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恭王府谈到旧王孙

花咪鼠

从恭王府谈到旧王孙 : 溥心畬先生谢世10周年了,他是1963年11月18日死在台北的,享年68岁,如果拿他的寿算来和齐白石、黄宾虹相较颇嫌其不寿,但他的艺术成就是了不起的,而且得一“雅”字。自他死后至今10年,一般书刊,偶然也有谈他的轶事文字,应有尽有。现在我写这篇短文,只谈他在北京恭王府做旧王孙那一段时期,似与其它人所谈的稍有不同,故此拿来作为浦先生逝世10年祭的醴酒。

我和心畬先生相识于旧恭王府,但恭王府有多大,多少亭台楼阁,我实在没有法子知道。因为当我1935年从他学画的时候,恭王府早已非他家之物,袭封恭亲王的溥伟,多年来已逃在大连避难,心畬先生所住的名萃锦园,则为恭王府的后花园,是向辅仁大学租来的。原来早在1926年,溥伟已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辅仁大学得到了这所王府后,并没有立即加以利用,一任它重门深锁起来,新业主既然没有把它改为课堂、宿舍,那么,溥家子孙向新主人租来居住,双方都可说有利,新业主有人为他看屋,旧业主亦可以暂时保存招牌,不致堕了威风。心畬先生在恭王府享其旧王孙的盛名者凡十年之久,直到1937年后,他迁出恭王府移居颐和园为止。

恭王府是旧日北京王府群中最有名的一所,与醇王府有一时瑜亮之目。它的前身是乾隆朝权相和珅的私邸,后来又成为嘉庆朝的庆亲王府,这其中的易主是有些故事可述的。和珅经营他的府第,穷奢极侈,天下的贪官哪个不巴结和中堂,四方八面的珍奇花木树石、珊瑚玛瑙、子女（？）玉帛都向相府输送。和珅抄家后,住宅入官,因为地方很大,嘉庆帝以其一半赐给他的弟弟永璘,一半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居住,为孝和公主府第,丰绅娶皇帝女为妻,嘉庆帝还是他的内兄呢。为什么嘉庆帝会把这所屋子给永璘?据礼亲王的《啸亭续录》说:乾隆末年,宫廷间有人私下议论将来谁继承帝位?有人说一定是十七皇子永璘。永璘 听到了就说:“天下至重,何敢妄觊?惟冀他日将和珅邸第赐居,则愿足矣。”后来嘉庆帝诛和珅,认为他的十七弟能自量,不敢和他争大宝,即以此宅赐之,以完其心愿。

永璘享有此宅者约20年,他在嘉庆廿五年死了,一所王府,并不是永远为住在里面那个王爷的永久物业,以庆亲王永璘而论,他并不是世袭罔替的亲王,于是此宅空闲了几年。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4月22日,皇六弟奕䜣分府,遂以此邸赐之,即著名的恭王府。计自咸丰二年至宣统三年(1852—1911年)此六十年中为名正言顺的恭亲王府,入民国后,心畬先生一家人住在这里约十七八年,即由民国元年至廿七八年,但有12年他们是住在青岛,和北京的西山的戒坛寺,心畬先生住在恭王府者,前后共三十一二年之久。

恭王府在地安门外三座桥(按:正名本为越桥,俗称三座桥,座又作转,旧名海子桥),清朝的王府都是官产,每封一个亲、郡王,就拨一所府第给他。如果是皇子,到了分府时,也由皇帝指定一所大宅子给他居住。皇子成婚后,有仍居宫中,亦有立即迁出的,例如奕訢为道光帝第六子,道光死后,他的哥哥奕詝做了皇帝,他仍居住宫中二年之久,分府时,上谕还说“着在内廷行走,仍在上书房读书”。这时的恭亲王并非世袭罔替的。他死后,长子降袭为恭郡王,仍可以住在王府里,但他的儿子死后到他的孙、曾孙递相降袭,变为辅国将军,就没有资格住在这样规制宏崇的府第,要交还朝廷,让新近封为亲、郡王的贵族居住,另外由朝廷拨出一所规模较小的府第给他搬进去,还酌量给予一笔修缮、搬迁费用。

奕劻是亲眼见到奕訢搬到他的旧居享福的,这时候,奕劻正是一位末路王孙,靠一份微不足道的口粮维持生活,后来袭了爵才渐渐爬起来,慈禧后宠信他,传说他与慈禧母家为邻,慈禧既入宫,又生了太子,奕劻常代其弟照祥作书递入宫中,表达家境。有此内线关系,故同治以后,就渐渐把奕劻收为心腹了。

奕訢在同治一朝及光绪初年此廿三年间,权倾中外,三座桥边日夕奔走的达官贵人,多如过江之鲫,恭王府里热闹非常,因为他的开销大,官俸收入不够半月支出,便有人教他用“门包”之法,凡是外官来见,先送一笔钱给门房的传达处,主管其事的人是管家,称为门政大爷,大官送的门包,有达数千两银的,更有些大官因被劾入都待调查,所送的门包就不止几千银子那么小数了。故此奕訢所刮的财富极有可观。但到光绪十年,西太后把他一切职务解除,硬说他有病,为了体贴他,只好叫他家居静养。从光绪十年到二十年,整整10年中他是无官一身轻,三座桥边也车马稀少,他几乎没有门包可收了。

甲午中日战争,西太后迫于清议,起用恭亲王,叫他主持军国大政,于是恭王府又热闹起来。当恭王府回光返照的时候,溥心畬先生诞生了。他是光绪廿二年丙申(公元1896年)7月24日出生的,他的父亲载滢,是奕訢的次子(长子载澂已死)宗亲生子,要向宗人府报告的,宗人府的主管长安根据报来的材料,奏明皇帝,于是八月初三日就下一道谕旨:“郡王衔贝勒载滢第二子,赐名溥儒。”(见《光绪朝东华录》)翁同和八月初六日的日记记云:“顺路贺恭邸生孙,命名溥儒,他日承继长房者也。送如意一。”奕䜣的亲王,本非世袭,同治大婚,西太后特别赏他个世袭,故此他死后,恭王府可以由他的子孙永久占有,但不得私卖。民国成立,此府本为官地,应归政府收回,但北洋政府的历届总统,皆为胜朝大臣,不敢秉公办理,一任王孙们卖王府吃饭。清初8个“铁帽子王”的府第,皆在民国初年卖清的,最有名的一座是豫王府,是多铎的私邸,卖给美国煤油大王,改建协和医院,至今名虽改而迹仍存。载澂死于光绪十一年,无子,长房不能无子,否则日后无人袭王爵了,太后便指定载滢的长子溥伟过继长房,其时次子溥儒、三子溥僡(字叔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生,他和溥心畲为同母所生也。)尚未出生。但溥伟过继的圣旨,直到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才颁布,其时心畬先生已经5个月大,亦即载滢已有了两个男孩子,不妨以长子出嗣了。光绪24年4月,恭亲王奕䜣逝世,溥伟即袭爵为恭亲王,当时政界的人称他为“小恭王”。

溥心畬先生两兄弟与溥伟不同母,他们的本生母是广东人,姓项,1937年冬,项太夫人谢世,我到三个月后才接到讣闻(其时我已移居香港,讣闻是寄到汕头家中的,时在抗日战争中,邮递较慢之故)。1958年,我在香港和心畬先生第二次见面,坐谈的时间较长,我才问他他的母亲是广东何处人?他说南海,她的父亲从前在北京太医院做小官的。

溥伟虽袭恭亲王,但西太后及后来的隆裕太后都不重用他(西太后中年后,对奕䜣很不满意,60生辰,甚至不许他入宫祝寿),给他的差使都是无关重要的,故恭王府还比不上庆王府威水,更无论醇王府了。辛亥革命时,溥伟竭力反对让位,诏下之日,他即出京避居青岛、大连之间,托庇外人,勾结日、俄图谋复辟,当时有所谓宗社党者,奉溥伟为首领,前陕甘总督升允(蒙古旗人)为他来往奔走,故此心畬先生娶升允之女清媛小姐为妻,殆溥伟以长兄行父权作主的。溥伟常居大连,九一八事变后,亦首先到沈阳活动。是年10月,溥伟应敌方一部分军人的邀请,阴谋拥溥仪登台,先利用他做个过渡人物,10月26日,溥伟带了一班人到沈阳近郊拜他祖先的北陵,告祭先人将要复辟,到10月31日,溥伟在沈阳就“四民维持会会长”职,并发表声明,满洲是满洲人的地方,应由满洲人统治,决与日本人合作到底。后来溥仪出关,溥伟的利用价值完了,日本人就一脚把他踢开,准他在大连居住,每月给他一点费用,1936年病殁。

恭王府里面,打从老恭王奕訢起个个都是诗人,最出色的是奕訢、溥伟、溥儒、溥僡父子（祖孙）四人,甚至民国初年他家一个仆人都能作诗,他日夕侍心畬先生左右,日子久了居然吟咏,这是常出入恭王府的人所知的事。奕訢罢政家居后,日以诗词戏剧自遣,集唐人诗得千余首,刻为一集,名《萃锦吟》,最脍炙人口之句为“手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题为《感事》);“觚稜回望知何许,秋水秋山路万重”(题为《栾阳道中》),皆不失风人之旨。

《萃锦吟》共18卷,装为10册,20年前香港的学海书楼藏有一部,闻今已移人大会堂图书馆了。心畬先生的诗词,见者已多,他在台湾出版的那部诗词联集(手稿本影印的),大部分为近作,其在北京恭王府所作的,香港的读者未必见过,现在从他在1936年写给我的一个卷子中录出两三首。卷中第2首是《送犹女芝归星浦》,此女乃溥伟之女,星浦在大连,大概是阿芝来北平一个时期重回大连,故有此作。诗云:

乱世离乡国,艰危匹马从。边行冲雨雪;海宿犯蛟龙。星浦霜初落,秦城路不通。还怜远兄弟,送汝意无穷。

这首诗,心畬先生在1935年为我写扇面时,亦曾写之,但没有题目,在卷子上才有。第四首“寄伯兄星浦”云:

山川如可越,岂复惮登临。春草池塘梦;黄榆沙塞心。风云方异色;天地入悲吟。不寝闻边雁,寒灯照夜深。

星浦是大连一个海滨胜地,我常在大连小住,常往观海水浴,坐藤椅上啜香茗,闭目作遐想,人生之乐,无逾此也。

心畬先生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教授,是他托黄郛向学校当局推荐的,后来又再托黄郛找一个差事给他的弟弟溥僡,黄乳就用他在政分会里做个科员,因为溥僡是个诗人,除了哼哼外,什么事都不会做的,勉强做个小官,无非吃饭而已。溥僡当然是“郁郁不得志”,想往“满洲国”投奔他的从兄溥仪,心畬先生有两首词是写给他的。第一首为“减字木兰花·送弟出关”。词云:

落花随水,费尽东风吹不起。送罢王孙,又是萍芜绿到门。

踌躇无语,仗剑孤行何处去?变作残秋,冷雁边云满客愁。

第二首“阮郎归·寄弟”,词云:

送君出塞暮春时,千山空马嘶。边沙如雪月如眉,玉人何日归?

花作阵柳成丝,人生长别难。高堂日日盼归期,更愁身上衣。

溥僡往“满洲国”住了半年左右就回北平,仍在政分会供职。他归来不久,为我写了一个扇面,是写他的近作五言律诗六七首,可惜此扇留在汕头,没有带出来。

在1927年至1937年这11年中,萃锦园的宾客甚盛,来访者都是当代的诗人、书画家,偶然也有些慕名而来的外国人。来得最勤的有李宣倜、曹经沅、樊增祥、冒广生、贺良朴、瞿宣颖、杨宗羲、周学渊、黄濬等人,陈宝琛、陈三立、林开謩、傅增湘、袁励准等,遇有佳会才到。萃锦园的丁香、海棠是北京有名的,每到花开时节,这班诗翁多来雅集,欣赏名花,亦往往有诗。

心畬先生的社交活动,只限于与友朋游山玩水,或邀集诗人画家到萃锦园雅集,相会时,亦多以清茶饷客,偶亦设小食,此种雅集,今日已少见了。

有一次我陪同林诒书(开謩)、李释堪(宣倜)两先生同到恭王府,大概是早上10点多钟吧,那天心畬先生没有学校的功课,我们在客厅坐了很久,还不见主人出来。李先生拉我过一旁,低声问道:“您跟心畬学画多久了?”我说大概有一年了。他又说:“您知道您的老师有烟霞癖吗?”我说不知,其实我早已知道了。因为我到恭王府数次后,门房就由我自己走动,不必引路到客厅然后入心畬先生的书房。有一次在客厅中坐着等候老师出来,忽然一阵阵鸦片烟味吹到我鼻端,我就猜出主人必有这种“雅兴”,但还不敢肯定。后来同琉璃厂的集粹山房主人周金鉴(字殿侯,1956年我再到北京还遇见他,他托我向南张北溥二位问好。这两位先生在北京开展览会,都要托他经理的)闲谈,周先生才告知我溥先生也是爱好此物的。李释堪先生这样问我,我故作不知,但我却为老师辩护,说他吸烟虽然不好,不过在旗人的贵族中已算是能够自立,能有本领在社会工作,总比一般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高一筹了。李先生颇以为然。他又补充说,溥先生的瘾并不很大,只是初时好玩,久而久之就上了瘾,希望他将来会戒掉。(1947年,心畬先生戒除嗜好,并且重新学打拳了,那时他住在颐和园。)

我和李先生谈得正浓,而心畬先生恰在此时出现,满身香气,原来他的薄长衫,衿头挂了一个鲜花球,香气袭人,我走到他跟前行礼,还见他的圆脸带有白粉,一直涂到颈际。他是很爱扑粉上面的,在暑天,他一面写画,一面挥汗,就频频揭开画桌上一个瓷碗,拿起粉扑,向颈中扑几下,然后折上面部的下端往来再扑几下,一定要说:“热得很啊!我最怕热的!”他画桌后边放着一把小型的电风扇,一座廉价简陋的收音机,皆为装饰物,我从未见他开过风扇取凉的。

心畲先生出来后,李先生便不再谈鸦片那件事了。我们谈了不到10分钟,门房来报有个外国姑娘来了,溥先生吩咐教她在客厅等候。我们不知这个外国女子来何事,也许是买画吧,要不然是他的学生?但不便动问。溥先生好像看出我们之意,便说:这个外国女子是新近所收的门生,是美国人,福开森介绍来学画的,并不是行大礼拜门的门生。我们听了就向他恭贺多收一个外国学生了。贺毕兴辞,溥先生因为有林先生在,亲自送到花园门口看他上了洋车,还教我好好送林先生回府。于是我邀请两位老先生到锡拉胡同口的淮扬馆玉华台小酌。

林先生最喜欢食肉,尤其是猪肉,每餐非肉不欢,而且又擅长用他的家乡方法煮肉(他是福建长荣人,但久居北京已成京人),为其友朋所欣赏;我不喜猪肉,喜牛肉,而他和心畬先生却不喜欢牛肉;尤其是溥先生,他戒牛肉的,他来香港几次,只啖大闸蟹,且不敢食蛇。

我们在玉华台喝花雕,林先生精相人术,他说我的相同心畬先生差不多,两人的个子矮小,看来心畬先生厚重些,但未必长寿,仅得中寿而已。我向来就不信星相的,便说:“心畬夫人的相,似乎还比心畬先生更厚重呢,您看怎样?”我当然是不会看相的,只不过见心畲夫人生得比心畬先生还“大件”,她在我跟前有如五岳迎面而来,而又浓眉大目,乃有福气的“奶奶相”也。(旗妇都穿得很多,满身珠宝,愈显其“大件”,心畬夫人之“大”,或亦衣服太多之故耶?)林先生说:“您看错了,溥太太不过也是中寿而已,恐怕还要早溥先生二十年呢。溥先生中年丧偶,将来还会一续二续的,您的师母可多了。”那时候,心畬先生刚刚是40岁。又过了12年,清媛夫人谢世了,是为1937年。20年后,心畬先生死在台湾,却没有“一续,二续”,林先生的相法只“准”了一半。

数日后我到恭王府,偶然问起那个跟溥先生学画的外国女子是谁,他说名叫史姑娘,她的父亲在美国公使馆做事的。溥先生在北京所收的女弟子,照我所知的有萧秾华、萧重华姊妹,她们是萧方骏的女儿。(萧先生字龙友,四川三台人,能诗,清末为北京著名中医,袁世凯病重时,也请他去医治。1960年死于北京,年91岁。)又有吴詠香,是外交家吴蔼宸的女儿,适陈隽甫,(蔼宸福建人,北京大学矿冶科毕业,后来在外交部做事,派往新疆为特派员。吴女士与其父在抗日战争时亦居香港,20年前移居台湾,1970年在台谢世。)后来我离开北京,续收女弟子多少我就不知了。

事隔三十年,我才知道这个史姑娘原来是史迪威将军的女儿。1973年7月1日香港一份英文“星期前锋报”记在一位美国的金马伦太太近日重作北游,她的父亲是史迪威将军,她于1921年在北京出生,曾拜溥先生为师云。这位金太太在香港逗留了一个短期间就回美国了,可惜我不知道,否则大可以见见面,一谈三十八年前在恭王府的事情呢。我是溥先生最先收的拜门门生,她也许乐于一晤的。

在1935年以前,心畬先生收拜门的学生是很严格的,首先要观察他的人品,然后才论学问,介绍我往拜门的是林绍昌先生,当时他在北平艺专做训导主任,心畬先生和他很有交情。林先生向他说明我的家世,我在英国回来后,先在中国银行做事,后来在南京的外交部,新近辞了职来北平闲住,利用北平图书馆研究所喜欢的学问。溥先生似乎有点满意,便约我往见,还再三吩咐林先生记得叫我带我写的字给他看。

到时林先生同我到恭王府,我已经有八九年没有临字了,到了北平后,每天清早必临十七帖数百字,便带了一些日课同去。溥先生见了我的字就说:“尚可学画”。接着又问我来往的朋友,我答在北平的有林开謩、华世奎、孟锡钰、傅增湘、袁励准、陈宝琛、陈三立诸公,多为世交,在上海则有陈夔龙,他是先伯兄在开封应顺天乡试时的监临,故亦有世谊。这班老先生个个都是遗老,只有傅先生做过民国的总长而已。溥先生听后非常满意,没有经过考试和观察,就取录我了。

民国成立以后,心畬先生只是卖画来支持生活,从不过问政治,故此满洲国成立,他不仅没有去归队,并且对他的堂弟溥仪不惜为日本人作傀儡而惋惜!当时有很多溥字辈毓字辈的王孙都去新京谋得一官半职了,但心畬先生仍然在故都过其澹薄的生活,因此得到知识分子对他十分敬仰,赞他懂得民族大义。当他在国立北平艺专教书时,每逢纪念周轮到他讲话,他做此官行此礼,看在四百元束修份上,不得不去应景一下,他先此声明,待员生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和读罢遗嘱后,他才从休息室踱入礼堂,向学生讲话一番,说仁义,讲道德而已。那位训导主任林绍昌先生(他是梅县人)是国民党派来的人,对溥先生这种态度,不止没有反感,反而大加赞叹,一任溥先生之意,从不作礼貌上的抗议,可见当时为政宽大一斑。

心畬先生曾经有一次和我说:“不瞒你说,我一家的开销,全靠我一支笔,舍弟的薪水,每月只得60元,怎够他个人之用,所以我还要支持他一家的生活。每年开一次画展,收入不到二三千元,倒惹人家笑话,只好改作隔一年开一次。笔单的收入比较可观,但没有固定的。所以不能不找一份固定的收入。”最后那一句,即是说他不得不藉教书增加400元入息。溥先生在北平开画展,其声势远不及张大千,记得1936年那一次,溥先生在中山公园水榭开3日,净收不过3000元左右,过了一个月,张大千在同一地点开(好像是展览他游陕西的写生风景),观者云集,在一天中全部被人定购,据周金鉴说:这次大约实收有七八千元,溥先生在北平20年,从未有过这个数目。

于此,可见“北溥”在当年的经济情况不佳,非靠一份固定收入不可了。不过,他的收入不佳,是自己不会安排生活造成的。他的贵族习惯不能革除,王府已非己有,但仍然撑其王府架子,仆从如云不算,还要有门政大爷,一切照足旧日的排场。管家主持家务,银钱一出一入,管家都照例要有回扣,主人明知,也只得诈作不知了。心畬先生又爱摆阔绰,买了一辆老爷汽车,风驰电掣的开到大学上课,与胡适等媲美,好不威风。风头是十足了,可为旗人吐一口气,可惜的是这辆车子每个月就耗其薪水一半左右,甚不经济。(他养了一个司机,一个跟车,出门时又添多一个长随。车既老爷,时常半路抛锚,每一二月必入厂修理一次,修理费多者一二百,少亦六七十,司机从中上下其手,他是不知其中情形的)。有一次,溥先生邀我和傅增湘诸公游西山,车小人多,未出城门,车即在大街上走不动了,我们下车到一家饭庄吃饭,让汽车拖去修理。怎知大半天还未见开回来,已是下午4点钟了,迫得临时取消游山,各人分乘人力车而散。

当我认识心畬先生之前,他的经济情况已极不佳,王府早已出卖,除了王府田庄外,王府的财产,大概以金银珠宝为最大宗了,其次是书画。据所知,老恭王生平喜欢收藏书画,有五个大楼厅为藏画之所,当我出入恭王府时,书画所存无几了,著名的陆机《平复贴》、韩幹《照夜白》久已抵押在人家手上,我在恭王府里无缘一见,仅在筹款振灾的会场中付1元门券见之。其它著名的书画,多由心畲先生亲手卖出,1929年他游日本时,即以易元吉画的双猿卖给日本人,到1935年,恭王府的长物已无多了。是年11月,我因事要回汕头,溥先生拿出一颗祖母绿宝石托我设法在上海、香港物色买主,他说现在手上只有这件东西最值钱的了,那是慈禧太后在头上摘下来赏给他的祖父的。我当然答应同他办理。于是约了朋友丘锦春往为宝石拍照,又因为司徒乔要我介绍见溥先生,故此也约他同去,我们就在萃锦园中拍了很多相,其中一张有我和心畲先生的子女同摄的。1958年心畬先生初次到香港,他还记得23年前拍照的事,问我照片还有没有?幸喜当时我有底片存在,多晒了几份,就捡出几张送给他。可惜日子太久,片底已坏,不能放大了。

宝石是贵重之物,溥先生只说托我变卖,我不敢开口和他拿了去,除非他相信我,叫我带之同行。后来我到上海托一个外国朋友向外国珠宝店介绍,出示照片,好几个珠宝专家都说非看宝物,不能定其价值,如有心出卖,就得拿来看。我忙写信给溥先生,他阔老懒理,事过境迁,竟置之不覆。此事便不了了之,以后绝口不提了。

心畲先生晚年来香港多次,但我为了工作紧张很少空闲时间,不同往日那样可以陪着他,所以只见过他三面,第一次在1958年,他住在九龙新乐酒店,他约我往见。见面不久,他即请走在一旁的女学生徐建华,锁上房门谈了一个多钟头。第二次见面是12月26日他的画展在李宝椿大厦举行,我带了相片去等他,他一到场,识与不识的人都争着一看旧王孙的丰采,我没有上前和他相见。好容易等人潮散去大部分,才将相片交上,没有多谈。最后一次是1961年10月28日,已故李博文先生托黄般若兄约溥先生夫妇在中国酒家吃午饭,备了一桌很丰盛的酒席,李先生让我坐在溥先生的右手边,以便谈话。坐客中有画家鲍少游、周千秋夫妇等人,他们没有什么话可以和溥先生谈的,而主人家则更不能发一词,即有一两句应酬语也由我翻译。两个多钟头的盛会,便宜了我使我“独占”了溥先生,和他畅谈了多时,这是极可喜慰之事,但亦从此永别了。不久他即返台湾,后来得病而至逝世。

(1973年)

林熙(?—1995年),广东汕头人。原名高贞白。作家、画家、篆刻家。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在上海中国银行任职。1935年来北平,成为溥心畬最早收录的拜门弟子。1937年8月移居香港,后长期在新闻界供职,长于掌故、散文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