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葫芦岛锌厂

娃子

曲路新

简 历

曲路新，男，1950年3月12日出生。

1963年至1968年在辽宁省实验中学念书。1968年9月随辽大附中到昌图平安堡大泉大队插队。

1970年4月转到北镇高山子辽宁大学农场青年连。

1972年11月3日招工到葫芦岛锌厂，1976年前当工人，1976年底到厂工会图书管理员、工会办公室主任（十年时间）。1986年调到厂办公室先后任调研室主任、厂办副主任（大约十年时间）。1997年调任厂证券部主任，后任锌业股份董事、董事会秘书（大约十年）。

2006年退休。

葫芦岛安营扎寨 同甘苦情深似海

　　五十年前来到葫芦岛，“大风天、硫酸烟、走路脚踢石头尖”的生存环境着实不令人满意，但这里依山傍海却深深吸引着我。记得到这里的第二天就跑到望海寺的老虎嘴张望，虽说是初冬季节，但灰蒙蒙的海天一色，奔腾咆哮的海浪拍岸，令我心旷神怡，浮想联翩，真是海阔天空啊！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来葫芦岛的知青们大都是“老三届”的大龄男女青年，都到谈婚论嫁到时候了。那几年相继来厂的少数人在农村搞的对象，到工厂后抛弃“小芳”的事件没少发生。工厂工会团委根据国家“关心大龄婚姻问题”的精神，开展许多联谊活动。但那时候婚姻观还打上阶级烙印，讲究门当户对，论家庭出身等等。来这里时，师傅们都非常热心“保媒拉纤”。每当进厂的新工人都被热心的师傅关注着，1975年秋，又一批被抽调到七车间的男女知青参观路过我们所在的岗位。一位戴着眼镜，扎着小辫的引人注目，车间师傅里有人多嘴多舌“那个就是小曲的对象了！”这样乱点鸳鸯谱真说着了，不久在几个师傅的撮合下，真成了我的对象。不过相处过程中，并不一帆风顺。我很快借调到机关，当时组织部和教育科关心我的人找到我，说“她家的历史问题很严重，你和她搞对象恐怕影响你的进步啊！”我并没受影响，我和她兴趣相投，看中她的才华。可后来她的才华被工厂有关部门看中，想让她到工厂厂部校对文字材料，只因家庭问题没敢用她。很快她被工厂子弟学校看中调去当老师了，毕竟那个年代当老师不用“政审”。那个年代成家立业、安营扎寨，不仅受家庭出身影响，更重要的是受没有住房的困扰。企业老职工几代人还居住在十几平方米小房里，我们这代人结婚能有个地震棚就不错了。我们于1978年5月1日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房。就算旅行结婚，回沈阳到北京，回来还是住单身宿舍。后来先后住图书馆和借住在亲友家，打游击过日子，一度流离失所。永远不能忘记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被人家请出，推一行李回宿舍。直到有了独生子女，随着改革开放，我们有了住房，并且不断改善住房条件，二十几年搬过六次家，最后赶上房改，住上宽敞明亮的大房子。说起住房，不能不提那个年代福利房分配问题。那时企业住房欠账太大，每年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为职工办的好事最为关注的是承诺盖多少住房，同时通过住房分配方案。住房分配方案都由厂房管科提出，但都由厂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监督下不断修订。分房方案均以分数高低决定，工龄为主，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先进个人，等等都计入分数。为分到住房，住到好的住房、好的地段、好的楼层，很多人都动了很多脑筋。每年分房发生多少事端，说也说不清，有关分房方案的会议都通宵达旦。住房越盖条件越好，当然存在按职务高低建的厂长楼、处长楼，还有需要特殊照顾让人眼热的红眼楼、绿眼楼。爱人当老师，赶上“尊师重教”，工厂还盖上教师楼，我们搬进当时条件最好的住房。

刚来葫芦岛时被抓阶级斗争二三事

　来到葫芦岛锌厂，刚刚分配到各个岗位。大部分都在生产车间艰苦岗位，而且是三班倒，难免让一些人不适应，发牢骚。一天下零点班，二车间（大老黑车间）一个岗位休息室墙面上书写着“笼中小鸟啊，何时能获得自由！”于是被警觉的人发现，报告到车间又报到工厂。那是1972年末还是1973年初，还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工厂有关部门非常重视这个“事件”，保卫科侦破书写者是新工人JLX，于是交由工厂团委去做他的工作。厂团委书记GFC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写检查，反复检查都没通过。听说他家庭出身不好，G书记就让他狠挖阶级根源，他还急了，索性不写了。后来有人发现了他的闪光点，看到他反复写的检查，字写得漂亮，语言措辞也不错，于是变换工作方法，发挥他的特常，让他负责班组车间黑板报和宣传报道。后来居然被培养成团干部，慢慢成为工厂的基层干部。

入厂接受过安全教育，上岗不久就发生了一次恶性爆炸事故，让我们切实领教了高温冶炼企业一旦出事的严酷。那是精馏锌产出的四车间，精馏塔炉体爆炸，上千度的锌蒸汽喷发出来，将正在操作的一名和我们一起入厂的女工瞬间烧焦。真是太惨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正值豆蔻年华，入厂上岗没几天就葬身在锌蒸汽中。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厂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我们一起从高山子农场来的上百名青年闻风而动，纷纷赶到招待所。工厂领导正在研究事故处理。一些与死者在学校和农场一个连队的同学商量，给从沈阳赶来的家属出谋划策，说不能白死，必须讨回血债。当时的党委书记L某某如临大敌，将工厂的“红卫队”调来，大喊“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能把你们文革造反精神带到工厂来。”不论他怎样邪乎也无济于事，激动的我们越聚越多，陷入僵局。后来还是团委书记GFC略胜一筹，和颜悦色地与我们协商，让我们选几名代表与工厂谈判，后来达成协议，满足了召开追悼大会（还让我们坐在一起）、提高补偿标准等条件，很快平息了这个事件。但事后，GFC书记将事件与工厂谈判的几名代表召集起来，让他们提供参加“闹事”的名单，分期分批地办班学习，提高认识，肃清流毒。

那个年代，动不动就严打，动不动就召开“革命大批判”会议。工厂四五个单身宿舍，来自各个城市的知青最多聚集过千余人。打架斗殴事件经常发生，被游街的不在少数。记得在单身宿舍发生偷窃饭票的，成家之后在车间做家什偷个回家能用的东西的，都被批判甚至抄家过。

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

　　从锦西火车站取回行李，被安排在二宿舍，也叫半截楼，不知为啥没盖成楼，只留下一层。有暖气，有厕所，有自来水，只是房间里摆着大木方钉的上下床，有点土气，倒挺结实，比农场和青年点的大铺炕强多了。我们一起来的辽大子弟（六男俩女）六个人报团收拾一间，住在一起，就算安营扎寨了。

11月5日是星期天，我们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前往葫芦岛的岛里，与那里的战友会师。他们先于我们一年，抽调到渤海造船厂和中建一公司。没成想仅分别一年，这些生于沈阳的辽大子弟，都从北镇高山子农场集合到葫芦岛。热闹相聚，共进午餐；饭后参观了祖国核潜艇建造基地渤海造船厂，那时还叫6848厂(毛主席1968年4月8日批示建厂）。晚间再次聚餐，夜幕降临，沿着从锦西经马仗房通往岛里的小火车专运线，回到马仗房。

11月6日星期一，入厂教育的学习班开始了。在老俱乐部的二楼坐席上，聚集着近200名辽西地区的知青，接连几年招工，相继有下乡到锦西的抚顺、沈阳 、锦州和锦西的知青，还有一些还乡青年。我们这批据说是最多的一次，以后每年都有，直至197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一个星期学习班，讲厂史、忆苦思甜教育、安全生产教育，都由接我们的厂团委书记高凤才主持。以后几十年我与他结成不解之缘，这是后话。说实在话，学习班收获不少，为来到这个成立于日伪时期的建国以后为国家生产出第一块锌锭的亚洲最大炼锌企业而高兴。当被分配到第七车间，由当时主管生产的全震富主任带领下进入车间，看到那些新厂房，知道这里是综合利用车间时，很是兴奋。特别是听车间书记和技术人员介绍，说这里将冶炼的废渣粉碎高温提取硫酸锌、电解铜、半导体锗等有价金属，遵照毛主席“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的教导，变废为宝，很有发展前途。很受鼓舞，决心在这里好好干一场。当过几年农民，又成为工人阶级一员，当时一扫刚落地时的郁闷，着实兴奋了几天。

虽然综合利用的厂房建立起来，但工艺不完善、不过关，仍处于试生产阶段。我开始被分配在熔炼工段，是通过反射炉处理锌冶炼残渣球，回收金银铜等有价金属；具体岗位是电收尘，就是回收反射炉烟气中粉尘，送浸出、电解工序。停停打打，多次试生产都失败了。天天打扫卫生，修修补补厂房；很快都被派往全厂各单位，口号是“愿做革命一块砖，哪用往哪儿搬”，我先后去过二车间和四车间，推小车、捞硬锌，都是重体力劳动。

体力不支，情绪不佳，我在二车间支援推小车运输团矿时累倒了。来厂不到一年，第一次享受公费医疗。经老医院内科会诊，诊断扁桃体发炎侵袭心脏，居然把我送到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我厂上级对口医院)做进一步诊疗，接受那里的会诊，说无大碍，最好将扁桃体摘除，以免经常发炎侵染心脏。那时还没转正，体会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从工厂到车间、工段、班组的组织温暖。让我休病假养病，我摘除扁桃体手术休了一个月，回来上班，班长佟师傅把两个月工资送给我，我才知道病假工资照发。车间看完ST单薄，先是照顾我在车间值班，后又到试验组做实验工，与几个老高工做冰铜浸出集赞电解液。我当工人生涯就这样持续了几年。

文革十年的后几年是在葫芦岛度过

　　在实验小组工作还是很惬意的，一边协助几位老高工（年长的有王铁军、徐圆规，还有陈淑珍、张惜玉大姐，但组长是老工人)，看温度，秤物料；一边还可以学习专业知识，结合实际学习到不少东西。但毕竟还处于文革时期，阶级斗争还是为纲啊，时不时要开展革命大批判。一天，一个年龄比我小但入厂比我早的师傅找到我，说看中了实验室存放浸出液的玻璃方缸，要拿家去养鱼，我当然拒绝了他。可没过两天，他就破窗而入，将存放积攒两个多月的浸出液给倒掉，用装物料的小麻袋把两个玻璃罐偷走了。工厂保卫科立案调查，找到我，我没敢提供案情。没成想事隔几天他在家洋洋得意养着鱼，被人嫉妒而揭发，他反而把我供了出去。车间找我说“知情不举”属于同案犯，让我大会小会做检查，还在团内继续批判。

无独有偶，那时我们虽然生活艰苦，处于“陈三两”时代，每月仅供三两豆油，二斤细粮，但仍坚持学习，评法批儒，学马列，甚至啃资本论。看到单身宿舍二层床遮挡灯光视线，就把上层床拆了推到走廊。那天我上夜班白天正在宿舍，管理宿舍的师傅带着红卫队，不由分说把我押到厂内拘留，让我写检查，甚至用枪押着我去食堂打饭。后来是车间书记出证保我出去的。

那天晚间，我们七车间青年都在车间学习，听到厂广播喇叭播送紧急通知，动员去医院献血，抢救一名青年女工。我们撂下书本，奔向老医院，纷纷撸起袖子。后经验血，所需O型血仅有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书记看我单薄，让我候补，但急需还是献了200毫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献血，本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只因被抢救者是未婚早孕子宫外怀孕，不适合宣传，事后就悄无声息了。

由于我们七车间长期不能投产，人员大都外借。开展大批判，搞各种展览，我们几个辽大或沈农子弟显山露水，有参加工人讲师团的，有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我则被推荐到厂马列学习小组哲学组，记得与杨鸿儒、于汉琴、刘贵君一起坚持活动。而后又被厂工会（那时叫工代会）借去与赵敬武、陈婉莹一起编写厂史。

慢慢我了解到这个老企业文革期间派性十足，和锦州一样分“遭字派和好字派”，武斗还十分激烈。文革前的厂史还好写，文革后功过是非却难分辨。说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大塔盘、争光炉”项目，和获得国务院金牌的硫酸产品，都是“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的成果，但一些失败的“八车间风动运输、吹氧炼锌的制氧车间”就找不到原因和责任。那时厂工会（工代会）副主任王树民和岳景春带领我们内查外调多少次，都白费劲。而后由于派性作祟，厂领导不断被锦州工业局更迭，厂史编写就不了了之了。（当然进入八十年代全国兴起编写志书热潮，葫芦岛锌厂厂志也问世，另当别论）

由于一直被借用在工厂，我的文笔功夫得以显示，正赶上厂工会老文书满文章退休，我就被工会主席看中留在厂工会接满师傅的班。但满师傅恋恋不舍，办了退休手续还来上班。(这老同志之后吃过三次退休饭依然不退，直至后来被清查办勒令退休）又赶上图书馆管理员我们一起来厂的杨慧君调回沈阳，于是让我暂时去接替，正和我意。我在图书馆干得风生水起，深受职工家属好评。那时职工文化生活简单，业余看本好书、看个电影都很奢侈。图书馆属于俱乐部，我除了管理图书外，还参与俱乐部卖电影票、送电影票到车间，图书馆就靠培养的工会积极分子管理。

那是1976年的多事之秋，赶上唐山大地震（工厂接受唐山难民），毛泽东逝世（清楚记得那天在老俱乐部听董大军和马卓讲在唐山抗震经历，被告知下午四时有重要新闻，只好中断报告会，收听告全国人民书），粉碎四人帮。就是在那个年底，我先参加工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创作，而后正式担任厂工会秘书，以工代干，开始长达十年的工会工作。

建设职工之家是我工作的中心

　　我到厂工会正逢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上来，工会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为职工说话办事，是工作的出发点。

每天奔走到车间班组，抓典型、树标兵。那时锦西化工机械厂是全国总工会树立的典型，我们前去学习，像他们那样抓两头。在车间抓班组建设，我总结的班组建设经验被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采用，出席在西安召开的经验交流会。在工厂抓改善职工生活条件，职工食堂“粗粮细作”在锦西各厂矿很有影响。又将职工倒班宿舍进行“宾馆化”改造，再也不像我们入厂时那样脏乱了，我撰写的文章《倒班宿舍的变迁》刊登到《工人日报》上。

我们十分重视职工上访，一次接待住房困难职工来访，反应锦西不少企业职工享受住房补贴，说国家有关部门下达文件给予租住房职工一定补贴。那时企业像我们大量知青都到了结婚年龄，苦于没有住房，很多都住在地震棚。工资都几十块钱，租住房都负担不起，企业给予一定补贴可算雪中送炭啊。我和老满师傅一起到厂部查询，果然看到了那份文件，在厂子有关部门转了一圈儿归档了。于是我们将此事形成调查报告，送给厂党委，调来不久的党委书记胡敬忠很重视，批示“出简报，看看官僚主义的丑恶嘴脸。”没成想上级有关部门很重视，将这份简报通报全国有色冶金各个大企业。那时天津出了“渤海二号”事件，那里官僚主义作祟造成重大损失，所以这件事引起各方重视，自然让工厂主要领导很没面子。但我为享受到补贴的工友们庆幸，为他们说话办事挺自豪。

深入基层抓典型 调查研究树标兵

　　八十年代初，工厂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新来的党委书记胡敬忠一展身手，要求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蹲点跟班劳动，每期一个月，结束后要写出调研报告。

我在二车间有名的大老黑单位劳动，因为生产团矿将矿粉加洗煤和粘合剂混合压制成团，送蒸馏车间焦结。整个流程都是黑洞洞的，体力劳动不说，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在这个车间干。我正好赶在腊月春节前在这儿蹲点，和我一块儿进厂的工友都心里长草准备回家过春节，我配合车间党政工干部动员青工特别是共青团员们在这里过革命化春节。发现一向表现不错的叫王树民的青工情绪不高，经过调研，了解到他刚刚失恋，相处一段的女方是渤海造船厂子女，家里嫌弃他在大老黑车间没出息，就杜绝与他往来。车间书记牛玉秀、工会主席苗少奇到女方家里做工作，将王树民在车间突出表现大肆表扬，说动了女方，家里也同意了这门婚事，王树民也带头表态留在工厂春节加班。我在调研报告中写了这件事，受到胡敬忠书记重视，批示要大力宣传；于是我就此事写出《书记成全婚姻事》刊登在《锦州日报》上（那时归锦州管）。这事还没算完，没成想过了数日，王树民对象在妈妈带领下跑到工厂大闹，到厂宣传部了解谁写的？原来报纸刊登了我写的文章，在女方妈妈的单位传开，说丢丑了，非要厂宣传部交出作者，肃清影响。我用“曲路新”实名写的，正好女方也姓曲，车间牛书记就打掩护说“曲路新是笔名，报社是写你们老曲家的马路新闻，是宣传的好事。”最后平息了这件事，王树民的婚姻大事也没受影响，我才一块石头落地。

八十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蹲点干部又发现一个工匠级的职工蔡景成，他不但在机修车间本职工作干得出色，还带领一群青工成立了义务服务队，着眼于全厂，不管哪个单位需要他都义不容辞前往帮助，特别是晚间或者星期天。可是这个典型刚刚报出，就有人反映说他干面子活，“整景儿”，甚至说他用厂里机械材料到他媳妇所在的稻池乡企业帮忙“挣外快”。党委书记胡敬忠让工会组成调查组内查外调，我和厂办聂德林、宣传部杜明棣，到厂内外有关部门跑了好几天，了解实际情况，最后很多同志都对蔡景成给予高度评价，工厂决定树立这个典型。后来这个典型报到省市，被评为省市和总公司劳动模范，甚至特等劳动模范。蔡景成为此按国家规定将农村媳妇和儿女都办了城市户口。

紧接着全国总工会和有关部门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厂树立了方方面面的典型。我听说一个自学中医义务给群众治疗疑难杂症的职工佟铎，于是我和工会姚师傅一起前往他在山城在小仙沟的家，看到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躺满他家，都交口称赞佟铎的医术，又看到挂满墙上的锦旗。我感动了，撰写了通讯刊登在锦州日报上，报纸还加了按语号召向他学习。后来佟铎不安于现状，要经商挣钱筹备建立更大的医院，于是我帮他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他去卖服装跑广州深圳挣了不少钱。只可惜他后来钻到钱眼里学坏了，不但没实现办大医院的诺言，还患了重病身亡了。

在工会那些年，我参与树立了不少典型，有筑炉车间修理耐火鞋的祝世深，有后勤不怕脏和累的党国凡，有办公室雷锋式的收发员金志伟。后来厂领导有人参加省劳模大会，听劳模报告，回来问工会“咱们冶炼厂树立不少劳模典型，怎么树立都是修鞋的，掏马葫芦的，送报纸的？”后来着眼于厂内高温岗位的，可他们都只会任劳任怨，不会讲，真挺遗憾！

我在厂办那十多年（一）

　　Z厂长1985年4月来葫芦岛锌厂任厂长，他第一次在文化宫职工代表大会上亮相，就语惊四座“我要全心全意依靠广大职工办好企业，一手抓老企业改造，一手抓职工生活，两个文明一起抓。”他一句“吐吐沫成钉”的表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快工厂就开始了大规模技术改造，正逢国际市场有色金属供不应求，他提出“小步快跑”，争取国家“税前还贷”政策，一年两万吨地提高产能，几年的功夫将锌产能由六万吨提高到二十万吨；同时大幅度提高了职工的福利待遇，涨工资、盖新楼。工资由常年几十块钱涨到百十块钱，做梦都没有想到；盖的职工住宅，居然带浴盆，我们老企业的职工常年居住在平房里，一下子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住进宾馆一样的住房，一步登天了。

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工作岗位突然由厂工会到了厂部，到了Z厂长身边。那是Z厂长来锌厂一年多光景，我在厂工会任办公室主任，像每天一样来的很早，组织部来人找到我，不由分说，告诉我到厂办报到。我一头雾水，在厂工会干了十多年，干的好好的，到厂部一切陌生很不情愿去。后来听说这是当时厂办主任主意，他提议将厂的所谓“笔杆子”集中起来，该宣传Z厂长的事迹了。我一时转不开弯子，就在家泡起病号，害的当时厂工会主席WSM跑到我家做动员，说“你不知道Z厂长说话是吐吐沫成钉啊，赶快报到去吧！”并且许愿将来有机会还让我回工会。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厂办报到，其他几位“笔杆子”早已到位，没曾想Z厂长见我来了，非常热情，马上召集我们几个开会。原来他要成立一个政策调研室，要我们抓两头，抓上级政策研究，抓基层贯彻落实。并且要求厂办创造好的环境，各种报刊杂志随便订，好好学习，深入基层，随时给工厂提出调研报告。

说调查研究，写调研报告，对于我开始就是参加厂长主持的各种会议，做好记录，形成会议纪要，再就是写简报。后来就是负责起草各种红字头文件，厂长月、季度、年度工作报告。再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成绩越来越显赫，难免要参加市直至国家总公司有关会议介绍经验，所有经验材料都出自我们的手笔。我撰写的许多材料被上级报刊采用，有一定知名度，甚至被一些人捧为“锌厂一支笔”，受之有愧啊。不过为应对上级各部门和各媒体约稿、采访，Z厂长要求“数出一门、文出一家”，数字以厂计划处为准，文字以厂办调研室为主。于是，我们就成了工厂的写作班子，我被锁定在爬格子的岗位上，多少年都不得转行。

我在厂办那十多年（二）

　　撰写厂长工作报告和各种经验材料外，我们调研室按某些领导意图，连篇累牍写出Z厂长的事迹，一时间报刊媒体不断刊载报道。

印象最深的是NFX撰写的《Z厂长烧的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砍掉工厂厂内运输的大马车。多少年来这个老企业厂内物料运输都是靠大马车，既不安全，又不环保，还隐藏许多猫腻，附近农村为进厂搞运输使出许多招数，厂内马车越来越多，有一句“厂里铃响马帮来”的调侃。Z厂长一声令下砍掉了大马车，改用大小机动车，既节省运输费用又提高效率，何乐不为？第二把火是狠杀大操大办风。八十年代那时红白喜事还实行住宅区里搭大棚，大棚大小、桌数多少，能看出能力强弱，职工群众对领导干部大操大办很不满。工厂接到举报，一个管工程设备的基层干部，动用厂内物料搭大棚，动员单位员工参与帮忙，于是抓住这一典型，严肃处理，不但撤职罢官，还进行经济制裁。其实这个干部据我们了解，无论技术水平还是工作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被一顿折腾，不幸离世。第三把火就是狠反官僚主义作风。那年夏季汛期的一天半夜 住在厂招待所的Z厂长被一阵喊叫声惊醒，“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当时正下着暴雨，常年居住在工厂住宅区有名的八大户涝洼地的职工来找Z厂长，Z厂长二话没说，披上雨衣，冒雨来到八大户，见状把有关部门的领导找来，说“我们是共产党干部，就应该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打那后，职工住宅开始得到改善，干群关系明显改善。

回想当年Z厂长作为一厂之长，在“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从出生到冒烟都要管”的时代，的确力挽狂澜，为一方百姓谋了利，同时为国家做出贡献，不愧为优秀的企业家。但人无完人啊，在他领导企业改革开放过程中，我记得他一些专横跋扈，刚愎自用的做法，伤害过很多人，也用错过个别人。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抑或是被个别人惑而为之。

和我们一起入厂的表现非常优秀的同志被工厂推荐到专业的大学深造，本来回来想大干一场。而回来正赶上Z厂长领导的大规模技术改造，他看到已经铺开的改造蓝图有不妥之处，就写了一份建议书，提出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可没成想建议提交上去，不但迟迟没有回音，还引来“杀身之祸”。那时候谁敢提不同意见啊，唱赞歌还来不及呢！可我们这位就是一根筋，反复提出异议，最后惹恼了Z，后来在工作中一直没有好果子吃。

还有若干同志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谗言，Z偏听偏信，都给了不公平的处理。

记得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有人对正在建设的职工住宅的施工质量提出意见，说“百年大计 质量第一”，可因为Z厂长提出“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就要住进去，让职工春节在新房里煮饺子。”职工们听了欢欣鼓舞，施工单位昼夜兼程，真让职工们元旦期间就搬了进去，抬着家具上楼，楼梯水泥还没干，都踩着脚印呢！可谁都视而不见，一味地唱赞歌。Z听到提意见心里也是不高兴，说“这是哗众取宠！”

葫芦岛偶遇沈阳人命运使然来到这

　　葫芦岛是人杰地灵的地方，且不说历史上各时代都有光顾这里的好汉豪杰，就说我们这一辈命运使然来此落户的就不断发生偶遇的事情。

刚来葫芦岛锌厂没多少天，就赶上举办地区职工乒乓球比赛，在职工大食堂聚集着各单位乒乓健儿，大都是抽调上来的知青。巧的是几个大单位锌厂、船厂、辽建代表队里，都有辽大子弟，而且都是辽大附中的，有男有女，有初高中的，在这里既是老乡同学又是乒乓对手。当然高山子农场为主，其中还有随“五七”父母到辽西落户被工厂作为有乒乓特长而招来的。分别多年，在这里相逢，激动和兴奋，难以言表。

有一次在厂招待所，我陪锦州市总工会客人。工厂党委办公室秘书LTS也在另一桌陪客人 像发现了什么 给我介绍他的客人说“这是从部队转业来厂任党办主任，WJQ王主任。”又把我介绍给W主任，说“他也是沈阳人，他爸爸也是辽大老教授。”原来这位W主任是辽宁大学毕业生，曾任辽大革委会副主任，文革表现突出，毕业分配到部队，从部队团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转业到锌厂的。他听说我的身份反应很快，说“啊，你爸爸曲教授是辽大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文革最早解放重用的。”我回沈阳是跟爸爸提起这位W主任，没成想爸爸气不打一处来，说“WJQ扒了皮我认识他骨头，最坏，他把我们这些辽大的老人整苦了。”没想到这样一个文革急先锋，竟然与我都是从沈阳辽大出来的到葫芦岛锌厂朝夕相处了许多年。后来听说他在部队唐山抗震救灾时调戏妇女，秉性难移。家在锦州，经常在厂党办住宿，脱下内衣裤放在脸盆里，让厂办公楼的服务员女孩子给洗。而后在工厂其它部门任职，也习惯让稍有姿色的女同志呆在身边，甚至带她们出门，很多传闻不绝于耳。不过他学文的出身，在辽大文革“王铁嘴”的名声来葫芦岛锌厂发扬光大，很长时间任宣传部长，表现最突出是苏联解体时国内一度强调“决不能让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在中国重演”时，他给全厂干部讲党课，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着实让我们领教了他极左的面孔。

八十年代初，为推进葫芦岛锌厂老企业改造，听说要从沈阳调来新厂长和党委书记。第一次与新厂长ZYX谋面竟然是在厂工会办公室，那天办公室门被推开，进来穿一身工作服的老同志。原以为是来办事的老工人，他笑容可掬地跟我说“你们工会有没有会理发的学雷锋的积极分子？”我这才看他连毛胡子和满头灰白长发，有人诧异地惊呼“这不是新来的Z厂长吗”我连忙说“有有，我给你找来。”他说“好，我在办公室，麻烦谁给我理理头。”当时会理发的高手不少，我就近找来同在工会工作的MDM。M看Z厂长胡子重，特意拿来刮刀和备刀的皮带。平时给同志们理发麻利的很，但给厂长理还是有点紧张，胡子给刮的紫了豪青，甚至出了血。Z厂长不但没埋怨，还再三表示感谢，同时和我们唠起家常，知道我们都是沈阳知青，就高兴地说“好啊，咱们都是沈阳老乡，都来葫芦岛工作，有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