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师承及学生

東山玉树

湛若水

[明][公元1466年－1560年，南粤先贤]

湛若水（1466-1560），初名露，字元明，表民泽，避祖讳，改名雨，后定今名。广东增城甘泉都（今新塘）沙贝村人，学者称之为“甘泉先生”，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湛若水资质端庄凝重，无妄动，无妄言。少年时因家庭多事，16岁才入学。22岁被荐举为应试士子在广州府求学，弘治五年（1492）在乡中举。弘治十八年（1510）参加会试中进士。先后官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礼部、吏部、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简。

弘治七年（1494），湛若水赴新会拜著名理学大师江门学派创始人陈献章（号白沙）为师，认真钻研心性之学，有独特见解，深被献章器重。献章逝世前一年，即弘治十二年（1506）效法“达摩西来传衣为信”，把江门风月钓台作“衣钵”，传给湛若水，以示“有无穷之托”。湛若水师承白沙先生“天地间一气而已”的“学宗自然”心学理论，深得其精义，并阐进入微，演绎发挥，发扬光大，被后人广为传诵。湛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强调气理合一，知行合一，提出“谓心者，体万物不遗者也。”“随处去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知行并进，学问思辨行。”“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求体认天理而涵养之。”主张把主观精神与客观物体统一在一起，即“心性非二”，“理气合一”，对于宋明理学“以心言理”和“以气言理”的两股思潮来说是很有新意和独创性的。因而得以成为陈献章之后岭南学派的一代宗主，与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阳明）讲学论道于一时，各领-，时称“王湛之学”。白沙、若水之后的广东文人学士，不少受到他俩的理学思想的影响。

湛若水虽为朝庭大官，但他的一生主要业绩还是从事教育和讲学活动，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重大影响和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湛若水40岁考取进士后便开始在明都南京一带讲学，后来他先后在扬州、贵池、衡山、武夷和广东的罗浮、西樵、广州、增城、龙门、英德、曲江等地兴办教育，独自捐资或带头捐资修建书院40多所，“以兴学养贤为已任”，规定每一书院都设“赡田”，以学谷周济贫苦学生，且订立崇俭规约以免侈奢恶伪。这一做法促进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弟子遍布全国，约有4000多人，学有所成390多人。他一生创作有《圣学格扬通》（100卷）、《礼经传测》（68卷）、《春秋正传》（37卷）、《四书训》（19卷）、《诗厘正》（20卷）、《甘泉集》（32卷）和主编《增城县志》（19卷）等，后人在新塘建“尚书府”牌楼，在荔城建“三尚书”牌坊以作纪念。

另一版本（供参考）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表字民泽，号甘泉，溢号文简。增城县沙贝村人。父湛瑛早丧，由母陈氏抚养成长。若水自幼聪敏，因故14岁始入学，16岁往广州府庠就读，27岁（弘治五年）中举人，29岁往江门就学于陈献章（号白沙），毅然焚掉“路引”（赴考证件）以表学习决心。潜心研究心性理学，数年间学业大进。弘治十一年三月，白沙在信中赞其学术成就曰：“来书甚好，日用问随处体认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第二年将“江门钓台”作衣钵传与若水执掌，作《赠江门钓台诗》跋：“达摩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病夫之衣钵也！今与民泽收管，将有无穷之祝。珍重！珍重！”弘治十三年（1500年）白沙卒，若水为之服丧3年。若水不乐仕进，后在母亲和广州府佥事徐弦再三规劝下，至弘治十七年，始奉母命北上考试，受国子监祭酒章懋赏识，留读于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1505年)上北京会考，文章受主考张元桢，杨廷和赞赏，中进上，选翰林院庶吉士。寻授翰林院编修。

若水步入仕途后，有机会在中原宣扬其理学•当时与王阳明（守仁）、吕柟、王崇等人相与论道，学者相从甚众，声誉日隆。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自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产也”。时称“王湛之学”。正德七年（1512年）奉使往安南国册封安南王。次年正月十七日到达安南国，归国时婉谢安南王厚馈，深得远人之心，归后作《南交赋》。

50岁时母亲病势，若水从京奉柩归葬，在家守墓三年。满服后到西樵山建书院，聚徒讲学达4年。若水讲学讲究方法，要学生先习礼，明学规，现-聚精会神，然后才授课。

嘉靖元年（1522年）都御史吴廷举、御史朱节向朝廷推荐起用若水，始回京复职，补翰林院编修，-武宗实录。次年转翰林院侍读。又次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作《心性图说》。历四年，升南京吏部右侍郎，次年转礼部左侍郎，预南北郊分祭议。68岁由礼部左侍郎升南京礼部尚书。71岁转南京吏部尚书。 74岁转南京兵部尚书，奉敕参赞机务。此时安南王莫登庸叛乱，嘉靖皇帝欲亲征，若水上《治权沦》疏，反对出兵，因与文武大臣之议不合、遂请求致仕。75岁致仕，从此结束宦途生活、沿东南山水，游览讲学而归。

回广州后，若水在府第附近建“天关书院”讲学（天关原名铜关，因若水曾任吏部尚书，俗称“大官”，故人称天关为“天官里”，即今广州东风中路一带）。若水官历两京，所至迭创建书院，著书、讲学不息，回粤后更专心讲学，故《广东新语》称：“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约素，推所有余以给家人弟子，相从士三千九百有余。于会城（广州）则有天关，小禺、白云、上塘、蒲涧等书院”。或时到西樵，回增城、登罗浮、上南香讲学。在西樵有大科、增城有明诚、南香山有莲洞、新塘有读岗和甘泉等书院。若水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工书法，生平著作及诗文积逾千卷。将致仕前曾在新塘江畔建钩台，纪念其师陈白沙，并作讲学、憩息之所。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月二十二日病逝于广州禺山精舍，享年95岁。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廿五日归葬天蚕岭（增城永和镇）。隆庆元年（1567年）追赠太子少保，谥文简。

湛湘之

[明]

湛湘之：若水小儿子，查《沙堤湛氏族谱》未载此人。而若水晚年筹划初上南岳时，写给洗奕倩的信说：“吾必携涞之、湘之以行，令渠日夜相亲，必有益也”。涞、湘本为兄弟，又何必着意令他俩“日夜相亲”呢？必有内隐。若水在世时，湘之已经十多岁了，举行了束发戴冠之礼。其门生何元科是冠宾之一。涞之去世时，若水收族中人子天润承继涞之。在《嘱书跋》说：“又拜叔湘之等”。关注钟爱湘之有多处文字记载，不容否认。何以族谱无记载，人也消失了。是出外谋生，还是家庭变故，成千古之谜。

湛柬之

[明]

　　 湛柬之：若水次子，南京国子监恩监生。历官南京都督府佥事，宗人府经历，广西太平府知府，33岁卒。

湛涞之

[明]

　　 湛涞之：若水季子，娶已故礼部尚书霍韬女儿为妻。若水在嘉靖25年7月《付男柬之家书》称：“昨17日，府考发案，涞之名在第一等第十名……稍可慰怀。”涞之早年已入读府中儒学，赠丞德郎，平乐府通判。28岁病逝。

湛东之

[明]

　　 湛东之：若水长子，由郡庠生以例贡礼部，肄业国子监，满所选时，卒于44岁。

明代著名政治家,内阁首辅杨溥

杨傅，1372-1446年8月6日，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与杨士奇、杨荣合称“三杨”，是明朝贤相，时人称之为“南杨”，“台阁体”代表人物之一。

杨溥为建文二年进士，授编修。后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宣宗即位后，任当朝首辅，组成知名的“三杨内阁”。1446年，杨溥卒，年七十五。赠太师，谥号文定

基本信息

主要成就 历仕四朝 尽心辅佐

主要作品 《杨文定集》

官职

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追赠

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

地位

“三杨”之“南杨”

人物生平

东宫僚佐

洪武五年（1372年），杨溥出生在湖广石首。他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永乐初年，杨溥任太子洗马，成为皇太子朱高炽的东宫僚属。太子有一次读《汉书》，称赞张释之有贤才。杨溥说：“张释之诚然有贤才，但如果不是汉文帝宽厚仁爱，他也无法施展他的抱负。”于是摘取汉文帝的事迹，分类编好，献给太子。太子非常高兴。不久，杨溥因亲丧回家守孝。当时太子监国，便强令他回南京任职。

诏狱十年

永乐十二年（1414年）闰九月，成祖北征回师，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汉王朱高煦乘机进谮，成祖一怒之下，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治下狱。这成为继解缙入狱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当时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系成祖“靖难”旧人而幸未被祸。金忠是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他不顾触怒成祖，以身家性命力保太子，才使太子未遭废罢，但是作为东宫宫僚的杨溥、黄淮等人却因此事件而被关入诏狱在狱中，家人供应的食物多次断绝，而成祖的心意也不可预测，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但杨溥却更加勤奋读书，从不间断。狱中十年，他把经书史籍通读了好几遍。

仕途高升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溥获释出狱，仁宗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他曾秘密上书议论政事，仁宗对他加以褒奖，赐给钞币。后来，皇上想到由于自己的缘故而使杨溥久困狱中，更特别同情他。

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在思善门左侧建弘文阁，在群臣中选择有才学、品行好的人入阁值班。杨士奇推荐侍讲王进、儒士陈继，蹇义推荐学录杨敬、训导何澄。仁宗授予陈继博士，杨敬编修，何澄为给事中，每天到阁中值班。又命杨溥掌管阁事，并亲自授予他阁印，说：“朕把爱卿留在左右使用，不仅只是为了学问，还想广泛了解民情，以有助于治理国家。你有什么建议要报告，可以密封后上呈。”不久升为太常寺卿，仍兼旧职。数月之间，连授三职，足见仁宗对于杨溥的关切之心。

同年，明宣宗朱瞻基即位，罢设弘文阁，把杨溥召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等人共同主管枢机事务。四年后，因母亲去世辞职，守孝期满后又出来任职。宣德九年（1434年）升任礼部尚书，仍以学士衔在内阁当值。

三杨当国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驾崩，由太子朱祁镇（明英宗）即位。英宗刚即位不久，杨溥与杨士奇、杨荣请求开设讲经筵，一定要预先选好几位学识平正、言行端正谨严、老成而识大体的人来担任讲官。又请求慎重选择在宫中朝夕侍从皇上的内臣。张太皇太后（诚孝张皇后）非常高兴。一天，太后在便殿落座，英宗面西站立，召英国公张辅和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濙入内，太后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老臣了，现在皇上年幼，望你们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张太后将这五位老臣作为了正统政治的核心。太后又特意召杨溥上前，说：“仁宗皇帝念卿忠诚，多次发出叹息，不想今天还能见到你。”杨溥感动而流泪，太后也流泪，左右的人也都很悲伤。当初，仁宗做太子时，受到诬陷，东宫属官许多死于诏狱之中，杨溥和黄淮一关就是十年，几次差点死去。仁宗常常在宫中惦念他们，太后对他们也一直很同情，所以才对杨溥说了这番话。太后又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经过三朝皇帝的选任，足以辅佐后人。皇帝政事繁忙，应当与这五位共同商议。”

正统三年（1438年），《明宣宗实录》修成，杨溥升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杨溥比杨士奇、杨荣晚二十年入阁，到此于是与他们并列。

孤立无助

正统六年（1441年），杨溥回乡扫墓，不久回京。此后杨士奇、杨荣相继去世（分别在1444年及1440年），在内阁的马愉、高谷、曹鼐都是后进之人，名望不高。杨溥独木难支，权宦王振便开始进一步专权用事。晚年时，杨溥屡因年迈请辞，但都未获准许。

身后议论

正统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446年8月6日），杨溥逝世，终年七十五岁。英宗为他辍朝一日，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定”。授予他的孙子杨寿为尚宝司丞。十二月二十七日，杨溥归葬故乡。

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引导英宗北征，结果在土木堡陷入包围，遭遇惨败（土木之变）。时人因而怀念“三杨”，认为如果他们还在，不会发生这样的结局。但也有人争相揭露三杨的短处，认为正是他们违心执行中旨，才导致了王振的权势膨胀进而为祸国家。

主要作品

杨溥喜好佛老，著有《禅玄显教编》，曾参与编修《明太宗实录》《明宣宗实录》，另有《澹庵文稿》《文集》十二卷等。《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有《杨文定公诗集》，原书七卷，今余五卷，为明钞本。

《皇明经世文编》辑有《杨文定公奏疏》，录其奏一篇。

主要成就

明英宗正统初年时，太皇太后张氏（诚孝张皇后）委任杨溥等五大臣当政，而杨溥等也自信，敢于侃侃致议，虽年老而忧国之心不衰。由于有太皇太后的掌舵，张辅和“三杨”等五大臣的合力辅政，而宦官王振也尚未专横，故当时各级政权机构的运作还比较有章法，全国各地的秩序也相对稳定，内外臣民一致称赞“三杨”。后人将正统初年朝政清明的现象，都归功于杨溥等人。

文学

杨溥为“台阁体”代表诗人之一，但他在“台阁体”诸位作家中诗名不显，对杨溥的诗历来评价不高。清人朱彝尊说：“三杨位业并称，南杨诗名独不振。”明英宗时名臣李贤，在《杨文定公集序》中说：“观其所为文章，则辞惟达意而主于理，言必有补于世而不为无用之言，论必有合于道而不为无定之论，严重老成，有台阁之气象焉。”又说：“公之文章以事业而见重于世必矣，何以序为！”但今观杨溥之诗，疏朗雅淡，别有情致，在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就。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取其所作《承恩堂记》，分析了杨溥的写作特点是“刻意遒古”“力摹昌黎（韩愈）”“平实淡雅”，认为是“何李（何景明、李梦阳）之前轨也。”

书法

杨溥工于书法，行、楷俱法元人赵孟頫。

人物关系

辈分 关系 姓名 简介

家世 祖父 杨国祯 因杨溥显贵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祖母 詹氏 因杨溥显贵赠夫人。

父亲 杨文宪 ——

—— 妻子 彭氏 赠夫人。

子辈 长子 杨暾 早卒。

次子 杨昱 早卒。

三子 杨旦 官至大理寺少卿。

女儿 —— 嫁医学训科郭学本。

女儿 —— 嫁医学训科吴卓。

女儿 —— 嫁国子生李年皋。

女儿 —— 嫁邑中序生何纯。

孙辈 孙子 杨寿 杨溥死后被授官尚宝司丞。

轶事典故

应对救父

杨溥自幼聪慧过人，十多岁就精通诗对，常常妙语惊人。有一年，他父亲因一桩公案株连，被抓入县狱，亲友们都急无对策，杨溥便跑到县衙去向县官求情。县官见他年纪小，胆子却不小，口才又好，想试试他的才识，便出一上联要他对：四口同图，内口皆归外口管；

这是一拆合字联，把繁体的“图”字拆成四个口字，又指明内外“口”字的关系。县官借此暗示，我乃一县之宰，主管万民，一切由我做主。杨溥明白县官的意思，当即对曰：五人共伞，小人全仗大人遮。

这下联对得确实巧妙。把繁体的“伞”字拆开，成5个“人”字，其中一个大“人”字遮着四个小“人”字，反映了五个“人”字之间的关系，既应对工整，又奉承了县官。县官听了十分高兴，随即答应杨溥的请求，把他父亲释放了。[4]

杨溥荐贤

杨溥执政时，他的儿子从家乡湖北到京来看望他。杨溥问儿子：“你一路过来，可听说哪个守令好吗？”儿子回答说：“儿从家乡来，路过江陵县，那个县的县令很不好。”杨溥问：“人们说了些什么？”儿子说：“就是对我的招待太马虎简单，他是天台县的范理。”杨溥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名字。不久就向皇帝推荐，将范理提升为德安府知府。范理上任以后，为政有方，得到百姓称颂。后升任贵州左布政使。有人劝范理当该写信感谢杨溥，范理说：“宰相替朝廷用人，不是私理，为什么要道谢？”最终未写一信。等到杨溥去世后，范理才哭着祭奠他，来感谢他的知人之明。《玉堂丛语》《先进遗风》《正经》等书均载此事。

谦恭尊师

杨溥乡试时，湖广考官胡俨看到杨溥的文章，非常惊异，在其上题写道：“此文作者必能为董子（董仲舒）之正言，而不为公孙（公孙弘）之阿曲。”世人都认为他知人。其后胡俨位居国子祭酒，而杨溥已身居高位，但他却终生对胡俨行门生礼，胡俨也安然接受，二人都受到时人的敬重。

史籍记载

《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定杨公墓志铭》

《明名臣琬琰续录·少保文定杨公言行录》

《国朝献徵录·卷十二·杨溥传》

《名山藏·卷六十》[5]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六》[3]

人物纪念

据传，杨溥（杨文定公宅）的故宅位于其故乡湖广石首（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藕池镇）。

人物评价

总评

杨溥朴实正直，廉洁好静，没有城府。个性恭敬谨慎，每次上朝，都顺着墙跟走。即使对隶属小官，也不敢怠慢。大臣们论事时争辩不下，有的甚至口出秽言，杨溥却平心静气地处理，大臣们为之叹服。当时人们说杨士奇有学者风范、杨荣有才干见识、杨溥有高尚的品德，这些都是别人比不上的，史称其“安贞履节，酿醴调羹”[5]。时人以府第所在的方位称杨士奇为“西杨”、杨荣为“东杨”，而杨溥曾自称自己的郡望是南郡，所以被称为“南杨”。

历代评价

胡俨：①初学小子当退避三舍，老夫亦让一头地。②立玉阶方寸地，必能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孙弘之阿。

诚孝张皇后：①仁宗皇帝念卿忠，屡加叹息，不意今尚见卿。[3]②此五臣，三朝简任，俾辅后人。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3]

杨士奇：①古称凡涉难者，其知必明，今杨溥其庶几。②弘济为人忠厚恻怛，爱人以德，凡所与处，必辅之于道，不肯苟且阿循，盖非独于馀有切磨之益，朋友资益之者，盖多也。

陈循：宣德正统间，士大夫论馆阁中三达尊威备者，必曰三杨……公可谓之衰荣始终者矣，则夫士大夫论其与士奇勉仁无间彼此非欤。

李贤：学必优焉，命必通焉，事业文章斯可以兼得矣。今之君子能若是者，杨文定公其人也……辅导之功，论思之绩，经济之略，着于五朝，闻四方者，可以传之乎百世而无穷。及观其所为文章，则辞惟达意而主于理，言必有补于世而不为无用之言，论必有合于道而不为无定之论，严重老成，有台阁之气象焉。然则公之志伸于事业，学着于文章，方之古人，岂多让哉！[6]

彭时：当是时，以文学显用者，有三杨公焉……登名进士，列官翰苑。在宣德中，入侍禁庭，备顾问者十载。名德浸浸乎彰闻。迨正统初，遂与泰和杨文贞、建安杨文敏二公同居内阁，协心匡辅，并列三孤之位。一时功名事业煊赫盛大。屹然为朝廷之表仪，缙绅之冠冕，天下人望咸归重焉。其后，二杨公没，公岿然独存。年益久而望益重。士大夫有得其诗文者，莫不藏弆以为荣。公亦乐于应人之求，肆笔成章，皆和平雅正之言，其视务工巧以悦人者远矣，何也？盖其资禀之异，涵养之深，所处者高位，所际者盛时。心和而志乐气充，而才赡宜其发于言者。温厚疏畅而不雕刻，平易正大而不险怪。雍雍乎足以鸣。国家之盛，岂偶然哉？

孙继宗：溥在内阁，与士奇、荣皆杨姓，时号“三杨”。三人者各有所长，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天下引领望焉。溥尤谦恭小心，趋朝循墙而走。儒之淳谨者也。

彭韶：江汉炳灵，以发文明。早居馆阁，晚践孤卿。惩艾思奋，处困而亨。谦虚好学，保泰以贞。老成体国，蓍龟典刑。东里建安，叅合成名。二十馀年，光辅太平。

吴宽：今世称名臣，必曰“三杨”。

王慎中：某生也晚，窃闻长者之论，由高帝文皇以后称相业者，莫盛于三杨。

郑晓：文定中更险难，比入内阁，迟二杨者二十三年，复还弘文，再入内阁，昭皇后临朝，与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唐枢：①以文学润饰太平，大制作咸出其手……公为人谦雅，无大小，无敢慢。②论本朝人物，至三杨、黄、夏诸君子，辄举手加额，见名臣像不能不敛容，有而信决，善恶之机挺乎自树，岂不伟耶？③自正统前，三杨硕贤，继世迪德，海内晏安，人相忘于治平之间。

雷礼：系狱不改其操，禀轴不渝其忠，史谓“谦恭淳谨”，不愧斯言已矣。[7]

项笃寿：①世称相业，必曰三杨。[8]②文定遭䜛幽系，十有馀年。苦心力学，不改故初，卒致通显。居高思危，谦虚下士，靖共事君，迹其勋德，亦文贞、文敏之流匹也。世称三杨，讵不信然。[8]

何乔远：①溥立朝四十余年，恭慎谨畏，虽御史卒亦不敢慢，每议事决疑，舍巳从人，略无吝躁，与士奇、荣同心辅政，称东、西、南三杨，西杨玉质金相，通达国体，东杨挥斤游刃，遇事立断，而溥安贞履节，酿醴调羹，称曰南杨。[5]②明兴二百余年，三杨、胡、解、蹇、夏之劳，能烂然于纪载矣。君子犹有不死其君之讥，浮沉居位，又有不免訾者。[5]

焦竑：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9]

张岱：士奇似李文靖、范文正，而识稍泥。荣似裴晋公，而才小逊之。溥似司马君实、陆宣公，而文采不及。又有言文贞之雅差近名，文定之敦差近实，文敏之练差近术。其然岂其然哉！[10]

张燧：国朝文极六曹，天造不论，夏蹇经纶悃愊，文皇北征，全国是属；三杨熙绩台省，坐臻太平，所谓代天之相也。[11]

喻嘉才：杨文定四朝附凤，史称南杨器重……杨解元，狱十年而拜相公。

汪有典：呜呼！祸所从来，谁职其咎哉？方英宗即位之初，才九龄耳。王振不法，积非一日，三杨受顾命、辅幼主，防微杜渐，清君侧，奸事无有重于此者。帝既冲幼，仿韩魏公（韩琦）窜任守忠故事，必无中阻旁挠之患，势无有易于此者。又况太皇太后既知振奸，欲赐振死，乘此直陈其罪而捽而戮之，机更无有捷于此者，胡乃乞命养此大憝？当机立断，非所谓模稜者耶！遂使移碑毁祖宗之制，专政操生杀之权，箝制台谏，焚炙忠良。土木之变，几危社稷，谁秉国钧？谁生厉陛？世多称“三杨相业，为明之冠”，予特以为心薰禄位、志怵祸机，去鄙夫一间耳！虽有补苴，何足数哉？

张廷玉：①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濙、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②成祖时，士奇、荣与解缙等同直内阁，溥亦同为仁宗宫僚，而三人逮事四朝，为时耆硕。溥入阁虽后，德望相亚，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史称房、杜持众美效之君，辅赞弥缝而藏诸用。又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杨其庶几乎。

汤鹏：自宋已降，名材硕德盛于有明，是故太祖功臣二十一，仁、宣致治以三杨，超然万夫之特也。[12]

蔡东藩：①宣宗固不善筹边，而张辅、蹇义、夏原吉、三杨诸人，要亦不能辞其咎也……观此回乃知宣宗不得谓明，其臣亦不得谓良，宁特杨荣之足斥已哉？[13]②误国由来是贼臣，权阉构祸更逾伦。三杨甘作寒蝉侣，莫谓明廷尚有人。

钱基博：①太祖之世，运当开国，多峭健雄博之文。成祖而后，太平日久，为台阁凝容之作。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矜才气；而泰和杨士奇名寓（以字行）、建安杨荣字勉仁、石首杨溥字弘济并世当国，历相仁宗、宣宗、英宗三朝，黼黻承平；中外翕然称三杨。②杨溥以弘识雅操骖驾三杨，而刻意遒古，力摹昌黎；而不以文名，其集亦不传。

白寿彝：也许是因为在仕途上长期受挫的缘故，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杨溥虽然是“三杨”中年龄最轻的一个，但却是在处事上最为老成的一个……在身处其境的政治斗争中，他似乎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敢于面对的勇气。他诚然是一位正人君子……这就是杨溥其人，他有甚多的律己，却缺少东、西杨那样鲜明的性格。他是一位正臣，却不是一位无可指摘的正臣。这一切在杨荣、杨士奇先后去世以后，就愈发变得明朗起来。所谓后进望轻，杨溥孤立，都不能解释他在朝的最后几年中王振专权的形成。所以当“土木之变”发生后，人们追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人会过激地起而争暴其短，认为他“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这也许是过于苛求他了。

《剑桥中国明代史》：自从宣德帝在1426年登基以来，他们就在一起任职，而杨士奇和杨荣自永乐朝起，已为几代皇帝效过劳。他们都经验丰富，精明强干，掌握大权。

吴与弼

[明][公元1391年－1469年]

吴与弼（1391~1469年）初名梦祥、长弼，字子傅（一作子传），号康斋，明崇仁县莲塘小陂（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东来乡）人。崇仁学派创立者，明代学者、诗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在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中，《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吴与弼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显示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书香门第

吴与弼的先祖吴兢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时为朝廷议大夫。吴兢的七世孙吴宣，迁居抚州。吴与弼的高祖吴景南，擅长诗赋，元代理学大儒吴澄曾为其诗集作序。曾祖吴审，“博学、诗藻清丽”。祖父吴泾，迁居崇仁。父亲吴溥，官到国子监司业，著有《古崖集》。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对吴与弼的教育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潜心求学

吴与弼六岁入学，七岁学对句，八、九岁在乡学读书时，即已崭露头角，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十六岁学诗赋，十八岁习以科举之业。业永乐已丑年，他年方十九，赴京侍奉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得拜明代“三杨”之一的冼马杨溥为师。其时，在其父任所获读朱熹所编之《伊洛渊源录》，自谓“睹道统一脉之传”，“于是思自奋励，窃慕向焉，而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谢绝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洛学（以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兄弟为首的学派）、闽学（以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为首的学派）两个学派的语录，无意进入仕途，决心以讲授理学，传播程、朱哲学思想为己任。

归乡讲学

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吴与弼奉父母之命返乡完婚。在乡里，他一切行动都遵守儒家的礼仪规范。每次到京探望父亲，穿的都是布衣旧鞋。中年以后，家境日贫，他亲自下田耕作，自食其力。对不义之举，一概不为；对不义之财，一概不取。所以，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他都谆谆教诲。甚至招待学生食宿，以此远近闻名。其学生胡九韶说：“惟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别的人则不免意志颓唐而懒怠下去”。

守义不仕

吴与弼一生不应科举，讲学家乡，屡荐不出。

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由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举入朝，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荐举，他都谢绝不出。

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御史陈述又荐举他入阁讲学，帝下诏江西巡抚韩雍前往礼请，他又辞谢不出。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大臣石亨与大学士李贤上疏荐举，并派人前往征召吴与弼进京。第二年五月，授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上疏请辞。英宗召入文华殿，咨询其因，他以“浅陋之学，衰病之躯，有负期待之重，岂敢窃禄为官”力辞。后又多次上疏辞职，并由其子向吏部告以病重，才得以允准。辞官归里后，在呈英宗的谢表中力陈十事，说：“一曰崇圣志，二曰广圣学，三曰隆圣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谨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齐庶政，九曰广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词语恳切，获明英宗嘉许，派人护送回乡，并命地方官按月支给仓米，以示关怀。

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吴与弼病故于家。

学术思想

吴与弼的理学，“上无所传”，自学自得，身体力行，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有四：即天道观、性善观、践行观、苦乐观。

天道观

“理”，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的核心。程朱如此，吴与弼亦如此，他们虽无师承关系，但吴与弼身体力验，潜心研究，在道德修养和认识方法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就是说，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规律。他的学生魏庄渠云：“天地万物，血脉相贯”。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这不能说不是唯物的。同时，他把“举天地之道”，当以“圣人”、“君子”的准则。曾谓：“未至于天道，未至于圣人，不可谓之成人”。在这里，吴与弼把“天理”，作为一个人道德修养和认识事物的最高标准。主张“天人一理”、“人之所以为人”，是“以其有此理也”。但是，他又认为此“理”，不是所有人的都能领悟的，只有像圣贤那样的人，才能“穷通其道”，这就是“圣人体天”观。一个人出处进退，“惟学圣贤为无弊”，“苟一毫不尽其道，即是自绝于天”。人生处世，“须以天地之量为量，圣人之德为德，方得恰好”。按吴与弼的说法，“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人，而是可以通过学习，修养而达到的。可见，吴与弼对“理”的见解，是符合当时认识规律的。

吴与弼还有一种认识是值得重视的，就是“气”，乃之天也。提出“天之元气”观。他说：“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气伤元气”。弟子魏庄渠也认为“天地太和，元气我”。但是，吴与弼把天地元气，归结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就成为形而上学的唯心观了。“气”，本身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东西。

性善观

“人性之本善”是吴与弼继承、发展思、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但可以“化也”。所谓“化”，就是“使教莹净”，即要教育，要修养，要严以“责己”，使之“心地纯然”。他说：“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也”。“凡百皆当责己”，“一毫利心不可萌”。见到他人善、恶的行为，要以其为鉴，反省自己，收敛身心，使自身能够成为“明德”的“新民”。他指出：“明德、新民，虽无二致，然已德未明，邃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岂能有新民之效乎？徒尔劳攘，成私意也”。所谓“新民”，就是有“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身体”；这样，“收敛为至要”，“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纵使“彼以悭吝狡伪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体待之”。当然，他提出的自我道德修养，仍是以“圣德之言”为准绳的。他说：“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说明要达到“新民”，必须学习“圣人”，加强自我修养，除去各种欲念，用吴与弼的话来解释就是：“身垢易除，心垢难克。夫心甘情愿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攘，主宰一身，而根据抵万事，本自莹澈照融，何垢之有？然气禀物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为垢无穷，不假浣之之协，则神妙不测之体，几何而不化于物哉！”他说的“心垢”，就是身外之物及各种私欲。只有“化”去“心垢”，才能到达“性善”的境界。从这里，我们隐约地可以看到明代早期的理学逐渐向着明代中期王阳明弘扬的心学过渡。这可以说是吴与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奉献。

践行观

古之儒者，崇尚躬行实践。吴与弼完全继承了儒家这一优良传统。他用“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生活，把封建伦常的“理、”，贯穿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去。以“理”作为衡量一切、分析一切、判决一切、处理一切，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乃至于忧和乐，生与死的标准，使自己成为理想中的“圣人”、“贤者”。要实现这一目的，“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世，涵泳乎圣贤之言，体察乎圣贤之行”。一个人要达到这一步，在吴与弼看来，就需要“慎独”其心，“居敬”、“穷理”。他说：“人须整理心下”，“不敬则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万事如此隳，可不惧哉！”所谓“居敬”，就是“言自处以敬”；所谓“穷理”，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周易·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如何“居蔽”、“穷理”呢？吴与弼说：“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他指的“涵养”，即“含容”，修养，就是“克己复礼”。他认为：“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随遇而安之理”，“事往往急便坏了。”吴与弼还把涵养，比作一大关口，说：“凡怨天忧人，皆是此关不透耳”。并指出：“涵养本源功夫，日用间大得”他指的“省察”，就是用封建伦理的“仁义礼智”四端，来体察自己的言行。“约束身心，此为敬也”。指出：“处大事者，须深沈详察”，“所得为者，言忠信，行笃敬”。“日用嘉言圣贤圣嘉言善行沃润之”，强调：“动时工夫尤不易”。黄宗羲在评论吴与弼云：“先生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吴与弼晚年赋诗感慨云：“荆棘场中二十年，中间回首实堪怜。欲从何处求心性，日用由来总是天。”

由此可知，吴与弼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表现出三者一体化的特征，这是他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深悟、静虚、动直”，又是吴与弼一个反思式的认识方法。

苦乐观

吴与弼十九岁时，即弃去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业，谢绝交往世俗，潜心于程朱理学，学有所成，“省郡交荐不就”。“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澹不挠之乡，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一生过着清贫生活。晚年，家境窘困，负债累累，贫病交攻，终不失志。明英宗为收人望，三召吴与弼，都称病笃而不出。完成继承了儒家“安贫乐道”的传统遗风。他专攻理学，达到了“物我两忘，惟知有理”的境界。他说：“贫而乐，未易及也”。又说“圣贤之心如此水，或顺或逆，处以理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吴与弼“力除闲气，固守清贫”。有一夜大雨倾盆而下，“屋漏无干处”，他泰然自怡，隆冬天气，他“彻夜甚寒，腹痛，以夏布帐加覆，略无厌贫之意”。

在“旧催未还，新债又重”，生计至难的情况下，他仍能“素位而行，不必计较”，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极，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贫贱富贵，乐而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几人臻斯境也”。吴与弼把“富贵不淫，贫贱而乐”当作鉴别“豪雄”的标尺，可见他面对“至难至危”的困境，表现出多少顽强的精神啊！

天顺年间，吴与弼七十岁了，“贫病交攻，未免心中不宁”，但他“熟思之，须于此处做功夫，教心中泰然。”并“誓虽寒饥死，不敢易初心也”。他乐观的吟诵道：“澹为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充分表现了吴与弼“穷理”的决心和矢志不渝的坚强信念。

桃李芬芳

吴与弼不仅是明初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其“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吴与弼教学，“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常用程子的话勉励学生说：“当以圣（圣人）为志；言学，当以道（指法则、规律）为志。然进修不可躐等（越级），必先从事于小学，以立其基；然后进乎大学，以极夫体用之全。”要求学生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他主张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引导、为人师表，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他一生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将生活性、实践性、道德性融为一体，用“理”来检点日常行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他认为“痛省身心，精察物理”，是通向“天道”的阶梯。从其学者数百人，不少学生均成为后来的名人学者，如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车泰、罗伦、谢复、周文、杨杰、饶烈等笃学之士。其弟子后又分成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学派之宗；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于此可见其历史影响之大。与弼品德高洁，襟怀坦白，不计个人恩怨，而学识渊博，人称“康斋先生”。

主要著作

吴与弼重求心得，“不事著述”，故其著作不多，主要有语录体之《日录》一卷。今有明末崇祯刻本《康斋文集》12卷。清康熙间将其《日录》汇入《广理学备考》，称《吴先生集》。文章效法欧（欧阳修）苏（苏洵父子），认为古文虽然平易，寓理却很精深。他的诗文大都是积中发外之作，风格清明峻洁，曲折纡余，读了能使人自然兴起。有诗7卷，奏议、书信、杂著1卷，记、序、其它各1卷。其诗不下千首，绝句更具特色，诗文清新流畅，淳实近理。文集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陈白沙陈献章

[明][公元1428年－1500年，南粤先贤]

陈献章（1428--1500） 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后迁江门的白沙村，故世人多称之为陈白沙。 初受学于吴与弼。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学派，史称江门学派，他的著作後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 陈献章是岭南最负盛名的理学家和诗人，同是一位独出新裁,敢于创造的书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坛最富有特色，名气也最大。他善书束茅代笔,晚年专用，自成一家。 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谭》说，“白沙先生以茅龙之笔，写苍劲之字，以生涩医甜熟，对枯峭医软弱，世人耳目，为之一新”，“是以白沙震动中原”，“自谓何遽不如汉之概”。所谓茅龙笔，实为陈氏自制的茅草笔，笔锋可长可短、刚健有力，适合书写大字。这也可以说是陈氏的一大发明。现在传世的陈献章书法作品，多数是用茅草笔所写，鉴赏家引为稀室珍品。他在总结自己的书法经验时说：“予书每于动上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运笔的动静、留放、刚柔和结体的取势、通篇布局的新奇，他以一个理学家独有的思维方式，予书法理论以深刻的内涵。 自书诗卷 上海博物馆藏陈献章是一位独出新裁,敢于创造的书家。《自书诗卷》其书法古拙奇崛,有书卷气,别开生面,是其晚年杰作。

陈献章生于公元1428年11月27日(明宣宗宣德三年十月廿一日)，卒于公元1500年3月9日(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二月初十)，享年七十三岁，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平静，几次科举不中，一身学问但仕途无望。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初期向明中叶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的大半生时光，是在王振弄权、土木之变、英宗复辟等社会-中度过的。在当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封建社会注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

陈献章幼年时期已十分聪明伶俐，很有灵性，他读书识字很快，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早年热衷科举，二十岁那年春天在童试中考中秀才，同年秋天参加乡试，考中第九名举人。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四月入京会试中副榜进士，被选入国子监读书。1451年(景泰二年)、1469年(成化五年)2次参加会试，均不中。景泰二年落第后前往拜江西程朱理学家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他回归白沙村筑阳春台为书室，专心读书，其思想逐渐由崇尚读书穷理的程朱理学转向主张求之本心的陆九渊心学。成化二年秋末，陈献章重游太学，因有感触而写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国子监祭酒邢让大加赞许，誉为"真儒复出"，自此他的才名大震京师。但3年后他第二次参加会试仍名落孙山，由是决意弃绝仕途，返回故里移志于治学。

陈献章回到白沙后，专心在家乡讲学授徒，名气日增。成化十七年秋，江西按察使陈炜、提督学校按察副使钟英等学政要员聘请陈献章到白鹿洞书院担任掌教，但最后被陈献章以理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与朱子相差甚远为由婉拒了。成化十八年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都御史朱英的推荐，宪宗下诏征用。陈虽应召赴京，以奉养0为由力辞，宪宗遂授以翰林院检讨衔，而允其返归白沙村。此后至卒，他一直居留乡间，聚徒讲学。其间，陈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不但主张-室中，还提倡"以自然为宗"的修养方法。他所说的"自然"，即万事万物朴素的、本然的、无任何负累的、绝对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他要求人们善于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无拘无束地去体认"本心"。他极力倡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学世界观。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它和后起的王阳明的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对陈献章的哲学思想属唯心还是唯物，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需深入研究。

陈献章在治学和教育上，颇有影响，成为明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如他的"贵疑"论，在教育理论上，就很有价值。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他主张读书要敢于提出疑问，求之于心，进行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古人经传，徒然背诵书中一些章句。他说:"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他告诫学生，在治学和求知的道路上，"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他认为如此不用"心"求学，对自己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他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1585年(明朝于万历十三年)将陈从祀孔庙，追谥文恭。其平生著述，后编为《白沙子全集》传世。

失怙孝母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都会村人，少年时随祖父迁居白沙乡的小庐山下，故后人尊称为"白沙先生"。陈献章出生于小康之家。祖父名永盛，号渭川，"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父亲名琮，号乐芸居士，善吟诗作赋，喜过隐居生活，27岁便英年早逝。母亲林氏，24岁丧夫，生下遗腹子陈献章后，抚育孤儿，操持家事，终生守节。献章幼时，体弱多病，自称"无岁不病，至于九岁，以乳代哺"，特殊的家庭环境，使陈献章对母亲特别孝顺。成化十九年应诏上京，后接到家中来信称母亲病重思念儿子，遂向皇帝上《乞终养疏》，为患病陈请，乞恩终养事，成化皇帝以陈献章孝义所感动授其翰林院检讨，准其归家侍奉母亲。"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0，年未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虽欲效分寸于旦夕，岂复有所措哉!"(《乞终养疏》)

早年苦学

陈献章年少警敏，读书一览成诵，而且勤奋好学，19岁应广东乡试，考得第九名举人，21岁参加礼部会试，考中副榜进士，入国子监(中国古代设立的国家最高学府)读书。后来，虽然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但陈献章对于追求学问却始终锲而不舍。27岁那年，他闻说抚州临川郡地方，有位著名学者康斋先生(原名吴与弼)，学识造诣很高深，读透了朱熹的《伊洛洲源录》之后，还精究宋、明理学的新会慈元庙碑源流，明圣人之道，复孔、孟之传。陈白沙为了拜访名师，不怕长途跋涉，越庚岭，过梅关，抵达赣州(今江西省)。他先顺赣水而上，经吉水到了清江，上了岸再由陆路来到崇仁县，终于找到那位弃官不做，宁愿在家讲学的吴与弼先生。 吴与弼治学很严，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必须专心一致，不容精神涣散，思想要集中，静时修养，动时省察，务使内心湛然虚明。陈献章见了很受启发，得益不少，但对于吴与弼关于《易经》的分析，陈白沙未得满意。第二年，他就拜辞吴老先生回归江门白沙村，在小庐山麓之南，建筑成一间颇具规模的书舍，题名"春阳台"。从此，陈白沙一心隐居，专心读书，足不出户。为了减少对他的干扰，家人就在墙壁凿了个洞，饮食衣服，均由此洞递进。

白沙村面临蓬江，后枕小庐山，村前村后，青葵筱竹，随风摇曳，风光旖旎。村外有条天沙河，河里有不少晶莹雪白的沙，白沙村因此而得名。陈献章隐居春阳台苦读经典著作，探讨先人哲理，寒来暑往，秋去春来，正是:野鸟飞窗静，春归蝶未知;蝉鸣风入夏，冬日月影斜。不经不觉，整整度过了十个年头。

设馆教学

陈献章经过十年苦学，-冥思，舍繁取约，把握心与理吻合的关键，学问与修养，获得飞跃的进步。 1465年(明成化元年)的春天，陈献章决定在春阳台设馆教学。这消息一传开，近者乡村，远者邻邑，学生慕名而来，其门如市，白沙村顿时热闹起来。

陈献章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一、先-，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开学以后，绝大多数学生都勤恳用功，但亦有个别沾染了酒色、浪荡和懒惰的，陈献章就编了《戒色歌》、《戒戏歌》、《戒懒文》等几首诗歌给学生诵读，作为座右铭。诸弟子，听训诲:日就月将莫懒怠。 举笔从头写一篇， 贴向座右为警诫。

陈白沙是明代著名的诗人，其诗以自然之学为本，其诗的格调清高，淡逸潇洒，悠然自得，有陶渊明、邵康节、周濂溪、程明道的涵理深邃的风范。陈白沙给予诗以形而上的哲学评价"受朴于天,弗凿于人，禀和于生，弗淫于习，故七情之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已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陈白沙好以诗论道，蔚为诗教，此其诗学之最大特色。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终评谓"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唐张九龄)诗，以道为诗，自白沙始"。陈白沙的诗句，多涵哲理，后世学者为研究陈白沙的理学思想，多从其诗作的一鳞半爪中探索出来。

入仕求退

1466年，陈献章接到顺德县钱溥一封信，规劝他趁新任皇帝复礼施教，整顿朝纲，考取功名，为社稷效力。于是决定再上京师，复游太学。时年陈献章38岁。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是祭酒邢让。他原来同陈献章一起参加1448年(戊辰)科考，陈白沙考得副榜(等于备取生)，邢让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当庶吉士，修撰皇帝的实录，刚刚升为国子监祭酒。邢让有意考试陈献章的学问，让他作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诗。杨龟山就是北宋学者杨时，进士出身，官拜龙图阁学士。他学问渊博，写过一辑题为《此日不再得》的诗，名震遐迩。陈献章凝神冥思，不多时，挥毫而就。诗成之后，朝中一班有志学问的文臣学士，赞叹不已，争相传诵。邢让称赞陈献章为真儒复出，遂向吏部尚书卫翱推荐陈献章到部里当司吏。后来，陈献章果然接到任职的官谕，但却是吏部衙门当个日捧案牍、抄缮校核、封发递送的低级小吏。

陈献章为人耿直，由于不屑巴结朝中的权贵人物，受到权臣的暗算和陷害。正直的官员对陈白沙无限同情和保护。挨过四年后，陈献章已经42岁，再次参加会试，也就因奸臣弄权应考失败了，陈献章决定南归。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陈献章55岁了。因为得到两广总督朱英、广东左布政使彭韶等的推荐，要上京应诏，为朝廷献力。经过半载旅程，到达北京。那时已晋升为吏部尚书的往日与陈献章存有矛盾的权臣尹旻，还心怀仇恨，盛气凌人。陈献章只好称病，要求延期应诏。最后，写了一份《乞终养疏》给宪宗皇帝，请求批准他回家侍奉年老久病的母亲。皇帝被《乞终养疏》那篇文章感动了，觉得陈献章不但学问好，而且孝义堪嘉，准许他回归养母，还封赠他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

著学育人

陈献章返回新会，与妻儿及兄长献文共叙天伦之乐。从此，陈献章一心研究哲理，重振教坛。这时候，陈献章的名声远播，四方学者都纷纷前来要求执弟子之礼，入学受教。陈献章设教十余年，不少学生得益于他的教诲，成为朝廷的栋梁柱石，"岭南学派"亦于此形成。

陈献章一生清贫，都御史邓廷缵曾令番禺县每月送米一石，他坚辞不受，说自己"有田二顷，耕之足矣"。又有按察使花巨金买园林豪宅送他，他亦委婉回绝。以后，陈献章就一直隐居，侍奉0，继续致力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身兼礼、吏、兵三部尚书职务的重臣湛若水，以及官拜文华阁大学士卒赠太师的名臣梁储，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其它弟子有李承箕、林缉熙、张廷实、贺钦、陈茂烈、容一之、罗服周、潘汉、叶宏、谢佑、林廷瓛等。

陈献章有较高学知修养与诲人不倦精神，本着"有教无类"的宗旨，"至子浮屠羽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故天下被化者甚众"。"四方来学者不啻数千人"。给学生讲授经、史和文学专科，力创新旨，惟务实际，不尚声华，与萎靡不振的传统官学派背道而驰。讲学之余暇，与学生于旷野练习射御，居乡数十年，过着清淡的教书生活，正如在《咏江门墟》诗中所写"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不少颇为精辟独有的见解，对明朝中后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陈白沙极其重视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强调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的必要性，曾给各县撰写学记多篇，屡次强调务必广设学校为国家育才，主张广修学政以张道义。提出"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彼学政之不修，斯道之难立，后生无所兴起，无所造就之功，然则风气何由而正?贤才何由而得耶"?

身后荣享

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陈献章病逝于故土，终年72岁，谥号"文恭"。1574年(明万历二年)，朝廷下诏建家祠于白沙乡，并赐额联及祭文肖像。额曰"崇正堂"，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皇帝又诏准其从祀孔庙，据考证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人物中，能从祀于孔庙者，只有陈白沙一人而已，故有"岭南一人"、"岭学儒宗"之誉。

陈献章在新会的遗迹很多，除"楚云台"、"春阳台"、"庐山书院"、"嘉会楼"等早已湮没外，尚存有"白沙祠"、"碧玉楼"、"贞节碑坊"等，均为明代建筑。其中贞节牌坊且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钓台故址"、" 白沙公园"等纪念建筑物。

书法成就

陈白沙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植骨于欧阳询，后习怀素草书，又参以米、苏之势，自成一体，最擅长草书，早年作书，皆用毛笔，其传世著名的"大头虾说"书法立轴。其一就是用毛笔书成，其后，以居乡买笔不易，即就地取材，以山茅心束缚为笔，创制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字多朴野之致，白沙当称为茅君，又称茅龙"。(屈大均《广东新语》)。晚年喜用茅笔作书，下笔挺健雄奇，时呼为"茅笔字"。陈白沙有诗曰:"茅君颇用事，入手称神工"。又曰:"茅龙飞出右军窝"。据陈白沙弟子张诩的《行状》记载"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深受时人器重。他老师吴康斋先生的女婿因贫困，求得他数十幅字出售。"每幅易白金数星"。由于陈白沙的书法独辟蹊径，从而跻身于明代书法名家之列。

文学成就

陈献章精擅诗文，工书法，善画梅。他是明朝著名的诗人，留存各种体裁的诗作1977首。他的诗，格调很高，诗作雅健平易，他用诗来教育弟子，也用诗来传播他的学术思想。从他的诗文创作，可以证明陈献章是一位善于运用"诗教"的名士，他的思想都寓藏在诗里面，将那些抽象的道理用诗来表达，从而以诗为教。他的诗文著述，由他的学生辑成《白沙子全集》出版传世。陈献章的书法自成一家。他惯用自制的"茅龙"笔写字。茅龙笔是以新会圭峰山长成的硬朗的茅草制成，字体苍劲有力，别具风格。

陈献章认为，"作诗当雅健第一"，切忌庸俗和懦弱。在以雅健为第一原则的同时，也主张"平易"，即不故意修饰、雕琢，不故弄玄虚。"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诗，锄可耕矣诗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诗里描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这首诗在江门民间流传很广，以前的小学生课堂上还经常用来作为小学生的读物。还如:《题画兰》、《偶得示诸生二首》、《留别诸友，时赴召命》、《元旦试笔选一》、《端溪若思堂诗稿》等。

梁储

[明][公元1451年－1527年，明朝首辅]

梁储（1451-1527年）字叔厚，号厚斋，别号郁洲居士，顺德石[石肯]村巷口坊人（1952年划归南海县）。戊戌会试第一名，传胪二甲第一名，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选庶吉士。由翰林编修累官至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入参机务，一度出任台阁首辅（丞相）谥“文康”御赐葬祭。生于景泰二年辛未七月十二戊申日子时，终嘉靖六年丁亥三月二十五日亥时寿七十七岁。 为官正派，敢于直谏。

梁储（1451-1527），字叔厚，号厚斋，别号郁洲居士。明景泰二年出生，顺德石[石肯]村巷口坊人（1952年划归南海县）。正德十年三月至十二年十一月（1515年－1517年）任当朝首辅。梁储自幼才思敏捷，《五山志林》中记述有梁储幼时已显示聪慧的事情。梁储六岁时，一天不小心扑倒在地，父亲扶起他说：“跌倒小书生。”梁储应声道：“扶起大学士。”七岁时，父亲曾经出个上联让几个儿子试对：“晚浴池塘，涌动一天星斗。”梁储稍加思索，后对道：“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 梁储后慕名到新会师从思想家陈白沙先生，学业大为精进。成化十年中举，十四年参加会试登榜首，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踏入仕途，初期只是担任经籍、图典的编撰工作。孝宗时期政治清明，人才任用也比较公正。梁储在此期间受到重用，从而不断升迁。弘治四年，进侍讲，侍奉太子读书。然后被升为翰林学士，参与编撰《明会典》。后来官居吏部右侍郎。梁储曾主持学政，出任会试同考官或乡试主考，期间选拔了不少人才。又一度以正使身份出使安南（今越南），“是冬封安南国王，充正使，馈遗无所受，持大体，不与陪臣倡和。” 为明代的外交作过贡献。

正德初年（1506年），梁储晋升为吏部尚书，参与编撰《孝宗实录》。后加封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入参机务。此后数年，历作华盖殿大学士，获赠少傅、太子太傅、少师、太子太师的荣衔。正德十年（1516年），首辅杨廷和回乡服丧，梁储受命担任内阁首辅一职。十四年，按明例以一品官满九年授勋光禄大夫、左柱国。嘉靖元年（1521年），梁储辞官还乡。嘉靖六年（1527年）病逝于故里，享年77岁。嘉靖帝念梁储是前朝重臣，“特赠太师，谥文康。” 梁储的著作有《郁洲遗稿》，是其子次挹所编。初名《郁洲集》，由香山黄佐代为作序。后其孙梁孜官中书舍人，又从内阁中收录梁储的奏疏，补入郁洲集中，共为十卷，所以易名为《郁洲遗稿》。《郁洲遗稿》中有梁储的诗文，但数量不多，而且太过于直白，修饰炼句并不精深，缺乏意境。《郁洲遗稿》的精华是书中所收录的奏疏。奏疏处处可见梁储的拳拳之心，对朝廷忠诚，对天下心怀悲悯。奏疏也反映了梁储经世治国才能。例如武宗自封为镇国公，梁储上疏力阻，入情入理。武宗轻许给秦王关中农田为牧地，梁储则在草敕时，危言以动听，制止了变农田为牧地的荒唐行为。武宗四处游玩，梁储则力请回銮疏至八九上，足见其忠爱的热忱。《四库总目提要》中评论梁储的奏疏“虽辞乏华腴，而义存规谏，亦可云古之遗直矣。” 词藻华丽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感动人心。

梁储也擅长书法，但一直鲜为人知。明清岭南书法家不少，知名者有陈白沙、梁佩兰、朱次琦等。梁储的书法并未受到过关注。其实梁储也为当时并不活跃的广东书坛注入了生机，是岭南书家中的风流人物。据朱万章《岭南书家 各呈风流》载，梁储传世书迹有两件。草书《小门深巷巧安排》词轴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行楷书《致玉山先生书札》则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从草书《小门深巷巧安排》词轴可看出，“行笔跌宕潇洒，落墨干湿互见。从运笔及笔锋看，当为茅龙笔所书，具有一种特别的古拙与劲健，最末两句‘诗是生涯，酒是生涯’尤其突出。” 梁储书法明显受到陈献章影响。朱万章称梁储的此作与同为白沙弟子的湛若水、赵善鸣、邓翘诸作相比，可知湛若水雄健挺拔、赵善鸣瘦劲优雅、邓翘细劲简古，而梁储清劲和雅。“《致玉山先生札》与前作迥异，用笔谨严端庄，一丝不苟，未敢越雷池半步。”而梁储一生最突出的成就还应是在政治的作为上。

王九思

[明][公元1468年－1551年]

王九思(1468～1551) 明代文学家。字敬夫，号渼陂。汉族，陕西鄠县(今户县)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授检讨。其间，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人陆续来北京，相聚讲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史称"前七子"。正德四年(1509)调为吏部文选主事，年内由员外郎再升郎中。

王九思曾任翰林院检讨、吏部郎中。武宗时宦官刘瑾败，因与刘瑾为陕西同乡，被名列瑾党，降为寿州同知。以诗文名列“前七子”。所著有诗文集《渼陂集》、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一折），及散曲集《碧山乐府》等。

人物生平

王九思出身于书香之家，家境富裕，天资聪明，一表人才，自幼读书，学识渊博，尤长文学。他青年时热衷于功名。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及进士第。当时文渊大学士李东阳任宰相。李为“茶陵诗派”的代表，很赏识王九思会试时所作《端阳赐扇》诗中“谁剪巴江，天风吹落”等佳句，特留王九思为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文学。一年后即在翰林院参与编修国史。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升任吏部考工员外郎等职。他在吏部任职期间，能剔除弊端，选贤任能，辞却那些不称职的官吏。一次吏部考试，他不媚权贵，对李东阳的干儿子李台繁与一般人一样看待，受到时人的称赞。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一度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案发被诛。朝中清理瑾党人物，因王九思与刘瑾是陕西关中小同乡（刘瑾是陕西兴平人），被名列瑾党，受到牵连，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同知（知州的助手）。王九思在寿州任职时，处理诉讼、防备盗患、修城防和阳河渠等，较有政绩。他于政务之余，常与士人学者讲古文，整学风，并以诗唱酬。次年，即王九思43岁，正当中年有为时，又以瑾党根除未尽之由，-归乡。王九思回到家乡鄠县后，彻底放弃了做官的念头。他除曾带领乡亲们修涝河桥，施舍医药、教育生徒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和倡导戏曲方面，历40年，84岁辞世。

成就及荣誉

王九思的诗歌主要写他仕途失意后的怨怅之情，时时流露出“相权操白刃，谗口叹青蝇”（《朱仙镇谒岳王庙》）的感慨。也有少数接触社会问题的诗篇，如《卖儿行》、《马嵬废庙行》、《孤儿吟》，或叙村媪卖儿的惨状，或述宦官气焰的嚣张，或写当时世态的炎凉，有一定现实意义。从艺术上说，他的诗模拟痕迹较重。有些诗从语言到意境，就如汉魏、杜诗的赝制品。但他才情烂漫，有些诗语言绮丽，抒 怀细腻。

王九思的杂剧《杜甫□春》描写杜甫春天闲游长安的感受，剧中痛责了李林甫的罪恶，揭露了“昏子谜做三公”的荒唐现实，下决心拒绝征召，乘槎度海，去过隐居生活。杜甫实际上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是借杜甫之口，倾吐自己的愤懑。王世贞《艺苑卮言》认为剧中李林甫影射当时宰相李东阳，可备一说。王九思还有一折杂剧《中山狼》，明代单折杂剧一般认为从它始。该剧主题与康海《中山狼》相类似。

王九思散曲存套数十余首，小令百数十首。其曲作多数是对现实表示不满，通过寄情山水，发泄自己的牢骚。虽然抒发的是个人的情怀，境界狭窄，但尚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他的散曲秀丽雄爽，如“有时节露赤脚山巅水涯，有时节科白头柳堰桃峡。戴什么折角巾，结什么狂生袜，得清闲不说荣华。提起封侯几万家，把一个薄福的先生笑煞”（《沉醉东风》）。倾吐胸臆，生机盎然。正词谑语错杂其间。但有时曲作过于粗豪，精思不足。

王九思墓位于户县甘亭镇六老庵村北“王家坟”内。王家坟系县北街王氏祖坟，原面积136亩，古柏千株，封土按昭穆次第排列，亦有石马、石羊、石虎置于道侧。王九思墓封土略大，于“文革”中平毁。现王家坟园被辟为户县苗圃。

1957年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社会评价

明代文学家李开先在其《六十子诗》中评价王九思说：“编戏今丽曲，善作古雄文。振鬣长鸣骥，能空万马群。”又在其《渼陂王检讨传》中说王九思：“诗文苍古，而词曲则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而且得元人之心法矣。脍炙人口，洋溢人耳。”这当是对王九思诗文、杂剧、散曲的全面评价。

李春芳

[明][公元1510年－1584年，明朝首辅,明朝兴化三相,明朝状元]

李春芳（1510年1月14日—1584年4月18日），字子实，号石麓 。南直隶扬州兴化（今江苏兴化）人，祖籍句容。明朝内阁首辅。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李春芳状元及第，授翰林修撰。以善写青词得明世宗赏识，升翰林学士。历官太常少卿、礼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并加太子太保。嘉靖四十四年（1556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与严讷共参机务。

隆庆二年（1568年），代徐阶为首辅，累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其后屡疏请辞，终于隆庆五年（1571年）致仕。还乡之后，父母仍健在，他奉亲养老，受乡人艳羡。

万历十三年（1585年），李春芳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文定”。

李春芳性恭谨，治谕平恕，被时人比作李时。才虽不及，而清廉过之。与严讷、郭朴、袁炜同有“青词宰相”之称 。著有《贻安堂集》十卷。

李春芳与吴承恩有数十年交情。考取状元后，他被选入西苑撰写“青词”，深得世宗眷宠，破格擢为翰林学士，迁太常少卿，拜礼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后又代严纳为礼部尚书。当时宗室藩衍，俸禄难以为继。李春芳引经据典，制订种种限制宗室待遇的条文，世宗赐名《宗藩条例》，不久加太子太保衔。嘉靖四十四年（1565）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值内阁，参预机务，时人谓之“青词宰相”。

据说金殿传胪的前一天，李春芳正在寓所与客人对奕。有人送来密报，告之已获首选。李春芳接到此消息后，泰然自若，返回屋里将此帖放置在棋枰之下，继续下棋，直到局终，始终不见他有何异样的喜悦或兴奋。在客人的一再追问之下，他才慢慢取出帖子对客人说：“拙卷已被预选进呈给皇上了。”众人都感叹他的心宽度大。殿试前几天，李春芳也曾梦见红布缠身不得脱。金殿传胪时，世宗见其名大喜，说：“桃李当春，日正芳妍之时。”遂以朱笔将“春芳”二字圈起。

李春芳自学士至柄政，六次升迁皆出于皇上特旨，没有一次经过大臣推荐。平时，李春芳简静醇谨，轻易不表态，但事关国家大计则毅然果断，所以深受世宗的信任。李春芳生性恭慎，不以势凌人，在内阁时持论平直，遇事不急躁，且廉洁自持，馈遗请嘱一无所受。当时徐阶为首辅，李春芳每事必推尊徐阶，徐阶亦雅量之。穆宗即位，欲修翔凤楼，李春芳说：“上新即位而遽兴土木，可乎？”事遂止。后徐阶被-，牵连到李春芳，李春芳疏辩求去，穆宗慰留不允。后代替徐阶为首辅，任上务求安静，颇称帝意。当时，同僚张居正恃才凌物，看不起李春芳。李春芳叹曰：“徐公尚耳，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张居正立刻说：“如此庶保令名”。李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改中极殿大学士。因其位在高拱之上，又为高拱之流所不容。李春芳遂下定决心，辞官。

万历五年（1577）李春芳致仕，归至家中，父母尚健无恙，一家人早晚共进酒食，其乐融融，乡里人甚为艳羡。父母死后数年，李春芳乃卒，享年75岁，赠太师，谥文定。

李春芳虽然位至显要，但他的几个儿子却一直科场受阻。也曾有人欲通关节，被李春芳正色拒之。他致仕后，张居正为首辅。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先后登进士高第，有人将此事告诉李春芳后，李春芳轻蔑一笑，说道：“彼子贵不如吾子安也。”后来事态的发展，果如其言。

据传，李春芳幼时入村学，一打柴人在土地庙门前歇息，忽听庙中有人说：“今日李状元上学，当打扫街道。”此人起身看时，庙中空寂无人，遂复坐下。又闻说话声，称：“李宰相来矣，快点打扫。”不一会，只见疾风吹卷，街巷洁净。打柴人甚感奇怪，因而坐下等候。果然见一人携一儿童捧书包经过。遂一同送至村学，问其年庚后即愿以女儿许配给他。后来塾师把李春芳聪俊之事，告诉县令，县令便留李春芳与其儿子伴读，并应试入泮。乡人中有人劝李春芳解除与打柴人女儿的姻约，李春芳坚决拒绝。后来李春芳进士高第，又位至宰辅，但他始终没有抛弃打柴女，致使李家子孙济济，科第不绝。

著有《贻安堂集》十卷。

他的玄孙李清，是著名的《三垣笔记》的作者。

总评

李春芳为人恭敬、谨慎，从不气势凌人。在政府任职，论议平正，不说偏激的话，当时人们把他比作嘉靖时宰相李时；他的才能本就不及李时，但廉洁过于李时。 与严讷、郭朴、袁炜同有“青词宰相”之称。

历代评价

王锡爵：予以史官事太师者五年，观其凝立微睇，于智勇争胜之中，唱而后应，其卒以功名终始。夫水决捩石，山静出云，大人之道，则元气乘之顾，岂在声色问哉？

张廷玉：顾鼎臣等（顾鼎臣、严讷、袁炜、李春芳等）雍容庙堂，可谓极遭逢之盛。

王道

[明][公元1478年－1547年，明朝官员，思想家、理学家]

王道，生于明弘治十四年（1478），卒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字纯甫，号顺渠，明朝官员，思想家、理学家。明山东东昌武城人，今故城县建国镇冯王庄人。少颖悟不凡，十八领乡荐登正德辛未进士，初选翰林庶吉士。以就养祖母及继母力辞前职，改应天教授擢吏部主事，历员外郎中。选法公平，门无私谒，以辅臣薦升左春坊渝德。未几，以疾归家十余年，杜门讲学，足迹不涉公府。性恬淡，慕邵雍、司马光为人，而笃志力行，实允蹈之。嘉靖间迁南监祭酒，旋复以疾告。后因台臣论薦，起太常卿，历北京祭酒礼吏部侍郎。卒于官，诏赐葬祭。著有《大学亿》、《老子亿》、《顺渠先生文集》。

王道初学王守仁(明思想家、教育家、心学的集大成者），后师事湛若水(明哲学家，与王守仁同时讲学，各立门户），怀疑王守仁“致良知”说，认为“良知止是情之动，未动前头尚属疑”(《次阳明咏良知》），批评王守仁“为学之道，剸求之心而已，是几执一而废百矣”(《顺渠先生文录答朱守中》），提出“盈天地间，本一气而已矣”(《天道说》）。“天地之气，一阴一阳而已，阴阳之形而上者，谓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阴阳之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人物分之以范其形”(《性说》）。情者，一气之流行也，流行必恻隐、羞恶、辞让最非之善。无残忍刻薄之夹带，是性也”认为“情之善可迁，而性之善不可迁”(《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

由于王道在家乡讲学十余年，弟子、门徒众多，被家乡人“文圣人”。《武城县志》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