七四年，蹉跎岁月脑海间。

记忆随风酿思泉，往事汇集缀美篇。

片断琐碎游心上，脉络清晰在眼前。

遥寄兰溪笔有意，福佑彭岗夜无眠。

题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毛泽东在非常时期做出的一个非常睿智的时代决策。不经风雨，哪能见彩虹？不劳其心志、苦其筋骨，哪能领悟人生、茁壮成长？告别学生时代，先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对于城市知识青年来讲，是人生的必修课，对年轻人领悟人生、适应社会，锤炼意志，融入时代，都大有裨益。凡经历过“下放农村”的人，虽然吃了不少苦，但若干年后，都无不感到受益匪浅。

1974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其实，根据当时“多子留一”的下放政策，我完全可以不下放。如果母亲还在，有母亲的庇护，我也肯定不会下放！

我之所以选择了下放：

其一，因为我比较要强，想到农村去闯一闯，走自己的路，而不想留在武汉市，任人摆布。

其二，家里没有背景，父亲木讷，也不会到处求人，留在武汉市会很尴尬。

其三，没有母亲的家庭，很冷清，没有温暖，还不如换个环境。

其四，从小就能够自立，能自己照顾自己，非常自信：无论到哪里都能生存。

于是，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下放！随父亲所在单位的系统下放。

当时，我们爱武中学毕业典礼比其他学校要晚一些。我拿到毕业证和档案到父亲所在系统——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报到时候，其他学校要下放的知青早已报到并相互熟悉认识了。负责接待的同志，拿到我的档案后让我回去听通知，过几天再去开会，具体布置安排下放事宜。

8月中旬左右，我们全部下放知青集中在江汉区教育局的礼堂开会。进行下放动员，交待相关事宜，进行人员分组，确定各自要去的具体地方，各组人员相互熟悉沟通。

当时，我组被分到黄冈地区浠水县兰溪公社合一大队。我们组有十二个人，六男六女。指定我为组长。然后，分组活动，人员相互自我介绍熟悉，为以后在农村共同生活打基础。

这时候的下放已与原来“老三届”的“插队落户”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为，1973年，一位叫李庆林的老先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主要是说他儿子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农村接受再教育；但到农村以后，由于没有人管，生活上十分艰难，甚至连基本口粮都得不到保证，走投无路，难以生存。于是，李庆林先生大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毛主席收到信后，心情很沉重，就给李庆林先生回了一封信，并随信寄去300元“以聊补无米之炊”。

毛主席的这封信公开以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从此以后，全国各地就改变了以前那种“知识青年到农村散住农户”的模式，全部采取“社队挂钩，集中居住”的方式，各行各业都派带队干部与知识青年一起下放，带队干部一年一换；这样，就保证知识青年下放时不因势单力薄受人欺负，生活也能得到基本保障。

应该说，我们这一届下放者，是李庆林先生写信给毛主席后的受益人之一。

记得当年，我们江汉区教育系统是武汉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下放出发时间最早的单位之一。

9月25日这天上午，天是灰蒙蒙的，显得非常沉闷。

我父亲和沈志章、王幼南、刘传禄、涂同高、童汉明、赵兰珍、徐世琴、曾学玲、陶爱珍、张汉娥等10位同学，用涂同高的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一个背包、一口旧箱子和一个装着脸盆和洗漱用品的网兜），一起把我送到武汉市一中门口；开完欢送大会，看着我登上敞篷汽车，然后含泪和我挥手告别。

那一天，在武汉市一中门口黑压压一片聚满了人。那时候告别的场面是很凄凉的：父母送儿女，姐送弟哥送妹，朋友送朋友，同学送同学，全都是依依不舍，临别前有说不完的叮嘱语、知心话；有的甚至一把鼻涕一把泪，让人看了心酸。前途未卜，谁知什么时候再能见面？

当时，我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强忍情感，硬是没有让眼泪流下来，而是强颜欢笑地与父亲和同学一一道别。直到汽车驶出了武汉市，全车的人才止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想起那个时刻的情景，我现在还心里发酸。

哭归哭，难过归难过，路还得走下去，日子还得过下去。

当时和我们同乘一辆车的还有兰溪公社江中大队、群策大队的知识青年和带队干部俞干事。俞干事是一位女同志，是江汉区教育局的一名干部，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为了驱逐这沉闷和颓丧的局面，她马上把我们组织起来，打起精神高唱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语录歌，一路颠簸地来到浠水县兰溪。

兰溪位于长江湖北段中游，在巴河与散花中间；那里有一个类似于汉水流入长江的“三岔口”，兰溪河在那是注入长江。长江中间有一处江滩，是当时兰溪公社的“江中大队”；再过去就是黄石市。

当时的兰溪河上还没有桥梁，兰溪镇在兰溪河的东边，而合一大队则在兰溪镇的东边，要到合一大队就必须过兰溪河！

我们到达兰溪河边，换乘渡船，到达兰溪镇。当时的兰溪镇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街，用条石铺就的街面长约100米，街两边都有1米多高的台阶，在台阶上面才是各种店铺；那时的经济比较贫乏，虽然兰溪镇街上的小卖部、供销社、小饮食店、杂货铺、土产五金店、理发店、肉铺等一应俱全，但物资匮乏、短缺，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就拿“肉票”来讲，我们知识青年一年充其量只有6斤，但比农村人强多了。在供销社，能够买到一块“红山”肥皂，那还是运气。即便是这样，那兰溪镇毕竟是当地的文化物资交流中心，所以非常热闹；后来我们一有空隙时间，就会跑到兰溪街“逛商店”，那种情景也别有情趣。

从兰溪镇翻过一道堤就是群策大队；穿过群策大队，是一条笔直、大约2公里的机耕路，这条机耕路的两边是灌溉渠，路边长着垂柳，风景非常别致；机耕路走完有一处向左拐的田间小路，连接这条田间小路的是一个小石板桥；跨过小桥，沿着田间小路直达合一大队的大队部。

那个时候，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峰，农村虽然贫瘠，但田地整理得井井有条，路边的水沟、水港干干净净，灌溉渠两边的柳枝迎风摇曳，不知名的野花怒放，渠水潺潺，杨柳依依，可谓山清水秀，碧波荡漾，好一派田园风光！

当我们沿着田梗小路到达合一大队时，已经是下午时分了，大家虽然很疲倦，但兴致很高，这毕竟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还不知道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

合一大队的王同元书记，夏运柏副书记，王敬仁主任等，在大队的副业队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并在大队礼堂门前合影留念。

我们这次下放与以往知青下放最大的不同点是全部集中居住，独立成一个单独的群体，吃在一个锅里，住在一栋房子里，劳动在一个队里。大队党支部经过慎重研究，让我们在副业队安家。

王同元书记将合一大队和副业队的情况，简单地给我们作了介绍：“合一大队共有六个小队，这六个小队基本上是自然村，人口只有上千人；以水稻为主，也有一定的经济作物，如棉花、蔬菜、红薯、茶叶、养蚕等；经济状况在整个兰溪公社来讲，属中游水平，一个整劳力，一天可以挣得八、九毛钱。副业队地处合一大队自然位置的中央，主要工作是养猪，同时负责三、四十亩地蔬菜的种植和两口鱼塘的管理。原来副业队有几个农民负责，你们来了以后，就全部交给你们来经营和管理。同时，派副业队的副队长王叔中来指导你们”。

接着，就把我们安顿下来。由于当时我们来得太快，副业队还来不及为我们腾房间，所以暂时住在副业队的养蚕室里。后来才搬到副业队居住。

养蚕室是一间40多平方米的土砖房，房中间用竹席“Ｔ”型隔开，男左女右，里面各对称地排在6张竹片床，中间摆着6张方凳，方凳是我们搁放行李的地方；两扇松垮的木门摇摇晃晃，显得十分单薄；门旁边两扇窗户上没有玻璃，都是用白色的塑料布遮盖着的。

当时我们的心态比较好，就是这样的住房，我们也感到比较满意；毕竟是下农村，哪能与城市相比？在这方面，我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安顿下来后，我们粗略地熟悉了一下环境：

合一大队处在一丘陵地带，我们所在的副业队就在一处小山坡上。副业队的所在地也就是大队部所在地，与各生产小队或自然村相隔有一段距离。这里只有6处建筑：由近往远依次是养蚕室、大队部办公室、村级小学和畜牧站；与养蚕室并排稍低一点位置是大队礼堂；再下去就是副业队及伙房；伙房旁边是一排猪圈；副业队伙房和猪圈在山坡下面，与我们居住的养蚕室相隔一条通村砂石路；从这条砂石路过去往北，就是莲花山，“洗马公社”的红光大队就在其山脚下。

在大队部和村级小学中间有一处小山包，后来，我们知识青年就经常坐在上面乘凉和聊天。

当时，在大队部和副业队伙房里，还各独居着一男一女两个60多岁的“五保户”，也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的邻居。

和我下放在一起的有12人，6男6女，他们是：

陈平——长得非常帅气的小伙子，能歌善舞，古灵精怪，不仅笛子吹得好，一手字也很漂亮；而且热情好客，擅长外交，是我们组的活跃分子。

杨永洲——国字脸上长着一对浓眉大眼，表面很粗犷，其实内秀，个子不高但篮球打得很好；他爱学习喜钻研，为人也豪爽，后来一直在合一小学当教师。

冯明——为人沉稳、随和，待人宽厚，说话幽默，很有主见，而且画画很有功底；

王久久——非常老实，个性憨厚，一笑就露出两个酒窝，有较强的溶合性，而且很会做饭，长期担任我们的炊事员。

罗传利——浓眉大眼，为人深沉，平时语言不多，说话喜欢咬文嚼字；因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最先被招工回汉。

肖红芳——个子不高，文质彬彬，人很直爽，心直口快，待人诚恳，后来一直在合一小学当教师。

殷秋菊——女生中个子最高，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她语言不多，常常满脸带笑地听别人说话，为人比较沉稳，比较含蓄，是我们组最先“顶职”回汉的人员之一。

贾佑筠——个子较高，体魄微胖，性格豪爽，为人耿直，待人热情，快人快语，能较好地与人相处，也是我们组最先“顶职”回汉的人员之一。

康三菊——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圆圆的脸上总带着笑，一双大眼睛善解人意，为人心地善良，很会关心人体贴人，很长一段时间她担任炊事员。

宋金梅——个子矮矮的，长着一幅娃娃脸，整天都是笑咪咪的，比较单纯，也很活泼，走路一蹦一跳，性格像小孩，大家都喜欢和她开玩笑；她后来主要养蚕。

韩巧云——为人少言寡语，比较内向，说话语速很快，工作很有责任感，后来一直在合一小学当教师，而且口碑不错。

我担任组长，肖红芳任副组长。

刚到农村时，大家都很不习惯，毕竟都是从大城市来的，加之家里有父母照顾，现在陡然来到农村，多少感到不适应。特别是早上贪床，睡得不肯起床；冬天又冷，早上舍不得离开热被窝。

在这12个人中间，虽然年龄差不多，但我比他们大月份，于是，我便自觉挑起照顾他们的担子。尤其是在生活上，我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早就能够自立，而且什么苦都吃过，适应能力比较强。加上我又是组长，所以，把照顾好这11个弟妹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来到农村住在养蚕室的三个多月里，我基本上都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到下面伙房里给大家烧好洗漱水，然后挑上来，再叫醒大家；就是天寒地冻时节，我都坚持不懈；我认为，作为组长，应该具备这种服务意识。

来到农村一个星期后，就是国庆25周年纪念日。兰溪公社在兰溪镇举行庆祝活动，我和本组的知青一起兴致勃勃，到2公里以外的兰溪公社主会场参加庆祝活动。因为刚到农村，一切都感到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兴奋、那么的好奇、那么的浪漫。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兴致盎然，边走边看，边观察边留意，感到十分地惬意。尤其是看到那热闹非凡的庆祝活动场面，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是在城市里看不到的场面——民风十分淳朴，舞台十分简陋，组织十分简洁，节目十分简单，秩序十分井然，气氛十分感人。尽管一些表演的节目水平一般，但人们十分抬庄，掌声、喝彩声不断，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晚上回到宿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夜不能寐，欣然提笔，将一天沿途所见所闻，有感而发，写下一首抒事诗：

群山，在举臂欢呼，

长江，在扬波歌唱，

红旗，在迎风起舞，

浠水河啊，也频频唱起了赞歌，

掀起阵阵波浪……。

今天，兰溪的山格外秀丽，

兰溪的水格外清亮；

清晨，

各村各户炊烟凫凫，飘摇直上，

全家老小梳妆打扮，笑语满堂……；

一路上，小鸟显得格外的高兴，

特别的繁忙；

天不亮就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仿佛在催人们赶快起床。

沿途，它飞前赶后，东张西望，

不时在人们肩头飞过，鸟语脆亮。

似乎在提醒我们：

快走吧，难道你们没有听见锣鼓响？

会议就要开始了，

慢了，连节目表演也看不上！

路边小溪欢快的流淌，

象在颂诗？象在作曲？又象是在歌唱？

哈，这小溪笑了起来，

与赶路的人们结伴而行，

穿过田野，跨过鱼塘，奔向长江……。

路旁的榆树、杨柳，手舞足蹈，

不时的叨叨絮语，喜气洋洋；

随风摇摆的枝条轻佻，孟浪，

肆意抚摸人们的头发、衣裳……。

待熟的稻谷已经泛黄，

在徐徐的微风中点头摇晃；

象柔软的地毯铺满大地，

在平原上随风荡漾，推起阵阵波浪。

渔塘粼波闪闪，茶林满山春光，

棉桃咧嘴开笑，花絮如雪，点缀山乡……。

看，这大自然多么美丽，

多么神旷，多么壮观，多么令人神往；

她给我们描绘一幅斑澜雄伟的画卷，

让人误以为，这不是现实，而是梦想！

一路上，朵朵美丽的蝶花，

尽情地飞舞、跳跃在活泼少女的头上。

一群群顽皮可爱的儿童，

相互追逐、嘻闹，犹如初升的朝阳。

小伙子们快步如飞，姑娘们慢步而上；

老头子们手提烟袋上集镇，

婆婆妈妈们，走一步就有两个感想：

“学习大寨就是好啊，俺兰溪公社变了样；

幸福生活今胜昔，全靠伟大的共产党！”

那朴实的脚步声，

今天显得特别有力，特别铿锵；

方向目标一致，激动心情一样；

翻越山坡，跳过沟港，

趟过小河，穿过山庄；

告辞东南西北，直奔公社的大会会场。

兰溪镇上，

条条横幅拦街挂起，句句口号布满土墙；

“庆祝专刊”百花齐放，

诗歌、散文谱写篇章；

节日的街镇五彩缤纷，应接不暇目悦心赏；

川流不息，人来人往，

喜气腾空，在人们的头上弥漫、荡漾……。

经过欢快的跋涉，

终于到达公社的大会会场——

兰溪中学，当地的最高学堂。

听啊，

欢快的锣鼓同时敲响，

清晰的喇叭声音宏亮，

热闹的场面似四海翻腾，象五洲震荡——

表决心，麦克风响彻了田野，豪迈的誓言震撼山冈。

谈体会，遣词用字情深意切，新旧对比，让人豪情奔放。

精彩的表演接二连三，

都在把伟大的祖国颂扬。

对口词，快板书，白话剧，小合唱，

二胡、笛子单独奏，悠扬的乐曲传四方。

每一个小节，每一个音符，

都在把新中国赞美，都在为新中国画像！

我们，武汉下放的知识青年，

胸装大志，怀揣理想；

告别城市，走进山乡；

沿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

一步一步将生命之歌唱响；

下放仅仅一星期，眨眼时间快流淌；

能和贫下中农一起欢渡国庆，

心里感到格外舒畅……；

下放农村，新的生活还刚刚开始，

往前看，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锣鼓，敲得我们热血沸腾，

喇叭，吹得我们豪情奔放。

改天换地我们来，哪里艰苦我们上！

困难胆敢把路挡，排除万难也要闯。

路，靠我们走，业，靠我们创！

用心，可以画出最真诚的理想；

用情，可以画出最柔和的故乡；

用汗水，可以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用智慧，可以把我们伟大的祖国扮得更靓、更靓……。

其实，来到农村后，大家最想的还是家人和昔日同窗。那时候，能够收到家人和同学的来信，是最兴奋的；如果有一个星期收不到来信，人就恹了，像丢了魂似的；所以，那时候，盼信，成了我们的第一需求。

在农村的三年是我写诗最多的三年。遇上雨雪天气，我们在家无事，我就往往通过写诗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在与同学书信往来时和书写其它文稿时，我也常常用诗句来表达。三年中，我书写各种长短诗100多首。这些诗句，现在读起来，也还别有味道。有两封“诗信”是我分别给王幼南和熊存宽、李星楷的回信——

1、再拧亮点，芯捻，再凑近点，油灯，在与蚊子紧张战斗的时刻，幼南，我正兴致盎然地给你复信。

屋内，老鼠奔跑，蚊虫咬叮；窗外，群星闪烁，青蛙共鸣；细看，桌上那笔迹十分熟悉的信箴，细听，隔壁已传来同事们甜蜜的鼾声；时间已经很晚，此时，整个乡村一片寂静；但我并不感到疲倦，不觉得夜深，仍兴致勃勃，满怀情深，挥动着战友们临行前所赠的钢笔，一字字，一句句，给你，我时刻思念的兄弟复信。

往后看，无形中走过七个月，汗水将前进的道路铺成；往前看，块块秧田翻绿浪，又有新的任务在召唤我们！

目前，你担任了新的工作，切切记住，这是党的信任，只要踏实、负责、出以公心，工作就一定会旗开得胜；好心、效果相结合，掌握方法，不忘根本；认真学习看路线，依靠群众，对党忠诚。

我在此一切都好，请老友不必耽心；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生活，吃饱为止，一日三顿；工作，立足本职，兼管团支部，劳动，鼓足了十分的干劲：当了八天“插秧能手”，做了三天“美术工人”，装了十天“养蚕姑娘”，扮演了七天“教书先生”；现在又回到种田的本行，整天伴随那绿浪滚滚；但我依然信心百倍，无限豪情，愿用青春将新的世界开垦。手中的锄头，一支彩笔，正在描绘祖国美景，锦绣前程。

生活——友谊，是我们人生充满活力的源泉，封封书信，是联结我们纯情的纽带根根；分别以后，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见信、见像片，如见你本人；昔日，串串脚印绽开簇簇鲜花，今朝，封封书信招来片片绿荫；我深信，待后老友武汉相聚，必定是妙语连珠、笑语滚滚，各自讲叙自己生活中的精彩片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数家珍……

哇，手中的笔不停地滑动，几行不成形的字倒排了几层；文字不多友谊深，千里邮书情更纯。无奈那睡意缠上我，迷糊中只好暂搁此笔。这是一封没有写完的回信，之所以邮来，是因为我非常地想念你们。

2、无边的秧苗一片绿，大自然的美景眼底收，工间休息写封信，吉林、星楷，请接受三百里外兄弟的问候！

桌上，摆着你们的来信，心中，却非常思念远方的密友，每当我拿起那笔迹十分熟悉的信笺，总有一种特别的情思涌上心头。吃过黄连，才知蜜甜，静水游泳，那知江水湍流。自从走上社会，才真正体会到同学间友谊的深厚！

春节的游玩已成历史，转眼分别又有三月之久；麦进晒场秧苗又壮，刚来时，门前那光秃垂柳，现已是枝繁叶茂！时间过得真快，却又是那么的仓促，若无彼此书信频繁，怎能消得分别的思愁？

啊，星楷、吉林，我时刻思念的亲密好友，多少次错把梦境当现实，原来是梦中手压胸口；每当我感到疲惫时，就仿佛看见你们迎来慰问的双手；每当我寂寞、苦闷、松劲时，就仿佛听见你们的忠告和叮嘱；这友谊，是永不凋谢的鲜花，但要靠真诚来栽培，才能永存、纯洁、深厚……；随着气温的变化，“夏老虎”即将挡路，衷心感谢你们的预告，我一定思想准备充足。

从信中略知星楷的点滴消息，老兄表示真诚的预祝，事情也可能不会一帆风顺，老弟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攀登高峰知峻岭，无限春光尽风流，三百里外候佳音，喜闻兄弟们的抱负、前途。

心想多叙，时间不够；笔想多写，时间难留；无奈收笔暂住手，请转达我对兄弟们的声声问候。听，喊“出工”的声音响了，我又得去参加新的战斗！

刚来到农村，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一切都是那么的好奇，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一切又是那么的无奈。刚开始，我们什么都不懂，劳动、生活、理财、应酬等方面，既显得很幼稚，也很单纯，曾经闹过不少笑话，也曾经有许多尴尬。但王敬仁、王叔中及合一大队的贫下中农非常质朴，他们对武汉知识青年没有一点歧视，而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时时处处关心我们，让我们深受感动。来到农村不久，我写了一篇《农村生活速写》：

一、劳动——迎着朝阳顶蓝天，肩扛锄头登山尖，眺望祖国好山河，一片绿海不见边；兴致勃勃到田头，贫下中农走在前，教我锄地心耐烦，矫正动作慢开言：小杨，莫心急；小李，锄慢点；求快还要求质量，你再看我做两遍。土地，在我们眼下显得特别坚硬，锄头，在我们手中觉得特别讨嫌；双臂震得发了麻，手掌泡花开几遍；头次劳动干劲足，头次打泡疼心间，头次锄地知劳累，头次尝试苦和甜。

二、生活——收工到厨房，饭菜端跟前，贫下中农的关怀，一股暖流涌心田；两张桌子堂中摆，12双筷子放八面；酱菜、黄豆、红茹丝，腌菜、萝卜、白菜鲜；鱼肉、腌椒、豆腐干，馍馍、包子、煮汤元；“小陈，要吃饱；小罗，不够就再添；大家吃饱好劳动，莫讲客气莫挑选，虽说生活较艰苦，这也是锻炼”；口里吃着大白米，心里更觉饭香甜；一日三餐吃得饱，不愁柴米和油盐。

三、送水——傍晚回寝室，开水茶瓶放两边，疲劳口渴喝一杯，水似甘露润心田；司务长每天照顾咱，开水一天送几遍，一瓶开水一颗心，一杯更比一杯甜。

四、看病——傍晚小憩坐门前，交心谈心聊聊天，一阵寒流过，一阵冷风卷，体质虚弱经不起，此时病起源；吃药床上卧，一夜烧不减，赤脚医生来诊断，拿脉问诊寻病源，一举一动真耐心，一言一语来“抱怨”：小王，今后莫要再贪凉，衣服穿多点，多喝开水睡一觉，被子要盖严。亲切话语暖心间，一日登门好几遍，随时求医不嫌麻烦，深夜出诊不顾路远；几年如一日为贫下中农服务，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心扑在事业上，时刻关心咱武汉的知识青年。

来到农村，开始，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不知今后的路在哪里，因此心中十分郁闷；当时，曾和《西江月》词牌韵律，为自己的像片题了一首《自嘲》词：

生在洪峰之时，长在动乱之中；

十年浩劫一场空，贻误年华颖聪。

平生岂无大志？理想气贯长虹；

海市蜃楼一场梦，留下怨恨重重！

然而，就在我对人生感到渺茫的时候，有一个人用格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动了我，让我振作起来。他就是兰溪公社合一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业队主任王敬仁，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我始终打心眼里认为，他才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敬仁其貌不扬，是个驼背；家庭也不幸，妻子是个精神病人；两个孩子，其中一个痴呆……。

就是这样一个人，又背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如果心胸窄一点，可能早就精神崩溃了！但自从我们来到那里，从来未见过他愁眉苦脸，脸上总挂着笑容；他乐于助人，为人豁达，不管谁家有事需要帮忙，他总能伸出援助之手，所以在当地贫下中农中间有很高的威信。对待我们知识青年，他像对待亲人一样，百般呵护，处处照顾，谁要有什么心事，他都能及时排解，尽量给予最大的帮助；知识青年也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无论是谁，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

毫不夸张地说，王敬仁用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我们12个知识青年。在后来的生活道路上，我也经历过许多磨难，但只要想起王敬仁，许多委曲和不快，我都能坦然面对；在工作上，每当我有所松懈时，一想起王敬仁，什么荣誉、地位、报酬，都觉得不好意思再争，只是尽量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说到底，只要想起王敬仁，我就知道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坦坦荡荡做人，兢兢业业做事，清清白白做官。

我在浠水县兰溪公社合一大队生活了近三年时间。

期间，我担任过知青组长兼大队团总支书记，兼任过副业队的司务长，多次被评为全县优秀知识青年；由于我的字写得好，文章也不赖，敢于吃苦，口碑不错，在当时全浠水县的知识青年中也小有名气。

当时，作为知青组长，我只知道应该身体力行，本着“坦坦荡荡的人格魅力”，带头苦干，用无声的行动来带领全组战友，认真接受再教育；有四件事情，深得当地农民和干部的好评和广大知青的认可。

一是刚下放时的一整个冬天，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到水井挑水到伙房，坚持为其他知青烧好热水后，再去将其他知青喊起来。尽管年龄我们相当，但颇显“家长”风范，这种热心为大家服务的举动，使其他知青深受感动，同时也让当地贫下中农对我刮目相看。

二是刚到农村的冬天，为迎接县里对各生产大队水利工作的检查，在三九严寒天气里、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在别人都缩在被窝里不肯出来时，我和其他知青主动请缨，下河疏通河道，铲除水中的土坝，让贫下中农佩服不已。记得在疏通河道后，我写下一首“打油诗”：

双手紧握冰凉剌骨的铁锹把，顶着严寒来到湖边疏通港汊；两腿哆嗦，牙齿在不停的打架；衣着单薄，冷风还在嗖嗖的刮；铲雪破冰身上仅穿一条裤衩；喝一口酒活血取暖也是办法；顶风冒雪哪能讨价还价；为了明年，再苦再累也得豁出去啦！不管咋地，咱还是个男子汉吧；要干就干，哪有那么多的婆婆妈妈！荒湖边上，风大喊声也大；下定决心，要让泥巴全搬家！

三是在“双抢”期间，尽管我身体瘦弱，体重不到100斤，但始终坚持在“双抢”第一线，且一直是挑“双草头”（约140斤），坚持到最后。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让当地贫下中农非常认可。

四是不怕脏不怕累，敢于见义勇为。有一次，在我们驻地附近，有一头小猪觅食不慎掉进粪坑；当我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地跳下几尺深的粪坑中，把小猪仔救了上来，为此，贫下中农十分感动……。

由于我在下放期间表现出色，1975年6月，就在我下放只有9个月的时间，就填写了第一份入党志愿书；但在填写志愿书时经验不足，大队党支部提醒我，在农村入党时，一定要将“五父”填完整，即：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于是，我想了半天，就把王伯安的名字填上了；结果，在政审时，查明“么伯伯”王伯安（我曾经寄居过的远房亲戚）的成分是民族资本家，所以，因家庭社会关系问题而未被批准；随后，我又先后两次填写了入党志愿书，都是因为政审而被取消。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政治生命第三次遭受重创，心里都在流血。

到第三次让我填写志愿书时，我就有点烦了，不愿填。

于是，大队支部书记王同元就向兰溪公社党委施加压力：如果这次不批准李正友入党，我们合一大队就不发展党员！最后兰溪公社党委终于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大队支部副书记夏运柏和大队支部委员王敬仁。

1976年7月1日晚上，在黄冈地区浠水县兰溪公社合一大队破旧的小学教室里，一盏煤油灯跳跃着微弱的火花，我面对着由自己亲手书写的“入党誓词”，进行了宣誓仪式；至此，我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尽管耽搁了一年的时间，但我凭自己的表现，终于得到了我本应得到的东西。

农村的三年，在我的人生的旅途上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其实，从下放到农村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打算再回武汉：一是家中没有母亲的疼爱，始终认为“家不像家”，反正是一个人过，在哪里都一样。二是我心仪的姑娘没有给我回音，使我了无牵挂，反而想走远一点更好。所以来到农村，我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无论干什么都十分投入，不怕吃亏也不计报酬，因此，很快在贫下中农中树立了好的形象，在知识青年中有了较高的威信。

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尾期，“假大空”的东西还比较盛行，什么“农业学大寨”、“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标语比比皆是。因为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又擅长写大排笔字，刷标语是一把好手；于是，在很多时间里，我都是拎着石灰桶，到各生产小队去刷标语，或被借到公社去办宣传板报。

当时，兰溪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全劳力（10分）一天可以挣8毛钱；我们刚去时，一般都是按8分计算，就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干了一年，最后到过年回家时，一年的劳动成果就变成了一担“鸡鸭鱼肉”之类的东西；年过完再返回农村时，带回去的东西也就吃光了。一切从头再来。

来到农村，开始，我们的伙食是由副业队的人代管的；几个月后，发现每个月底盘伙食账时，总是“团不了胡”，总是有缺口。于是，大队党支部决定由我们自己来管伙食，让我兼任司务长。自从我接管伙食后，我们的伙食账就清晰了，不仅没有亏损，还月月有盈余。

虽然我们下农村时已经有了带队干部，粮食上有了保障，但蔬菜却有时候接不上；在没有蔬菜的时节，我们就用从武汉带去的辣椒粉拌饭吃，这样的饭吃多了，几天都拉不出屎来，那是最难受的。没有办法，有时候，我们就去偷菜。

有两件事在我脑海里印象极深：

一是偷土豆。

在副业队附近有一个兽医站，兽医站有一片菜地。有一次，我们看见那块地里长满了绿油油的土豆叶，就忍不住产生了“贼心”，大家合计，决定来一次“夜袭土豆地”。

在一个月亮被乌云遮住的漆黑夜晚，我们部署周密，全组人员分成三拨：一拨带着麻袋，顺着田梗匍匐前进潜入土豆地，刨出土豆，捋下土豆后再把土豆叶原封不动插进土中埋好；这个动作要细致，要让人看不出土豆被刨的痕迹；一拨人负责放哨，专门盯住兽医站的灯光和大门，一有风吹草动就及时报警，避免行迹败露；还有一拨专门在家负责“坚壁清野”，这种事情主要由女生承担，把偷回的土豆藏好，做好善后工作，不能让人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这次行动很圆满，偷回的土豆很多，足足够我们吃了一个多星期。

两天以后，土豆叶开始枯黄和萎缩，兽医站的人扒开土一看，里面土豆全无，都傻了眼；待他们回过神来，猜想这事一定是我们干的，但又抓不住把柄，只好自认倒霉，不了了之；事隔不久，他们也报复我们，把我们养的一条狗诱进兽医站宰吃了；但最后还是被我们找到了证据，逼他们还了一条狗。

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情，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忍俊不住，情不自禁的偷笑。

二是偷鱼。

我们所在的副业队住处上下各有一个鱼塘。有一年十月份左右，副业队决定将上面鱼塘的鱼转到下面鱼塘去，让上面的鱼塘改做其它用途。

在转运鱼的过程中，贫下中农负责在塘里捞鱼，然后装到竹筐里；我们主要负责转运鱼；然而，从上塘到下塘必须经过我们的住处；开始大家还没有产生“偷鱼”的想法，但不久就感到很笨，为什么不能顺手牵羊搞几条鱼呢？大家一合计，就决定下手！我们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我、杨永州、陈平、冯明、殷秋菊、贾佑筠等负责挑运鱼；康三菊、韩巧云、宋金梅负责在靠路边的一间房子里接应；王久久负责将鱼“坚壁”起来。

于是，每当我们几个人挑鱼从住处门口经过时，都会乘人不注意，迅速从鱼筐里抽出一条鱼，从窗子扔进我们的住处，然后再朝下塘走去；这时行动一定要快，不能停顿片刻，否则会让贫下中农看出破绽；就这样，我们行动敏捷，一共扔了20多条，神不知鬼不觉，让我们好好地打了一次“牙祭”。

就这样，在农村由生存所迫，我们不得已学会了偷鸡摸狗；虽然我从未没有参与，但也从来没有制止过我的组员去干这种事；大家都是为了生存！贫下中农也很宽容，明知有些事情是我们干的，但他们没有追究，使我们很感动；后来慢慢的，我们也就不做这种事情了。

在农村，感触最深最累的应该是“双抢”！因为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也是农忙最紧张的季节。

由于副业队没有稻谷，一到“双抢”，我们就要到各生产小队去帮忙抢插抢种。合一大队共的六个小队，每个小队去两至三天，就差不多是半个月；虽然我们并不是主要劳力，但也得跟着当地农民一样干！

“双抢”时，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晚上天完全黑了才能收工，一天要干15小时以上：要么割谷，要么捆谷，要么插秧、要么挑秧，要么薅秧，要么挑草头；割谷怕割了手，捆谷不得要令，插秧腰受不了，薅秧又怕损坏秧的根须，我只好选择挑秧和挑草头……；而双草头一担近140斤左右，一天下来，肩膀都磨肿了，但还得坚持；这样大的劳动强度，我们根本受不了；所以，每天收工以后，我们疲惫不堪，有时吃饭，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晚上回到寝室，经常是来不及洗，倒头就睡，第二天又迷迷糊糊上工去；那种情景，让人终生难忘……。

1976年9月9日这一天，我们随副业队的一位老农，前往莲花山深处买柴；当我们返回途中，听到沿路的有线广播突然响起：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当时，我们只觉得脑袋一嗡，似乎天要塌下来似的，整个人有点发呆。

后来，回到大队，在收看毛主席追悼会时，只觉得有些画面不太协调，但未往深处琢磨；再后来，就出现了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邓小平复出等一系列国家政治事件。

当然，尽管毛泽东去逝，我们满怀虔诚的崇拜情感，心里觉得很悲痛，但毕竟还年轻，对国家大事也是似懂非懂，过一阵子也就慢慢淡化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地球照样旋转，我们仍然还是在农村。

原来在城市里，我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谷”是怎么长出来的，完全搞不清白；到农村一年后，特别是经过参加两次“双抢”，我们不仅经受了锻炼，而且对“谷”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全过程的了解。1975年，在“双抢”结束后，我写下了《挑谷有感》——

一颗颗金黄色的谷种，被均匀地洒在耕耙、整理过的水田上；覆盖薄膜保暖，发芽吮吸阳光；平均长到五寸长，便独自外出“闯荡”……。

一株株健壮的秧苗，被插入混浊的泥浆；经过扯稗、施肥、耗秧，它们便摇头晃脑地迅速成长……;旱时，它们垂头塌翼，神情沮丧；淹时，它们东倒西歪，藏身汪洋；它娇嫩，日夜躺在“水妈妈”的怀里，它嘴刁，餐餐要吃“泥妈妈”的奶浆；经过精心管理，细心培养，秧苗一天天长高，一天比一天健壮，透过夜幕，穿过晨霜，作别娇嫩的“哺育期”，瞬间汇成一片绿色的海洋……；

经过放水，经过晒场，秧苗由青变黄，逐步在大地上掀起金黄色的波浪；经过杀青，经过灌浆，成熟的稻谷阔步迎着朝阳；经过收割，经过捆绑，经过我们的双肩来回奔忙，那一个个的“草头”，乖乖来到打谷场；

跳进打谷机，扯破“黄衣裳”，打谷场上卷起阵阵“灰浪”；穗、叶、杆分崩析离，开始还惜惜相依，不离不让；经过归类，经过扬场，穗成谷粒，叶杆变模样，各自都在把自己的生命之歌唱响；稻草经过扎捆，堆码得象一座座新房，或留作牲口饲料，或派其他用场；一堆堆的稻谷用筐装，百五十斤的担子肩上“晃”，虽然压得双肩痛，感觉却欢畅，加上扫帚“大扫荡”，颗粒统归仓。

一年的汗水换来了丰收的喜悦，一年的期待迎来了收获的畅想，这不是诗，也不是歌，而是生命的乐章。

看见那一颗颗金黄色的稻谷，不禁引起我的无限遐想，回味这秧苗的成长过程，似乎也看见了我的生命轨迹，我的成长……。

农村生活虽然苦，劳动虽然累，但精神上很充实，心情上很愉快。

在农村三年的生活中，我们知青非常团结，和睦相处，大家相互关心，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生活得十分和谐，充满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记得有一次，我得了急性肠炎，拉肚子拉得人都快虚脱了，当时，情绪很差，非常想念亲人，睡梦中迷迷糊糊想到母亲，不由淆然泪下，自叹命苦！

那时，作为炊事员的康珊菊对我精心的照料，体贴入微，关心倍至，让我充分感受到被人照顾的温暖。我想吃稀饭，她慢慢地熬；我想喝瓠子汤，她慢慢煮；我感到寂寞，她陪我慢慢聊；让我充分感受到她为人坦诚、耿直、豁达的内涵。

从那以后，我们彼此关心，相互关照，情同兄妹。后来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康珊菊的精心照顾，我三年的农村生活不可能过得那么有滋有味，有许多坎坷也不可能一一顺利趟过。至今为止，我都打心眼里感谢这位“红颜知己”。

在兰溪近千个日日夜夜里，我得到许多，也失去许多；感悟许多，也无奈许多；顺心的时候，仿佛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颓丧的时候，又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沮丧。

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生活是现实的，既有色彩斑斓的五彩缤纷，也有黯然失色的秋原凋零。实实在在地讲，兰溪的生活虽然苦涩，但还是苦中有乐，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有许多事情和细节令我沉醉、回味其中。

代课。刚到农村不久，副业队对我们几个人的的进行了分配，主要是这么几个岗位：小学老师、养蚕、做饭、种菜；经征求大家意见，结果：肖红芳、杨永州、韩巧云当小学老师；宋金梅、贾佑筠养蚕；康三菊做饭；其他人种菜。但开始几天，小学老师不够，领导让我代一下三年级的课，主要是教语文。接到任务后，我不敢懈怠，尽管只是短暂时间的“顶角”，我也十分认真，马上利用晚上的时间精心备课；我虽然没有当过老师，但以当时的水平，教小学三年级没有一点问题；尽管我对正规的教学程序不了解，但有课本在，按照课本自由发挥就行了。后来在上课的时候，我注意将书本知识和自己掌握的知识相结合，将教学灌输和诱导启发相结合，活跃课堂气氛，教学效果也还可以。虽然只代了7天课，但学生们非常欢迎我，后来一直称我“李老师”，心里觉得蛮有成就感。

养蚕。虽然我具体工作不是养蚕，但蚕长到一定时候饭量特别大，在结茧之前，俩、三个人采桑叶根本供不应求；于是，这时候，我们几个人一起帮忙采桑叶或做一些其它辅助环节。养蚕其实蛮有趣味，开始的时候，只是看见几张纸上有密密麻麻的蚕卵；过了不久，就发现这些卵全部变成了一条条像蚂蚁大的小蚕，灰不溜秋的，全部放在一个簸箕里也不很起眼，一天吃不了几片桑叶；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这些蚕慢慢长大，食量也越来越大，就连晚上，它们也吃个不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一群快成熟的蚕吃桑叶的声音，就像是在下大雨一样，“唰唰唰唰……”，十分壮观；开始只是几片桑叶就可以打发它们，到后来，它们慢慢长大，一天要吃几筐桑叶，用几十个簸箕才能容纳下它们，搞得我们手忙脚乱；而它们的身体也慢慢由灰不溜秋变成白色或黄色，体形也由蚂蚁大小变成为五、六公分长、小手指头般粗细，身体开始通体透明；这时候，它们开始不吃不喝；于是，我们马上给它们准备松枝或桔杆，它们慢慢爬进去，找个适当的位置，吐丝结茧。至此，整个养蚕告一段落。

上水利。在农村，除了“双抢”，可能就是“上水利”最累了。两者不同的是，“双抢”时，我们到各队去帮忙，虽然很累，但各生产队招待我们不错，每餐饭有鱼有肉，有酒喝。但“上水利”则不一样，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生活也比较艰苦。所谓“上水利”，就是利用冬天农闲季节，各生产队把劳力组织起来，要么修缮加固河堤，要么疏通河道和港汊，为明年农作物的生长的灌溉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上水利，主要任务是加固合一大队沿线的兰溪河堤，将堤身加高。那时上堤确实很累：在堤下面的田地里取土，然后一担担的挑上河堤；一担土起码有40-50斤，上下河堤起码的六、七米的高程，一天来来回回几十趟甚至上百趟。一天下来，腿都发软。有的人受不了，甚至将土挑到堤的半中腰，腿一软，滚了下来。而且，干这种体力活的时候，饭量特别大，由于伙食比较差，又没有什么油水，所以，我们一餐要吃一斤多。好在上堤的时候，由队里统一补助粮食，否则，我们就要饿肚子了。

挖水井。我们来到副业队之前，在离住房前面10米处的田间，曾有一口水井，说是水井，其实就是一个水凼子，不仅水质很差、水量不足，也显得很邋遢；但是，我们吃用全部靠它。没有干净的水源怎么生存？我们定居副业队之后，大家商量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水井。我们的决定，马上得到王敬仁主任的支持，他迅速派了一个对修水井比较内行的贫下中农来指导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动手，用了两时间，足足将那个水凼子挖下去4米多深，直到下面出现了浸出来的地下水，我们才住手；然后我们在井底铺了一层砂，主要直过滤作用；又将井面用水泥浆砌出井口和台阶，搞得漂漂亮亮的。这个举动不仅解决了我们吃水卫生的问题，还让当地的贫下中农对我们刮目相看：知识青年就是不一样，干什么事情都有模有样。

猪油焖饭。在农村，九、十月份，往往是我们疏菜来源最缺乏的时候；平时，副业队的其他农民兄弟照顾我们，不时从家里带一些腌菜给我们救济一下，但往往供不应求，我们经常吃不到菜。好在十月左右晚稻已经收割，而晚稻比较糯，即使没有菜，吃起来也很香。有一次，康三菊心灵手巧、别出心裁，将米洗净以后，放进猪油和盐拌均，再加上水，盖上锅盖，用柴火慢慢煮，慢慢焖；结果焖出来的饭特别香，锅巴金黄金黄的，特别好吃（直到现在，我想起那金黄金黄的锅巴，都禁不住流口水）。从那以后，在没菜吃的时候，我们就偶尔煮一次“猪油焖饭”，打打牙祭，吃起来别有风味。

捉青蛙。“双抢”过后，对我们来说，就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季节，那时，农活不是很多；我们一般就是到菜地松松土，浇浇水。晚上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般就是几个人凑在一起打打扑克，下下象棋，再就是看看书，写写日记，甚感无聊。而七、八月份，正是青蛙最多的时候，于是，到了晚上，我们就去捉青蛙。捉青蛙，我们也有明确的分工：一部分人去田里捉青蛙，一部分人负责杀青蛙，一部分人负责烹饪青蛙。捉青蛙也有技巧，一般用三种工具：一是用手捉。具体操作方法是：用煤油灯或手电筒照，因为，到了晚上，青蛙见了灯光，一般不会动，只要照到了青蛙，用手抓就行了；二是用叉子刺。具体操作方法是：手拿一柄小叉子，发现了青蛙，用手抓又够不着，就用小叉子去叉，一般只要叉着就跑不了；三是用棉花球钓。具体操作方法是：用一根竹杆，顶端系一根粗线，线上吊一个小棉球，如果发现青蛙在水中，用手不好捉，用叉又不得力，就用棉球在青蛙的眼前慢慢晃动，青蛙以为是昆虫，就会一口将棉球吞下去，这时你将竹杆收起，将青蛙取下就行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晚上抓青蛙，然后用青蛙汤煮面条宵夜，味道特别鲜美。那段时光是让人十分留念的。但后来，贫下中农告诫我们，青蛙是益虫，最好不要抓，否则会对农作物的生长不利；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捉青蛙了。

下象棋。当时在农村，娱乐活动很单调，充其量就是打扑克，下象棋。开始，我对下象棋还比较感兴趣，偶尔也与别人切磋切磋棋艺。但我下棋很臭，水平很差，输多赢少，反正图个消遣，也无所谓。有一天下雨，没有出工。因为我和罗传利住一间房，既然没有事做，闲得无聊，就拿出棋盘来下棋；罗传利的棋艺比我高，我根本不是对手，这倒无所谓，但他的嘴巴蛮别讨嫌，口里不停的嘘里罗嗦，说些俏皮话和作贱人的话，就像后来相声《下棋》的段子一模一样，让人实在受不了；下了几盘后，他越说越来劲，我经不起他作贱，于是，一气之下把棋盘掀了，并发誓今后再也不下棋了。这件事，说起来让人好笑，认为我在耍小孩子脾气；但是，从那时起，我确实再也没有下过象棋。

骑自行车带人。我是高中阶段才学会骑自行车的，平时骑得也不多，车技很一般。有一次，我和大队会计夏运保到公社开会，因为路程太远，足有十几里路，就向畜牧站借了一辆自行车，我带着他前往。去的时候还马马虎虎，回来的时候出尽了洋相：当时，农村的路都是泥巴路，“雨天乱糟糟，晴天一把刀”，路面坑坑洼洼，莫说骑车，就是步行，有时候还崴脚；所以在回来的路上，我带着夏运保一路行来，总感到把握不住车笼头，走百把米就被坑槽别住，车子不由自主就摔倒，总共摔了五、六次，把夏运保摔怕了，再也不敢坐我的车，情愿自己步行回去。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后来想起来就觉得非常好笑。

撞到鬼。在农村，确实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就拿世上到底有没有鬼来说，我至今都认为：信则有，不信则无。因为我曾经历过一次被鬼缠身的遭遇。有一天，我到合一大队的二生产队去刷标语，吃过晚饭，天已完全黑了，我一个人从二生产队回副业队。在回去的路上要经过一处乱坟岗，而这乱坟岗离副业队并不远，直线距离也就50米左右。我胆子一向很小，平时，对这个地方就有点望而生畏，能绕行就绕行。但这一次可能是喝了点酒，不知道是胆子变粗了，还是人晕糊了，懵懵懂懂就走进了乱坟岗。但一走进乱坟岗，我就心虚了，腿子发软，虚汗直流。应该说，穿过乱坟岗也就不到20米的路程，也没有岔道，但我却在里面转了近1个小时，还走不出来。这时，康三菊也正在家里嘀咕，怎么还不回来？就到屋外张望，发现远处有个身影在晃动，于是，试探着喊了我一声，才将我引了出来。回到家里，我把这种情景给大家讲了一遍，大家也感到莫名其妙。直到现在，我都还搞不清是什么邪门？

上面所描述的这一个个情景和细节，经常会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播放，尽管过去了许久，但我总觉得就在眼前，总也忘却不了。这些存储的记忆，将终生伴随着我。

1976年9月25日，是我们下放农村两周年纪念日。

当时，我们知青小组的人员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罗传利、殷秋菊、贾佑筠已经回武汉工作，另外增加了三个新组员——王国章、顾刚生、韩小刚；尽管人员发生了变化，但生活的节奏照旧。

原来我和罗传利住一间房，罗传利走后，王国章和我住在一起。

为了庆祝我们来到农村两周年，这一天，我们拿出所有的“肉票”，从兰溪镇上买回10多斤肉，足足用“脸盆”做了12盆菜，在食堂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庆祝晚餐。

当时，我们把大队干部和副业队的领导全部请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我在“宴会”上致了“祝酒词”——

来到农村两年多，兴致勃勃来庆贺，买鱼买肉打平伙，摆酒用大桌！

十二侨子围圈坐，男女搭配乐呵呵，无所踌躇尽开口，专赶好菜捉。

两年劳动共生活，一桌酒席满屋歌，献上一句祝酒词，伙计们，喝！

随后开席，大家非常尽兴。仅白酒就喝了10几斤，12盆肉菜被吃得精光，连油都喝得一滴不剩！刚到农村时，看见当地农民用蒸肉的油泡饭吃，觉得他们很“粗鲁”，很“馋”，很不雅观，很不可思议。谁知道，两年后，我们也“渴了卤”，同样用“猪油”泡饭吃！此一时，彼一时也！

最后，我们男生全部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收拾残局都是女生承担的。

实实在在地讲，那是我们到农村后最令人难忘的一天，也是大家自发发泄的一天；酒醉心明，一切隐情都在不言中！

在农村的三年中，和我朝夕相处的共有15个人。这15个人在一起，亲如兄弟姐妹，相互照应，相互体贴，条件虽然艰苦，但总体来讲，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心。现在回想起来，这15个人的音容笑貌还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在农村的三年中，我曾经有过三次招工回武汉的机会，但都放弃了；因为我确实没有回武汉的打算。每年就是春节才回家一次，也就是说，下放三年回家三次。

而且那个时候回家一次也很不容易。那时候的公路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我们回武汉一般是坐船——九江至武汉往返的“小火轮”，这船不大，行驶也很慢，从兰溪到武汉要上十小时；而且时间也别扭，从九江到达兰溪的时候一般在下午六点左右，我们通常是下午六点多钟上船，第二天清晨4点多钟到武汉；从兰溪上船根本买不到卧铺，一般都是自带“席子”或塑料布，上船后找一块地方，铺在甲板上，将随身携带的行李——也就是那些“鸡鸭鱼肉”之类的东西，拢在一起，几个人轮换一照看休息；回到武汉休息十天半月后，又乘坐此船返回兰溪。

当时的生活就是这样平淡，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也从来没有像别的同学有那种“回到武汉就不想走，每次离开武汉都依依不舍”的感觉。如果当时不是组织上极力动员，，我可能就永远留在那里了。

在我离开兰溪以前，罗传利、冯明、殷秋菊、贾佑筠都已经通过“顶职”或“招工”返回武汉。直到1977年，省公路工程学校到浠水招生，我们的带队干部和兰溪公社分管知青的沈书记找我做工作，让我乘这个机会返回武汉，并说：你已经让了三次机会，再不走，我们不好向你家长交待！我们虽然舍不得放你走，但这里终究不是你呆的地方！鉴于这种状况，我只好答应离开。

当时到浠水负责招生的是省公路局修理厂的钱兆凡和公路工程学校的谢志宽。他们一看见我的报名表就决定录取我。其原因，是因为，我填写的报名表不仅字迹漂亮工整，而且还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拿到我的报名表后就不肯放手。于是，1977年8月份，我从农村返回武汉，成为“湖北省公路工程学校”的一名学生。

虽然人从农村回到城市，但心却久久不能安定下来。农村三年，在人生的旅途上充其量只能占1/30的时间（必须能活到90岁）；但仅仅这三年，却让我魂牵梦萦，存储的记忆里始终不能抹去那些残存的思绪。多少年后，只要繁忙的工作停顿下来，烦燥的心情平静下来，或遇到有相似情景在眼前闪过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将思绪拉回到兰溪；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仿佛还在农村；兰溪公社合一大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朝夕相处的同伴们，时常在脑海里浮现；多少次梦里重游兰溪，多少次错把梦境当现实；那毕竟是我成年后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哪能一下就忘掉？

后来，在这前后14位同学中，和我联系最多的还是康珊菊和王国章；她（他）们回城比我晚一些，而且就在我单位附近上班，所以我们联系要多一些。康珊菊转达了其他同学的心愿，希望我能出面组织一下，让15位同学再聚一聚，或者到兰溪合一去走一走，故地重游一番。其实，我也曾经想过再去一次兰溪合一，但由于我的工作一起很忙，一直没能满足和实现这个愿望。后来，我想把大家聚在一起，可身体又出了问题，力不从心，由此拖了一段时间。

2009年，在我的工作岗位变动以后，工作再不是那么忙了，我就主动与冯明、陈平、殷秋菊、康珊菊等人联系，筹划赴兰溪一次。4月11日，由我做东，请曾经在兰溪公社合一大队下过放的知青聚会，他们是冯明、贾佑筠、陈平、杨永洲、康珊菊、王国章、顾刚生、韩小刚、韩巧云、殷秋菊、肖红芳、罗传利、宋金梅、王久久、黄振宇、杨永芝和我共17人（黄振宇和杨永芝是我回城后下放到我们知青点的）。我们在宝丰路云都宾馆旁边的“湘缘时尚”小聚，在这次聚会上约定，近期到兰溪一次，由我具体组织和张罗。

这次聚会，大家非常高兴，毕竟一别三十四年，大家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相互介绍这些年来的各自经历，酸甜苦辣尽在不言中。酒后，送别大家，我余兴未尽，当晚给大家发了两条信息：

（一）

三十四年，弹指挥间;往事历历，尽在眼前;兰溪合一，魂绕梦牵;广阔天地，常常怀念：一门进出，一灶炊烟;一同劳作，一井甘甜;相互照应，相互共勉;朝夕相处，同屋共眠;偶有磕碰，在所难免;理解信任，不计前嫌;有福同享，从不抱怨;生活虽苦，苦中有甜：偷鸡摸狗，何止一件;夜袭菜地，像在昨天;混水摸鱼，喜乐其间;挑灯捉蛙，煮面味鲜。过年回汉，各家赴宴;公园游玩，合影留念。时光匆匆，瞬间周年;摆酒庆贺，丑态频添;男的全醉，醉后胡言;下的猪娃，全不值钱;借酒浇愁，心照不暄;苦了女生，细心收捡。几年劳作，确经锻炼;既是福份，更是情缘。一别多年，梦中常见;别后未聚，非常抱歉;身为组长，履职不全;虽有原因，难说其圆;今日设宴，弥补以前;欣然赴约，谢谢组员。

（二）

久别重逢情融融，嘘寒问暖肺腑中;

如今都是五十翁，当年记忆各不同;

兰溪合一常入梦，历历往事全在目;

酣酒叙旧多感叹，岁月蹉跎笑春风;

三十年来各自忙，酸甜苦辣不言中;

时间短暂情未尽，来日再聚味更浓;

正友感谢众弟妹，希望大家多保重。

2009年5月，我请黄黄高速公路管理处的同志帮忙，先找到目前兰溪的具体位置，然后确定具体的行走路线。因为30多年过去，尤其是交通建设突飞猛进，现在的兰溪合一变化多大？我们完全没有概念；如何才能顺利到达兰溪合一，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黄黄高速公路管理处的郑建处长对此事非常热心，专门指派浠水管理所所长袁刚同志操办此事。小袁也专程到兰溪合一去了一趟，并与那里的村委会取得了联系。这才知道，原来的兰溪公社合一大队现在已经更名为“彭岗村”。而现在彭岗村村委会的有些领导，还是我们那时候教过的学生。

5月9日上午8点，我找黄黄高速公路管理处借了一辆考斯特中巴车，由小袁领路，驱车来到原来的兰溪公社合一大队——现在的彭港村村部所在地，也就是我们原来曾经生活过的兰溪公社合一大队副业队所在地。

车子刚进村，早就等在那里的村干部和原来我们下放时比较熟悉的人们马上放起鞭炮，像迎接贵宾一样，立刻把我们团团围了起来，热情地拥抱握手，嘘寒问暖，场面十分感人。这里面有已退休的村支部书记夏运保（我们下放时是大队会计）、原小学的鄢校长、民兵连王连长、邓书记等。随后，我们一起来到村委会会议室进行座谈，交流，畅谈旧时光，回忆那蹉跎岁月留下的瞬时，感叹时光荏苒，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现在已经“奔六”了，大家唏嘘不已！听说我们最想见的王敬仁主任已经去世，大家一致要求去王敬仁的坟前拜谒、上香、献花；同时，看望慰问了王敬仁的遗孤。

然后，我们又在我们原来住过的旧居看了看，但原来的土砖房已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幢红砖瓦房，而原来门前整洁的场地却十分杂乱，到坑坑洼洼，落叶遍地，完全没有昔日那种温馨的感觉。再远眺那片我们曾经耕耘过的山山水水，也看不到那青山绿水，杨柳依依的景况：原来层次分明的茶园和红署地也看不到了，那错落有致的梯田也被荒草覆盖了，那田间径纬分明的田梗小路也被杂草淹没，眼前的山丘野草丛生，垃圾随处可见，路两边杂草几乎都蔓延到路中间了。感觉变化最大的就是多数土砖房变成了砖瓦房和小洋楼。而山青水秀的画面已离我们渐渐远去。似乎，当地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在淡化！这真是一种悲哀！

中午，我们在村委会和贫下中农一起就餐，炊事员都当地人自己自愿来帮忙的。有许多都是原来的熟人，他们知道消息，从四面八方赶来和我们见面，气氛非常热闹和融洽。在村委会，一共摆了四桌还坐不下，有的只能站着吃。吃的都是他们自己种的菜，喝的都是他们自己酿的酒。大家都很放松，兴致极高，相互敬酒，相互祝福，喝得不亦乐乎。知青顾刚生，性情中人，那天特别兴奋，喝醉了，吐了一地。吃完饭，大家恋恋不舍，在村委会门口合影留念。最后，在一片“保重”声中，我们离开了彭岗村。

2009年5月11日，我趁着余兴，写下《重回兰溪合一》的散文诗：

常常梦里神游，

寻找那条通往兰溪合一的路。

三十四年的牵挂，

始终缠绵、没有模糊。

尽管许多年来，

昔日的战友天水一方、各自忙碌，

但彼此的心却依旧将兰溪合一眷顾……。

2009年4月11日，17个知青在武汉团聚，

大家都想回兰溪合一看看，

依恋难舍，真情流露。

那毕竟是我们生活过的地方，

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旅途。

盼望故地重游，

了结心中一段长期的思念之苦。

2009年5月9日上午，我们乘车“东渡”，

目标直指兰溪合一，目的十分清楚。

一路上，车载人行欢笑漫出，

群情激动，精神抖擞。

穿过武汉城区，途经武黄高速；

跨过黄石大桥，再上大广北高速公路；

从兰溪匝道出去再上兰溪河堤，

七弯八拐终于到达彭港村村部（原合一大队）……。

原来需要一天的路程，

现在两个小时就已足够。

时空距离的浓缩，

让我们感受到交通的发展和进步。

车未停稳，当地农民就点燃炮竹，

纯朴热情的欢迎，让我们感动得想哭；

一个个曾经熟悉面孔，

抹上了时代的苍桑，记忆依稀模糊；

一副副陌生的面容，

笑容可掬，将好客的质扑透出。

王连长、夏会计、邓书记、

鄢校长、华医生、冯队长，

还有王敬仁主任的夫人和儿媳妇。

大家热烈地握手拥抱，

久别重逢的场面感人肺腑……。

三十年前，

我们风华正茂来到兰溪，将青春付出，

合一的大地上曾经洒落我们辛勤的汗珠。

昔日的印象，

兰溪合一山清水秀，人脉不古，

梦中常常将它未来的美景勾勒而出。

三十年后，故地重游，

眼前的情景却让人顿生无限感触：

登高望远，找不到原来的灵气和美图，

寻觅旧居，已没有往日的痕迹与建筑。

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

但田地没有往日那样错落有致，

山岗没有往日那般翠绿满铺；

环境没有昔日那般干净整洁，

路边杂草丛生，

村部院内显得杂乱荒芜……。

变化最大的只是泥巴墙变砖瓦房，

多了几栋新的小楼和房屋。

在我们看来，却是那样的不舒服！！

原来的合一虽然不如群策，

但总体还算比较富裕。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

这里为什么反而落伍？

物是人非，情景依旧，

感慨万千，说不清楚！

我们想帮他们致富，但心有余力不足！

本想捐助一点钱财，

又怕是对他们人格的污辱！

实际上，

他们需要的是精神的支撑，

是政策的帮扶！

是村委会一班人的与时俱进，

是全体村民的同甘共苦！

我们真诚地希望彭港村能够重整旗鼓，

大步流星，来个脱胎换骨；

万众一心，快步跨入新农村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