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怀念我的父亲｜刘芳

清华1928女生汇

【小编的话】作者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位善良、正直、勤勉、宽厚、隐忍、儒雅的父亲形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父亲的爱和尊重，以及深切的怀念，令人动容。深爱的人、刻骨铭心的记忆，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清華1928女生匯」的觀點。

岁月是无情的，因为它总会不由分说地带走一些我们所珍视的人和事；但岁月亦有情，因为它同时也会给我们留下许多关于这些人和事的难以抹去的痕迹。父亲对于我来讲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让我“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人。虽然父亲离开我们至今已二十三年多了，时间不停地冲刷着我的记忆，但父亲的音容笑貌、点点滴滴在我的脑海里却已化作了永存。

父亲去世后，由于我学习工作的地方远离家乡，能给他扫墓的机会很少；特别是97年出国以后，身在异国他乡，更是难得回家。但是只要有机会回到成都，我都会安排一天的时间去看看父亲的墓地，按家乡的习俗扫墓，在墓碑前摆上一束鲜花、点上一支香、烧上一些纸钱，以此祝福天堂里的父亲，寄托对他深深的敬意和怀念。每次伫立在父亲的墓前，看着墓碑上的文字，一幕幕往事都会浮上心头。

父亲35年阴历9月5日生于重庆北碚，在爷爷奶奶的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我小的时候就感觉到姑姑叔叔对父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似乎远远超出了弟弟妹妹对哥哥的尊重，长大以后我才明白了姑姑叔叔们视“长兄为父”的原因。

父亲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弟妹多，生活负担重，他很小就开始帮家里卖豆腐挣钱，以补贴家用； 后来又出去打工，参加了修建川东行署。父亲十六岁那年，部队到他打工的地方去招兵，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就瞒着爷爷奶奶报名参了军。父亲之所以瞒着家里，是因为如果事先让奶奶知道了，奶奶肯定不会同意他十六岁就去当兵的。所以父亲先斩后奏。奶奶知道后大哭了一场，舍不得父亲那么小就离开她。父亲到部队后非常勤奋努力，后来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学习。上大学以后，每月可以领到9块钱的津贴，父亲除了给自己留下够买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的钱外，其余的一分不少都寄回家； 父亲也是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孩子。

不幸的是，57年，在我最小的叔叔才两个月大的时候，肝癌就无情地夺走了爷爷的生命。爷爷的英年早逝给奶奶留下的生活压力和负担可想而知。作为长子，父亲便义不容辞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帮助奶奶承担起抚养六个弟弟妹妹们的责任。58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分到西藏部队工作，每月工资56元，他每月只给自己留下6元钱，给奶奶寄50元，直到所有的弟弟妹妹都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听妈妈说，那时候我姐姐都已经出生了。难怪姑姑叔叔们对大哥有着对父亲一般的尊重和感情！

父亲在一次给军马看病时，右手食指被受惊的马咬伤，不幸被截去了食指的第一关节，父亲也因此立功，同时被授予“三等革命残废军人”的光荣称号。可是，对一个军人来讲，失去了右手食指第一关节就意味着再也无法打枪射击了，父亲不得不于64年转业到地方；但他没有要求回老家重庆，而是服从组织安排，到艰苦的地方去。于是父亲来到了涪陵地区农业专科学校（简称“农校”），当上了一名“辛勤的园丁”。农校地处离涪陵县城30里水路的农村，建在一座山顶上，交通很不方便。据说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 “农业学校应该办到农村去”的号召， 才从城里搬到农村去的。父亲一去就干了15年，直到79年我上初三的时候，父亲才调到涪陵地区农业局工作，我们家也才从农村搬到了城里。后来畜牧和农业分家，成立畜牧局，父亲又到了畜牧局工作，直到94年去世。所以，父亲在地方工作了30年，做了15年光荣的人民教师，15年国家机关干部。天有不测风云，父亲于91年5月被确诊为直肠癌，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了3年零5个月之后，于94年10月22日匆匆地走完了他59年短暂而坎坷的人生旅程，从此与我们阴阳相隔。

　　父亲刚当兵时

父亲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记得父亲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是新社会给了我受教育的机会，是党和部队培养了我，因此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和姐姐考上大学以后，父亲又对我们说：“如果没有邓小平，你们姐妹俩都不可能有上大学的机会”。想想父亲的话的确说得很有道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姐姐和我恐怕都摆脱不了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命运。由于对党怀有一颗感恩的心，父亲很早就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在父亲的心目中，永远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工作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记得有一年父亲带学生实习去了，姐姐也去了离家很远的学校住校读中学，周末才能坐船回家，家里只剩下妈妈和我。不巧的是，那一年妈妈得了肾炎，需要到县城去住院治疗。妈妈住院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当时我才8岁，上小学三年级。爸爸妈妈姐姐都不在家，我必须学会独立生活，好在父亲学校里有食堂，我就不用自己做饭了。妈妈担心晚上我一个人住在家里会害怕，而且小小年纪一个人也很不安全，就请了父亲学校里的两个女同学晚上到家里来陪我住。每到周末，等姐姐回来后，我就和姐姐一起坐船去县城的医院看妈妈。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父亲既没有提前回来照顾妈妈也没有回来陪我，直到学生实习结束后才回家。

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党无限忠诚，就是身处逆境时，对党的信念也从未动摇过。不难想象，在那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身为副校长的父亲当然不可能幸免。当时我年纪太小，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没有太多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陪父亲去农校的饲养场喂猪。当时年幼无知的我，对父亲蒙受的冤屈全然不知，还把去喂猪当成了每天最大的乐趣，觉得很好玩。懂事后才知道，那是父亲被打倒，“靠边站”，被赶下神圣的讲台，被迫接受劳动改造。即使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父亲仍然坚信党的正确伟大，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也许这些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来的人们，永远都无法理解，但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支撑着父亲这一代人熬过了那一段又一段艰难的蹉跎岁月。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父亲对自己的一贯要求。记得文革后第一次调工资不是普调，有一定的百分比，父亲就主动提出来自己的工资不动，把名额让给那些低工资的同志。我们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要让？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理很简单，我是党员，又是领导，当然应该高姿态一些，先人后己是党员应该有的觉悟。再说，我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工资比地方上很多同志要高一些，把机会先让给那些工资低的同志吧，我自己以后有机会再说”。就这样，父亲一连让了好几次，后来好多原来的低工资都超过他的工资，一直等到有一次全国普调的时候，父亲才给自己调了一级工资。单位分房也是如此，父亲一让再让，直到单位上所有同志都住上了新房子，我们家才在最后一批分到。

父亲是一个党性非常强，非常讲原则的人，一辈子讲真话，反对溜须拍马，阿谀奉迎，绝不做违反党的纪律和原则的事情。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机关工作时，常常会有人来找父亲帮忙走捷径、开后门，父亲对于这些想走歪门邪道的人总是毫不留情的拒绝，无一例外。父亲对上级领导或者别的党员同志有意见，也总是本着“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原则，直言不讳地在组织生活会上当面提出来，就像当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写下万言书向毛主席进言一样，在父亲看来，这是党员的责任，是对同志负责的态度，是对党的忠诚和对组织的信任。父亲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但这样的不含糊在那个年代显然是很不合时宜的，父亲因此得罪了不少领导。在我看来，从某种角度讲，后来父亲得癌症都是他为坚持党的原则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因为在被查出癌症之前，父亲遭到某些小人的打击报复，受到许多极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父亲在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和困惑。我和姐姐也很不理解，一个正直诚实、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心底无私的老党员、老干部，到头来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可是，对父亲的遭遇，我们除了感到愤怒，对小人得志、邪恶当道的社会，我们除了感到悲哀，又岂能奈何？

生活中的父亲是一个很随和、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的人，所以父亲在单位上的人缘很好，他的下级、同事都很喜欢他。父亲中等个头，温文尔雅，我一直觉得父亲的长相有几分像伟人邓小平。由于父亲长得眉清目秀，听妈妈说在部队时战友们还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刘小姐”。父亲还写得一手清秀的好字，正应了“字如其人”这句话。父亲性格比较内向，但很有涵养，脾气很好，平时话不多，说话总是轻言细语，慢条斯理。因为我家只有姐妹俩，所以父亲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我和姐姐玩笑地称父亲是我们家的“党代表”。但是，父亲并没有因为是两个女儿就娇惯我们，相反，父亲认为自己是领导，不仅自己应该身体力行，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对自己的孩子也要更严格的要求，所以我们姐妹俩从小并没有因为父亲是领导而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父亲平时很少管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但是只要父亲一发言，我就心知肚明：问题严重了！父亲从未对我大声呵斥过，也不记得父亲打过我，无论我做错什么事，父亲都是跟我讲道理，以理服人。父亲越是这样，我越是敬畏他，越是觉得他有一种父亲的威严。

父亲非常注意培养我们从小爱劳动的习惯，树立“劳动最光荣”的观点。我和姐姐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正好碰到父亲的学校里搞基建，父亲就鼓励我们去参加劳动，为此父亲还特地给我们姐妹俩一人买了一套劳动工具：一根小楠竹扁担和一对小竹筐。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和姐姐的劳动积极性可高啦，顶着四十度的酷暑，翻山越岭，到离学校五里远的长江边去给建筑工地挑砖和河沙，一天来回跑五六趟，衣服被汗水一遍遍地湿透了，肩膀被扁担磨起了泡，也从不叫苦叫累。记得我和姐姐还总是比赛，看谁挑得多，走得快，可谓争先恐后，你追我赶。也许正是因为父亲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使得我们姐妹俩一点也不娇生惯养，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好品质。

我收到清华录取通知书后，我们全家在照相馆的合影和爸爸送我去上大学时在天安门前的留影

父亲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是他教我认识了简谱，培养了我对音乐的兴趣。父亲会拉二胡，给我讲瞎子阿炳的故事。二泉映月、良宵、梁祝等经久不衰的二胡名曲我都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父亲平时工作很忙，但闲暇高兴的时候，他就会拉二胡给我们听。父亲有一本厚厚的精装手抄歌本，上面抄写了上百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的曲谱和歌词，它是父亲在部队时因患十二指肠溃疡住院期间在病床上抄录的，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之一。我喜欢缠着父亲教我唱歌，父亲对我总是有求必应，一首一首地教我唱，到最后我唱会了父亲歌本里抄录的所有的那个年代脍炙人口并流传至今的经典老歌，至今不忘。

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笑不出声，笑不露齿。父亲是一个很含蓄的人，高兴的时候会笑，但从来都是抿嘴而笑，从小到大，我不记得见过父亲开怀大笑的样子。小时候有一次我和姐姐故意逗父亲，就想看看父亲笑出声来是什么样子，结果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父亲被我们逗笑了，但始终还是没有笑出声来。

父亲烟酒不沾，生活很有规律也很有毅力，每天按时作息，从不睡懒觉，父亲还经常告诫我们“早睡早起身体好”。他喜欢锻炼身体，做广播体操和爬山是父亲最喜欢的运动方式，他一生坚持得最好的锻炼项目就是做广播体操，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父亲还喜欢打乒乓球，球技也很不错，他是我们姐妹俩的乒乓球入门教练。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不记得我们小时候买过玩具，只记得唯一的玩具是父亲用一盏坏掉的台灯座亲手给做我们的，如果非要说出父亲给我们买过的玩具的话，那就是一副乒乓球拍和无数乒乓球了。打乒乓球可以说是小时候父亲陪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吧，打乒乓球也成了我和姐姐的业余爱好之一。

工作之余，父亲喜欢读书，每晚睡觉前看书是他几十年的习惯。父亲读得最多的是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方法论方面的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父亲读过无数遍。父亲勤于思考，时常把他对书的理解和读书心得讲给我和姐姐听。父亲为人处事从不偏激，经常教育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感情用事，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客观、辩证、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处理问题；父亲的这些教诲让我终身受益。父亲还喜欢读伟人的传记，周恩来、陈毅、彭德怀和邓小平是父亲一生最敬仰的伟人，他敬佩总理的博大胸怀和顾全大局，陈毅元帅的大将风度和风趣幽默，彭老总的执着忠诚和坚强不屈，以及小平同志的坚定信仰和卓越胆识，伟人们的这些高尚品质正是父亲毕生追求的完美人格。

父亲生活非常俭朴。他有几套转业时留下来的摘去了领章的军装，穿了20来年，绿色的军装早已褪色发白，有的还打了补丁，一直到我考上大学父亲都舍不得扔掉。夏天的时候，父亲常穿的是几件圆领的白色纯棉老头衫。尽管父亲的衣服不多，冬天几件褪色的军装，夏天几件老头衫，但是，父亲几十年一直保持着军人的穿着习惯：整洁清爽。父亲也是一个不乏幽默感的人。有一年三姑姑送给父亲一件浅蓝色的化纤翻领短袖衫，质感比较好，父亲穿起来显得很精神，也很年轻，印象中那是当时父亲最好的一件短袖衫了。可是父亲只是在姑姑送给他的时候，试穿了一下，就叠好收藏到衣柜里了。我们当时还以为是父亲不喜欢呢，就问他为啥压箱底不穿呀？父亲用他特有的幽默风趣地说“最好的衣服当然要留到接见外宾的时候穿”。父亲的话让我明白过来，原来不是父亲不喜欢，而是父亲觉得衣服太高级了，舍不得穿。其实，我们知道，父亲又不是在外交部工作，哪有机会接见外宾呀？ 就这样，在我的记忆里，那件衣服父亲直到去世都没有正式穿过，现在想来，也许是父亲把它作为姑姑送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来收藏了吧。

父亲一生吃过很多苦，经历过很多磨难，受过很多冤屈，但还不到退休年龄，也没等到我完成学业，尽一点做女儿的孝心，就匆匆地走了。可以说父亲忙碌了一生，没有享过一天福，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是一个苦命的人。正如《父亲》里所唱的：“生活的苦涩又三分，你却持了十分；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 如今我工作了，生活条件也好了，可父亲却没有机会享受到了，所以，妈妈时常感叹“要是你爸爸现在还活着该多好呀”！是呀，如果父亲还健在的话，我一定会邀请他来美国安度晚年，这样他就可以天天接见外宾，那件三姑姑送给他的好衣服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在身患癌症的三年多时间里，父亲以军人般的坚强和超凡的忍耐力，忍受了手术、放化疗、癌症复发转移以及全身扩散给他精神和肉体带来的常人无法想象和忍受的痛苦。特别是到了晚期，直肠癌复发并转移成骨癌后，疼痛无时不刻地折磨着父亲，但父亲从未呻吟过一声。我理解，那是父亲不愿意把他的痛苦传给我们。后来我观察到，在剧痛难忍的时候，父亲会不自觉的紧锁眉头。每每看到他这样的表情，我就知道，父亲又在痛苦中煎熬，我的心就很痛，我为自己无力为父亲分担痛苦而感到万分愧疚和难过。医生为了减轻父亲的疼痛，建议他服用止疼药二氢艾托菲或注射止疼药杜冷丁，父亲知道杜冷丁是一种类似毒品的麻醉剂止疼药，会成瘾，所以他坚决拒绝使用。他担心长期服用止疼药，也会形成依赖性，所以，他白天尽量忍着不用，多数时候只是在晚上为了保证休息，含化两片而已。我在医院里亲眼目睹了很多晚期癌症病人，一天可以用到几十片二氢艾托菲，有的病人最后频繁到每小时服用两片，有的干脆每两小时注射一次杜冷丁，还不停地呻吟喊叫。可想而知，父亲是以多么顽强的毅力在忍耐着病痛的折磨！

93年爸爸癌症复发后我9月把他接到北京307医院去治疗，国庆节我姐姐来北京看他，陪爸爸平生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姐姐和爸爸在金水桥上的留影。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父亲更是遭受了非人般的痛苦的折磨：肿瘤引起直肠大出血、癌细胞转移到大脑引起癫痫、放疗造成的肌肉坏死和溃烂、褥疮、直肠被肿瘤堵塞导致无法排便，进而引起全身浮肿。医生担心直肠破裂大便进入腹腔，引起腹腔感染危及生命，尽管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给身体极度虚弱的父亲做了直肠造漏手术，把父亲暂时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将父亲的生命多延长了54天。这使父亲在生命垂危之际，有机会过上了他一生中的第59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一次次的病危，父亲至始至终都表现得那么安详、平静，没有呻吟、没有喊叫，把痛苦只留给自己，直到心脏停止跳动。

父亲之所以如此坚强无畏，坦然面对死亡，是因为父亲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曾多次给我们讲过：“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人死了都要去见马克思，没有什么可怕的”。父亲还再三叮嘱我们：“我活着的时候知道你们对我好就行了，死了以后一切从简，不要铺张浪费，不要开追悼会，也不用买墓地，更不要树碑立传。”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平凡但在我心目中伟大而值得尊敬的男子汉。是父亲教我学会了怎样做人，传给了我正直、诚实、善良、感恩、勤劳、坚强和敬业的品格。

脑海里时常想起电视连续剧《搭错车》主题歌“酒干倘卖无”里的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是的，女儿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 这辈子做你的女儿，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2019年1月19日，于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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