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时的文革记忆——关于三嘎故事（6）

秋实

文革时期的石泉县城（1973年夏）

话说文革前的1964年和1965年间，我已长到四、五岁，开始记得一些事情了。

那时总感觉亲戚很多，祖辈中的外祖父辈就剩三嘎公一个，除了祖母外，有二嘎婆、三嘎婆，还有舅公、舅婆和好几个姑公、姑婆。

本家的二爷和自己的亲爷去世的早，最亲的就是三爷了（我们叫幺爷）。父母除了带我们兄弟去幺爷家，更常去的就是外婆家。有三嘎同去的时候多是舅公家、姑婆家。

在舅公、姑婆家，玩的时间长了，尤其是晚上回家，我总是趴在三嘎的背上，似睡似醒中，啥也不想，只是观察沿途的曲曲弯弯、坎上坎下的情景，经常回放这个片段，时间长了，就刻印在了脑海里，成了永恒。

我只在照片上见到过我的外祖父，也是三嘎的大哥谢书年（前排右一），此照拍于1956年

文革早期我在课堂大概就是这个模样（网络资料）



文革后期的1975年我初中毕业（后排正中）

如今的古城里大南门巷巷口，进巷子三四十米右边院子就是小时候常去的舅公家，那是一个深宅大院

古城的大南门巷东侧靠街道的原来老院子，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曾是县上的新华书店，63至66年母亲在这工作时，我穿梭于书店与舅公家之间，巷子里每块摔跤过的石坎都很熟悉

　 母亲和姐姐文革期间的留影（摄于1974年春夏之间）

三嘎在县工商联合会办公的地方是在今天的长胜巷里很深的大院里面（文革后拆除修成了几排三层县委家属楼）。母亲在新华书店上班的那几年，时不时把我放在距书店不远的三嘎哪里。三嘎总是给我找出水果糖之类的东西哄着我，感觉三嘎就是我们最亲的人。三嘎办公室黑黢黢的，地面和幽暗的光线至今印象深刻，不像现在的办公室光线那样通透敞亮。一边在一旁吃着糖，一边看着三嘎戴着眼镜办公的样子，心中充满了甜蜜感。

20多岁的大舅影像

　　1950年冬大舅入朝参战留影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之后，或许是我们渐渐都长大了，但重要的原因是三嘎、幺爷、舅公、大舅都受到了运动的冲击，再没有了记忆中小时候亲戚们聚在一起的热闹和其乐融融，大人们脸上的开心和笑容也少多了。

三嘎的历史问题前面讲的太多自不必说，舅公是共和国成立前起义的国军团长，大舅虽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了几次战功，但之前却是舅公属下的国军编制。

那几年，我什么也不懂，大人什么也不告诉我们。在一片疑惑懵懂中，巷子里比我们大一些的娃娃，一会儿这个来跟你说，你嘎嘎刚才戴高帽子在游街，那个跟你说你爷爷在台子上人家踢他了！有一次回去告诉我母亲，母亲说小娃子不要管那些事。

有一次我大舅和一串各种被批斗对象被押着游街结束，自己拿着长长的高帽子回家，为躲让看热闹的小孩子把纸糊的高帽子碰破了，被看到的革命群众指责并跑去揭发，结果押解他们游街的民兵追上他，非说他是发泄对革命行动的不满故意弄坏的，又是高声训斥又是拳打脚踢，当时就发生在距我们戴家巷口不远的地方，我平时的玩伴毛娃子跑来告诉我，你嘎嘎又挨打了（其实是我大舅，他没弄清我们的辈份），我又回去告诉我母亲，母亲那时三十出头不算刚强，对运动也很害怕，啥也不说，擦着眼泪到睡房里躺下了，此后再听到这类消息我都躲开装作没听见。

庆幸的是，文革中、后期舅公和大舅再没有遭受什么大的磨难，原因是周总理关于对国民党起义官兵在运动中要考虑当年我党我军承诺的政策。

　大舅和大舅娘于2014年滨江大道锻炼途中

　

文革中对“地富反坏右”的改造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被强制扫大街，现在这工作被满街的环卫工取代了。那个年代，这是三嘎这样有历史“污点”的人之专利。三嘎现在早不在了，不然我得问问，那些年间您究竟用坏了多少条扫把？

三嘎1966年秋天被开除公职，家里五口人就靠三嘎婆一人工资生活。那时普通小学教师就三十多元，我的三个小姨正一人上大学，一人上中学一人上小学。三嘎不能不想法挣钱维持家用。当年好像西万公路实施改造，需要大量的石料，最好找也无须看人脸色，尤其是能少给亲友添尴尬的工作，就是躲在无人的角落砸料浆石、筛沙石子、挖土方，那个年代一般的房子砖墙很少，是正由土墙往土坯墙过度的时代，拉土坯（我们当地叫“胡基”）是三嘎经历最多的工作。

清扫戴家巷卫生的事，一是白天没时间，二是对路过的群众影响大（巷子头是豆腐社，全城吃豆腐要到这里来买），所以做了一天重体力活的三嘎，待小孩子玩耍完毕至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像蜗牛移动一样缓慢的把戴家巷从头到尾清扫一遍。那时的巷子不像今天这样平整顺溜，盖下水道的石板和缝隙宽宽窄窄，坑坑洼洼，各家门口前还常堆放石块、煤块等杂物，各家门坎也是凸出凹进，要清扫干净十分费事，待清扫完毕把垃圾倒往东门河坝，往往都是很夜深了。

那时每天喇叭里的政治宣传口号是“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像三嘎这样的国民党军校毕业的“敌伪军官”、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通通属于“阶级敌人”，属于“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自然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批斗，接受劳动改造。

十年文革，造就了一批“特别能战斗的人”。居委会里的大妈都有着极高的革命觉悟，一些在过去的岁月里满怀“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们，阶级斗争那根弦个个绷得很紧。谁家把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挂在了邋里邋遢的床铺里面，谁家的娃娃把林副统帅像章掉进了石缝里，这都逃不掉他们的眼睛。一次，我与小伙伴在门口玩泥巴，小伙伴说给毛主席捏一个飞机，见捏的很差劲我不小心带了一个脏字，隔壁住的一个大妈听见正遇见我父亲下班进了巷子，迎上去就说，“你要管教一下你家秋秋，他刚才说毛主席坐球飞机”，父亲吓得脸色铁青，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对我就是一巴掌……

在我朦胧的文革年代里，感受到经历了一生中最多最疯狂的事情。上小学一年级就看到了赤身裸体的女老师满街疯跑的场面；近距离看到了革命群众抽打粮食局局长耳光的画面；父亲把祖父好端端的与人合照丢进地炉烧掉的过程……当时急于表现的贫下中农或“革命群众”时不时的要振臂高呼，大声吼叫，不用放大镜的眼光发现一点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把监管对象搞的服服帖帖那肯定是觉悟不高，不对他们冷酷一点阶级立场肯定有问题。父亲本身就是一个胆小自律的人，一起吃饭时总忘不了给我们讲反右派时的例子。那回因为我听收音机自己串台了，突然出来了拖着长调的“莫斯科广播电台…”，还没听清后面要说啥，父亲猛冲进进我房子，把收音机电源立即拔掉了。第二天，把那么大的一台红灯牌收音机给藏在不见了。

六八年还是六九年我记不清楚了，我家隔壁的被管制份子戴自枕（化名，但也是被划在敌伪人员、历史反革命之列），因红卫兵带人去搜查他家旧社会的反革命证据，翻箱倒柜没收获，一气之下随手撬垮了院子里的花台，结果正巧露出小箱子的一角，挖出来里面不仅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花哨照片，竟然还有两块金条。于是这罪名就大了，被红卫兵、镇上民兵，派出所，轮番过堂，逼着没完没了的交代，否则就会“抗拒从严”。

几十年后的公元2000年，我在县人事局任副局长，奉县领导批示处理一件多次闹到省市的陈积信访，须调阅公安、法院当年的处理案卷，期间惊奇的发现了三嘎的几大卷卷宗，那些交代材料，许多都是大同小异的重复，其中问题最大的1946年“大约浆巴馍刚出来”时候的一件事情我印象极为深刻。那是记述三嘎当时陪同县党部书记长刘旸光下乡到后柳，接受了一户地主赠送他俩各自两把挂面的事情经过。三嘎交代材料中痛心疾首，深刻反悔当年这一罪行。第二稿中添加了这是勾结乡霸，鱼肉百姓的自责字眼。可以想象，戴自枕会经历怎样的考验。

夫人解早芳（化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身，性子又刚烈，受不了丁点委屈，俩人悄悄的跑到红花滩投河自尽，戴自绝于人民获得圆满成功，解却被人及时发现捞起来而功亏一篑，被架子车拉回巷子里时，巷子人闻风而出，因紧挨我家，我也钻到近处看了一眼：一身黑衣服湿淋淋的，肚子被水灌的像孕妇一般，湿漉漉的头发也散乱的遮住了三分之二的脸，露出的部分阴森苍白，真的像连环画中的鬼一样，非常恐怖。加上平时我从未看见过她有过笑脸，那些天我即使躲在祖母的床角里面睡觉，让祖母在床外边给我挡住，也还是怕的要死。他家院子里有个租户是安运司大客车董师傅（化名）一家，他跑车很少在家，老婆和两个女儿吓得不轻，大女儿比我小一两岁，晚上坚决不愿回家里住，城关镇只好雇请了个胆大的妇女住在他家给她们壮胆。我大概就是自小经历过这事锻炼的原因，后来我敢晚上一个人去荒郊野外的墓地。

三嘎从小就是个儒家气很重的读书人，为免于受辱，也免去在家人亲人面前（包括我们家老小七口）的尴尬，总是把巷子保持得干干净净，有人提意见，一定改正的让人满意，尽量少给监管人员耍威风的机会。

三嘎迈着沉重的步伐，在昏暗的路灯下弓身扫地的背影比起朱自清父亲的背影让我觉得更有另一种意义的经典性。这幅三嘎扫地图在我脑海中演化出几个版本，背景有寒风凛冽冬夜的，有酷暑的夜晚蚊虫叮咬不松的，还有“革命群众”在一旁春风得意、威严傲视的……这几幅画在我脑子里也贯穿了整个少年时代。

文革后三嘎多次表示自己的历史问题让家人和亲戚受到连累非常愧疚，所以恢复工职补发的工资三嘎赶紧分给子女以求得到点心中的自我安慰。实际上亲友某些方面的不当也给三嘎增添了麻烦。

前面说到的我家邻居两口子投河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半，事后不久又投了井。这口井不光是我们戴家巷、胡家巷和水井巷几百口人赖以生存的水源，也是天主堂县委家属院里几十人吃水用水的地方。几个居民小组长们一起组织淘井，除了周围各家各户的人，当然少不了三嘎这些劳动改造对象。因这口井是口古井，井深水量大，淘了大半天也不见底，累得个个疲惫不堪，牢骚满腹。

转过眼有人发现，咦，地主婆哪去了？于是派人去找回来。

所谓的地主婆其实就是一对老夫妻的当家人。老头是木匠，老婆没做啥，平日帮人跑跑腿，搭搭腔，是个热心快肠心地善良的妇人。老头49年前在后柳有土地，定阶级成份时划入地主。文革发作，妇人被革命群众称作了地主婆。他家也租住在三嘎同一个院子里。虽然同属四类分子，却没有三嘎的级别高和扫大街的福利待遇。但每隔一段时间清除街上标语、大字报残留、清理公共区域卫生，参加大型集体劳动，还有公审公判大会当陪审时，他们是决不能缺席的。

去找“地主婆”的人说家里没找到。于是有信息灵通的人报告说，好像有人看见她去陆家了。他们到了我家向我祖母要人，祖母不承认，人家直接进到房子把人给喊了起来。一顿训斥，我祖母想替她挡驾，说人都病成这样了，就让她休息一会嘛。革命群众虽很不高兴，但也不好对我祖母怎么样，祖父和曾祖父虽在民国时期都是县府官员和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干事，但早在解放前都已去世，划分阶级成份时我家是城市平民，平民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

他们事后把账却记在三嘎头上。说：反革命份子的侄女家包庇地主婆，那就让反革命份子多干些。母亲虽有埋怨，但也只是怪祖母太不够小心了，怎能让人看见呢。因为母亲平日与周婆婆（我们弟兄都这样叫）也很好，我们家那些年喂猪，在豆腐社买豆渣、买麸皮什么的都是周婆婆帮忙，关键是母亲也知道周婆婆最近身体确实有病。

有一件三嘎与我的事情刻记在我脑子里几十年永远抹不掉。上小学三年级那年，一次放学后与邻居同伴到东门河坝5752部队加工连捡煤渣，与几个比我们大的小孩发生争抢，打了起来，同伴额角被对方用铁棍打破，我也被压在对方一个高个子的身下不得翻身，突然听到怒吼声，三嘎跑来了。原来他在附近一个工地筛沙子，远远的看见了这里发生的事情。几个大娃娃被三嘎吓跑了，三嘎看同伴伤的不是太厉害，说了我们几句让我们赶紧回去抹药。不是三嘎及时赶到，我们或许要吃大亏。

文革爆发前我五姨（三嘎大女儿）正在革命圣地读延安大学

　今日的戴家巷巷子口模样　

三嘎遭批斗被开除公职后，一家被赶出了原单位房子，租住我们家所在的戴家巷9号进大门口的一间房，外加后院一个很窄的厨房。所以我们又是相距三十米左右的邻居。

戴家巷长约一百七八十米，宽约一米六到两米五。我心目中有一幅反反复复画了几十年的画像梦，如果真会画画，我早就把它创作成了一幅作品了。这幅画，就是三嘎在这条巷子里每天夜里清扫一遍巷子卫生的漫画或油画。

我家住戴家巷中段的六号，斜对面五号院子的大门上方，有一盏瓦数不大的路灯，这盏路灯是一两百米巷子的唯一光明。

那时县火电厂规模很小，居民用电没有普及，家家户户还使用的是煤油灯。小小的路灯昏暗，泛红。灯泡周围蚊虫翻飞，门楼横木上的一只只四脚蛇，贪婪地盯着飞舞的蚊虫，随时吐出长长的引信出击。我们整条巷子的几十个娃娃，也守在这唯一的灯光下玩耍，男孩子“打壳马”，女孩子“跳皮筋”，或者一块“过路路”、“跳房子”，一直玩到大人往回催。

　　三嘎从军及年青时代的照片文革中全部销毁，这是1988年我在戴家巷屋檐下所拍，三嘎时年66岁

还有一件事，使三嘎的形象就像我的保护神生下根来。1973年我上初中。冬天，全县机关干部包括我们中学生都到古堰抬田造地。距我们劳动的地方上面不远是划给三嘎他们当时叫做“四类分子”的地块。我在班上是班干部，个子大能吃苦，干体力活平时也不含糊，所以大框子抬土时，被同学闹着玩装的满满的，三嘎看不下去了，毕竟那时我们都十二、三岁左右正长身体。

三嘎吓得赶紧跑下来让我们不能逞能会压坏身体的，又对装土的两个同学说，不能这样蛮干，你们都还是嫩骨头，压坏了就会影响一辈子的。我们放下土框正把土往出倒了一些，带领他们四类分子来劳动的那人满脸严肃的冲下来很不客气的冲三嘎吼道“你这人咋回事嘛，你干你的，你跑下来管人家干啥”，三嘎想给他解释，但这人语气态度很嚣张，看我拿不满的眼光盯着这人，三嘎就对我说没你们的事，你们都要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哟，休息一会再干吧，然后就主动回到他们的工地。

　　文革中三十出头的母亲，如今已八十又八了

都说亲人间是隔辈亲。我没有见到过亲生祖父，也没有见到过亲生外祖父。但我没有缺少过这种祖辈的亲情爱护。三嘎自己身处不利，却处处体现着慈父般的关怀，这中间是有他是我母亲亲叔父的原因，也有对所有年青后辈关心保护的光辉人性。

在熬过了不轻松不平凡的十三年岁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终于吹到了秦巴深山之处，党拨乱反正的正义和光明也终于洒落在三嘎身上。

1979年3月18日，中共石泉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公文上赫然打印着三嘎和许多原四类份子的姓名，撤销原处理意见，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三嘎并被重新安排在池河中学教导处工作。

十余年的磨难，十余年的心酸，三嘎终于可以长叹一声：阴霾彻底扫除，以后又可以堂堂正正做个正常的社会公民。自小练就的书法本领和几十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又可以贡献给社会主义伟大建设！（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