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老三届经历的年代（二）

炳哥哥

共和国的一代，即解放前三年和解放后三年出生的婴儿，后来称为“老三届”。

这代人，一般为1954年至1959年入读小学。

50年代广州少先队员。

解放初期，小学校不多，教育还未普及，七周岁入读小学的儿童，需要经过老师考核。考核不及格的，只能明年再考，或高价读民办小学。

后来为了让更多适龄儿童入学，不少学校实行“二部制”，即半天在校上课，半天在校外分散或分组自习。

这是1950年在东堤码头弃泊的紫洞艇上办起的珠江区水上第二学，入学儿童300多人。

1952年又在沙面利用修复的英高码头办起珠江区水上第三小学。

50年代的广州小学生。他们决心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敬爱的老师给我们小学生上课。

1958年，将汉语拼音列入小学语文教材，代替北洋政府1918年以来的注音符号。使小学生更加容易学习生字。随之掀起推广普通话的高潮。

这是五十年代的公立小学学费单。开始是一个学期五元，后来降至四元。而民办学校学费比公立的高。

五、六十年代生活水平不高，学生没有统一的校服，多数学生还是赤脚返学。

我们那时的穿着，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兄弟姐妹之间，老大不合身的老二穿，老二不合身的老三穿…。

五、六十年代初，国家还是“一穷二白”，大多数家庭收入不高。国家对贫困生给予人民助学金。广州解放初期根据米价补助。

补助表格中的学校后来为：千倾中学（14中）、大中中学（17中）、（培桂中学（16中）、贤兴中学（4中）……

1952年7月18日政务院发出《关于调整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学生人民助学金的通知》，7月23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调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工资及人民助学金标准的通知》。

至60年代初期，广州市按家庭月总收入计算，家庭成员已参加工作18元／人，无退休金老人15元／人，未成年人12元／人。未达到这一标准的中学生，享受人民助学金，每月补助至本人达到12元标准。

另外符合条件的学生还免交学费，以及寒衣补助。

这是老三届读小学时用过的学习用品，以及下课后文体活动用品。当时对《九因歌》必须要背熟。

当时小学每堂课都要用的石笔和石板（图13），如今都不用了。

那个年代，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大人带自己去文化公园坐旋转木马、风兜、飞机。

每个学期，老师都带我们去越秀山、中山纪念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动物公园等地旅游，我们十分开心。

这是那个年代的学生手册。

我们这代人，小学都学过《朱德的扁担》的课文，但文革时，这篇课文却换了《林彪的扁担》。虽然当时不敢言，心中却引起深思。

五、六十年代，学校经常举行体育活动，增强学生体质，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

体育成绩的奖章、奖状。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1960年根据中央指示进行教育改革，试行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控制学时。在朱光市长支持下，广州市33中校长罗文运，将33中、19中（今南武中学）、龙溪南首约小学合并为广州市实验学校，学制为九年。1960年5月18日《羊城晚报》头版也报道。

1961年，三校分立，市33中、龙溪南首约小学各自复名办学，市19中继续为“广州市实验学校”（罗文运任校长），学制为10年，即小学5年，中学5年。

当年进行学制改革的还有广东实验学校、华南师院附中等学校。

上图为1960年市33中小学生二年级手册，校长为罗文运。

中图第一张为1961年7月罗文运校长签发的广州市实验学校初中毕业证，第二张为王真校长1966年7月签发的广州市实验学校小学毕业证。

下图为1964年广州实验学校小学生学生证，校长为王真。

1968年广州市实验学校改为58中学，1984年复名南武中学。

罗文运校长积极投身教育改革，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0年5月出席省、市文教战线群英会。1960年6月1日～11日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即“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五、六十年代不少中学都印发月历。

这些是五、六十年代的校徽。

这是五、六十年代广州中、小学生学生证。

这是五、六十年代中小学生毕业证。

在五、六十年代，每学期中学生都有“农忙假”，即秋夏农田抢收抢种季节，农村学生回家帮忙，城市学生到农村去参加农忙劳动。夏收夏种称为“双夏”，是最辛苦的。但同学们表示向贫下中农学习，“晒黑皮肤，染红思想”。

建国后毛主席11次来广州。

这是五十年代毛主席在广州视察工作的照片。

毛泽东时代，英雄辈出。我们除了听老师讲革命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故事，还学习向秀丽、刘文学、马口英雄、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姐妹、雷锋叔叔、欧阳海、刘英俊、王杰、焦裕禄、麦贤得、蔡永祥等英雄人物。

向秀丽是广州何济公制药厂女工。1958年12月13日晚她与女工罗秀明、蔡秋梅加班制造化学药剂“甲基硫氧嘧啶”，不幸旁边的50斤装酒精瓶底破裂，酒精外流引起车间大火，而4米处又放着7桶60公斤的金属纳，一旦引燃爆炸，整个工厂及周边居民必定毁于一旦，向秀丽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熊熊烈火，直至人们赶来将大火扑灭。向秀丽却全身烧伤达67.25％，于1959年1月15日抢救无效牺牲，年仅25岁。

向秀丽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广州市民向马口英雄学习。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广州市开展“学雷锋，见行动”活动。老师向我们讲雷锋的故事，带我们去广州文化公园参观“向雷锋同志学习展览会”。

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代代传。

麦贤得是海军611号护卫艇电机兵。在1965年8月6日凌晨的“八六海战”中，头部中弹失去知觉，鲜血和脑液都流出来，苏醒后眼睛也不能视物，他凭着平时练就的过硬技术，排除机械故障，保障轮机正常运作，坚持了3个多小时，直到我军击沉国民党“章江号”、“剑门号”两艘军舰。

广州少先队员到广州部队总医院，向战斗英雄、钢铁战士麦贤得致敬及慰问，学习麦贤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

通过学习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在小学，广大同学参加少先队。在中学，不少同学积极参加团课学习，争取加入团组织。争取划上“三条红线”。即入队、入团，将来争取入党。做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

团组织开始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思想哺育着一代英雄的成长。学雷锋，就要像雷锋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4年全国开展学毛著运动高潮，树立了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人学毛著标兵。中南局也发出通知，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树立了博罗县黄山洞大队学毛著榜样。

广州市中学生，主要是学习老三篇：《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使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各学校都涌现出一大批学毛著积极分子。

1958年全国开展“除四害”卫生运动，广州市也召开了动员大会。

1958年周总理和卫生部领导来广州视察卫生工作。1960年邓小平到广东佛山视察卫生工作。

清理粪便和垃圾，是搞好城市卫生的首要问题。

50年代，广州多是平房，住家厕所极少，公厕也不多，居民大小便多在家用屎桶（子孙桶）、屎塔。粪便也是当时农业主要肥料，近效农民早上入城收尿水，晚上入城收粪便。为了答谢居民，中秋节前将收成的番薯芋头送给市民。

至1964年，广州统一粪便清理，不再入户收取，夜晚收屎尿，清粪工人拉着清粪车上街摇铃，由居民将屎桶屎塔放在门口，清粪工人倒完拉走。一些人称“坦克车”来倒“夜香”。那时，学校也组织中学生参加清粪劳动。

当时收运居民垃圾，用垃圾箩或三轮车，定时由清运工人到街头摇铃，各家各户出门倒垃圾。50年代中期，大多数居民烧柴改烧煤，

收运垃圾都将生活垃圾和煤灰分开。这是广州早期的垃圾分类。

过了收运钟点，居民则走去收运点倒，绝不许随便倒地，否则罚款。

1958年将麻雀列入“四害”，后来将麻雀改为臭虫。

市、区领导经常深入街道检查卫生工作，引导居民创建卫生之家。

人人齐动手灭“四害”，搞好卫生保健康。

我们小学生也上街派传单，宣传卫生知识，在街头巷尾拍乌蝇。

对随地吐痰、丢果皮、烟头…，当时是要罚款5角钱或者扫街。

这是卫生工作积极分子和卫生之家获得的奖状。

1958年5月25日，毛主席及中央首长参加十三陵水库开挖义务劳动。5月17日广州市委、市人委也发出《关于动员全市力量积极参加市政建设义务劳动的通告》，要求全市除老弱病残外，每人每月义务劳动一至两天，组织市民进行义务劳动，大力整治河涌和地洼地方，美化市容环境，铲除“四害”滋生地。

流花湖、荔湾湖、麓湖、东湖就是当年数十万广州市民参加义务劳动开挖出来的，既增添了市民休闲地方，又改变了周边“落雨大，水浸街”的状况。

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广州市民都到越秀山运动场集会，随后上街游行庆祝。而越秀山体育场，也是广州市民义务劳动开挖的。

中学生、小学生也参加力所能及的义务劳动。

解放初期，广州不少居民仍住在解放前的木屋，尤其是海珠区。木屋区一旦发生大火，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

当时住在拉天窗的砖瓦屋已经是很好了。

60年代，广州木屋都改为砖屋了。

五、六十年代，珠江长堤、海珠区（含芳村）一带河面的木船，住着15万水上居民，旧社会称“疍家”

上图为省总码头旁边的水上居民，对面河南是广州业余大学，如今的“一劳大旧址”。

广州市各级领导和市民，欢迎水上居民乔迁新居。

水上居民上岸定居，解决了水上居民的住房问题，又整治了珠江两岸。

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1957年起，每年春季秋季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都在广州举行，搞好环境卫生，搞好城市绿化最重要。

周总理对广州交易会十分关心，好多时都亲临指导工作。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他亲自来广州做两派群众工作，使交易会正常举办。

广交会举办地址：

（一）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第1～2届。第一届为1957年4月25日。

（二）侨光路1号举办第3～5届。第三届为1958年4月15日。（侨光路1号今东江长堤店）。

（三）起义路1号举办6～34届。第六届为1959年11月1日。

（四）流花路117号举办35～103届。第三十五届为1974年4月15日。2003年94届后在琶洲设分馆。

（五）2008年9月整体迁至阅江中路380号琶洲展馆。举办104届至今。

1958年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各地人民公社相继成立。

广州市与全国一样，农村成立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将工、农、商、学、兵（民兵）结合一起，实行政社合一，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构。

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1984年底完成。这样取消了人民公社，建立镇政府、乡政府、村民委员会。

公社成立后，不少基层大搞试验田、放卫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干部队伍出现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官僚主义风，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大办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用钱。导致一部份人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社员家里也开不了灶，养不了猪。食堂也难以为维计，伙食越来越差。

1961年5月21日中央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36条规定：“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样，吃了三年的“大锅饭”渐渐退出舞台，一些地方早就停办。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10月10广州市委发出《关于开展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指示》，广州各区街道成立人民公社，组织闲散人员举办幼儿园、公共食堂及各种服务站。

由于“政社合一”不符合城市实际，财政也无法大包大揽，1961年8月份广州市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恢复原来的街道办事处。

大跃进时代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英国”、“生产跃进再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合实际的口号。

1958年5月17日中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不仅是钢铁厂日夜快马加鞭炼钢，而且从中南海至全国各地工厂、机关、农村、学校、街道都大筑高炉，大炼钢铁。

铁矿石不够，家庭妇女就将家里的铁盘铁桶等铁器用具送去炼钢炉。小学生则去拣废铁。

全民大炼钢，很多地方土法上马，有条件要上，无条件也要上。结果炼出来不少废渣。合格只有六～七成。

当时人们干劲十足。开展“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竞赛，提出“见先进就学，见困难就上，见落后就帮，见荣誉就让”。

大跃进反映了领导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群众也希望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导致了决策者违反客观规律、不切实际的做法。

这是先进生产工作者获得的奖状、奖章。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到1961年连续几年正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而苏联撤走专家，逼我国政府偿还抗美援朝购买武器的债务，遇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填饱肚皮，用粮食增量法蒸双蒸饭，用鸡糠、甘蔗渣和禾草杆磨成粉，混在粮食蒸煮，小球藻代替肉类。老三届大多数小时候都吃过糠饼、禾杆饼。

其他能够充饥的植物，人们都去采摘。

副食供应紧张，就进口古巴糖、伊拉克蜜枣、阿尔巴尼亚香烟、苏联菠菜。

由于粮食缺乏，营养不良，许多地方出现了肝炎、水肿病。

广州居民有亲友在香港的，都希望他们寄些食油、面饼等食品回来。返广州探亲的港澳同胞，都挑着衣物、食品回来分送给亲友。

1950年5月1日开始，就规定内地公民往港，必须经当地公安局发出的通行证，5月15日，港英政府又规定内地公民进入香港，还要经香港政府批准。香港同胞返内地，也须持香港政府的旅行证明或回乡证。

建国后，内地在1957年、1962年、1972年、1979年出现最大规模的逃港风，广州人叫“督卒”。

由于生活困难，广州又临近港澳，1962年又出现了逃港潮。要刹住逃港风，当时只能作阶级斗争来抓。

对于大批人逃港，周总理说：这是非法探亲。邓小平同志说：是我们的政策出现了问题。习仲勋书记说：他们是外流，不是外逃。

1978年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后，实行开放改革，创办特区，发展经济，逐步缩小粤港之间的差距。至80年代中后期，逃港逐渐成为了历史。

1959年～1961年，印度尼西亚反华排华，数十万印尼华侨流离失所，1960年1月中国开始撤侨，2月29日撤侨客轮“美美号”到达广州，广州各界群众欢迎侨胞归来。后来又派光华轮几艘客轮接侨。

1965年～1967年，印度尼西亚更大规模反华排华，广州港承担接侨任务。

归来的侨胞，有的到学校成为我们的老师，有的同龄人则成为我们的同学。

1962年印度侵犯我国边境，挑起中印战争，被人民解放军击退。

美国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经常派U-2型高空侦察机、无人高空侦察机搜集大陆情报。被人民解放军击落。

三年自然灾害，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以为时机已到，叫嚣反攻大陆。先后派出九股武装特务破坏大陆，被广东沿海军民全部歼灭。

为了做好备战，随时歼灭来犯之敌，广州民兵加强训练。

陶铸、陈郁同志亲临检查民兵射击成绩。

1965年2月9日，我国政府发表支援越南反抗美国侵略斗争的声明，广州50万人参加集会游行，开展“援越抗美”。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拥有核武器的第五个国家，国防力量不断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广州市民兴高采烈，争买当天的《南方日报》。

1962年4月20日开始发行第三套人民币，2000年7月1日停止流通。第三套人民币先后发行7种面额，8种版本，9种票劵，其中有4种为1960年印刷。连同第二套分币同时使用。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通知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期在农村开展“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发展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简称“四清”运动。

广州市机关、学校都抽派了干部、教师到工厂、农村去开展“四清运动”。

由于“左”的思想指导，将不少问题都归纳到“阶级斗争的反映”。并且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毫无具体标准的打击对象。

摆脱了三年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逐渐好转。但“四清运动”未达到运动的重点目的，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