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锦旗的美篇

郑锦旗

工地影视迷

文／郑锦祺（长沙）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贵州乌江董家坪工地，几乎没有文化生活，唯一的文化生活是大约每月放映一场电影罢了。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有了黑白电视。那时看电影电视就像赶场一样，热闹非凡。

电影基本上是露天放映，场地也不固定，有时在修配厂，有时在设计院，有时则在房建队，只要有一块篮球场大的地方，把三根竹竿那么一架，银幕一挂，就可以开映了。一般吃过中饭，人们就纷纷搬出椅凳，抢占有利地势，到下午，整个放映场已是椅山凳海了。傍晚，人们早早地从四面八方赶来，甚至连附近村寨的农民都赶来了。男人们互相问候、神侃，妇女们早已进入三人一台戏的角色，孩子们则追逐嬉闹，整个放映场可谓人声鼎沸。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原先的椅山凳海已变成人山人海。许多没有椅凳的，就像金鸡独立，挤在人缝里凑热闹。但等电影一开场，就像有人突然捏住观众喉咙似的，全场立即鸦雀无声了。

那时我刚结婚不久，添了两个儿子，相差不到一岁半。为了看电影，央求熟人早早地占好了位置。傍晚，背上一书包尿片、卫生纸，还带上奶瓶，一人抱一个，赶早进场去。要是天气冷，还得戴好帽子，裹上小被子，鼓鼓囊囊地抱着。开映后，一边看电影，一边喂奶，还得把屎把尿换尿片，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但再忙再累，还是场场不落下，今天看来当时干劲之大简直不可思议。

那时电影拷贝少，一部电影的拷贝一晚上要跑遍江南、江北、董家坪、养龙站等多个工地，所以往往看了一盘后，另一盘未到，就得等上几十分钟。但只要拷贝未到，大家都会耐心地等待，谁也不会提前走人，那种精神投入可谓到了痴情的地步。记得有一次放映《卖花姑娘》，天气很冷，且伴有斜风细雨，大家冻得瑟瑟发抖，可谁也不愿离开。一直等到下半夜，拷贝终于来了，大家睡意顿消，立即跟着卖花姑娘高兴而高兴，悲伤而悲伤。早听说看此片要带手帕，果不其然，在凄风冷雨中，全场哭声一片，几多手帕都能拧出水来。等看完电影，天已经蒙蒙亮了。

那时每个星期天，我们夫妻俩都要一人抱一个孩子，赶六、七里山路到乌江我岳父家，进门放下孩子，就要干不尽的家务事：做藕煤、劈柴、打扫卫生等等，这已成为雷打不动的规矩。每每忙碌一整天，傍晚时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又一人抱着一个孩子，爬六、七里的山路回董家坪。有一次，到董家坪时，天已漆黑，走到修配厂大礼堂，正赶上放电影。我们立即来神了，疲劳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从舞台侧门进去，只见礼堂里满满当当地装满了人，毫无插足之地。而舞台上很宽松，只有几个小孩坐在地上津津有味地观看。于是，我们也学小孩样，席地而坐，观看起来。虽然画面是反的，音响是背对着的，但效果还不错。当我们看到小小的苦菜花在冷风中瑟瑟抖动却又顽强地传递出春天生机盎然的气息的特写镜头时，不觉潸然泪下。正看得入迷时，不知是礼堂的环境过于嘈杂，还是人多过于闷热之故，俩儿子大声哭闹起来。我们只得一边哄着孩子，一边仍兴致勃勃地看下去。直到放映完，也快十点钟了，疲惫、困倦一下子席卷而来，只得立马回家，草草洗漱完毕，赶紧上床睡觉去了。

直到七十年代末，一批12吋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和14吋匈牙利牌黑白电视机入侵乌江后，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的焦点才由电影转为电视。记得那时董家坪学校花千把块钱进口了一台14吋的匈牙利牌黑白电视机，放在活动室里，高高的天线架在屋顶上。那时正赶上《蹉跎岁月》热播，每天晚上，活动室里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只得坐在电视下，仰着头看。董家坪是雷区，一下大雨，必定电闪雷鸣，教学楼的避雷针不时放出耀眼的火花，发出惊天动地的爆裂声。有一次老师开会，一个响雷打在窗户的钢筋上，把坐在窗户下的几个孩子震倒在地。还有一次，一个炸雷从一位老师家的烤火炉的钢管烟囱钻进，炸得屋里火花直冒。那天晚上，正当大家津津有味地观看肖雄的精彩表演时，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又掺杂着狂风惊雷。随着每一声炸雷，电视屏幕便跳动翻滚一下，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要是有个炸雷打在天线上，后果可想而知。于是有人提议关掉电视，但更多人群起反对，于是，大家只得冒险看下去，再也不管风声、雨声、惊雷声，再也不管画面随着惊雷跳动翻滚，双眼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心潮只是跟随主人公的命运激荡起伏，真有点舍生忘死的气概。直到看完该剧，大家才意犹未尽地离去，有人还幽默地说：“今天可是经历了一场生死劫啊！”

后来，电视机渐渐普及了，我家邻居赵老师家买了一台，于是，每天晚上，我们举家必去他家，观看轰动一时的《霍元甲》。那震撼人心的主题歌：“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今天回顾当年在工地看影视，仍然是一个美好的享受。在丰富当年工地业余文化生活方面，我们这些忠实的影视迷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