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纪实文学：晨曦依旧

于潭(闫驱)

引子

生活在东三环的青年人，每天习惯地走出十号地铁双井站，习惯地在路边买张鸡蛋灌饼，习惯地穿行在九龙花园，乐城国际的楼宇之间。

现代的生活气息如同阳光一样，四溢在上下左右。殊不知，脚下这块土地在二十年前是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北京内燃机总厂。2003年后，它像位衰弱的老人，江河日下，逐渐消失。

当年整洁的厂容，合理的布局，优雅的环境，光荣的历史，一切都融化在过来人的记忆里。

使人遗憾的是工厂的诞生，成长和消亡过程，居然没有成就完整的一代人。许多建国初期进厂的工人在临近退休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厂房，高炉被推土机无情地推倒，房地产商们开着豪车视察自己收购的土地。

北京内燃机总厂的前身是华北农业机械厂。中国的第一架双轮双铧犁，第一台康拜因收割机诞生在这里。

建国初期，中国工业是一张白纸。一九五一年，这个厂生产的第一台双轮双铧犁被送进中南海。一九六五年以后，工厂更名为北京内燃机总厂。新的工厂为北京的汽车生产发动机。从此，北京内燃机总厂的牌子，在双井路口东侧 一直垂挂到本世纪初的第三年。

一九七零年夏天。工厂迎来一九六三年以后，首批进入工厂的徒工。东部地区的中学：26中，96中，49中，工大附中，定福庄中学，东直门中学和唯一的城西右安门中学的七零届初中生，近两千人。

我也在其中。

南有洛阳拖拉机厂，北有北京内燃机总厂。这等评价对新徒工有绝对的吸引力。

家里的成员中，没有人在工厂。所以，我对工厂充满好奇和遐想，不知今后将工作一生的地方是个啥模样。

工厂里的地堡

双井路口向东到化工路口。再以这两个路口分别向北，到现在的双井街道办事处所在地位置。这块方方正正的区域是北京内燃机总厂所在地。

第一天进入工厂，从西门走到东门居然用去三十分钟。

西门内侧有工厂办的百货商店。看到有人买东西时，掏出一种红色塑料钱币，大为吃惊。

为了方便职工在食堂买饭，工厂使用自制饭票。饭票中有种可以冲抵人民币使用的一分钱塑料硬币。

商店的对面是灯光篮球场，经常在晚间，像模像样地举办篮球比赛。当年的工厂篮球队在北京工业企业圈里，很有一席之地。

球场东边是露天游泳场，标准泳池25米*100米。进厂时正逢盛夏，游泳池里碧波荡漾，泳者寥寥。

很有一阵子，游泳池成为我每天必到的地方。它与龙潭湖泛着黄汤的天然湖相比，与游者密集的陶然亭游泳场相比，有天壤之别。 那时最羡慕的工作是在游泳池当服务员。工厂游泳池服务员每天穿着泳裤，全身皮肤晒得黝黑，池里池外地忙乎。

工厂居然是座乐园。厂内行驶着火车，通行着公共汽车。职工食堂有六座。厂里有消防队，医院，图书馆，剧场，疗养院，招待所，幼儿园，中等技校，文工团，养殖场，广播站，甚至还有武器库。

如今回想起来，还有许多不解：工厂以工为主，却弄得和完整的社会一样，五脏俱全，若是和梵蒂冈相比，称得上一个自主自立的小国家。

七十年代初，工厂小车房有两辆汽车：一辆黑色道济，一辆浅灰色的华沙202。四人帮倒台后，原来是走资派的厂长迅速出任中国农业机械总公司的党委书记。一位副厂长出任国家经委秘书长。

车间外，到处停放着准备出厂的212吉普车。在此之前，从未如此近距离接触汽车。

吉普车有四个档位，三个前进，一个倒退。由于质量问题，不少新车待出场时，车身下已经渗漏出斑斑油水。当时的人们不讲究质量，“有比没有强”是当时的社会流行观点。

中午吃饭时，我们总要找一辆车，拉开门进去享受一番。没几天，军代表发出强硬通知：有阶级敌人在吉普车里小便。以后再有人私自进入吉普车者，按反革命破坏罪处理。

七十年代的“反革命”三个字如雷贯耳，足以称作最严重的罪名。1970年秋天，我就曾与反革命罪名擦肩而过。

进厂没几天，轮上夜班。下半夜的工作间隙，和几个师兄弟转悠到家属车间。车间里黑漆漆的，窗台上放着几付电工墨镜。我随手推开窗户，把墨镜拿在手里。

突然，一束手电光从侧面射来。我被巡夜的值班人员抓住，而且是现行。

几天过去，没有人找我谈话，只是通知到车间烧砖队工作一年。

七十年代初期，老毛子总在边境制造摩擦，一会儿东北，一会儿新疆，枪炮声隆隆。为准备打仗，城市和农村都挖防空洞。

盖防空洞需要砖头，许多单位成立专业烧砖队。砌龙窑，熟黄土，打砖坯，码坯垛，烧炉火，焖水出灰砖，不焖水出红砖。一套完整的烧砖技术流程，一年以后已被我熟练掌握。

这段时间没见工厂挖防空洞，倒是出窑的红砖每天减少。鬼才知道烧出的红砖被拉到哪里去了？很快，宿舍区的小厨房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每座小厨房所使用的红砖都似曾相识。

七二年以后，工厂恢复正常生产，同时经常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批斗曾经造反派组织的双方头头，以鼓舞职工抓革命促生产的干劲。

距如火如荼的一九六六年过去六年，两派英姿飒爽的领导人一样地站在批斗台上，一样地挂着大牌子，一样的灰头鼠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传统祖训一直都聪明得让人好笑。

批斗会设置在厂内中央广场。各车间的工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走来。近万人的场面，想一想都可谓壮观。特别是主席台上，一男一女带领大家振臂高呼口号的人，声色俱厉，气吞山河。十几个造反派头头被押上来。羁押他们的人端着上着刺刀的步枪。

有人悄悄告诉我：主席台下是地堡。过去的走资派和现在的造反派头头都关在里面。地堡里有武器库，枪炮俱全。

在一旁听着，听着，后背渗出白毛汗。因为，我私拿电工眼镜的地方就在武器库附近。

北京内燃机总厂鸟瞰图

一九七四年，工厂制作的一分塑料硬币。该币在厂区内与人民币有同等流通功能。

盐汽水

2008年。橘子味的北冰洋汽水重新出现在市场，特意到楼下小卖部买了一瓶。

不便宜，三块五。这个价钱在过去买十瓶还拐弯。汽水味道不错，还算传统。足足地喝上一口，冰凉甜爽的口感和碳酸饮料特有的冲劲，噎得人喘不过气来。五六口一瓶，一连气喝两瓶，从头到脚清凉透骨。

上小学时，家中再有钱的同学也很少喝北冰洋汽水。学校组织春游，哪个同学在公园里买瓶汽水，不亚于今天买一部新手机。喝北冰洋汽水没有谁一饮而尽，因为舍不得。瓶盖打开，售货员向瓶里差一根细细的，用蜡纸做的长管，如同现在老北京酸奶的喝法，噙着蜡纸管，一股一股地把黄橙橙的汽水吸入口中。

不知别人如何？我小时，喝一瓶北冰洋汽水总有漫长的过程。那是一种幸福的享受。冰凉的汽水涌进嘴里，流进嗓子，一种别样的甘甜感传遍上半身。尤其是直冲脑门二氧化碳气体，瞬间催的眼泪似乎要涌出。喉咙里发出咕咕嗝声。喝完汽水，空瓶总要拿到自来水龙头下，涮一涮再喝。

进工厂的第一天，所有新徒工被车间里一人多高的汽水木桶惊呆。雪白的浮冰躺在黄橙橙的汽水上，泛着丝丝凉气。

开始，大家不好意思，拿着饭盒拘谨地盛接汽水，像喝北冰洋汽水一样，轻轻吮吸。

“ 这叫喝汽水吗？你们那叫喝酒！” 旁边走过来的老师傅看到大家怯生生的样子，很是不爽。他在汽水桶里舀出满盒汽水一饮而尽。

半小时后，木桶里一立方左右的盐汽水被二十几个新徒弟全部喝光。

工厂的汽水叫盐汽水，主要在夏季供应热加工车间。盐汽水和北冰洋气水，唯一不同是前者不加二氧化碳。但是，盐汽水的砂糖和鲜橘汁原料比北冰洋汽水更浓更厚，且盐汽水每日现勾现兑，新鲜感十足。

山字形的锻工车间，由五座二十四米跨度的建筑组成。车间内大大小小的煤气炉和各型号锻锤，总有十余座。

什么是排山倒海？什么是炉火熊熊？什么是大汗淋漓？什么是炙烤难耐？在锻工车间都能见到。尤其体会到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的道理，知道为什么现代社会离不开工人阶级。

满头汗水，满脸油污的锻工们在工歇之余，端起一碗冰凉爽口的盐汽水一饮而尽。其滋味，其韵味，其人味，淋漓至尽。

车间人物

烟和酒是部分男人喜欢的两样好东西。它们不会同时来到吸烟，喝酒人的身边。但是，每个吸烟喝酒者在初次接触时，都会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人人有自己的嗜好。不管嗜好良还是不良，不同的嗜好代表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个性。

　 我十六岁吸烟。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冬天的北京火车站。刚过春节，六九届的学生们穿着不合体的屎黄棉衣棉裤到东北去。

我们是七零届，像一节节顶起的竹笋已经在火车站参加三次，送知青到广阔天地的仪式。

仪式一次比一次场面壮烈。到六九年，站台上再没有慷慨激昂的场面，人们所见的都是父子之间，朋友之间，兄妹之间抱头大哭。

要走的六九届知青不管不顾了，在站台上，当着父母和老师的面大口地喝酒，尽情地吸烟。有老师还掏出烟送给自己的学生。在场的人，无论男女都表现得如此豪放。

　 我们当然也在其中。我抽了两支光荣牌香烟。第一次抽烟没啥感觉，吸完后，脑门晕晕的，口内有些苦涩味道。

　 火车启动。站台上，一片嚎啕声。车厢的每一个窗口都挤满北去的学生。忽然，不知谁把手中的整包香烟从站台扔进窗口。霎时，站台上的所有人都把口袋里的香烟，投向慢慢前行的列车。帽子也飞进去了，水果也飞进去了。

　 天命不可违。大批七零届学生没有去东北，而是在第二年来到工厂。

在一座比十米跳台还高，比几个篮球场还大的车间里，二十几个十六七岁的徒工被带到炉头师父们面前。

我的炉头师傅四十多岁，中等个儿，胖乎乎的身材，歪戴着顶油渍渍的无檐黑帽。第一次见面，我就不大喜欢他。特别是他说话时，只张开半张嘴的吊样。

　 他告诉我：“咱这是三百公斤空气锤。在自由锻，太大的锤靠蛮劲干活儿。太小的锤还不如抡十八磅大锤痛快。三百公斤锤最有技术，跟我学没错。去！打壶开水，买包烟。”

　 锤组四个人，一个司锤，一个炉工，一个歪戴帽子的炉头师傅和我。司锤师傅很文雅。我觉得，如果脱去工作服，换上中山装，他像位教授。

　 打完水后，教授师傅走来问我：“抽烟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不怎么会。”

　 “瞎扯，吸就吸，多大点儿事。干咱这行，不吸纸烟就吸油烟。”

他似乎看出我会吸烟。

　 教授师傅告诉：炉头师傅人很好，就是说话爱训人。锻工车间噪音大，说话都要提高嗓门。趁热打铁是这行的规矩。所以，这里的人都是急脾气。手脚不麻利点儿，锻件就凉了。

　 “再打壶水去！”炉头师傅又在叫喊。

　 奇怪，刚才那壶水哪去了？待又一壶水拎回来，炉头师傅递我一只搪瓷缸子，说：“喝一口吧。”

　 以为是温水就大大地喝了一口。是酒！辛辣的劣质白酒燃烧着五脏六腑，我本能地深深地咳嗽着。

　　炉头师傅说：“立冬了。咱们干活还要单衣单褂，所以等火时，要喝口白酒。在炉边歇着，不许走开，防止感冒。”

　　我开始喝酒，且酒量越来越大。最初是因为工作喝酒，只喝一大口，身体内外热乎乎的。倒是以后，为感情喝酒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1970年到1980年是钢与火的十年。从17岁长到27岁，两条胳膊被钢铁调教得比一般人的小腿还粗壮。尤其是腕力能一次端起十四块码垛的红砖。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午饭后，都有其它工段的工友找我较量腕力，没输过。锻工车间有七百多名老少爷们朝夕相处，汗水交加。

锻工是新中国给出的新说法，其实就是铁匠。相传铁匠的祖师爷是太上老君。

老君先生烧炉开火，既炼仙丹又锻打铁器合二为一。历史上的铁匠比铸匠来得晚些。商周时期，中国人就会铸造青铜器，而锻打工具和兵器出现在春秋时代。所以，工厂里铸工是老大，锻工是老二。其它工种在锻铸工们眼里，都是“碎催”。

锻工车间最著名的是十吨模锻锤。一米见方的锤头在蒸汽压力的推动下，上下翻动呼呼带风。通红的4115柴油机曲轴原料被机械手推上锤面，一下出型，二下有样，三下完工。

曲轴锻件一百多公斤，1300度的圆钢冒着油烟被人力滑轮钳子运送。推钳子的工人头上冒汗，工作服冒烟。

只要十吨锤一开，锻工车间地面便随之跳动。百米外装满水的茶缸子从桌面一跳一跳地落在地上。十吨锤在化工路口的西边，与它相对的化工路口东面是玻璃总厂，生产精细易碎的玻璃制品。为了减少十吨锤的震动影响，化工路北口的地下，挖了一条数米深的防震沟。

在十吨锤工作不止辛苦危险，还对人的身体有严重伤害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十吨锤工作也光荣，全厂每年评选北京市劳模，非十吨锤工人莫属。

关大鼻子是十吨锤推滑轮钳的工人，五十岁开外，红红的酒糟鼻子又高又大，并因此得名。在车间时，我和关大鼻子并无来往。只知道他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伪警察，在哈德门看过城门洞。由于是起义人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大鼻子既没有被歧视，也没受重用。他在锻工车间做辅助工作。自十吨锤上马后，关大鼻子便在十吨锤做转运工。可能是当过警察的缘故，当转运工时，总能听到他扯着嗓门向天车司机大喊大叫。

我和关大鼻子在烧砖队有过一年接触。他不爱说话，说出的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听不明白。71年夏天，我在的烧砖队在双桥砖厂租窑烧砖。窑边有几个取土留下的大坑，里面积攒了不少雨水。晚上值班烧夜火，我俩搬一摞碎砖头，坐在坑边一块块投进去，欣赏清晰“扑通扑通”的落水声。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工人，都有旧社会的生活经历。工作之余，最喜欢听他们讲解放前的事情。

司锤方师傅，解放前在东便门的蟠桃宫庙会混饭吃。他的体形上长下短，长着一颗方方正正的大脑袋。据说，过去他在蟠桃宫门前拿大顶，一个动作能坚持个把小时。方师傅是典型的老北京人，说话音调前高后低，咋咋呼呼。他家在花市下四条，那里更是老北京人的聚集地。有天到他家串门，刚进院子又马上退了出来。由于天热，院里的女人们居然光着膀子。

林师傅蔫蔫的身材不高，看人时，眼睛总是眯成一条线。几个老工人聊天说，林师傅是过去左面上自行车的人。解放前，北京街头有组织的地痞恶霸为了显示自己“在家里”，从左边滑轮骑上自行车。不能想象，林师傅在解放前有多么威风。但是，从认识以来，林师傅是诸位师傅中，最温文尔雅的一位。

金师傅最有意思，身材均匀，脖子很长，喉结很大，说话带有洪亮的喉音。金师傅讲究穿戴，属于 “好臭美”的那种人。一九七二年，花市信托商店卖出口退回的黑色皮底尖头鞋。信息传到工厂，金师傅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骑车赶到信托商店，六元钱买回一双。第二天，他穿着新买的尖皮鞋，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居然在车间里跳起“探戈”。他的举动和打扮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异类。由于金师傅出身三代贫农，军代表对他没有办法。五十年代流行穿布拉吉，跳集体舞。但是未婚的金师傅是全车间知名舞王，把舞跳到棉纺厂还找到了媳妇。

徐师傅总是向左边斜戴着一顶无檐帽子，不是贝雷帽而是自己扯去帽檐的单帽。他左边太阳穴处有一块核桃大小的伤疤。徐师傅有学问，解放前读过初中，解放后上过技校，是众师傅里的秀才。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各锤的工人们聚集在车间外歇晌，听徐师傅侃大山，漫无边际，胡聊海哨，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六九年，因为他有学问，曾被派到国家广播电视局当工宣队队员。广播电视局，广播文工团人才济济，凭徐师傅那点儿学问，不知在名人堆里如何过日子？

大家都想听他讲当工宣队队员的经历。徐师傅始终闭口不谈。一次被问急了，他突然口吃起来，脸上的疤痕发紫且一跳一跳：“他妈的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我就一个打铁的命。谁再说工宣队的事，我徐疤瘌跟谁急。”

我猜想，这里面肯定有不少难言之隐。

锻工

无冬历夏，锻工都要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脚上登一双翻毛皮鞋。工作服布满一圈圈汗碱。即便是冬天，一炉活干下来，工作服也要湿去大半。下班时，把工作服丢在地上，居然像人一样地站着。

一吨自由锻蒸汽锤有三米高，“巾”字造型矗立在黑乎乎的铁砖地面上。整个锻工车间的地面都铺着六十公分见方的铸铁砖。上空铁粱纵横，左右储满钢材，锻锤高高矗立。在锻工车间，只有人是血肉之躯，其它都是钢铁。

锤身从上向下淌着被高温稀释的褐色机油。八个蒸汽压力，抽动一吨重的方正锤头，从行程一米五的顶端沿滑道重重落下，冲击力达到八十吨。

一千两百度的高温，催熟45号钢演变成亮铮铮的橘黄色，摆在底砧座面上。

好大一块钢：直径130Mm，长度960Mm，重量九十六公斤。

“巾”字型锤身的内跨处，沉积的油渍被烤得滋滋冒烟。

锻工手中的铁钳柄，长及两尺。锻工们的自身体重不足140斤。高温锻件炙烤着两尺外的锻工身体。工作服前衣襟和手套泛出淡淡的焦煳味道，双眼流泪，脸上皮肤奇痒无比。

锤头“呼哧，呼哧”落下。锻件按着需要慢慢地缩短，延伸。五分钟后，橘黄色的钢铁蜕变成暗红色。在九百度温区里，一只偏心两拐曲轴终于成型。

从上砧到下砧，这块九十六公斤的钢铁，在前后两个锻工的完全人力下，被上下前后翻腾了二十几次。

走出车间的锻工累了。即便是早春天气，他们也要摔掉上衣。因为，那上边又被汗水浸湿一半。

车间门口。在懒洋洋的阳光下，上身赤裸的锻工们静静地坐着，贪婪地吮吸着，刚刚卷起的喇叭形纸烟。 半小时后，新的一根橘红色钢料，等着他们。

在此感慨几句：网络视频有不少作品引人关注。当过兵的人，一生引以为荣。医务和教育工作者倍受尊重。知识青年历程使人难以忘怀。相反，工人们所付出的艰苦劳作少有描述。即便他们谈到自己的过往也是淡淡的一句：“过去是工人。”

工人，首先是产业工人是劳动者中最光荣的群体，只是他们无声。

手艺人

锻工旧称铁匠。它最基本的工具是一只尖头铁砧，一只平锤，一杆十八磅大锤。当然还要有烧炭的风炉。在冷兵器时代，凭这几样简单工具就是兵工厂。西汉著名的《盐铁论》规定基本国策。可见当时，铁和打铁的人关乎着国家安全。太上老君是传说的铁匠祖师。

　铁是钢的基础。金属元素的加入变铁为钢。锋钢，锰钢，轴承钢，高碳钢，低碳钢组成钢铁家族。

锻工离不开火。他们熟悉火，认识火，读的懂火。暗黄，桔黄，亮黄，明黄，火在炉中的深浅颜色变化代表温度的变化。规格各异的钢铁，在不同的温区有不同的锻造范围。

一名熟练的锻工首先要读懂火，然后是区分不同的钢。在判断钢的品种时，锻工只需要用砂轮打磨一下钢材，根据砂轮下飞出的不同火花：有长束，有短束，有分花，有结花而鉴别钢种。几种，十几种不同的钢材被锻工按特点分别用于不同的锻件。

　 一个熟练的锻工起码要跟师傅学三年。材料的计算，工具的设计和准备，加工图纸的读识画。最后就是力量。打铁的还需本身硬。这个硬就是力量。再优秀的基础学习也离不开操作。锻工需要有腿力，腰力和臂力。一百公斤的锻件在一吨自重锤头，两米轨道行程，七个蒸汽压力的作用下，产生一百吨的冲击力量。这瞬间的力量是在紧握钢钳的臂膀下完成的。难怪《国际歌》都在赞美锻工：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在工厂里，锻工不是唯一的工人，但是是最真正的工人。锻工很辛苦。无论冬夏，他们都只能是单衣单褂。冬天，他们前胸是一千三百度的高温锻件，身后是冰天雪地。

经常有这样的时候，一片飞溅的氧化铁皮带着几百度的高温，落在握钳的双手上。工作服冒烟了，手套冒烟了，他们的手绝不能松开。因为巨大的锤击力量已经来临。

工作后，他们摘下手套，手背上是一串黄豆大的水疱。没有一个锻工的双臂，胸前没有留下伤疤。长年的火焰光辐射，长年的铅，镁和铝热加工的污染，长年的风吹火烤，长年使出吃奶劲儿的拼搏使身体付出巨大代价。

　 我的师傅们，师兄弟们一直从事着锻造行业。他们的手艺精湛，性格豪爽。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再没有过新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成为最后的锻工。到2001年，锻工工种消失了。新世纪的北京不再需要大规模的锻造行业。

那年早春，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工具箱，拿着买断工龄的钱，带着手艺离开工厂。

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我的师傅们大多在七十岁前离世。同到工厂的二十四位师兄弟，到2015年已故去两人。

铁匠的锤语

铁匠，最普通称呼延用几千年，

即便帝王也担不起这样的标签。

锤语，最辛苦劳作谱出的神曲，

即便乐府附和也会落魄得汗颜。

三声是重，两声是轻，一声是慢。

大锤是力，砧子是肩，平锤是眼。

高高低低的旋律,舒缓疏密的咏叹,

呼哒呼哒的风箱,熊熊腾起的火焰。

只有铁匠才能让钢铁服服贴贴：

方要清棱见角，圆要随心所愿，

直要通达呈线，弯要规矩自然。

叮当声是人类与铁交流的语言。

铁匠是劳力者最初始的桂冠，

扶犁深耕破土,杖剑敌人胆寒。

锤语是生活最美妙风雅颂歌，

悠悠讲述过去,铿锵唱到今天。

【我写你诵】铁匠的锤语

无言的老马

　 进工厂两年，第一次认识老马只是他的一只手。

早就听说，管理油库的老师傅姓马。那天维修设备，我帮助维修工到油库打一桶机油。

车间很大，南北要走三百米。平时，很少到车间最南端的油库。

油库在厂区最南端，灰色的砖墙上写着“油库重地”四个大字。墙面半腰处有三个半尺直径的墙洞，里面伸出三个龙头。每个龙头上标着油种。

油库左右种着玉米，向日葵，墙上还爬满紫豆角。简直像农村大秋地里的泵房。

　 “马师傅，一吨锤领五升机油。”　我在几米外就大喊。

机油龙头上的墙洞里伸出一只手，握住开关。我急忙伸过油桶。

这只手很干涩，手型不大，指甲灰黑。接完油后，这只手从开关处迅速滑到龙头口，把关截门后的几滴渗油收集在掌心里。手又小心翼翼地收回去。

　 “见到老马啦”？回来后，有人问。

　 “见到一只手，连声儿都没听到。”我回答。

　 “不要说你了，二十年的老师傅都没听过他的说话声”。

听大家这么一说，我倒觉得好奇，开始留心油库的老马。

　 老马每天几点上班，没有人知道。大家上班时，油库门口已经堆着一捆半人高的干柴，有树枝，有碎木屑，有旧报纸。

老马几点下班也没人知道。大家都走尽后，老马才离开油库。即便在夏天，他也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离开。

老马的家在工厂附近的农村。每天，他要在厂内捡拾一捆柴火背回家。高高的一捆柴火压在他的肩上。老马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前行。

车间同事们都已习惯。偶尔有中班的工友看到，一捆移动的柴火从窗外慢慢划过就知道是老马。没有几个人见过老马的脸。他的头永远垂在柴火捆下面。

　 由于用心，关于老马的事，我打听到不少。他家在农村，是后续窝儿。老伴带过来三个孩子。为养活五口之家，老马倾其所有包括每天下班后背一捆柴回家。

有人告诉我，别看今天的老马这样，曾经他是名战士。在解放石家庄时，老马犯了错误。

老马被部队严肃处理，脱去军装做随军挑夫。一副担子在他肩上，随大部队走到湛江。50年，老马被安置在工厂的油库，一晃二十多年。

在二十多年里，老马不享受两种权利：一是不调工资。每月六十元工资，老马拿了二十多年。二是没有政治待遇。所有政治活动，他都无权参加，包括史无前例的文革。老马被从社会完全隔绝开。没有人在意，搭理和接近他。

老马只和油库在一起。油库内外窗明几净，就是星期日老马也照常上班。每年他从龙头口接到手心里的渗出油料加起来有几十斤。

一九七七年的一天，我终于看到了完整的老马。听到了他略带落亭腔的声音。

　 那天，十年后首次调资的红榜贴在车间模具库的铁网上。下班已经很久，车间里十分昏暗。我看见有人脚蹬着铁网的角钢边，手指插在铁网里，脸几乎贴在红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铁网下放着一捆柴火。

是老马。我快步走过去，用手托住他枯槁的身体。

终于在红榜的右上角，老马找到自己的名字。老马的眼睛长久地停留在自己的名字上，泪水啪啪地落下来。

从铁网上下来，老马紧紧攥着我的手：“有我的名字。错误有结论了。组织原谅我了。”

老马脸型很窄，尤其是下巴像刀削的一样，眉毛花白稀疏。

他背起柴火向车间外走去。这次，他是抬着头走的，身影淹没在昏暗的车间尽头。（此节有文学渲染）

关大鼻子的秘密

　 其实，和关大鼻子不能算朋友。他大我足足有二十几岁。但是，关大鼻子把藏在心中最隐秘的事情告诉我。其信任度远远超过朋友。 权做忘年之交吧。

关大鼻子早已不在人世。把当年告诉我的秘密写在这里，你不会有介意吧？

关大鼻子，一个四十多年前工厂里的工友，高个子，双肩削耸，脖梗子和后脑勺习惯性地呈一条直线。由于鼻头特大特红，所以车间里的人都叫关大鼻子。

我进厂的时候十七岁，关大鼻子四十多岁。

锻工车间到处是嗤嗤的炉火，热浪袭人。最使人难耐的岗位是十吨锤锻件的转运工序。 轨道地牛车上坐着一副铁架。铁架里，一层层摆放着十多根刚从模锻锤砧面下来，足有1100度高温的曲轴锻件，或者边料。

关大鼻子是这个工序的转运工。

一九八一年，我已经调到工厂的党委宣传部。关大鼻子还在轨道上推着地牛。金黄色的锻件烤在身上，不要说鼻子是红的，连脖子都是粉红色。多年以后，我问过关大鼻子：您的红鼻子和转运锻件有关吧？

关大鼻子说：多少有些关系。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招收警务人员，像现在这么严重的程度，人家也不会录用我。

关大鼻子解放前是国民党北平警察局的巡警，隶属于崇文门里，同仁医院对面眼镜店旁边的七分局。北平和平解放，旧政府人员都妥善安置。关大鼻子被分配在位于东郊的工厂。

在工厂的十年里，只是和关大鼻子点头一笑，算是打招呼，相互间的来往主要在一九八三年以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在鲜鱼口西口相遇。关大鼻子已经退休，在鲜鱼口西口的一家纺织品批发部值夜班。我婚后的家在批发部后墙隔壁。

“爷们，听说你不在宣传部到报社工作了？” 关大鼻子还是车间里的习惯，大声发问。锻工车间的工友们之间，不分老少都称呼爷们，这样显得亲近。

“爷们，是呀。” 我也同样地称呼他。

爷们有三种说词：所有成年男人都叫老爷们，所有未成年男人在成年人嘴里都叫小老爷们。爷们的称呼等同于兄弟。

晚上，我们在鲜鱼口一家简陋的个体餐馆边吃边谈许久。

关大鼻子年轻时很魁梧，模样也端正，只是鼻子长得有些粗糙且个头大一点。他在内城七分局做巡警。巡弋范围南边到哈德门内墙，东边是德国坟地（现在是北京站），北边到临时飞机场的跑道（现在的东单体育场），西边是东交民巷的印度使馆。

一九四八年秋天，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并不是所有政府人员都心甘情愿。关大鼻子所在七分局的警长和几个亲信一直都别别扭扭。

解放军在哈德门大门外敲门时，警长不让开门还拔出枪威胁别人。关大鼻子和一个年轻警察大胆地搬起拴杠，打开大门。

关大鼻子说，这段经历后来被记入旧政府人员鉴别材料里，还加入到自己档案中。

关大鼻子聊得很兴奋。我在一边添油加醋：“您可不是一般的起义人员，是有功劳的起义人员。”

“可不。要是没有在警长枪口下，抬起哈德门城门大栓的事情，文革开始时，我早被轰回老家了。”

关大鼻子炫耀起来：“共产党了不起，共产党的档案了不起。那时候，社会乱哄哄的。今天一拨人来，明天一拨人走。谁知道后天又是啥样子。一九四七年，因为一件事情，我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过交往。”

说到此，刚才还兴致勃勃的关大鼻子戛然止住。看得出，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安和忐忑。

“你有秘密，不告诉爷们？” 我用话将他一下。

“爷们，下次吧。让我掂量掂量。”最终，关大鼻子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大约半年以后，关大鼻子在电话里请我下班后，过去一趟。“晚上请你在便宜坊吃饭。”听得出来，他很兴奋。

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我记不清那天吃饭前，关大鼻子给我看一张手写证明完整内容，只记得大概是说，关大鼻子作为旧警察在处理沈崇事件时，积极配合我党地下组织。

原来直接参与和处理轰动全国的沈崇事件，一直是隐藏在关大鼻子心里的秘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天气非常寒冷。八点多钟，关大鼻子和一个巡警走到东单南口西侧，临时机场北的小路上。小路深处传来混乱的撞击声和女人的呼救声。关大鼻子二人手持电筒，循声跑去。一个身穿毛皮大衣的年轻女人倒在地上，两个美国大兵站在一边。其中一个向倒在地上的女人身上小便。

三个人被带回七分局。路上，年轻的女人吓得哆哆嗦嗦。两个美国大兵没做任何反抗。

在七分局办公室，有警察抽了两个美国大兵一人一个耳光，很重。

第二天上午，美国人开车接走了两个美国大兵。中午时，沈崇家人也来接人。北平警方无权处理美国大兵。七分局对此事没有做任何笔录和调查。

当天傍晚时，三个教师打扮的中年人到七分局。他们似乎有内线，已经知道关大鼻子是处理此事的警察之一。在交谈时，其中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人告诉关大鼻子，他们是北京大学的，请关大鼻子帮助描述一下昨晚发生的事情。

关大鼻子如实地讲了自己的所见并且说，如果没有事情，美国人不会老老实实地到七分局，更不会忍气吞声地接受耳光。

第二天，北京城掀起抗议美国大兵强奸中国女学生的大示威。关大鼻子知道，找自己的北京大学教师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

总归事情太大，不能一言以蔽之。作为一个旧警察，关大鼻子更不知孰轻孰重。所以，这件事被他深深藏在心里。

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关大鼻子一直被沈崇事件当事人的阴影笼罩着。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微词颇多。退休以后，他下定决心找到当年的地下工作者。请他们为自己做出证明：这个旧警察有一颗中国心。

关大鼻子对我的一些追问，依旧闪烁其词。我相信，还有许多当时的事情，他没有讲出来或者看不懂。

“希望你把我讲的沈崇事件写出来，登在报上。”最后的关大鼻子已经醉眼朦胧。

昏暗的灯光下，他的大红鼻头越发铮亮。

我把关大鼻子讲述的内容告诉《北京政协报》（早已停刊）的董风雷先生。董先生也很感兴趣并请我再挖掘细致些，组织成稿。

八六年上半年出差云南，一呆就是半年。年底返回后，先是处理办公室的事情而后是春节，再而后是节后繁杂的采访任务。

距上次关大鼻子讲述自己的秘密一年后，我才闲暇下来，想起身材板板的关大鼻子所托。只可惜，再也找不到他。纺织品批发部的人说，关大鼻子身体不好，半年前就走了。

又过了几个月，还是忙里抽闲地辗转寻找关大鼻子。最终得到消息：八七年春天，他没了。

和关大鼻子不是朋友，只是曾经工厂的工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全名，只知道关大鼻子。他把自己深藏的秘密告诉我，也只是一面之词且还躲躲闪闪。

前几年有新闻报道：曾经轰动全国的沈崇事件的沈崇女士于近日病逝。读后，又想起关大鼻子。于是，在美篇平台把当年答应他的事情完成。

世间的事情都是一样，来也朦胧去也朦胧，说也朦胧写也朦胧。大凡清清楚楚，见血见脉的文章细节，大多是作者编造出来的。

梁大夫小传

掐指算来，与梁大夫认识有四十年了。

一九七九年末。工厂宣传部的领导说：厂医院中医科有个红医工，据说是中医世家。这个红医工本人得到爷爷亲传，特别是针灸技术十分了得。

我奉命去采访他。

工厂职工医院在厂区中部。一溜整齐的平房靠厂区北墙排开，足有两百米长。改革开放前的国营企业，具有全部社会功能。商店，消防队，休养所，医院，电影院一应俱全。有人开玩笑，若是借着工厂里的大烟囱，开办家殡葬馆就更全活了。从生到死，工人一生可以不离开工厂的围墙。

中医科在医院平房的最西段。屋门有些变形，我拽了几下，才拉开门。门上的玻璃险些掉下来。屋内，几个大夫围成半圈，观摩另一位大夫给病人用针灸治病。

“这里是天突穴。针刺天突穴半分，醒针十分钟。”正在操作的大夫，一边把银针刺进病人的穴位，一边大声讲解着。屋内光线不好。屋顶的灯泡不超过二十五瓦。周围还站着一圈人。使用银针的大夫，就敢把针扎进病人如此重要的穴位。我断定，这就是神医梁大夫。

就此人的长相而论，其难看程度，大街上少见。首先是黑。那张脸像是从来没用肥皂洗过。然后是撇出在脸庞外的颧骨，把脸拉开成横长形，像个蛤蟆精。最有意思的是他的眼睛和眉骨。眉骨高高耸起，成为仅次于鼻头的高部位。眉骨下的眼睛抠得很深，很窄，很长。他不能笑，笑比不笑难看多了。

“瞧我这长相，不像大夫吧？”他很知趣。

“杀猪都能把猪吓死。”我如是说。

就此，与时年不到三十岁的梁大夫相识了。

一九八九年。已在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的梁大夫给我电话。他说，自己在艾滋病学研究上有了重大突破。院里决定，为他的研究成果召开新闻发布会。梁大夫热情地邀请我参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上各种新闻发布会五花八门。报纸多，记者就多。乡办企业多，产品发布会就多。一般的发布会随便选择个餐厅就开了。新闻通稿，礼品，红包，一顿饭菜构成发布会的全部内容。有些热门报社的热门记者口袋里揣着七八个请柬，一天下来，净收入不下一千元。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千元是个天文数字。

最牛X的记者要数电视台。使用一体机之前，电视台到场都是三个人。给钱，开录。至于播不播出，那都是后话。由于通过新闻发布会攫取的实物太多，一些记者居然在西便门开了间新产品门市部。门市部里的商品都是新闻发布会白来的新产品。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吹鼓手们从一开始就蜕变。只是以后经济形势变化，记者以及记者所供职的媒体落伍。他们被从腐败的列车上驱赶下来，也成为站台上的落魄者。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反腐大潮中，大多数传统媒体人才有幸躲过一劫。

梁大夫的“艾滋病研究新发现”成果发布会于九月二十九号下午开始。地点是医院礼堂。与会者有二百多人。新闻媒体总有几十家。

梁大夫在台上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会儿肛门指诊，一会儿直肠内十厘米处，一会儿男同性恋性行为，一会儿中医祖训“三精为毒”。一堆乱七八槽的学问被他纠缠在一起，居然听得场下参会者掌声不断。

那年，北京人特别热衷于气功神学。工厂，机关事业单位到处都开辟气功讲座。我参加过中国青年报组织的气功讲座，讲师是当时红得发紫的严新。严新了不得，大庭广众之下，红口白牙地宣布：今年发射的卫星时间是我计算出的，所以成功了。

那年，还有一个美国魔术大师来中国表演魔术，愣生生把一架波音飞机从长城内搬到长城外。现场，被蒙在帐篷里的数千人惊愕得目瞪口呆。

不管怎么说，梁大夫的发布会还有些医学术语。况且，梁大夫本人也穿着白大褂。

梁大夫在艾滋病研究新闻发布会后成了名人，或者是自己把自己当作了名人。再到我家时，他手里拿着几份刊登发布会新闻的报纸，趾高气昂地说：现在，我是名人。

不了解那个特殊阶段的特殊报纸的人，大多会对报纸的宣传信以为真。其实，那几年的报纸烂得很，像是文革开始时的漫天传单。

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段，火车上最热销的是一些黄色期刊和黄色小报。

“A城B区S街道，妙龄娇小的K女士，深夜走在寂静清冷的回家路上......”

凡这种开头的故事描写，再往下就是“此处删去三百字”的贾先生笔法。一位法制类期刊的编辑曾经告诉我，那时他每天工作之余，便编写这样的色情故事，然后寄给一些小报小刊，每月收入颇丰。

这个新闻品种出现在二十五年前，时至今日依旧子孙不断。看网络新闻时，还经常读到小编们臆想编造的色情新闻。

像不知道一个工厂的红医工，如何成为三甲医院的大夫一样，梁大夫一夜间成为研究艾滋病和疑难杂症的专家，同样让人莫名其妙。

成名人后，他很忙，连我想见他都要预约。有时迫不得已，我只能坐在大方家胡同的寓所门口等候。

还有人在等候，是找梁大夫出诊的病人家属。

“你们找梁大夫看什么病？”

我和对方搭讪起来。

“爱人得了癌症，晚期。请梁大夫治病。”

听得出，对方很急切。

很晚，梁大夫回来了。他很熟练地从病人家属手中接过一叠钱，然后答应明天上午出诊。

我担心地问：“你什么时候又会看癌症了？万一治不好，你怎么交代？”

梁大夫坦然回答：“治不好，当然有治不好的理由。”

理由也就是说法。很多时候，人们遇到问题，只是讨要说法并为此付出许多。面对人们需要得到的说法，一些人从来都不怯阵地给出答案。而脱口而出的理由就是他们能够成功的秘诀。如果遇到执拗的人，不满足简单的说法，还要关于说法的验证时，这些成功者们就难以度日了。

在这里插一句：听说牟其中刑满释放，还听说他将很快像褚时健一样东山再起。

粉丝们有些乐观了。中国早已过去凭说法，空手套白狼的牟其中时代。到是牟先生关于炸开珠穆朗玛峰，引印度洋暖流入青藏高原的创想，可以向冯小刚导演讨要版权费。

梁大夫携大医院的招牌出名。每天找他治疗癌症的患者络绎不绝。连全军著名的内科女专家在罹患肺癌后，也找到梁大夫的门下。

自始至终，我不知道梁大夫如何独特有效地治疗癌症？但是，看到日益高涨的名声，又不能不相信他的医术。

有了钱的梁大夫把工作辞了，把老婆也辞了。新的梁夫人是位海军军官，一位挺漂亮的善良女人。

大钊的口哨

前几日，有朋友希望在《我的朋友系列》里写写他。我笑了笑，没有答应。

《我的朋友系列》记录的都是过去的朋友或熟人。写下他们，也是对自己一段往事的总结。对今天在一起走路的朋友，不需要总结和回忆，因为友谊还在继续。

大钊和我相识在一九七零年，到2005前还有断断续续的交往，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在我认识的朋友中，他是最标致，最刻苦，最有追求，也最厚道的一位。生日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九号。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刚认识他的那天，大钊便骄傲地告诉我，自己名字的由来。

大钊一米八的个子，膀阔腰圆，肤色黝黑，脸型清癯，下颚尖尖且微微向上翘起。在许多人眼里，这是一张典型的傲慢脸。事实也是这样，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态度傲慢”的评价便一直跟随着他。

即便是文革时期，工厂里的“师道尊严”也讲求的很。组里没有一位师傅愿意收大钊为徒。他吹笛子，拉二胡还在新工人培训时，已经被工厂的文艺宣传队看中。有师傅说：“这就不是当工人的材料。”

工人和工人阶级在那个时代是除解放军外，最体面的社会阶层。如今的青年人一定大惑不解，体力劳动者如何成体面的阶层？这就是历史，一段巴黎公社式的历史。

工厂班组里，有位读过三年私塾的老师傅。他曾经在一九六八年，率工宣队进驻中国广播艺术团（侯宝林先生所在的艺术团）。不可想象，面对许多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大家，他如何作工作报告。

那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臭老九肚子里的玩意不值二两醋钱。细细观察：大凡在车间里遇到谦卑低调，恭迎含笑，走路行色匆匆的人都是工程师们。

有幸见到当时的工厂副总工程师，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沙叶先生（一九七八年出任国家经委秘书长），为一批加急锻件能按时完成，在炉前给当班工人一遍遍深深鞠躬。

那时的政治生活既如此，大家都习惯享受奇怪的荣誉和奇怪的卑微。

由于大钊总是被借调参加演出，在两年学徒转正时，遇上麻烦。对他的评价自然是态度傲慢，不务正业。记得那天会上，大钊突然站起来，下巴向上翘着，不卑不亢地说：“我给师傅们表演一段笛子独奏吧。”

现场甚是热烈。听完笛子独奏后，师傅们长言短语的褒贬依旧不减。大钊也不含糊，又努起嘴，用口哨吹出南斯拉夫电影插曲《啊，朋友再见》。这回赢得热烈的掌声。

大钊吹的口哨是我听过的，最好的口哨表演，直今无人匹敌。

七十年代中期，全国影剧院上映一部前南斯拉夫电影《桥》。电影里的游击队员唱着一曲《啊，朋友再见》走上前线。歌曲中有大段的口哨伴奏。

大钊的出师转正，因为一段口哨而顺利通过。

尽管一九七七年，大钊因小提琴技艺被专业文艺团体录用。但是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大钊的口哨：响亮，起伏，饱满，准确。九十年代初。在为一部电影录制口哨伴奏后，他告诉我，口哨对自己的事业很有帮助。

口哨是人最能体会乐感的手段，也是最便宜，最方便的音乐技能。小时候，连一只笛子都买不起，吹口哨便成为大钊唯一追求爱好的渠道。

从吹口哨到吹笛子，大钊认识了音乐。从吹笛子到拉小提琴，大钊走上演出舞台。音乐带给他的是真真正正的荣誉。谁也想不到，这种荣誉从吹口哨开始。

还是 前几日，有位八零后的青年人诙谐地说：“人老了，为消磨时光，可以学一项乐器。买乐器要花钱，不如学吹口哨。”

在座的人都笑了。终于，又有人谈到吹口哨。由此，想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大钊，想起他的口哨。

口哨

从牙缝里挤出的声音，

充满挑衅的狂野味道，

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还有骄傲的口哨。

不再用语言描述什么，

酸甜苦辣成同个声调。

口哨的尊严不在高堂乐府，

口哨的价值不落笙管笛箫，

口哨的魅力不需掌声雷动，

口哨的奇妙不是人人知道。

从嘴唇间滚出的声音

圆润深沉地漾满自豪。

在上下无遇的时候，

我还有高贵的口哨。

不再低眉俯首祈求谁，

蓬蒿之人也走出逍遥。

口哨是自己送给天地的大乐，

口哨是自己填写生活的美好，

口哨是生命演绎不息的长歌，

口哨是今天衔接明天的符号。

【我写你诵】口哨

　 车间酒友

“闫哥是我的酒友。昨天报纸上的文章是闫哥写的。牛！”小丁逢人便这样说，嘴里还冒着酒气。

那年月，一个工人能在报纸上发表几个字再落上名字，在车间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九七七年春天，工厂喜事频传：恢复奖金制度：职工普调一级工资。车间宣传干事踮着脚在黑乎乎的锻锤旁，大声向我喊：“黑板诗人该写点啥了。”

车间有块十几平米的板报墙。几张三合板用墨汁刷黑，挂在食堂外边，兼职宣传干事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写上好人好事，应时的标语口号和一些顺口溜。

不要小瞧车间里的板报，当时的一些成名作家，比如王恩宇，苗木，蒋子龙，李瑛等等，都是从黑板报走出去的诗人。

我在车间是首屈一指的黑板报诗人。中午在食堂，一边往嘴里塞着蘸菜汤的馒头，一边把刚写的顺口溜交给小丁。

　小丁小我七岁，那年不足十八岁，是顶替退休父亲进厂的子弟工。

小丁中等身材，溜肩膀，长着一张橄榄型的脸，从侧面看去，上下额略向里背，于是鼻子显得比一般人突出些。大凡这类脸型的人，酒量都出奇的大。

小丁没白长一张酒脸，来工厂的第一天，就怀揣着父亲原来用的酒壶。他不光爱喝酒，还能喝酒，半斤八两不在话下。

小丁是车间里少有的黑板报诗人崇拜者。我们不在一个工段，更不是一个工种。他是听他爸爸说，锻工有个青工有文化会写诗后，主动找来的。

那天下班，他邀我喝酒，说他父亲年轻时也喜欢写诗。一九五八年写了第一首诗，也是最后一首诗。

小丁刚上学，父亲就以自己会写诗为例让儿子好好读书。一直到小丁接班进厂，父亲又拿出十七年前写的诗鼓励小丁来找我，学写诗。

借着酒劲儿，小丁站起来，旁若无人地朗诵父亲十七年前的作品：往日东郊一片荒凉，今日东郊建设辉煌，我站在大桥上一望，嘿！还真他妈的棒。

顿时，惹来酒馆里一片笑声。

我很喜欢小丁的性格和酒后的憨样。他办事说话不管不顾，有文人气质，但是没有文人天赋。他不玩牌，不说粗话，不扎堆调侃，看不起没文化的人，可自己又读不进书，认识不得几个字。剩下的只有对文化人的羡慕，对我这样的黑板报诗人的崇拜。

小丁最喜欢我写完板报诗后，交给他。他飞跑着再交给宣传干事。当这张纸变成板报上的字后，小丁总会长时间地在板报前，端详许久。听到别人赞扬，他会说：闫哥是我酒友。听到挖苦的话，他就两个字：滚蛋。

　有人和他开玩笑：“闫哥是你爸吗？”

　“比我爸棒，闫哥会写诗。” 小丁骄傲地回答。

我对小丁说：“我们是朋友。”

　小丁笑嘻嘻地回答：“你会写诗，我只会喝酒，我们做酒友就不错了，很知足。”

　 北京日报刊登我的诗后，小丁拿着报纸大肆宣传：“闫哥的大作登报了，是我送到报社的，编辑当时就说写得好。”小丁介绍过程时，省略许多又添加许多。

当晚，他用每月十九元的学徒工资请我喝酒。我和他讲定：菜钱我出，你买酒。

他喝醉了，一遍遍地高诵他父亲写的那首诗。

　 不久，我调到工厂的党委宣传部，再后来调到一家报社。离厂那天，小丁拿着两瓶一块六毛钱一瓶的高粱大曲来到我家。

白酒就着西红柿蘸白糖，我们坐在龙潭湖岸边，听着知了的喧天叫声，从中午喝到太阳落山。

　 在以后的十年间，和酒友小丁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打几次电话找他。他都是正在喝酒。

　我问：“和谁喝呢？”

　 “一人独酌。”他的声音闷闷的。

　 偶尔有过去厂里的朋友来家闲坐，提到小丁时都为他的酒瘾担心。 天天无休止地喝酒，二十八岁的人还谈不上对象。

我决定去看看小丁。报社有位老同事，正在托我帮她女儿物色对象。小丁人品好，能把酒戒掉则更好。

　 事情进展很顺利。小丁满意。姑娘满意。同事一家更满意。

小丁真的把酒戒了。转眼半年后，老同事和我说：“今年春天，他们准备结婚。”

同事还一再感谢我：“家里三个儿子，还有老伴都是酒鬼。对喝酒的人都怕了。人家小丁滴酒不沾。女儿十分满意。女儿过去的几个对象都是因为喝酒才结束的。”

听后，我暗自庆幸。当然是为小丁。

　一九九零年除夕夜。有人重重地擂我家门。打开门，小丁满脸通红地站在楼道灯光下，大声告诉我：“闫哥，她家爷儿四个都让兄弟摆平了。”

　 我大呼：“完啦，完啦，老弟！”

　 春节后一切不出所料。他们结束秦晋之好。

小丁继续喝酒而且更多。他放言：“婚可以不结，酒必须喝。在电话里，他告诉我：李白不是喝死了吗？杜甫也差不多。今天是我小丁。”

此时我已经爱莫能助。

　一九九二年秋天。一天，接到电话，被告知小丁走了。追悼会第二天上午举行。

在窗前凝神许久。小丁和酒为伴也不错，来世间一遭，算是有个爱好，总比孑孓一身好。很多人到死时，还不知自己爱什么。小丁不同，他爱酒且始终不渝。

　 打开柜子，拿出一瓶爬满尘土的棕色瓶装孔府家酒，把上面的尘土擦拭干净。这瓶酒，明天给酒友小丁带上。（此节有文学渲染）

80年底，在总厂厂报工作时，采访锻工车间辛师傅和孔师傅。辛师傅的儿子是现在影视圈的名人。

砖头和瓷器

我喜欢瓷器是从烧砖开始的。1970年进工厂后，正好赶上备战备荒的年代。深挖洞，广积粮。人们在街道，学校，工厂里挖建防空洞。

挖建防空洞需要大量的红砖，各单位抽调人员组建烧砖队。一百多学生分到车间后，不到半个月，我便被指定参加烧砖队。

车间烧砖队有男女十多人，几乎都是车间里的问题人员。这其中有小偷小摸的；有曾经是当过伪警察的；有运动来时，说过冒头话的；还有破鞋，流氓。总之，烧砖队被叫作“残渣余孽”队。

我有幸被归类到这里，绝对要感谢学校的班主任老师。在美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篇，班主任老师对我恨恨的眼神和释放出的狠话已有记录。

原来，她在学生档案评价栏里，描述我“瞧不起劳动人民”。车间领导毫不客气地把我放进烧砖队。

烧砖队为工段级建制，队长是位刚复员回来的军人，个头不高，一脸青茬胡子，身上披一件海军灰尼子大衣，气场高飙的很。

指导员是位老工人，一天到晚乐呵呵，露着嘴角一颗银白色的假牙。他是全车间唯一懂得烧砖技术的人，来烧砖队前是工段长。

队里还有几个人很有意思：老林，四十多岁的一个秃瓢，原来是煤厂的会计，因为贪污五十个煤饼被定为坏分子，在车间当搬运工。

烧砖队组建之初，在双桥窑厂跟班学习烧砖技术。窑厂就地取材，常年挖土制砖坯。砖窑附近形成数个百十米直径的不规则大坑。正逢夏季，每个窑坑里都积满雨水。

夜班，老林脱得光光的，跳到进窑坑里洗涮一番。砖窑四周漆黑，水面折射的月光很亮，脱得精光的老林很白。我坐在坑边，一边往砖窑火口里添木柴，一边欣赏赤条条的老林，不由得想起水浒里，快活的“浪里白条”张顺。

快五十岁的老关，有一个特别显眼的大红鼻头，人称“关大鼻子”。这个人经历非凡，解放前是国民党哈德门警所的警官。

我喜欢和关大鼻子聊天，也喜欢他总是挺得直直的身板。有领导来时，他干活儿比谁都卖力气。

和老关的来往，一直维系了十几年。老关退休后在鲜鱼口的一家纺织品公司值夜班。 一米多高的煤球炉子，把屋里烘烤得暖洋洋。通红的炉火照在老关的脸上，红鼻头尤其显眼。

再回到1970年。经过半个月的学习，车间里的烧砖队掌握了烧砖技术，在车间外边挖出一条一米五深，两米宽，二十米长的长方形窑池。窑底四周砌起一米五高的窑墙。

窑的南端是直径两米多的主火口坑和侧翼两座辅火坑口。北边挖一条，直通厂区三十米高烟囱的风道。

车间里的工人都跑出来，像看西洋景一样，参观这些残渣余孽盖的龙窑。

砖坯用黄土制作。烧砖的木柴从工厂的各个角落找拾。

码窑那天，指导员让我负责安排砖坯摆放。 我把在双桥砖厂学的码窑方法记得滚瓜烂熟：从主火口开始，依次码坯，留出s型烟道。靠墙的地方，留足间隙和回火余地。每隔一米五距离，留一眼加煤的通风口。

装满窑有近万块砖胚。留出顶部的火口后，用湿泥封顶，再加盖上一层厚厚的干土。

老关在打胚时，用沉淀在水底的细泥，做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黄泥大碗，放在窑膛的中心位置。他说：出窑时，一定是个漂亮的红陶器皿。

点火后，火焰裹着木柴先在窑口处熊熊燃烧。窑顶的六对辅助火口也依次点燃。十分钟，远处高耸的烟囱开始冒出浓烟。

火道畅通，炉火均衡。站在主火口坑底处，向窑膛里望去：黄泥大碗已经被火焰团团围住。

第一窑烧了两天两夜。烧砖队的人分成三班，人们不停地从各个火口向里添木柴和碎煤。第三天早晨停火。晾窑前，又往窑顶加了厚厚一层盖土。

三天后，一窑橘红色的砖出现在面前。红砖用手一敲，发出清脆的声音，表明这一窑红砖从火候到胎泥完全合格。

只是那只大碗在出炉时被碰坏。一堆挂着几条褐色稀溜的碎片，瘫落在窑底。

时光荏苒。热衷于收藏瓷器已经三十多年。细细想来，我与瓷器的缘分，还应该从1970年那个烧砖的夏天开始，从老关开始。

感情总是默默地来。任何人在喜爱，追求一种感情的寄托时，都不会无缘无故，不会没有由头。这种感情，一定在你无意的过去，有过深深的烙印。

做了八十天出纳员

一九七九年，从流汗八年的锻工岗位，被调到车间财务室做出纳。事情来的很突然，不知道什么起因 ，只当是天上掉馅饼。

车间有八百多名职工。财务室共五人，只有我一个男丁。出纳员主要五项任务：接会计传票给付现金；负责现金保险柜；负责每月的工资发放复核；参加每周一次的全厂财务兑票对账；负责每月工资日提领装满工资的麻袋。当然还有所有财务室的体力工作。

近万人的大厂，内部独立核算单位不下二十几家。在所有财务人员中，只有三位男同胞。

每周一次的兑票对账现场，有独立核算单位的近百人参加。现场大呼小叫，你喊我应，尽是女同志的尖利声音，实在难以接受。

财务的第一个月，借贷账目长出27元。耳边响起组长大声吆喝：逢长必短。要找出借贷差错。今天加班，核对现金账。

八百多个工资袋在发放工资后，要一个个清理可能落下的剩钱。总有粗心者在工资袋里剩下一分，二分，或五分。

攥着剩余硬币，再一分分送到主人手里。组长眼光如炬，一直监视着一切，想混过去是不可能的。

又是一个半个月过去，终于知道为什么调去财务室的原因。原来是总厂有直属科室需要。车间领导用这种方法挽留。

结束了两个半月的财务工作。因为过于灰色，所以在以后的履历填写中，从未提及曾经做过财务工作。

1999年秋天，“北京东部工业企业大搬迁”系列报道时，在一吨自由锻蒸汽锤前，与师兄弟陆伯瑞。

无可奈何花落去

2000年春节，初五上午。

过去的工厂外宾接待室，此时是市经委刘主任的临时办公室。他约我过来聊一聊。四个月前，报社安排采访北京市东郊工业企业大搬迁的情况。我选择了自己的老家。

接待室面积很大，装潢和用具却十分老旧，丝毫没有新世纪的新面貌。看得出，工厂的主人已经数年没有打理外宾接待室。

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工厂产品滞销，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阴错阳差，在尴尬的处境面前，工厂正逢赶上一九九九年，北京为适应下一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需要，政策性地关停并转五环路以内的工业企业。北内混在大政策里，有幸逃过不光彩的一劫。

刘主任作为十年前的老厂长，退休前，被市政府派回故地，收拾残局。此时的工厂已经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初五应该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厂区里寂静无声，笔直的宽阔的大道上，不见一个人影。刘主任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苦笑着对我说：喝点凉白开吧。

看着他头发斑白，两腮松弛的笑脸，不禁想起八十年代中期，刘主任做厂长时，威风凛凛的模样。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涉及很多事情。面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结果，刘主任也只能长叹一声。

这以后不久，工厂庞大的铸造体系被迁到河北沧州。以北京重工业的标志，十吨模锻锤为中心的锻造体系，被迁到京郊平谷。北京内燃机总厂，这块存在了五十多年的坚冰开始融化。辉煌时，曾经拥有两万人的国企，被龟缩在厂区一处角落的楼房里。虽然工厂的大牌子又挂了几年，但是只是结算的账房。

工厂的衰败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经初露端倪。

面对国内外汽车市场的剧烈变化，不做科学预测，盲目投巨资购进美国过时的GM生产线。由于找不到配套生产厂家，致使生产线报废。巨额贷款和利息最终压垮了企业。

工厂在全国，从南到北过度投资，过度扩张。用老北京的话：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尽。结果使工厂多年经营积累起来的宝贵资金，消耗殆尽。而所谓的分厂，联合体，海南基地都只是花钱的漏斗和某些人的利益场所。

工厂领导过于政治化，喜欢与上层来往，相信人情背景。九十年代一段时间，工厂被所谓的上层政治关系搅得乌烟瘴气。总有人打着领导人的牌子到工厂指手画脚，传递小道消息，牟取好处。其结果使厂内人际关系越发复杂。

以北京某报一个记者为例。这个记者到工厂胡乱采访，任意拔高，在报纸上做连续报道之后，也将自己的亲属安排进工厂重要岗位。如此一个杂乱的人际关系网，利益交换体系，使得工厂领导层人心浮动。

工厂领导盲目自大，坐井观天，固持己见，屡失良机。一九九一年。北京市建设银行通过华夏银行与首钢的资本融合模式得到启发，准备与北内合作，组成资本共同体。银行派当时的二处刘处长和张勇（时任北京建设银行投资公司总经理），杨华（时任北京租赁公司总经理）来到北内商洽。银行方面准备的方案是：一，将工厂生产线迁到刚刚兴建的亦庄开发区。二，工厂现厂区改造为北京首座园林式公司办公区。三，工厂职工三分之一到新厂，三分之一留在老区进入物业管理，三分之一转岗。四，建行与工厂财会处成立资金管理中心，并逐步向独立金融机构发展。

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与企业合作的试点方案，建行的同志兴冲冲地来，灰头鼠脸地走。工厂的一位郭副厂长用五分时间，几句冰冷冷的话，把银行的领导拒之门外：我们不缺钱。工厂自有资金还花不出去。市政府领导经常来厂里。工厂如何发展，听领导的。

这次很可能把工厂带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探索，提出即殇。

三年以后，被工厂经营状况搅得焦头烂额的黄厂长找到我。他问：与建行合作的事还有希望吗？

我无奈地摇摇头。

2006年，北京市总工会信访处的一位熟人打来电话（过去在北内工作），“昨天，接待一位上访者，是过去的郭厂长。他要求提高自己的退休金”。

企业没了，厂长也是闲人。落架的凤凰不如鸡。2009年，北内被宣布破产。

今天，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原址所在地，已经看不到过去工厂的一丝痕迹。人们经常用肉烂在锅里的哲学，解释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但是，肉为什么会烂在锅里？把肉烂在锅里的责任，谁负责？其实，如果追根溯源，烂在锅里的肉早被一些人盛走。

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其兴旺和衰落的原因十分复杂，曲折。我只是就知道的一些情况和过程，写一点自己的感受。还有大量不知道的，和知道却不方便说出的事情，今天只能存在肚里。真诚地说，对北京内燃机总厂感情至深。

听说锻造车间的十吨锤拆卸时，许多建国初期的老工人从家里赶来，为它送行。他们看着被放倒的巨大锤身，默默流下眼泪。

国有大企业之白描

十年的工厂经历，使我了解工人们的生活习惯，性格特点以及社会化工厂的历史意义。由于一九九七年的经济转型，建国初期的北京国营工业企业已所剩不多。

过去，大几千名职工的企业在北京比比皆是。东三环的机器制造，汽车和化工业。永定门外的木材加工业。京西的钢铁企业和京北的电子产业。国营大厂是聚集北京人最多的地方。社会以工厂为中心，全家人工作在同一个工厂，生活在同一片宿舍区，劳动在同一处厂房。甚至父子交接班，使用同一台机器。

　 新中国建立初期，北京的工业凤毛鳞爪。当时的广渠门外，只有几家日本人留下的枪支修理厂算是大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从东北，天津，上海调来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参加首都建设。同时，北京从河北，山东招来大批青年农民到工厂学徒。北京的工业格局由此形成规模。

现在的二环路外，在五十年前是北京郊区。新工厂就建在这里。每座工厂的占地面积都很大，新修的马路宽敞笔直。公交车的线路安排，大多也以工厂区为依据。

一座工厂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厂里流通着自己的货币。工厂的领导人们肩负着重大的生产和社会责任。这种现象被称作社会化工厂。

　 工人们的相互关系很有特色。师徒关系是车间秩序的基础。师兄弟关系是工厂的主流。还有旧社会残留下的把兄弟关系。

工人间的师徒关系极其重要。如果师傅们之间关系紧张，各自的徒弟间关系也会生涩。在评先进，分奖金，调整工资等重大问题上，师兄弟们一定相互鼎立支持。

工厂里的人际关系看似复杂，实则简单。它是中国手艺人阶层的传统文化。建国初期的工人群体多少秉承一些旧社会手艺人的习俗。他们的子女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陆续成人并以各种方式进入父辈的工厂。

第二代工人形成。原有的人际关系又影响到第二代工人的婚姻和家庭。师徒关系，师兄关系和把兄弟关系决定着子女们的秦晋之好。

从建国初期第一批工人来到工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营大工业企业的人际关系，已经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链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由于宿舍在一起，八小时以外的日常生活也在一起。车间的领导在宿舍楼里还是领导。一些领导的孩子在邻里面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一般工人在这种僵固的状态下，生活和精神状态感到有些压抑。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的谋生手段渐渐增多起来，自尊心和自主力也在加强。这种压抑感日渐消失。

一九九九年。政府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关停并转大批影响环境，产品落后的工业企业。大批国有工业企业职工重新选择生活道路。事实上，离开工人的机器就是废铁，离开机器的工人就是闲人。

形成四十多年的社会化工厂在两年后化为乌有。被迫进入社会的工厂职工如履薄冰。大多数人不知所措。大工业的计划生产和流水线操作的惯性，使工人们在自主谋生的道路上，一窍不通。其中，少数技术好，训练有素的人进入新的岗位。更有大批人拿着不高的买断工龄钱，勒紧裤带地过日子，挨到几年后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一九五零年到二零零零年是北京国有工业企业一段抹不去的历史。人们应该记住，他们曾经的火热生活和辉煌业绩。

生活从无遗憾

双井，地名，在广渠门外大街向东，与三环路交叉的路口。这里终日车水马龙，四个方向都拥满车辆。还有首尾相连的行人，群鱼一样穿梭在机动车之间，构成双井路口今日之繁忙奇观。

一九六三年，随父母从工人体育馆乘公交车第一次到双井。公交车是日式的大鼻子车。车门用木板制造。关门时，需由售票员用力拉严，然后插上一尺长，碗口粗的别棍像是四合院的活门栓。

车走在碎石铺就的路上，整个车身歪歪扭扭地摆动。其速度比胶皮轮马车快不了多少。

初秋，风很大。一团团灰土从车窗涌入。没有谁在意这些，因为车厢里闷热，乘客们还是拼命摇着手中的扇子。

车停下了。售票员大声吆喝：“双井”到了。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北京有个叫“双井”的地方。

一九六三年的双井是灰土飞扬的十字路口。除车站对面有几株松树外，没有一点绿色。顺着前后的大路望去，四处不见人影。路面铺满尖厉的碎石，脚落在上面，底板硌得生疼。

十年以后，已经成为工人，所服务的工厂就在双井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工厂占地面积很大，大到绕工厂外墙步行一圈竟然需要五十分钟。

从进工厂的第一天开始，天天经过双井。十字路口的东南角是副食店。东北角仿佛有座书店，挨在工厂宿舍院墙外。西南角是家旅馆和只卖残羹剩饭的食堂。西北角停着几辆公交车，是23路公交区间站。

1973年出师，每月工资34元。当时买辆自行车是最大的追求。不只是钱需要不吃不喝攒一年，更主要的是自行车票，得到一张比登天还难。在票证时代，家里有当售货员的亲戚比有个县太爷还管用。

细想一下，中国式不正之风从票证时代的售货员开始。

出师不久。一天，下中班后回家。我与两位同事各自骑着新车，嘚瑟的很。 已经是深夜时分，双井路口地阔人稀。二十岁出头的男人是最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候。三个人齐刷刷地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任凭自行车自行驰骋，美其名曰“大撒把”。

走到十字路口中央时，其中一辆车的前轮被地上的石子磕了一下。我眼睁睁看着车上的朋友两腿腾空，倒立而起，头朝地面，飞行出数米远落在道边。很庆幸，他只是颧骨的一边鲜血淋淋而没有撞在脑门上。倒地后，他的双手还插在裤袋里，呈僵尸状。

此事在四十年后，大家偶做聚会时，还在提起。真真为年轻时的荒唐说声活该。

还有更活该的事情在双井附近发生，但是不后悔。

一九七四年秋天。入夜后，双井北面的一家木材厂仓库燃起大火。我是跑过去参与救火的一员。知道什么是火灾现场吗？知道面对大火，人体是什么感受吗？人与人之间的呼喊是听不到的；距火源十米外，人是站不住的；火场内一阵阵巨大的风力向着火焰中心不时地卷动。不到十分钟，塑料架近视镜被烤软而脱落。

配眼镜花去我7元钱。周围人告诉：明天可以回厂里报销。

第二天到工厂安技科，本想找回眼镜钱，安技科的人告诉我：认倒霉吧。你参加的是木材厂救火，只能找他们报销。说话人是个圆头圆脑的中年大胖子。

和双井的缘分可谓绵绵无期。婚后不久，工作的机关分配住房，地址也是双井。从一九八七年直至今日三十六年，我已然是双井地区的绝对原住民。过去路口四周的平房早已灰飞烟灭。之前的住户不知所踪。即便是公共设施也已翻云覆雨地翻改建多次。燕春楼旅馆，九龙山副食商场，垂杨柳百货商店，双井新华书店等等标志性建筑，荡然无存。

双井路口环境的第一次变化出现在二十多年前。先是富力城开工。几年后，一片迷宫样的住宅楼拔地而起。楼群里进出的住户大多是东北人。知道东北经济为什么屡屡受挫吗？解剖一下富力城现象便知一二。还用那些专家学者慷慨激昂什么？大凡水落下去的地方都能看见石头。只怕决定政策的人就站在石头上。

继富力城后是乐成国际，据说是家浙江企业。乐成国际不但改变了旧环境，还不断改变自己。两座大厦前，过去是下漏式广场。广场的开阔地供居民娱乐。广场的下凹区域是美食广场。十年以后，广场消失，又建起一座连体的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封闭式商业建筑。马云先生的生鲜产品被邀请入住。

二次审批，二次扩建。操作这种工程审批的复杂系数，非常人所能。双井地区，仙气匪浅。

都说老北京城区西文东武。都说新北京城区西静东喧。今天的双井地区确实是车水马龙的闹市。其实，过去双井地区的遗迹并未完全抹去。在双花园小区通往铁路北侧，三角地区域的地下通道墙上，镶嵌着十几幅水泥铸塑的名牌：光华木材厂，建筑机械厂，北京齿轮厂，北京化工厂，北京玻璃厂等等。这些已经消逝的工厂，过去都是双井地区的代表。

只可惜这些牌牌的制造者们，忘记署上“北京内燃机总厂”的名号。或许是因为它最终落于破产的结局，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缘故。

由于自己最好的青春花费在这家工厂，所以对此种忘却行为愤愤不平，每次走过这里像是走过一座墓地。

不忘流年

现在七十岁左右的人，亲身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迁。今天，我们面对着富豪榜排名，高档社区的优雅环境，飞翔天空的私人公务飞机，神秘的别墅生活和会所经济，无所不在的网络自媒体，大街上如蜗牛般爬行的汽车，长假里走遍世界的旅游者，公共汽车上凤毛麟角本地人，不能不说是既恍惚又坦然。有心人暗暗一笑：四十年里，对所经历的一切了如指掌。

计划经济时代，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谁家有三瓜两栆的财产，相互间都知道。

八十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起。前门楼下，出现第一批个体经商者：实在走投无路的回城知青，工厂胆大的在职人员。他们从卖自制汽水，卖茶水和卖菜开始，很快发展为卖服装，卖港货（电子表，蛤蟆镜，牛仔裤）。不久，廊坊头条出现个体店铺。钱像流水一样进入他们的腰包，也深深刺激着周围的亲朋和同事。

很快，工厂实行计件工资，还恢复奖金制度，工人最早走进相对高收入阶层。到一九八三年，北京出现第一批个体公司。新的经济组织，大多掌握在下海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有背景关系的人手里。

没有人注意到，第一批私人公司的出现也初露腐败端倪。在价格双轨制面前，个体公司孕育在执掌国家物资的大公司羽翼下。他们倒卖紧俏物资，加价炒作生产资料，通过关系套取国家银行的贷款，很快成为有钱阶层。

这时，还坚守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教师，医生和科研人员大多过着清苦的日子。胆量，体力与关系是最出发家致富的法宝。

经过十年积累，消费品市场越发活跃。工业，尤其是产能落后的重工业企业出现衰落迹象。

个体经商者，流通领域的私营公司越发骄阳似火。个体经商者以租赁，承包形式从街头走进国有大商场。批发类公司从国内走向国际。尤其是从农村走出的乡镇企业大军，把农村的自然经济发展成农产品加工型经济。

一些公职人员从僵化和胆怯中走出来。他们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力原来至关重要，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足以敌得过千军万马。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金融市场的变化使人们眼花缭乱。最初是上海，深圳两地的股市交易开盘，而后是以郑州为中心的粮食期货市场启动。社会进入一张纸，盖章就是钱的时代。

股市和期货使一批最初的涉入者一夜暴富。其中主要是前十年的个体经营者和从大楼里走出来的人。

机关事业单位的第二批下海者，也是最后一批下海者，更是真正的金融市场获利者。这批人有头脑，有眼光，有关系和情商。又是几年，国有企业资产重组。正是这些人如鱼得水，再起风声。

现在的青年人无法理解，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国有工业企业资产重组过程。

国有工业企业产品老化，技术落后，市场低迷。企业背着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包袱喘不过气来。工厂的工人流汗苦干，产品却堆积如山，靠银行贷款过日子。

这种经济环境的国有工业企业，当时不在少数。资产重组是针困难的国有企业，引进社会资金和先进技术，对原有企业实施关停并转。

改革大潮每次滚动都会泥沙俱下，这次依然。那些在股市，期货市场里淘到第一桶金的人们，也把眼光转向资产重组的工厂。狡黠的眼光里透露出信息：用一点点为困难企业解开脖颈的绳索钱，获取企业的全部资产。

他们设计自己的战略，也这样投入实际操作并且获得成功。重组企业被包装后，或再被卖出，或抵押给银行，或借壳上市。股市的大多泥沙部分产生在此阶段。

资产重组是重要的阶段这一，也是最让人揪心和痛苦的过程这一。有人夸奖，靠资产重组的政策发财的人，是高情商者一两拨千斤的智胜。

他们是钻改革开放政策空子的投机者，赢输的结果都不光彩。但是也应该承认，一些国有资产的无端流失是贪官与奸商的一次默契结合。

特别是不受监督的厂长负责制，令人毛骨悚然。一个人决定国有企业的出路，势必产生不该出现的负面效应。同时，它也提醒人们：注意知识也是把双刃剑，使人聪明，也助人贪婪。

九十年代末，新兴起的网络平台，还艰难地在幼稚阶段爬行。青岛的大街小巷贴满新浪网感人的宣传广告，几乎无人关注。人们并不留意这个自诩代表未来的烧钱行业。

知识，资本和金融关系是这二个十年致富的法宝。凭体力占领市场的作用消失了。单纯的胆量也无大用。情商开始崭露头角，还有惊人的前瞻性眼光显得越发重要。

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银行推行保值储蓄的人，一定能回忆起那段年息百分之十的日子。这个利息标准在今天的青年人眼中，一定是个奇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过几年的市场开放，经济初有好转。消费品票证开始逐渐取消。人们的工资也在大幅增长。大家手里的钱多了起来，对物质的要求随之水涨船高。社会购买力集中在日用消费品市场。国家急需集中资金，解决市场需求的缺口，于是出现保值储蓄。

从社会实践看，持币待购的市场危险远远大于其它。二零零零年新的世纪到来，新的市场需求也随之到来。

中国人有买房子置地的传统，房地产市场一经出现就如饕餮般吃光三十年来，人们的全部积蓄。政府不用再担心，管不住老百姓手里的游资闲钱。人们认可去银行办理商贷，甚至认可父子两代人还账也要买自己的房子。从这个角度出发，大家应该感谢房地产开发商们。

此时，经过改造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过去的单衣单裤，老人老路。它们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主流。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国有企业和尖端技术，还有新兴的网络经济成为第三个十年的经济代表。

专业知识，大资本运作，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大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源性项目开发是这个十年的特色。

摆脱小手段，小投机，空手套白狼模式的经济发展，说明社会经济躯体已经长大成人。2000年以后，再没有政府官员下海经商。反之，想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人打破脑袋。

第四个十年从从容容地走来。依法治国，共同富裕，不忘初心，走向辉煌。

　 一天的规律是从早到晚。四季的规律是从春到冬。生命的规律是从出生到死亡。其中的某一段细节可能有起伏，有变化，比如阴天下雨，早冬晚春，头疼脑热。但是，相对规律而言，这些起伏变化不算什么。

　 生活需要平稳和常态。鲁迅曾说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人的生活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特别是中国人有几千年传统文化是原因；常历战火和饱受欺辱也是原因。所以，我们不怕挫折，不怕艰苦，祈望平稳和常态。

中国人不怕变怕乱。老庄哲学的核心是清静无为，无为之治。回想民族的发展历史：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景，无一不是老庄哲学的实践。社会相对平稳，经济信马由缰，文化轻松多样。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沿袭中国传统，无为之治的四十年。经济上放开搞活，社会保持平稳和常态。国家富了，人民也富了。

　　对个人和国家而言，保持平稳和常态也至关重要。人生和社会的大起大落都不是好处境，不能每天生活在亢奋的情绪里，不能寻求刺激。刺激针对平淡而言，有心理的刺激，有生理的刺激。追求刺激的结果会破坏平稳和常态，最后只能是把自己搞的人不人，鬼不鬼。

　　大风起兮云飞扬。那些敲社会竹杠，捞改革油水的人群已是晚秋的寒蝉。但是，不能忘记这些人的狗苟蝇营之事和鬼鬼祟祟之举。因为，忘记就意味着重来。

尾声

双井的地名始终未改。双井周围的环境已经面目全非。这是神一样变化。曾经名扬天下的北京内燃机总厂，还有几个人记得？即便有，也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网络上有张摄于2018年的集体照片，内容是1968年北京良乡电校分配到北京内燃机总厂同学的全体合影。背景是生意兴隆的双井轩餐厅。我认识其中一些人。曾经英姿勃发的青年们已经白发苍苍，廉颇老矣！

六十岁以后，继续住在双井，我属于没有出息的一批人，三十多年住在同个地方。工厂不是谁的家，而只是一批相关者的故地回忆。相信再过二十年，这段时隐时现的回忆也就无人再谈及了。

以上图片选自网络

劳力者

把自己活得再简单一些，

非黑即白是一天的两截。

剪去诱人的清晨与黄昏，

明与暗不需前言和续写。

要么是太阳行将在中天，

要么是黑幕倒挂的星夜。

生命乐在其间自作自受，

独享沉浮中的花开似雪。

【我写你诵】劳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