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川音

穷乐居士

得到周科长去世的消息，我心里好一阵难受。耳畔似乎又回荡起那兄长般真诚亲切而温暖的川音……

我们新兵被分到防化连没几天的一个上午，正在操场上训练队列。一辆吉普拖着飞扬的尘土，从长长的陡坡道路上疾驰而下，停在了连部高高的台阶下。一位身体略为发福的军人走下车来。跑步过去的连长，向他敬礼报告，他抬起右手，似乎很随意却很标准地回了军礼。随即，他在连长的陪同下向我们走来。老兵们说：“周副科长来了。”“周副科长？”我疑惑地问我身边的老兵。老兵说：“师防化科的副科长，我们师防化最大的官。”正说着，他们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他中等身材，因发福而显得魁梧；大眼大嘴，嘴唇特别厚；脸庞略显黝黑；直板的身躯，撑起合体的军装；微微隆起的腹部，使他有了些微的臃态。连长整队、报告、请示一气呵成。一句干脆利落的“继续训练！”从周副科长的嘴里脱口而出，一股浓浓的川音。

那天下午，全连集中在会议室开会，第一次听他讲话，感觉很受听。他讲话没有以上训下、振振有词的距离感，更多的是不温不火，随意道来的亲和感。在新兵狭小的能知和想象空间里，我不知道他是多大的首长，内心里只有自发的敬畏。讲话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话时，有一个口语“是吧”发音很特别，象是“如啊”两音的拼读，一股特别浓浓的川音。

随后的日子里，连队干部和老兵们零星的或故事般的叙述，让我陆续知道了一些周科长的信息：一九六四年入伍即赶上大比武的他，与高手云集的老兵博弈，夺得全军防化兵侦毒总决赛第二名；一九六九年担任防化边侦察排长；随后不到三年，因优秀的军事技能，成为防化连长；三年后升任师司令部防化科副科长。

于是，在我的敬畏里，畏少了，敬多了，便有了后来我和周科长之间密切的关系：他既是首长，又是兄长；我们既是上下级，又是好战友。

那年九月初，部队进行野战拉练演习，我被临时派到师作训科当通讯员。主要负责师司令部野战作战室的勤务，繁杂而琐碎。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帐蓬一搭起来，师首长需要的桌椅、地图及相关器具，必须马上布置到位。而“战斗”一结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收拾完全部装备并装车，千万不能耽误整个部队的行动。

我在武善省参谋的指导和带领下，迅速熟悉了情况并较好地落实完成每一次任务。武参谋见我有一定的文化，适应能力强，反应快，便让我帮他在军用地图上标注作战方案，填写作战演习计划表。在一个演习点，我正在填写作战演习计划表，周科长走了过来，认真看了我的“作业”后，连说：“不错，不错。”没想到，第二天他竟然拿着一张卷成筒状的大白纸来到我面前说：“李仲平，帮我制一张防化演习计划表吧。”那语气，既象征求意见，又象下达任务。而且，叫我的名字时，把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慢，让川音特有的生活韵味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你有种很亲切的感觉。我能拒绝又敢拒绝吗？毕竟是我真正的嫡亲的首长第一次交给我任务。我当天吃了午饭顾不得休息就开始制表，一整个下午，除了间或做些作训科的事，好不容易完成了周科长交给我的任务。他仔细看了我交上的表，说：“很不错。要是我做哇，怕得一整天呢，我的事太多了。”于是，从这天起，演习期间我实际上成了两个科的通讯员。

演习期间，我犯了一个小错误：在没有得到战斗结束“撤离”的命令的情况下，凭着我的“机敏”，提前收拾完首长们的行李装备并装到了车上。等“战斗”正式结束，师首长们想坐下来休息时，却发现桌椅板凳都没有了。师长问身旁的作训科杨章仁科长：“怎么这么快就把东西收了？”站在师长身后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师长报告：“报告首长，我看战斗结束了，怕来不及装车，就提前收了。”师长回头看了看我说：“算了，我们站一会吧。”

虽然没受批评，但我知道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心里很难受。晚饭时，看到远远地蹲在操场边闷闷不乐的我，周科长端饭碗，边吃边走到我的面前，说：“下午的事我都看到了，吃一堑长一智，别往心里去。快吃饭吧。”我满含热泪地看着周科长，他却笑着说：“你真是个新兵蛋子！”那浓浓的川音，温暖了我的心。

那以后，我不论在哪里遇到周科长，他都要问问我的近况，鼓励我多学习多锻炼多吃苦。

一九七九年五月间，我们从广西回防洼村。他来我们连队检查工作，并在全连的大会上讲话。讲评参战情况时，他点名表扬了我写血书请战的事。那是部队刚到广西，临战前，我被从战斗班调到了保障班。我要求上前线参战，几番申请，都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咬开手指写了“请战书”。终因工作的需要，我还是没能上前线。这件事当时除了连首长和我，没人知道。而且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我也早忘记了。没想到周科长居然知道并记着。我对表扬记忆不深，但那浓浓的川音吐出的“李-仲-平-”至今还在耳边萦回。

不久之后，我就被借调到师直政科工作，而且一直到八月底离开焦作到北京上军校。

直政科和防化科都是司令部的科室，因此，我和周科长几乎天天见面。我偶尔去他那里坐坐，他也经常叫我帮忙做些防化科文秘之类的工作。直政科相当于师司令部的“政治部”，负责师直属独立营、连的政治思想、宣传教育、干部人事等工作，科长不断给我加码，以至后来我实在没有精力再兼顾防化科的事了。一天，周科长又交待一项工作给我，且时间紧任务重。无奈之下，我对周科长说：“您把防化连的谢华借来吧，他能做事。”他说：“交给你我放心，其他人我还不放心呢。你推荐的人，应该没问题。但我要再了解一下。”几天后，我去他那里辞行，他说谢华的事基本定了。后来听说谢华被抽调到防化科帮助工作深得周科长的信任。这时，他好象已经是正科长了。

从防化学院毕业，我又回到了部队。第一次见到周科长，他高兴地打趣道：“我们第一个正儿八经的科班毕业生回来了呀！”他仍是拖着那让我感到十分亲切的慢慢的川音，叫我“李-仲-平-”。

从军校回到部队，我在连队的时间很少，不是出差，就是帮忙，有半年多没有被任职。大约是一九八二年初的一天，我在师大院遇到周科长，他了解了我的近况后问道：“下一步有什么想法？”我说：“只要安排工作就行，不能老这么悬着。”他问我：“你想不想改行当化验员？”化验员也是排职干部，相对军事或政治干部要轻松得多，我当然愿意了。没过几天，周科长就来连队，在干部会上宣布让我作好准备，参加武汉军区化验室举办的化验员培训。出发前，周科长又把我叫到防化科，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仅要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还要多钻研实战化验的特点和规律。他还第一次去掉了我的姓，半认真半玩笑地说：“仲平，你好年轻哟，说不定啥子时候就坐我的位子哟。”我对他当时用带有浓浓川味儿化特征的川音称呼我“仲平-”时，一股兄长般真诚而亲切的暖流，涌进了我的心田。

后来，我被抽调到离师部几十里外的师干部文化补习中学任教，直到一九八六年底转业。大约也是在这期间，他调到了军防化处任处长。我和周科长就很难见面了。

再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在地方忙碌地工作。偶尔梦回部队，耳边常响起他那浓浓的川音。

二○一四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战友的电话，说周科长、廖指导员和易副连长来武汉了，约我们在汉见面。我们迫不及待地迅即赶到武昌，在东湖一个水上餐厅见面了。久别重逢，喜不自禁，手足无措，相互紧握着双手，久久不愿松开。自然是说不尽的话，叙不尽的情。饭后，我们把他们接到了新洲，本计划让他们在新洲多住几天，陪他们在周边好好玩玩，无奈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后几天的行程。我们只好设宴招待他们，我还备了点土特产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匆匆忙忙的大半天，具体的过程、细节，已经记不清了，唯一能记得的，是那浓浓的带着兄长般真诚亲切而温暖的、中间不时夹带着“如啊”口语的川音！

这次相见，我们得知周科长一九八六年调到成都军工厂，先后担任军代表、总代表；六级工程师，授大校军衔，享受正师级待遇。

二○一五年十二月中旬，朋友邀我去峨眉山，我迫不及待地联系了廖指导员，报告了我去成都的行程，并希望在成都招待包括他在内的四位我敬重的老首长。廖指导员十分高兴，当即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朋友为我在宽窄巷子一个有戏台的大餐厅紧挨戏台的边上，安排了酒席。当我从峨眉山下来赶到餐厅时，周科长、廖指导员、易副连长以及直政科田凤先科长悉数到场了。

时隔一年多后，我们又相见了，兴奋与激动自不必说。那时，他中风后恢复得还不错，除了语言略有障碍外，其他基本正常。

那天晚上，我们说得高兴，喝得尽兴，以至我不知喝了多少酒，怎样散席、怎样送别、怎样回酒店……。唯一记得的，还是那浓浓的带着兄长般真诚亲切而温暖的、中间不时夹带着“如啊”口语的川音！

二○一九年五月，我和女婿自驾游川藏，在成都呆了一整天。我几次拿起了手机，想跟廖指导员联系，但对被人们传得谈虎色变的高原反应的恐惧，使我欲言又止。我知道与老首长们相见，我肯定抑制不了自己狂饮的豪迈。但我对酒后难以承受的高原反应更加担忧。毕竟，川藏自驾游也许一生只有一次；而战友的相聚，相对就容易得多了。对高原反应的恐惧，使我第二天带着深深的遗憾，踏上了自驾西行的旅程。没想到，这遗憾竟然再也无法弥补！

今天，周科长离开了我们，此生再也无法相见。但他那昔日的音容笑貌，依然会在我脑海里浮现；他那浓浓的带着兄长般真诚亲切而温暖的、不时夹带着“如啊”口语的川音，更会永久地萦绕在我的耳畔。

我怀念那浓浓的带着兄长般真诚亲切而温暖的川音！

2023年2月18日旦穷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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