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工的日子

唐泽军

早些日子，一个学生从扬州回长春，路过北京时来看我，好开心，她是最后离开我的学生。吃饭闲聊时，得知她在北京十年求学居然没有去过国家剧院，我便提议饭后陪她去国家剧院转转。那天下着淅淅小雨，路上车不多，透过车窗，看着蒙蒙细雨，她说像扬州的三月，是的，北京一下雨就像南方，北京的雨也经常让我想起老家的雨。

我这个学生是个精神足又热爱生活的女孩，她兴趣盎然。我们先是冒雨参观了国家剧院地面上的建筑，宽阔的水面上拱出了一个巨型的银白色半球体，可以隐隐约约看见球体内黄色的灯光，如果不是下雨天，会以为是天上的星星映射在球面上。可能是疫情的原因，国家剧院没有什么演出，我们便买了参观卷。我到过几次国家剧院，都是看音乐演出（有个朋友在文联，经常送我音乐会的票），每次都是掐着时间来，看完演出就匆匆离去，这次可以好好参观一下国家剧院的内部结构，不看不知道，一看内心充满震撼，空间结构是那样的恢宏，只是心里觉得那大部分空间与音乐都是无关的。

应该是为了充分利用那些闲置的空间，剧院里安排不少的艺术品和画展，我跟随学生漫不经心地观赏着那些艺术品和绘画，一组建筑工地的油画吸引了我，油画的名字叫“城市的音符”，画家本意是赞美我们的建筑工人，无意中却在国家剧院展示了一组国家发展的乐章，油画与国家剧院还是契合的。

这组油画忽然让我想起我也曾经是一个小小的“音符”，还是在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期，我曾断断续续游走过几个工地，我无意成为那小小的音符，只是想利用寒暑假为贫穷的家挣一点小钱，以补贴家用。我家和那时大多数家庭差不多，是比较贫穷的，也许我的家更为困难一点，父亲是24级国家干部（现在是公务员？），可能是最低的一级了，每月工资是人民币54元，多年来就没有增加过，我大学毕业第二年就赶上了我父亲的工资，也是54元。母亲是服装厂的工人，工资更低，每月38元。父母亲这点可怜的工资要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孩子，为难他们了。我们家虽不至于吃了上一顿就没有了下一顿，但一到有什么额外支出的时候，父母还是比较窘迫的。所以每到开学时，一下子要拿出几个孩子的学费，父亲还是有点囊中羞涩。有一次快开学时，父亲要我先到学校报道，欠着学费，我一听就急了，毕竟还是孩子，心里不愿意，更担心不能上学。尽管后来父亲还是给我凑齐了学费，及时报道上学，但我看出了父亲的尴尬和不易，心里想着下个假期一定要出去打工挣钱。

记忆中的日子过得飞快，初中的第一个暑假很快就到了，我跟父亲提出要打工挣钱，应该是在一九七一年的七月份，刚满13周岁，父亲迟疑中同意了。我的第一个工地是在我最初家的河对面，也就是易俗河的对面，是一个大型的砂场，父亲的单位是航运公司，有很多帆船和轮船，经营货物运输，也有一艘的挖砂船。挖砂船在湘江里挖得砂子，用帆船运到砂场的河边，再由民工一担一担的挑运到河边的砂场。那天父亲给我买了一副箢萁、一根扁担和一把锄头，还给我调整好了扁担绳勾的长短，并把我送到湘江河边的轮机船上，委托父亲的一个同事顺道把我送到砂场。作为一个孩子，就懵里懵懂的在轮机船“突突”的柴油机声中，迎着河风，迈开了人生打工挣钱的第一步。

下了轮机船，爬上河岸，空旷的荒地上，有几座堆积如山的沙丘，距沙丘的不远的地方有一排简易的房子，靠着房子的墙壁，有两排长长的通铺，上面铺着一张张破烂不堪的草席，工房是脏乱的，也许是四处透风的缘故，闻不到什么异味。砂场的头给我安排了靠门口的一个铺位，晚上，在人字形的横梁下吊着一盏暗暗白炽灯，风吹来会轻轻摇晃，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海里不时会出现一盏晃来晃去的白炽灯。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有人叫醒了我，我迷迷糊糊跟着他们来的河边，一艘十几米长的帆船停在那里，大人们在船头的位置搭好跳板。光着脚，走上了那又长又窄的跳板，其难度有点类似走平衡木，好在我已会游泳，不恐惧跳板下缓缓流动的湘江水。砂子是刚刚从江里采上来的，包含水分，装满两个箢萁，沉甸甸的，我挑着砂子直起腰时，扁担两头就弯了下去。跨过船帮，跳板和扁担一起伴随着我的脚步晃悠晃悠，少量砂子从箢萁里掉进河水里，哗哗的，两行水花。快步通过跳板后一步一步沿坡爬上河堤，然后踩着沙丘斜坡上的跳板登上沙丘峰顶，倒掉砂子，出一口长气。卸掉一船的砂子，太阳也就挂在了湘江上，江中一长串破碎的太阳倒影。站在河边的水中，洗掉箢萁里的砂子，再洗掉腿上的砂子，清晨的江风吹来，凉爽怡人，拂去身上的疲劳。不记得那一个学期挣了多少钱，左右肩膀却留下了两块厚厚的肉茧。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挑砂子的感觉了，对于一个正在发育的孩子来说应该是艰难的，遥远的往事如梦一般依稀，经常梦到的又何尝不是遥远的往事。

有了第一次的打工就会有第二次，初中的第二个暑假，又长了一岁，我们大院一个比我大几岁的伙伴毛豆豆给介绍了一个活，是在一个建筑工地挑砖，一块七元三分钱一天。那时湘潭楼房一般就是四层左右，在我心目中，五层的楼房就是很高的建筑了。建个四层楼房好像不太难，挖个两三米深的地基，在房子四周用楠竹搭个脚手架，用竹片编成竹板铺在脚手架上，把转挑上去，再用水泥把砖一层一层沏上去就好了。我进工地时，楼房已经盖到三层了，一次挑转30块，重量是150斤，踩着颤悠悠竹板上三层，从早到晚，挑了七天的砖。后来毛豆豆给我领工钱时只有一元七角三，错了，毛豆豆再去询问，说我只出勤1天。他们坑我了，故意把7天写成1天，我相信毛豆豆没有坑我，最后不了了之。我记住了一元七角三分，也认识了社会的复杂。

说起毛豆豆，再说点题外话。豆豆的母亲是我父亲的同事，他的父亲是毛特夫，毛特夫是毛主席的堂侄子，除了毛远新，就是比较亲的侄子了。华国锋当湘潭县委书记时，毛特夫是县长，由于跟随彭德怀，被打成右派，贬低到县搬运公司做了第三副主任，连科级都不到。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笑脸，总是沉默寡言的样子。他家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和他们全家的合影，还有一张烈士证明书，编号非常靠前，前面很多零，应该是10以内，豆豆的爷爷是毛新眉，毛主席创立的韶山党支部成员。这些保障了毛特夫在文革时期没有被红卫兵冲击，但没有少被她夫人杨静阿姨打骂，有一次，杨静阿姨用火钳打在他的眉角上，血流一脸，可怜的毛特夫，他本应是国家的领导人，后来从报纸获悉，毛特夫去世时，湖南省委为他举办了追悼会。

高中的第一个暑假，我是在株洲电厂打工，我哥哥的工厂就在旁边。也是苦力活，挑运粉煤灰，南方雨水多，露天的粉煤灰结成块，一锄头下去就是一大块，装进箢萁，踩在煤灰里，艰难跋涉，一天下来，灰头灰脸的。那次到株洲打工，我姐姐为了培养她弟弟，给我借了一把小提琴，让我闲时练习。我挑着一担箢萁，带着一把小提琴，从湘潭坐火车到株洲，也很拉风的。打工的闲时很少，我就每天利用午间休息的时候，在哥哥的宿舍练习小提琴，一个毫无音乐素养的我，拉出来的琴声将会是怎样的声音，哥哥的同事们包容让了我那不成调的琴声，居然没有人抗议和投诉，他们真是善良，想想都觉得对不起他们。

第四次打工是给我父亲单位运输油桶，那应该是我最豪华的一次打工，按可比价格算，我现在每天的工资都没有那次每天打工的钱多。我和发小军溪合作拖板车运油桶，我拖他推，上午四桶，下午四桶，每桶一元二，两人一分，每人挣四元八角。那次打工已不觉累了，身体已基本发育成熟，有的是精力和力气，板车拉的飞快。稍稍有点难度是装车和卸车，还好，头几次有个麻脸的叔叔帮我们、教我们，先把车头放地上，两根粗绳子，一头固定在车上，一头并行放地上，把油桶滚到绳子上，我推油桶，军溪拉绳子，油桶通过车的把手就装上车了，用绳子固定好，再把车翘起来，车尾着地，用绳子拉上 车，四桶油就装上车，麻脸叔叔就带着我们上路了。不记得麻脸叔叔了，写这段文字时，他脸才浮现在眼前，那时可能都没有谢过他的帮忙，谢谢你，麻脸叔叔。

来年，没有打工了，等待我的是上山下乡，有了这些年的打工经历，上山下乡不再那么可怕了，我可以充满信心地去迎接新的知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