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水逐波—怀念敬爱的父亲

沙湖絮语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年了。 前些时，我又捧起父亲的《我的人生》（以下简称《人生》）来看，觉得应该根据他的《人生》加上我对他的了解侧重写一写父亲的职场经历，遂有此文。 父亲从少年时代起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部《人生》就是根据他的日记整理而得。 父亲的《人生》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主要写的是他的职场经历，这一段的标题“长水逐波”。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也曾想过用个什么标题好。想来想去还是只有用长水逐波好。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父亲的职场经历。 父亲于1938年秋毕业于湖北省武昌高级中学（当时人称省高）。这所学校位于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旧址，是当时湖北省最好的高中。父亲毕业考试成绩优异，按当时的国民政府高教部的规定，获得保送大学资格。 在中国近代史上，1938年是个非常特殊，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年份。那是因为在头一年即1937年，日寇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为躲避战祸，各机构、各企事业单位、广大民众纷纷西迁，转移到四川、云南等大后方，时局十分动荡。 1938年10月，父亲的家人多已离开武汉，留下的仅剩父亲和他的大哥即我们的大伯。于是父亲在我们大伯的帮助下，按要求填写了大学入学志愿等表格，用航空信邮寄当时已迁至重庆的高教部。 大伯为父亲置办了简单的行装，资助了一些盘缠，托人买了船票，送他登上了西去的轮船。 父亲离开武汉是1938年10月25日，他前脚离开，后脚日寇就进了城，武汉沦陷。 他乘船一路向西，由武汉而沙市，而宜昌，而万县，到达重庆时已是11月底，历时一月余。流亡路上的艰辛，自不必说。 父亲在朝天门码头寻了一个小旅店住下，就去高教部打听上大学的事。一日，得知被西北工学院（以下简称西工）水利系录取。 当时许多内地大学西迁，其中最有名的是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以北洋工学院、焦作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等几所大学迁到西安，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 后来日寇大举进攻，太原沦陷，兵锋直指西安。西北联大只好继续向西南转移，迁到了陕西汉中的城固。在这里拆分成五个大学，其中之一是西北工学院（以下简称西工）。 由重庆到汉中，一千余华里，路途遥遥。当时大伯资助父亲的路费已经用磬，举目无亲，求贷无门，怎么去学校报到？ 一日父亲打听到高教部有规定，可以为从沦陷区来的流亡学生补助赴学校报到的路费，于是他急忙写好申请递交上去。岂知等了几日得到的批复是：不予补助！父亲无计可施，在那办公室门口急得团团转。他的举动都被一位老办事员看在眼里。他点头示意我父亲到他桌前，父亲见他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空白处写道：“再具呈文来”。父亲急忙回到小旅店“再具呈文”，再次请求给予路费补助去西工，情词比上次申请更为恳切，第二天又送去。又等了几天，得通知让去高教司，去后与其他十余人一起获高教司吴司长接见。父亲的《生平》中这样写道：“吴司长详细询问一番，又把我上下打量一下，发现我足登一双张口皮鞋，注视良久，大概不能不相信我实在是一个穷学生了。即予批准发给赴校路费补助72元。此数刚够重庆—成都—汉中的客票票价。可算是遇到了贵人了！”父亲以后多次与我们谈起这件事，言辞中充满了对吴司长和那不知名的老先生的感激之情。 父亲到达西工的时间是12月25日，正好是他离开武汉两个月。 父亲在这儿学习了四年毕业，又留校担任了一年助教。于1943年离校到重庆北碚进入一个水利单位，从此开始了他的水利人生。 　抗战胜利以后，父亲于一九四五年底回到武汉，进入江汉工程局工作。 在他的《人生》中写道：1952年年初“组织上决定要我负责汉口水文实验站工作。汉口实验站拟议的任务是研究汉江汇入大江后的洲滩变化，及建设武汉长江大桥所需水文资料。”接受任务后，父亲“即带队在武昌黄鹤楼（旧址）下新设一断面，并确定基线，及树立观测标志。又在汉江出口附近设一临时测流断面。按规定施测，收集整理必需的水文资料。…平心而论，这项研究实属有意义的科研项目，关系国家建设的百年大计。” 后来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采用的水文资料就是父亲他们测量，并经父亲签字上报的。 　　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武汉防汛抗洪形势十分严峻！ 父亲当时被任命为汉口水文总站的主任（站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人员做好其管辖范围内的水情测报，其中最主要的是江汉关处的水情。 父亲的《人生》中这样写道：“我于高水位时即驻站值班，晚上就办公桌对角线而卧，守候话机旁，听取汛息。一度在武汉关水尺侧置话机，要求一刻钟报水位一次，防汛指挥部会随时来询。常于深夜于电话中听得首脑办公室中传出的惊叹声，报涨一厘米或报落一厘米，即可听到清楚的’咳！’’啊！’的声音。” 一九五四年汛期的武汉。 一九五四年汛期的武汉。 一九五四年汛期的武汉。 　后来武汉市人民政府在汉口一元路江边建了一座防汛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后面的那一片江滩原来叫滨江公园。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第一个自发形成的“英语角”就在这所公园里。一些年轻人手捧《英语900句》或《新概念英语》等与人用英语聊天、交流。 后来的汉口江滩公园就是以这个滨江公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一九五四年我七岁，只知道贪玩，对于武汉当时那样紧张的防汛形势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 若干年后，我也长大了一些。有一天，父亲的一位要好的同事来家里串门，他们谈到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 父亲的那位同事叫杨德珩，他个子瘦且高；他是高度近视眼，他的那副眼镜，就像人们通常说的“啤酒瓶底”一样。 杨叔叔说：一九五四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瞿道宗（瞿当时是省水利厅的堤防科长）负责计算江汉关处可能会达倒的最高洪水位。 当时的防汛指挥部领导张体学看到瞿老放下笔，摘下老花眼镜，结束计算时，急忙上前问道：老瞿，怎么样？瞿老回答说：不超过三零！那个意思是说，江汉关的最高水位不会超过海拔30米！这可是个关键的数字啊！张体学转身就去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了。 后来人们在江汉关临江的墙上挂了两面铜牌，上边的一面记录着一九五四年江汉关达到的最高水位29.73米！ 当时我就想：算得真准！过了一些年，当我再回忆起这件事时，那岂止是准啊，那可是绝对精准啊！一九五四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各种条件都很差。比如瞿老用的计算工具，别说计算机，连计算器都没有，只有一把计算尺和中国传统的算盘；流域内设置的水文站也不多；通信只能靠电报…瞿老能够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信心十足地说出：不超过三零，与实际那么接近，这不全靠他精湛的、扎实的专业功底吗？难怪杨叔叔要把这件事拿出来说。这个数字可是关键！少算一米，洪水漫过大堤，前功尽弃！多算一米，按当年那种以人拉肩扛为主的筑堤方式，得多耗用多少人力物力啊！ 当时我们家和瞿家是邻居，都住在汉口铭新街（吉庆街附近）宏春里，我们家住8号，瞿家住7号。 我们两家的长子年纪差不多，他们总在一起玩。瞿家的长子叫瞿琮。没错，瞿琮，就是那个后来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的词作者瞿琮。 我大哥于1963年考取上海同济大学，1968年毕业后进入铁路系统工作；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后，同时也恢复了研究生招生，他又考取了上海铁道学院的研究生，获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进入铁道科研单位工作，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这两位兄长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1954年秋季，我们家由宏春里搬家到了黎黄陂路三合里，瞿家也搬到武昌文明路的省水利厅宿舍去了，从此与瞿家渐无来往，但是父亲和瞿老伯工作上还是经常有联系。 每每路过江汉关，我总要抬头看看那面铜牌，那上面的数字是瞿老伯算出来的，是用我父亲的电话报出去的。那不仅仅是几个数字，那是当年包括父亲和瞿老伯在内的广大防汛抗洪军民与滔天洪水殊死搏斗的见证啊！ 可是这下边的铜牌就有点意思了。我原本也没太注意这两块牌子的细节，只是这次为了写这篇美篇，那天专门去江汉关拍了这张照片。回来把照片放大一看，不对头！这上边的牌子上的数字是29.73米，悬挂的高度也正好是在海拔高程 29.73米的位置，这下边那块记录1931年江汉关最高水位的牌子距上边的牌子矮约一米多，这悬挂的高度应该是对的，因为资料显示，1931年这里的最高水位是28.28米，正好比上面那块牌子低一米多。可是这块牌子是按原始资料制作的，它上边的数字是英制53.65英尺，换算成公制只有16.35米啊，比28.28米低差不多12米！ 1954年的牌子上注明了：吴淞口（水平面）为零点，那1931年的水位是按何处的高程作为零点呢？ 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多方求证，不得而知。我想，如果父亲在世，肯定可以解答我的这个疑惑。 1931年汛期的武汉，大水进了城。 1931年汛期的武汉，大水进了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设立了若干流域管理机构，如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等。 后来长江水利委员会改名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直属国务院管辖，办公室主任是林一山。成立这个办公室主要目的是为建设三峡水利枢纽作准备。 父亲后来调入长办机关，先在水文处，后调入长江水电科学院（以下简称长科院）土工室。 　　1958年盛夏，我们三弟兄正在放暑假。一天下午，父亲提前回来，说要搬家。他让保姆带我们几个孩子坐公交车先走，他自己雇了两架板车，把全部家具装上去，他推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领着那两位拉板车的师傅沿胜利街—三阳路—解放大道—解放公园路—惠济路—赵家条，这样把家搬到惠济路长办宿舍。 原来父亲获得单位分配的住房，困扰父母多年的住房问题终于解决了。母亲下班回到三合里，已是人去房空，自己接了上幼儿园的妹妹和小弟弟坐公交车去新家。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上班去了，而且他还带了一些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原来他要按组织安排，随苏联专家上庐山。难怪他这么着急搬家哩。 当时在长办有一些苏联专家，每年夏天都要把他们送到庐山去边避暑，边工作。长办也要配以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工作，遂有此举。 　1958年是一个全国人民都发高烧的一年。那一年，大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这里列出几条当时流行的口号吧：“一天等于20年”、“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有一首诗：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报纸上天天有“放卫星”的消息，今天有地方报喜说他们那儿亩产稻谷一万斤，明天就有说亩产两万斤的，最高的亩产到了十几万斤！当然，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人不是农民，即使有点疑惑不会也不敢多言。 父亲的《人生》中提到了“大办钢铁”。因为国家提出当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于是发动全国人民参加到“大办钢铁”中去，父亲自然参加进去了。无非就是由单位组织去捡废铁，或将铁矿石捶細，放入用耐火泥做的矸锅里去炼。师傅说炼好了就把里面的金属砣砣取出来拿去报喜。 到了1959年，中国陷入三年困难时期。也有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大饥荒”时期。 那年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吃不饱。不是一餐两餐，一天两天吃不饱，而是成年累月吃不饱。每个人每个月配给的粮食是定量的，中学生尚有30多斤，一般居民只有20多斤。关键是每个月每个人配给的食用油只有2两，肉也只有半斤，其它的鱼、蛋、奶…等都极少。油水太少，饥饿是自然的。 记得当时我们的外婆曾带着我的一个小表弟（当时他大约只有四、五岁）在我们家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小表弟看见了我，高兴地喊到：“二哥、我今天、吃了一碗、油盐、葱花儿、鸡蛋炒饭！”唉，能够吃上一碗鸡蛋炒饭竟让一个小孩如此兴奋。 每个月的定量不能全部供应大米或白面，其中一部分要用高粱面或玉米面代替，也可以选择用红薯代替。我们其实有时候更愿意买红薯，因为用一斤大米的定量可以买六斤红薯，而且红薯还有点甜味。不过那玩意儿吃多了肚子胀气，也不舒服，所以不敢多吃。 平时更多的是用“双蒸饭”、“瓜菜代”哄哄自己的肚皮。 那时候哪里看得到大胖子，人人都是面带菜色，黄皮寡瘦。 记得我小弟弟曾被查出得了肝炎，父亲出差时买到一罐葡萄糖粉，那就成了他的治病良药；父亲自己也一度患浮肿，凭医生开的证明才能买到几斤黄豆权当补充营养。 　我和大哥读书相差三年，我们俩都在武汉四十中就读，大哥读高中，我读初中。1963年，大哥高中毕业，要考大学，我初中毕业，要考高中。 大哥高考后，父母亲就安排他去京津舅舅家去放松一下。后来接到上海同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立即打长途电话告诉他消息，并让他马上回汉准备去学校报到。 我考取了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记得有一天，父母带我去江汉路上的中心百货大楼，为我挑选了一件蓝色細格子衬衫。这恐怕是我长那么大不多的属于自己的新衣服。 又有一天，母亲带着我经过武汉车站路，在街道的转角处有一个新华书店。母亲带我走进去，让我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母亲知道我喜欢看书，她是要奖励我考上全省最好的高中。我一本一本地翻着，大部头不敢买，太差的又不甘心。最后选了一本苏联小说《柯楚别依》。这部小说似乎是描述苏联一名英雄人物夏伯阳的。 那一年武汉四十中考取大学的并不多，考取省实验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刘同学和王同学。 不过父母亲当时承受的经济压力却不小。哥哥远去上海，置办行装、交纳学杂费、食宿费另算，仅到上海去的一张四等舱的船票就要10.8元。而我们家住在汉口，学校在武昌，我必须住读，学杂费加食宿费一次要交24元。 我去年曾去车站路办事，看见那个书店还在，上图就是当时拍的照片。 　如果说1958年全国都发高烧，那么1966年人人都发疯了！这一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神州大地，没人躲得过去。十七年前改天换地，劳动人民第一次当家做了主人，在这一年居然变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砸烂”…的口号充斥各个角落。多少被指为“封资修”的文化瑰宝被毁掉、被破除，多少文化名人被斗，被打，甚至自杀…罄竹难书啊！ 有人居然提出：交通指示灯不能“红灯停，绿灯行”，应该遇红灯畅行无阻…荒唐不荒唐？！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形成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扩大成了九类，知识分子列在第九，人称“臭老九”。 怎么看待这些“分子”的子女？有人说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后来最高层都看不下去了，禁止了这样的说法，把它定义为“反动血统论”，换了一种说法，变成“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可以教育好子女”。其实还是把人以贵贱分。 对于我来说，最郁闷的是上大学的机会没有了。 1966年我们正好三年高中学完，正在集中精力准备高考。可是几个北京的中学生以“革命”的名义提出倡议：取消高考！因为高考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于是我的大学梦碎！ 我高中就读的省实验中学可是当时湖北省最好的学校啊。学校里名师荟萃，当时武汉市仅有的四位一级教师全都在实验中学；其他的中青年教师都是非常优秀、出类拔萃的教师啊；被省实验录取的同学个个都是全市各个学校初中的尖子生。进入这所学校，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这下全泡汤了。 作为知识分子，父母亲自然都受到了冲击。父亲被人贴了大字报，于是他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在那大字报前，认真地将它抄录下来… 当时自发成立了不少群众组织，什么“司令部”、“兵团”、“战斗队”五花八门。 随着形势的发展，各群众组织逐渐划分成两派，而且是势不两立的两派，称为“保守派”和“造反派”。 到了1967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武斗，武汉也不例外。甚至出现了流血、死人的事件。父母亲这时候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孩子的安全。还好，我们都没什么事。 这一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0”事件。 　1968年，伟人一声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时由于全国大学已经停止招生，而中学每年都还是仍然在招生但应该毕业的没办理毕业手续，所以全国所有的中学里积累了66、67、68三届共6个年级的学生（史称“老三届”）等待安排。这些中学生们除了极少数参军或因病留城外，其他都响应号召分几批下农村去了。 “知识青年下农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特定时代出现的特定的现象，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下农村的，时间是1968年12月31号。记得那天清晨我早早地起床，洗漱完毕，吃完母亲给我准备的早点，背上行李就出门了（不记得大件行李是怎么预先运到学校去的）。父母亲要送我，我没让他们送。 学校的前操场停着几辆军用卡车，那是送我们下农村的车子。 操场上好多人，有即将奔赴农村的学生，还有不少来送别的家长。待大家登车完毕，汽车发动了，我转身往车厢外望去，分明看到父母亲微笑的脸庞。啊，他们还是来送我来了。不记得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递给我一包还带有余温的“蟹壳黄”，那是我爱吃的一种小烧饼。 汽车开动了，忽然只觉得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父母的影像看不清了，只到汽车转弯出了校门看不见… 我下农村后不久，大弟弟和妹妹也下到公安县农村了，他们下在一个知青小组，以图互相照顾。 大哥当时大学毕业已分配到辽宁锦州工作，武汉家里只剩下父母亲和还在上中学的小弟弟。 国家经济建设还是需要人的，到1970年上半年，湖北开始从下乡知青中招工，我于7月初被招入武汉制氨厂；妹妹被招入宜昌棉纺织厂。大弟弟一直呆在知青点，直到小组里别的同学都被招工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都没有获得招工机会。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是因为父亲的工作单位长办给去招工外调人员提供了一份父亲有历史问题的证明材料，才导致他不能得到招工机会。 得知消息后，父亲立即找到单位领导反映情况，大弟弟也回到武汉找到长办有关部门据理力争。后来据说长办派人去农村拿回了那份不实材料，大弟弟也被顺利地招回到武钢工作。这是后话。 　这边知青返城，那边却有人要闹幺蛾子。不记得什么地方的什么人，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又掀起一波不大不小的下乡潮。不过这一波下农村的人不是青年学生，好多都是已工作多年的单位职工。 母亲被作为“吃闲饭”的人列入下乡对象，当年母亲49岁，是他们一起下乡人员中年龄最大的。她和他们单位一些下放的“五七战士”一起被分配至湖北南漳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我就想不通，四十多岁，不管在哪个单位，都应该是骨干啊，怎么会“吃闲饭”呢？这到哪里说理去？ 当时国家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作为长办的一名工程师，父亲必须长年驻守在葛洲坝工地，只能抽空回汉帮母亲收拾行装，把她送上火车，又匆匆赶回工地。 翌年初，父亲请了探亲假，带上放寒假的小弟弟，去那个小山村看望母亲。母亲一直体弱多病，不知她过得如何？ 母亲年轻时患上支气管哮喘，每年大约在九月初，天气由热转凉，母亲的病就要发作。发病时总是上气不接下气，晚上睡觉时总是不能躺下，躺下就憋气，只能整夜整夜坐在床上。实在不行了只有去住院。医生经常采用氨茶碱甚至用强地松（一种激素）治疗才能控制住病情。母亲告诉我们：她最多时一天要服4粒强地松药丸，而激素类的药物不能陡然加大剂量服用，要一粒一粒地加上去；病情控制住了需要停药也不能陡然一下停下来，还要一粒一粒地慢慢减下来。所以她每次住院的时间都很长，记得有一年她住了两个月的医院。 父亲为了母亲的病到处求医问诊。 现在如果说有人精神亢奋，人们总会形容其为“像打了鸡血似的”。其实那个时候还真时兴一种“鸡血疗法”，说是只要注射了鸡血，什么病都可以治好，当然包括哮喘。父亲也为治疗母亲的病尝试过。 探亲假马上就要到期了，父亲该回工地了，山中突然下起鹅毛大雪，但父亲不管不顾，顶着风雪一头钻进茫茫林海，终于在除夕的晚上赶到了工地。过了几天，有同事告诉他：前两天工地上的那个什么代表没看见你，以为你肯定要超假，扬言要办你的学习班哩。不过父亲愣是在除夕之夜赶回工地，倒是堵住了那些人的嘴！ 一年零九个月后，母亲回到了武汉，又恢复了公职。 过了几年，小弟弟高中毕业，因为当时“知识青年下农村”政策还在执行，也下农村插队去了。再过一些时，按当时的政策，母亲提前办理退休手续，让小弟弟返城顶职参加工作。 这样，我们家七口人，包括母亲有五个人都下过农村，好在最后都返城了。 　父亲在长办的工作经历主要有两段，一开始是在长办的水文处，后来，长办成立一直属机构：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以下简称长科院），1961年将他调去长科院土工研究室（以下简称土工室）。 父亲大学学的是水利专业，毕业后也一直在水利部门工作。学有所用，多年的实践，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凭着对待工作求实严谨，兢兢业业，至少领导对他是放心的，也屡屡让他担任较关键的工作。这从他在1954年武汉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他以汉口水文总站站长一职，出色完成任务；以及进入长办后，让他协助配合苏联专家工作即可见一斑。 要离开自己干了多年的，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而且培养了很深的感情的专业，确实十分不舍。父亲在他的《人生》中这样写道：“一下子离开工作整十年的水文部门。回顾十年来，从水文测量、资料整编至水文分析、研究，从具体业务到通盘筹划部署，均经亲历。而水文科学，自我在西工读水利系，有此必修课，即产生兴趣。惟其根据自然现象，运用数理统计以从事此门科学的研究，深感既奥妙，复有规律可循。转行颇为不舍…” 　“了解土工试验规程后，接触实际实验，也是乐处。从前对此科学的不深究，近代发展起来的Soil Mechanics，后称Geotechics，涉及Geo，大有可为。于是急寻外文期刊及课本阅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从此，渐进深入到求知的颇属新颖的境界…” 以上是父亲《人生》中的一段话。从这段话可知，一是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去了自己缺乏认知的领域，二是为了尽早熟悉土工专业，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专业资料，特别是英文资料。在阅读英文资料后，父亲感觉到有必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于是就开始了翻译工作，后于1962年编译出版第一集《土工译丛》。 父亲在进入土工室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以专业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参加陆水水利枢纽8号副坝的质量检查工作。“要从取土样试验，了解过去施工资料着手开展工作，检查那座高24米，长1534米的土坝的施工质量，鉴定其运转能力。” 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经常出差到蒲圻，就是陆水工地现场。他经常长驻工地，甚至于有一年春节还要与人换班回家过年。 父亲在《人生》里写道：8号副坝“…填筑主要靠人工挑土，有拖拉机碾压；分七段施工，七个县派民工几万人上堤，起踩有时过厚，填料土块有直径达0.6米的！分段接头，相邻高差进度不一，…怎不造成填土架空，施工后裂缝等后果呢？！两年多来，我常去工地调研，收集一些施工记录，大概可说明施工质量在中线一定部位属中等偏低，边坡暜遍不合格。不过，可采取措施防止挡水后出问题。它的下游有京广铁路通过，必须万全保证的！” 以上是父亲在1965年写的。很多年后，当我看到这一段时，不由得想起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遭遇特大暴雨袭击而溃坝，造成人员财产的重大损失。 我曾看过一部没有公开上映的关于那次水灾的记录片。只见离地面十几米高的电线上挂着水草，说明当时倾泻而下的水墙的高度至少十多米高；洪水过处，墙倒房摧；几十吨重的油罐车被冲出几十米开外，而在它的下游正前方是运输大动脉：纵贯南北的京广铁路！在镜头记录下的京广线路基被汹涌的洪水掏空，扭曲的路轨挂着一串枕木悬挂在空中，线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 陆水的8号副坝居高临下，正好俯视不远处的京广线，如果发生溃坝，怎么得了？！ 父亲出于他的职业的敏感和专业的素养提出的拷问，并非危言耸听！ 我又想起一件事，那就是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葛洲坝水利枢纽是长江干流第一座拦河大坝，其于1970年底动工兴建。由于太过仓促，这个项目注定是一个“三边”工程，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完全违背基本建设规律和程序，简直是荒唐至极！而且施工质量也很糟糕，很多位置浇灌的钢筋混凝土部件出现“蜂窝麻面”甚至“蜂窝狗洞”（指的是部件表面不光滑、平整，出现很多坑，有的坑洞较大，几可卧入小狗则被比作为狗洞）。 长江可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流啊，汛期流量动则高达几万立方米/秒，记录到的最大流量达11万立方米/秒。如果在这里留下一个“豆腐渣”工程怎么交代？！ 记得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长江上出了问题，那是要记入党史的！” 千年大计，质量第一！1972年中央政府果断下令停工。停工两年，1974年做好设计以后才复工。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当时中国最举世瞩目的工程，自然是长办最大的事，也是所有长办人最大的事。父亲当年亲身参加了这项工程的建设，是他一直引以为幸的。父亲在《人生》里写道：“十二月三十日，葛洲坝水电工程举行开工典礼，由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主持，在三江滩地上举行，有幸参加。见到这历史瞬间，能不欣然命笔？！’岁月蹉跎忽知命，不堪回首往事萦，出得平峒走平滩，望眼欲穿立玉屏。’” 　1998年长江全流域遭遇特大洪水，两个月内发生八次超过5万立方米/秒的洪峰，武汉江汉关的最高水位超过了1931年的最高水位，直逼1954年的最高水位。当时，湖北人民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人民子弟兵的大力支援下，奋力抗洪枪险，力保大堤不失。 那时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但还是十分关注长江汛情。他在《人生》中这样写道：“长江自7月初涨水，汉口武汉关水位超过27米，防汛一直紧张。8月上旬武汉上游嘉鱼簰州塆溃口，8月20日武汉关水位达29.43米，仅次于54年最高历史水位（29.73米）…洪湖紧张，荆江分洪闸有启用可能。9月2日第八次洪峰过，此后江水渐落。在汛期，武汉犹如在锅底，情况危急！北方辽河此期间亦大水，全国军民在党中央号召下严防死守各处大堤，情况极为悲壮！…最紧张时武汉上下游许多（水文）站的水位均超过历史最高，可称异像。今年水情总量不若54年，值得研究。大水持续时间相当长，亦是一特点。” 　　人民子弟兵与洪水作殊死搏斗！ 记得后来有报道：这是继渡江战役后，解放军在沿长江最大的一次集结。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就经常听到父亲说到“膨胀土”；而且以后他的《人生》中大量篇幅都是有关膨胀土的内容。我曾问过他：膨胀土是个什么样的土？他回答我说：这种土的膨胀系数特别高，它一吸水就膨胀，失水则收缩。可想而知，任何建筑物以这种土壤作地基都可能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时全国有很多地方遇到膨胀土问题，譬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襄渝铁路、枝江大化肥厂…等。还有一些援外工程也遇到这个问题，反映到国内来了，从而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視。 以下是父亲《人生》中提到的参加几次专业会议的情况：1974年“11月初，由汉口到枝江去参加了该处化肥厂的关于膨胀土地基问题讨论会。此厂是我国引进德、荷等国设备，拟建年产三十万吨尿素的工厂之一。…遇地基为膨胀土，其工程性质值得研究。这一土工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是新课题，应当重視。在会议上我作了发言，提出这种特殊土类的湿胀干縮特性，应结合宏观、微观研究同时进行，目的在解决对工程的危害性。” “1976年9月，水电部科技司召开了一次制定膨胀土试验规程的会议，长科院获通知参加，土工室派我和王湘凡参加去了。与会的尚有北研院、海河院等派员，共20余人。此次会议并不深細，但起了首创作用。” 1976年是新中国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三大伟人相继逝世；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唐山发生大地震。记得唐山大地震后几天，我大舅一家三口乘火车从天津去广州路过武汉，我陪同父母和他们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月台上见了一面，表妹说了一句：“唐山，完了！”后来才慢慢知道，地震造成唐山人员伤亡达四十万，全城被夷为平地。 　　1977年冬天“天津海河设计院主持召开关于膨胀土试验方法的讨论会，我和王湘凡前往参加。曾写一篇《国外膨胀土研究综述》此时已由长科院打印，装订450份，文约万余字。将该文连同去岁铅印的《土工译丛（膨胀土）》带到天津会议上，甚受欢迎。在这次会议上还作了一次报告，内容为膨胀土试验方法问题。”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父亲极为兴奋，曰“科学的春天来了！” 1980年5月“至枝江化肥厂参加省地质学会主办的膨胀土学术会议，带去《膨胀土填筑条件的控制》。会后至当阳宏图机械厂参观。 去宏图厂系应三机部徐祖森、吴素萍约。该厂制造水上飞机，近年机库因膨胀土地基变位开裂，事故严重，故甚重視。此次要求讲膨胀土试验研究问题，应之，约花了1.5小时。（土工室王湘凡亦同行）” 　　1981年“12月8日得铁道学会通知，14日起在安康举行裂土会议，约参加。11日由汉乘火车前往，带去《膨胀压力测定方法》文，印150份交会议。” 1982年4月，铁道学会发函来约稿，要父亲将其带到安康会议上的论文《膨胀压力测定方法》修订后交铁道学会编入《膨胀土论文集》。 1990年，父亲已经退休。“得长科院转来成都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给我的一份通知，邀请我参加他院将于4月19日至23日的（铁道部）全国第一次膨胀土学术会议…经（长科院）院长批准，代表长科院前往参加。”“参加会议领导小组，分工主持分组讨论，辞之。” 　前边提到的《土工译丛》，就是以父亲为主编译的一种不定期出版，用来介绍国际土力学研究和实践方面进展情况的刊物。1962年出版了第一集，1976年出版的第三集为膨胀土专集，“译文十二篇，十余万字。王湘凡参与习译，余为详校始定稿付印。” 到1983年，《土工译丛》出版到了第五集。这一集也是与1976年出版的第三集一样为膨胀土专集。父亲写道：这一集《土工译丛》“文19篇，共约11万字，图140幅。印2200册，鄂综合院周季冰取去1000册，（长科）院取去800册，留（土工）室400册。”我看了一下，这一集共有19篇译文，其中父亲翻译了7篇，别人翻译、他校对11篇。 在这之前的每一集《译丛》里，都有多篇父亲的译文或校对文。 父亲平时与我们聊天时就说过，他上大学时，有几位任课老师是留美博士，上课全用英语，教材也是英文，甚至试卷都用英文的。 父亲习惯到长办图书室去翻寻英文的技术资料。 当父亲刚接触到膨胀土这个问题时，国内没有谁作过研究，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于是父亲就去寻找国外的文献资料。他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国际土力学会议文集》和《国际膨胀土会议文集》。 父亲在1976年写道：“自从前岁接触膨胀土问题以来，一直注意搜集有关资料。在图书室发现第一届国际膨胀土会议文集，即借来阅读。该次会议是1965年在澳大利亚召开，首先讨论的是土的湿度问题，联系到膨胀土类，受到国际上普遍重視。此后每四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到今年已经举行了三届会议了。” 《土工译丛》受到国内同行的欢迎，每一集印刷量达2000余册，交流单位500余个。 1980年“土工室王幼麟写了一篇文章被选参加东京软岩工程会议，须译成英文，助他译出并予校核；又由恩为之按国际会议文件规格要求打字完成，接着寄东京。” 上边提到的恩，即我的母亲。母亲早年也受过良好教育，英文亦不错，而且还会英文打字，完成这样的任务自然没有任何压力。 以后这类事情屡有发生。 《长江志》里有这么一段话：“70年代中期，长科院黄赓祖等最先为湖北滔河土石坝（坝高60米）心墙膨胀土进行了鉴别试验，其后又对霍河牧渔山土石坝、丹江口土石坝加高土料进行了试验，为选择坝料和设计提供了依据…”看来，在长办系统内，父亲至少是最先开始研究膨胀土的人之一。即使放眼全国，他对膨胀土的研究的深度，也是处于领先的。 　多年来，父亲坚持不懈地组织编译并出版《土工译丛》，自己也翻译了大量技术资料。并且根据别的国家研究的成果，结合国内的工程实践，撰写了一些论文。他的论文都受到有关单位重視，有的请他在专业会议上宣读，有的向他约稿发表。现在用百度搜索，还可以找到父亲当年发表的论文，多是被用作别人论文的参考文献。 　1988年，“南水北调工程地质报告审查会（南阳盆地膨胀土渠道工程）由长办勘测处召集在南宁开幕，约往参加。” 经勘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路径上有135公里有膨胀土，约占该工程总长度的十分之一强，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这张照片是建成后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纪念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 　　一渠清水往北送。 　这张照片是1981年长科院学术委员会成立时的合影，后排左五是父亲。 1985年父亲从土工室被调入《长江志》编辑部，1989年正式退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自己情系一生的长江水利事业，回归家庭，安度晚年。这一年，父亲正好七十岁。 即使退休了，但他还是参加了不少专业方面的活动。有时受邀参加关于膨胀土的专业会议；有时应要求翻译或校对别人的译文。据他的《生平》记载，这类活动最晚的要到1998年。 长江上下，重庆、三峡、城陵矶、荊江、武汉、九江、芜湖、南京、上海都留下过父亲的足迹；献身长江水利事业是他的情怀，也是他的精神寄托，父亲永远与长江同在。 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