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凯山〇六一基地机关大院

在水一方

　2021年6月，航天江南集团离退休工作部与遵义市汇川区北京街道党工委联合为居住在原〇六一基地机关大院第一批“光荣在党五十年”的老同志颁发纪念章时的合影照。

前排左起：贾长泰、刘振武、李伯友、韦雨顺、汤本茂、秦金富、赵克棋、许桂英、王秀珍；

后排左起：杨再禄、梁新禧、王孝培、余纯善、陈其庆、乔文礼、吉德磊

注：合影照中缺杨耀华、夏坤山、蒋连松。

　　〇六一基地历史封存已久，鲜为人知，不少历史资料和遗迹正在渐渐消失。为抢救那段历史，唤起更多人对三线建设这段历史的记忆和情感，我围绕建筑、人物、生活，将老人零散的记忆用文字进行串合，寄存二代人的记忆，追忆那段艰苦卓绝、激情燃烧的岁月，铭记航天三线军工人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

写史存世，承载过往，为传承“三线精神”蓄力，为贵州明天更美好送行，是制作本美篇的初心。

　○六一基地也称贵州黔北基地或贵州凯山基地。贵州黔北是一个地名，而“贵州凯山”，则是一个找不到的神秘地名。

1966年2月，〇六一基地工程被国家建委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为了保密，基地邮电通讯代号冠名“凯山”。“贵州凯山”，一个找不到的神秘地名由此诞生。

基地机关大院位于遵义市北京路36号（延安路口），东面与其他单位相邻，南面松桃路、西面延安路、北面北京路。距离遵义火车站很近，步行大约10分钟左右的路程。

（遵义市城区史迹分布图<截图>，手绘制图：李连昌）

2006年7月29日，机关开始搬迁贵阳航天园，同时在贵州黔北大山深处的最后13家企业（单位）也先后迁往贵阳。至此，基地机关在大院的一段苦难辉煌的历史落幕。

2018年7月，机关办公大楼被贵州省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由此，机关大院开始了以另外一种形式留存史册，存史育人。

　我1975年4月从上海到遵义，又从1988年9月调回上海，在机关大院待了13年。

现将大院的历史变迁和记忆中的大院简要描述记录下来，以致敬那段封存已久的三线岁月！致敬为航天三线作出贡献的建设者！

同时，让关心这段三线历史的人分享，让后人想起来，想要翻找了解这段历史时，能够找得到、看得到。

　　(〇六一基地机关办公大楼)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陆军大学、步兵学校从南京西迁来到遵义，选此建了两所军校，即东校和西校。

选此建校是因为，此处被称之为“校场坝”的地方，是古人练兵习武，演兵竞技的地方。

遵义解放，两所军校转为军产。

（七机部黔北基地党委会18名委员合影照，摄于1966年2月）

　1964年5月，党中央作出建设三线的战略部署，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国防工业工作会议，布置国防系统迁建三线工作任务。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被编为第六踏勘小组，组长二分院副院长耿锐，地点贵州黔北遵义地区。

将战略性国防科技工业由大城市和沿海迁移至三线腹地，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举措，中国航天三线建设由此开始。

1965年1月，国防工办决定，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贵州建立“黔北办事处，代号〇六一，主任耿锐”。

　据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老人康毓荃回忆，为解决大批赴黔北基地建设人员的后勤保障问题，二分院在1965年1月21日决定，由行政处我和张耀带队，从政工、行政、工程等部门抽调了尹显炜、孙世培、夏峰、黄松林、邹安生等同志，组成先遣队先到遵义，接收五处军产，办理遵义宾馆和遵义服务大楼作为过渡办公用房的相关事宜。临出发之前，领导要求我们要注意保密，不能外说你们去向，不要佩带军衔。

　3月2日，在耿锐的带领下，国防部五院第一批三线建设人员抵达贵州遵义。

机关老人吴次强回忆说，我是1965年3月首批人员之一。进驻遵义，领导要求我负责参与服务大楼的续建工程，即完成该楼的通电、通水、内部粉刷，以及安装有50门电话的收尾工程。遵义服务大楼（今湘山宾馆）位于遵义市中心，因建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服务大楼续建，遵义行署很重视，专门派副专员李习之、遵义市苏市长协助我们，及时协调处理工程建设方面的问题。“五一”节前，服务大楼的续建工程完成，指挥部机关开始陆续搬进了遵义服务大楼。

机关老人时永洪回忆说，当时指挥部人员住服务大楼，各基层分队住东校（今机关大院），门诊部、招待所人员住罗庄。他们一行4人是1966年8月初到的遵义，最早在服务大楼，后到罗庄，住新街民健小学。9月，随指挥部机关搬到了现在的〇六一机关大院。

1965年9月15日，贵州省委批准成立的〇六一工程党委和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

1985年，经基地党委研究决定：将9月15日这一天确定为基地成立日。

　1965年11月21日，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亲临贵阳，听取基地工程情况。最后就加强组织领导问题明确指示，七机部派一位副部长坐镇黔北，由两部（七机部、建工部）两地（上海市、贵州省）派人组织新的领导班子，统一加强对整个基地工程建设的领导。

中共中央随后下文批复，同意由“两部两地”四方领导18人组成黔北基地工程建设党委会。书记:张 凡（七机部副部长）。

这是中央继大庆油田会战之后特批的第二个工程建设党委会。时任党委会的副书记、建工部副部长、基地工程指挥部总指挥，任朴斋提出，要把黔北基地作为第二个大庆的大会战的样板。

　1966年6月，基地14个项目的筹建班子以及施工单位共2万余人全部迅速集聚进入施工现场。

与此同时，中共遵义地委分管工业的书记辛墨林主持召开有绥阳、桐梓、遵义县和遵义市领导及各筹建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专门布置有关组织动员民工参加基地“三通一平”施工事宜。会后，“一市三县”党委、政府迅速动员数万民工，投入基地“三通一平”的战斗。

当地人民群众采山石、挖土方、烧石灰、制砖瓦、开山放炮、筑路修桥，为基地工程的施工准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各方通力合作下，物质供应、劳动力供给基本满足工程建设需要。建设者身居深山，克服各种困难，齐心协力，日夜奋战，工程进度迅速。

1966年，基地初期建设成效，为基地大规模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期间，听机关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的老人讲，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联，遵义一下子进了许多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临时设在遵义市中心的指挥部机关，离遵义会址很近，进出人员又大都身穿军装，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和关注。当时〇六一工程建设项目是国家绝密工程，为确保安全，指挥部机关在1966年9月底，从服务大楼撤出，迁往北京路36号（今〇六一机关大院）。

　当时大院的大门在西面延安路上，与西校梅岭厂对门。

进门的右侧是大院礼堂兼食堂（后为“五七工厂”），左侧是一条上坡车道，可直抵大院里面。正面登上石头阶梯，即到今天的大院篮球场。

原军校大院营房是灰色砖墙，绿色门窗的平房，生活用水全部来自大院水泵房。

大院由于常年没有使用，杂草丛生，房屋破旧不堪。

1966年下半年开始，基地建设大好局面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和干扰，三线支内职工也开始起来造反。指挥部领导被反复批斗、靠边站，不少人还闹着要回北京、上海造反闹革命，机关陷于瘫痪。

　当时领导萧卡在他的晚年回忆录中叙述说，1966年底，1967年初，因受到文革造反的影响和干扰，指挥部机关陷于瘫痪，领导被批斗，上海的一些人与领导对话，要求回上海机电二局造反，要萧卡签字报销路费。因未接到北京和上海通知，他坚决不肯，他们就不让吃饭睡觉，被靠边站。后来支内职工也分成两派，武斗中打死了一个人，于是召开批斗会，说是“走资派”挑动打死的，强迫“走资派”围着尸体跪下。批斗会期间，一造反派竟拿着榔头，逐一敲“走资派”的头，萧卡被敲了一下，造成轻微脑震荡。

　1967年国防工办军管会主任粟裕转达了领导关于七机部黔北基地的调整指示。1968年初，根据中央要求，国务院批复七机部黔北基地由贵州省负责基地工作领导；上海负责基地包建工作，直到生产出第一批产品；七机部负责基地建设抓总工作，加快恢复建设。

为贯彻国务院指示精神，上海市成立了包建黔北〇六一基地工作组，同时，〇六五办事处革委会成立，机关临时设在罗庄。

机关原二院老人吴次强回忆说，搬到罗庄，根据七机部的指示，基地本部单位机关、医院、通讯站、计量站等安排在遵义的南面，我参加了马家湾、桃溪寺、南白、土流水、共青湖等地的布局选点工作。

　据上海航天局老人戚南强回忆，1968年3月，上海仪表厂根据要求，厂（所）派出13人组成踏勘小组赴遵义踏勘选点。

经过实地勘察，拟定在遵义以南15公里的共青湖畔建所。因不符要求，未予批准，重新选址。

同年7月，厂所再次组成27人，分批奔赴大三线遵义重新进行勘察选点，仍然认为共青湖畔是比较理想的点。经过努力，共青湖设点获批（代号203)。

接着筹建工作班子正式开赴贵州。上仪厂首批人员共14人，还有22所的大批人员也同期出发。当时我们是〇六五基地支内人员最多、建设启动最早的单位。

1969年5月中旬，上级决定203工程停建，任务由〇六一基地的405厂承接。6月份，盖书香厂长和我等几位中层干部被要求返回上海原单位。

　1970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〇六五基地合并到〇六一基地。至此以后，〇六一基地成为科研生产综合基地。

1970年2月，〇六一系统所属各企（单位）及101工程指挥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主任：贺芳齐，副主任：叶泰清。随后，基地划归三机部，批准机关选定在此，机关大院的“拆、改、留”速度加快。

　机关老人乔文礼回忆说，军管会期间，大院改扩建时，经常组织干部义务劳动。篮（排）球场的地面，是组织机关干部冒雨，将堆放在前院单身楼前的空场地的大石块，用肩扛人抬的方法，搬运过来铺填而成。浇水泥时，也是大家冒着小雨，从早干到夜里十点多，才将伴好水泥铺满球场，最后由建筑公司的水泥技工师傅将水泥地面抹平。单身楼前面的场地，也是采用的同样的方法。

（照片由机关老人周仁录收藏，其子周泉提供）

　机关大院改扩建完成，大门由西面延安路上改到北面的北京路上。

当年马路对面是1967年由上海机电一局负责包建的长征八厂。

　机关建成，大院布局主要分为四块，一是办公大楼，二是大礼堂、球场、医务室、锅炉房和理发室、小浴室，三是前院（办公楼前）和后院（礼堂、球场后面）。

前院标志性建筑是后来建造起来的江贸大厦，后院主要是家属生活区，以及水泵房、托儿所和浴室等公共配套项目。

机关办公大楼

　从北京路正门进入，是一条宽5米多，长约80米的主路大道，为了安全起见，两侧由绿化和宣传画廊作为隔断。

　主路大道的尽头，是一幢坐南朝北仿苏（联）式的办公大楼，红色砖墙，由主楼和两边两幢副楼组成。

主楼入口，四根圆柱托起一个大平台，使办公大楼端庄大气。

（机关办公楼里面的底层大厅）

　（办公大楼底层的大楼梯）

　（上楼分流的楼梯情况）

　（办公大楼三楼上来的情况）

（整个办公楼各层的走廊情况）

　机关与各厂机构编制的设定始于军管时期。1970年3月，〇六一军管会下发机关和各厂编制（草案）的通知，即在军管会、革委会下，机关设“四部一室”，即生产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武装部和办公室；千人以上的厂，在军管组、革委会下，设“四部一室”，同时下设连队，千人以下的厂，在军管组、革委会下设“三处一部一室”，即生产指挥处、政治处、后勤处、人武部和办公室，同时下设连队。

1973年6月，贵州省国防工办正式批准基地机关机构设置方案。党政部门设6个部室委；业务部门设17个处室，人员定编350人。

筹建初期，指挥部机关由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抽调人员组建而成；科研、生产分线，改由上海市负责抽调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技术工；军管时期（划归三机部）由三机部（空军）负责抽调干部和技术人员；进入生产阶段，由三机部搭配基地领导班子。

基地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书记）：王其恭，主任：白 锋。

期间，二院撤离遵义，为确保基地建设的连续性、稳定性，据机关原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老人汤本茂、吴次强、乔文礼、孙瑞康、杨洪本等人回忆，有41名〇六五筹建处的机关人员留在了〇六一机关。

1973年10月，基地军事管制撤销，机关军管会的军代表李先玉转业留在了机关。

（1985年9月，基地20周年大庆，原〇六一办事处主任耿锐等领导与留在机关的部分〇六五办事人员合影留念）

（央视七台“军事栏目组”到机关大院拍摄时的工作照）

　在机构设置中，党政部门是，纪 委、组织部（老干部处）、宣传部、公安（保卫）处、武装部、工 会、团 委、机关党委。

业务部门经过发展变化调整，最后大致处室有，基地办公室（总师室）、计划（调度）处、财务（审计）处、科研（军品）处、技术（民品）处、质量（检验）处、机动（调度）处、器材（运输）处、资料（情报）处、劳动人事处、基建处、教育（卫生）处、物质供应处、机关行政后勤处以及江南贸易公司等。

1975年之前，进入机关的“航二代”新职工有，北京招的林 征、尹凤荣；分配进机关的支内随迁子女“航二代”，魏 敏、王桂珍、许小强、陈林富、傅文燕、叶二鹏。

1975年机关同时先后进了两批新职工，一是从上海接来的72届代训技术工人24名；二是首届工农兵大学生11人，外语专业10人，工科技术专业1人。

　上海来的72届代训技术工人24名中，有7人分到机关大院，人员有李晋海、张 健、杨克明、叶道华、吴大喜、曹锦方、董学海；

第一批分进机关的工农兵大学生，据李开俊回忆，人员有李开俊、侯凤仙、杨祖清、彭寿云、李俊茹、王复军、邹文琴、于耕成、刘淑清、丁道远、丁春林。

以后1976、1977年进机关的工农兵（中专）大学生有唐爱国、刘锡伦、孟国庆、刘国栋、林 华、毛远达、唐淑香、于 璞、黄丽丽、王大伦等。

　听3422计量站王群建说，她有一个好朋友路辉，父亲是3531厂的军代表。路辉1970年初中毕业，随父亲来到遵义，当时3531子校没有高中部，于是直接分配工作，到了机关办公室当打字员。同时毕业分到机关办公室的还有一位部队子女张惠英，父亲当年是基地建设指挥部基建组组长张策。

路辉分到机关时，大院的门开在西面延安路上，进门右边是礼堂。礼堂经常举行各种大会，路辉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她都被安排上台念批判材料。

听尹凤荣介绍说，她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曙光电子管厂，然后安排到南京培训，1972年支内到了基地。先分在3204厂，1973年调到机关资料处当打字员。

　据路辉回忆说，当年机关还有一对军代表夫妇，男的叫耿子峰，山东人，女的叫李巧生，俩人相识于抗美援朝时期。李巧生是三楼秘书处的军代表，很有才，书法绘画都很棒。耿子峰后来在3417医院逝世，当年在机关礼堂开的追悼会。她女儿耿莉（3535厂的，我认识）致的悼词很感人。

　1985年9月，我电大毕业被分到基地办公室，才开始对基地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知道了当时实际隐藏在黔北大山深处的凯山基地，是装备绝密“543”地空导弹部队的，弹、站、架、车武器系统装备的科研批生产基地。

2022年4月，央视七台《军事栏目》组将拍摄的“黔北凯山基地”记录片，取名《绝密，〇六一》。

　经机关大院老人乔文礼辨认回忆，这张军管时期的老照片从左到右人员名单如下：

前排:黄友生（基地武装部）时永洪（后勤处）李金敏（政治部秘书处）朱文书（政治部保卫处）第五人记不起姓名。

后排:邓彥化（政治部组织处）乔文礼（政治部宣传处）陈进昌（政治部保卫处）夏坤山（政治部保卫处）刘宝才（政治部干部处）

（部分上海72届到机关参加基干民兵实弹射击之后的合影照）

（机关上海72届团员和机关部分团员到娄山关活动时的合影照）

　办公大楼的右边副楼是3421通讯站二分站，站长厉华生，技术员雷守琦，机务班长徐文龙。一楼是线务间、技术（机务）员的工作间和单身宿舍；二楼是总机机房间，由自动机房和载波机房组成；三楼是机关办公大楼的大会议室。

二分站机务班长徐文龙1979年调基地驻上海（江南航天）通讯队，参与了上海多项重大工程建设。

办公楼左边的副楼，一、二楼是资料处，三楼是资料保密室，由解放军警卫部队派战士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办公大楼前是一大块空地，平时大院里喜欢打羽毛球的人大多选择在此活动。记忆最深的是一次机关羽毛球冠亚军决赛，当时唐爱国和公群升为争夺冠亚军，双方打得难解难分，非常激烈精彩，精彩不在于球技上的上下，而是在于意志、作风上的对决和比拼。

唐爱国1971年武汉空军部队转业退伍到机关，1973年推荐上大学，1976年12月回到机关分到科研处。

公群升1966年跟随父母从北京国防部五院到贵州参加三线建设。1979年1月，从六盘水矿务局洗煤厂调到机关，住前院单身宿舍。作为团支委，我到他房间去见他，宿舍墙上，竟然挂着一张立体凹凸式的彩色中国地理图。当时他指着墙上悬挂的中国地图，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中国地理特征，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详细直观地知道到了这些。

　办公大楼右侧上坡，在靠近东面围墙处，是警卫班的宿舍。

　再往右拐上去，是一座简易男女厕所，至今还在。

大院的前院

机关办公大楼前，主路大道两侧宣传廊的背面，保留着军校三排大平房老建筑，灰色砖墙，绿色门窗。

右边有二排平房。前排是会议（教学）室和办公室，机关团支部组织生活、初中学历补学课、英语兴趣学习班都曾安排在这里；后排平房是管道工作间、电工工作间和基地办公室用房。

大院物业的管道维修，由退伍军人胡运森带着1971年跟随父母从上海到遵义的“航二代”许小强，以及1975年4月来的上海72届吴大喜负责。

大院电器设备的维修管理，由退伍军人高庆，带着1975年12月分来的上海72届董学海负责，后来调进一个段维棋。

大院木工房在后院家属区里面，3位师傅都是来自上海。一位姓董，名字记不起来了，董师傅退休，儿子顶替进了机关工作，还有2位分别叫郑仕椿、王新光（上海南市区房管局）。

办公大楼的左边保留的一排军校老房子，最早是行政处长办公室、车队调度室和司机休息室。

现在这三排军校老校舍的平房已经全部拆除，改为绿地，种上了树木。

　机关大院北京路正门的左侧是一幢有2个单元门洞，三层高的家属楼，座南朝北。

家属楼的对面，在1981年新建了一幢一梯两户，三房一厅，六层高的家属楼。

在家属楼的东北角，1983年建造了一幢14层楼高的江南工业贸易公司大楼，门牌号为北京路6号。

　该大楼当年是遵义市最高的标志性建筑。大楼商场开业，遵义市市长应邀出席，并为“江贸商场”开业剪彩。这天前来观看商场开业仪式的人很多，人山人海，场面十分热闹，马路交通一度被堵多时。

据公司老人朱兆明回忆说，该大楼上的“江南公司”和“江南工业贸易公司”几个字是由3534厂调到公司综合部的陆云龙书写。

（江贸大楼的副楼，7层楼高的家属楼和新建造的一幢家属楼）

　江南工业贸易公司为“经营性企业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首任经理是由航天部部长任命，基地副局长施德祥兼任。副经理是马家骅。

公司最早有2个部门，综合开发部和销售（进出口）部，部门主要负责人有国有周、邢国权、严灿良。

随后，江贸公司在上海、重庆、贵阳先后设立了三家分公司，以适应基地对外开放和转型发展的需要。

据公司老人朱兆明回忆说，当时公司综合部的职能很多，包括办公室、财务、人事、统计、计划、宣传，其中，宣传一块人员较多，有侯兆顺、陆云龙、陶彩珍、马成理。

　大门进来的右面，是一幢坐南朝北三层楼的单身宿舍。1966年10月，罗庄门诊所搬进机关，曾设在此处，以后改为3417临时医院。

单身宿舍楼门洞的左边底楼，是一排车库房，右边是单身宿舍一排向外开的窗户。

1975年4月我刚到机关大院，分配住在该宿舍的三楼。楼梯上来的正前方是一间共用洗漱间，里面左右两边是长条形的水池，配有一排水龙头。

楼梯上来左拐，第一间是男厕所，往右第一间是女厕所。

走廊两侧是宿舍。女同志集中安排住在三楼的右面。在我记忆中，当时机关单身的女同志不多，主要有团委的林 征、傅文燕，基地办公室的魏 敏，财务处的刘大芳、机关广播室的王桂珍，资料室的尹凤荣和1975年新分来的大学生侯凤仙、邹文琴、李俊茹等。

　我住的宿舍窗户朝北，靠北京路。窗户下面横放一张写字台，两边竖着安放了一张单人木板床，即为房间的宽度；房间长度为，单人床的长度，加一张写字台的长度，加一个可安放面盆架的位置和一扇门打开的宽度。

在该楼我住了近8个月，认识了不少机关“单身汉”，如陈欣生、陈长庚、查全根、俞国梁等。其中，“单身汉”陈欣生会拉京胡，我也会拉，且还喜欢唱样板戏，接触多些，并由此认识了徐庆熊。两位领导最后都先后调回了上海航天局。

现在原机关大门和左边的家属楼、右边的单身宿舍楼都已经全部拆掉，左右各建起了一幢高层建筑商品房和高高的新大门，过去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

（当年单身宿舍里的北京炉）

（当年宿舍里面使用的煤油炉）

（1975年上海72届支内三线，凭《通知》可购买的统一被橱和箱子）

　　（现在机关大院的大门）

　前院单身宿舍楼前是一大块空地。右前方的出路口，水泥砌有一条壕沟，沟旁安装有一个水龙头，这里是专门用来修车使用。

靠西面围墙处一侧，建有一排二层楼房，底楼是修车库和一间间停车库，二楼是机关行政处各科室办公室。

楼梯朝外，上楼处的右面墙上，挂有一块小黑板，旁边悬挂一个小木箱子，各处室用车，需提前一天将填好的《申请派车单》投入其中，基地领导也不例外。第二天车辆安排情况会写在黑板上。小黑板上的车辆安排写得很详细，不仅有用车处室、车号，还走哪条线、到哪些厂，几个人，以便其他处室临时有事下厂，好搭顺便车。当年车辆调度（车队长）是王定成、副队长是刘礼邦。司机是邓明才、王学芬、潘光发、李占生、苏文龙、咸绪常、刘金水、孙海容、梅礼维、李立万、贾登雨、郁兆仁、袁世杰、李国昌、付顺乾、季金平、朱大模、佟保成、周永德、梁世友、唐光明、胥胜友、信保振、何圣佑、张天福、吴金雷、吉德磊，吴纯绪、李朝茂、余存善、范伦英、苏永泽、李大明、王国栋、朱绍明、许弟滔、李寿坤、赵吉鹏。

有一件事让我受益匪浅。机关某处，一天有急事，需要下厂，没有派到车，于是找分管局长解决了用车问题。但接下来2天，该处都没有派到车。办公室领导叫我去了解一下，王调度说，“哦，他们这个处不是局长派车的吗？”

王调度人很高，当时他看到我来找他，手搭在我肩上笑着问我，“晋海干嘛？”，然后还告诉我说“那天把领导万一有事的唯一一辆备用车让该处用了，好在没有事情”。王调度部队转业退伍军人离休干部，懂得“备份”“备用”的极端重要性。

感悟：要沟通换位思考，要懂得服从，要按规矩办事。

　晚上，车库里整整齐齐停满了小车，有华沙、伏尔加、桑塔纳、皇冠、吉普等小车，也有依维柯面包车、卡车和大客车。

（当年三线单位使用的卡车）

（当年机关车队使用过的皇冠汽车）

（当年机关车队使用过的吉普车）

　机关车队的司机，除了郁兆仁、航二代苏文龙、袁世杰和后来调进机关的季金平是上海人之外，大都是转业退伍军人。他们在部队学会了一手十分过硬的驾驶技术，车子一般故障也都能自己解决。 我在机关13年，没有听说机关车队发生过重大的交通伤亡事故。

贵州当年交通十分不便，出行都是步行，要下厂只得靠车。基地为了方便基地各企业（单位）的联系，充分利用车辆资源，将各机关、各厂、各单位的车子统一编号，并在车上明显处标识出来。机关车号为“0-01”。

遵义的路况很差，大都是盘山公路，山陡路险，蜿蜒曲折，很不好走。时任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副院长、〇六一办事处主任耿锐，在参加基地的勘探、选址、规划布局和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次车祸受伤住院，还有一次碰到大雨，山体滑坡，坐车险些被砸，由于道路受阻，与指挥部失联5个多小时。

　（机关车队司机苏文龙）

　走出空地，右面顺路前行不远，有两条分叉路，右拐一条路往下去，其右侧依次是机关后勤办公用品等物质库房、凯山邮局楼、大院西大门（出门延安路），以及建行、小卖部和机关“五七工厂”。

（机关大院延安路的西大门、凯山建行和小卖部）

（凯山邮局在机关大院的旧址）

　凯山邮局设立于1968年6月。当时基地基建工程基本结束，建设单位陆续撤离，各厂开始迁入，为了安全保密的需要，邮电部批准同意，基地单独设立邮政局，并用“贵州凯山”编列各厂信箱，机关信箱为贵州凯山201信箱。

为一个三线基地单独设置邮政局，据了解只有我们基地。

1986年6月，凯山邮局撤销，改设遵义15支局，保留“凯山”名称。

礼堂、球场和医务室

另一条路往前，右手边有两排三幢房子。

第一排平房有一条内走廊，该处为机关医务室，由库房、门诊室、换药间、药房间组成。医生有蒋医生、甘嘉惠、钟发仪，护士有吴巧英、诸金英、王志芬、朱月英、段绍芬、包燕华等。

吴巧英1966年3月，从上海沪东医院抽调支内来基地的。诸金英则是在1967年4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护校毕业，分到指挥部机关的“科班生”。后到〇六五筹建处机关，〇六五筹建处撤销，她留在了〇六一机关。

原来的医务室现已推平，新建起了新的机关食堂和展示馆、机关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

（医务室全体人员欢送段绍芬合影照，最后几位是机关行政处领导）

　第二排由两幢房子组成，一幢是机关理发室和小浴室，另一幢是机关锅炉房。

当时〇六一工程筹建初期，支内人员到遵义，看病、理发、吃菜的口味不适成了大问题，于是从上海急调人员支内。

看病，从上海沪东医院抽调20位医护人员。机关医务室老人吴巧英回忆说，我是1966年3月上海沪东医院抽调20名支内人员之一。罗庄开设门诊所出来之后，摔伤、骨折的病人最多。

理发，据机关老人时永洪回忆说，我是1966年8月初来的，同行有卢湾区我、姜瑞康和蒋道祖，以及虹口区虞文忠。机关理发室当时的所有椅子、理发工具等，全部是我临来遵义之前，参照上海理发店的标准，在上海购置配齐，由军用车皮运到基地的。

时永洪1998年机关内退回到上海，被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机关理发室聘用，干了6年。星期日到静安、虹口等区的部队干休所义务服务。

解决炒菜口味不适问题，是从上海调两位饭店师傅来解决。其中一位师傅叫魏昌华，后来读书转当会计，调离了贵州，还有一人，早年出车祸走了。

锅炉房北墙外，是机关24小时免费供应开（热）水的地方。

（医务室、理发室和浴室等拆除之后，新建起来的食堂、展示馆和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

　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是机关的一个标准篮球场。

　　（机关大院的灯光篮球场）

当年，每到夏、秋季，机关工会总会邀请基地各厂的篮球队到机关进行友谊比赛，活跃机关文体娱乐活动，食堂负责安排一顿点心晚餐。

机关有一支篮球队，由1971年的退伍军人唐爱国、夏坤山、刘宝才、张文连、王志通组成，后有陈长庚。陈长庚是后从厂里调机关的，是1970年炮兵工程学院的大学毕业生。

灯光篮球场也是机关小朋友最集中玩耍的地方。杨洪本的小儿子喜欢画画，没人教，常用白粉笔在地下画古代盔甲的军士，画得很不错。

　据机关老人乔文礼回忆说，当年机关大院这个灯光篮（排）球场的地面，是机关干部冒雨，将前院单身楼前堆放的大石头，用肩扛办法铺垫而成的。在铺水泥时，天正下着小雨，大家冒雨连续干到半夜，才将伴好的水泥填满了整个球场。最后由华北第三建筑公司的水泥技工师傅将水泥地面慢慢抹平。

完成球场施工之后，机关又组织机关干部采用同样的方法，把单身楼前面的场地也铺建成了。

　大院的灯光球场建成，基地在1972年，在此举行了首届基地篮球比赛，有20多家企业（单位）组队参赛（男、女队）。当年实力最强的是3405厂，男、女队分别都夺得了冠军。之后，基地又组织了排球比赛。

在此基础上，基地组建起了男子篮球队，参加了贵州省国防工办组织的三大军工基地的篮球联赛。还与空军新舟雷达团组织了友谊赛，邀请全军第七名的空军男篮来机关进行了一场表演赛。

首届基地篮球比赛意义很大，它一扫“文革”以来的压抑和沉闷，广大三线建设者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基地迎来了曲折发展之后的打好局面。

机关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也迅速蓬勃开展起来了。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以及拔河、短跑、跳绳和趣味性活动，使机关大院重新焕发出了青春活力。

（机关当时的小朋友在娄山关的合影照）

（1984年暑假期间部分小朋友在大院留下的一张集体照）

（1984年暑假期间小朋友们在机关大院的合影留念照）

　球场南面原是一块空地，后来建起了一幢五层楼，4个单元门洞的家属住宅楼；

北面平房第一排锅炉房、小浴室、理发室、仓库；

第二排是机关医务室，现已都已拆除建起了新的食堂和机关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

　新建的家属楼，1984年正式分配入住。上海72届曹锦方在此分到一套新房，现在他们全家虽已经全部回到了上海，但这套房依然拿在手里留个念想。

　球场的西面，从石头阶梯下去，是大院边门（延安路），门的两侧分别是凯山邮局、建行、后勤仓库（小卖部），以及“五七工厂”。

“五七工厂”现已拆除，新建了一幢7层楼高的家属楼。

　道路的右侧与一块空地相连，夏天是机关露天放映电影的场地。

当年机关放映组有3个人，除陈远纪之外，实际放映员是张文连和佘显文。

据张文连回忆说，我是1971年基地到武汉空军通信团接复员军人时挖来的。当时机关有16毫米和35豪米两套放映机，负责十几厂的巡回放映工作，只有一名放映员。此次到部队的人带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要想办法接一名放映员回去。

当年部队放映员稀缺，大都提干留部队。我在部队的放映组有3人，组长提干（排级），就剩我是老兵，还有一位是陕西新兵，部队当时放映员的人手也紧张。由于〇六一基地是专门来接复员军人支援三线，是周总理亲批的政治任务，所以最后部队只好把我放了。我人还没到贵州，电报就已经打回基地，报告放映员接到了。这些都是我来基地之后才知道的。我在基地政治部宣传处从事放映工作五年，1976年被调到302所。

张文连调走之后，下面大厂基本都有了自己的放映员，巡回下厂放映压力不大了。机关放映员只剩一人，锅炉房陈林富和食堂朱会刚上去成为了业余放映员。

唯一的放映员佘显文，在机关还业余时间帮忙为大家修理家用电器。

　道路往前，右面是机关大礼堂的舞台后门，左面是机关大楼。道路尽头，防空洞前面，用水泥砌了一个大树坛，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支内人员曾在此坛种植下了一珠松树。拐过树坛，是机关大院的防空洞。左侧台阶上去，是男女简易公共厕所。

　据机关老人乔文礼、邓立昌、李开俊回忆说，机关防空洞开挖是在1977年冬季，由武装部负责组织。当时武装部副部长（部长基地领导兼）是张体柱，具体现场负责组织指挥的是武装部的黄友生。

黄友生是1970年的二炮部队退伍军人，在越南抗美援越时任代理排长，有着丰富的开山凿洞经验。当时为了保密，施工人员主要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年轻人员，采用轮换的方法进行。李开俊参与了第一批，三个月。

乔文礼、陈进昌、夏坤山和虞文忠等十几人是第二批。

参加开挖防空洞主要是，推着自重几百斤的车，顺着侠窄的轨道往外推运泥土石渣。贵州是喀斯特地貌，大多是岩溶作用造成，山多为石灰石，土石混杂，常会塌陷一大片。计划淘挖十米高的洞，结果塌下就是二、三十米高！接着就只能“被敷”，即建洞的“屋顶”。

备敷工程是大体力活，黄友生蹲在高架上指挥，我们将外面手工搅拌好的水泥，铲到桶里，提进洞中，然后把重约四、五十斤的混凝土桶，像举那样举上去，黄友生等人弯腰提上去进行备敷。基本上我们每次备敷都要干到大半夜。由于体力消耗很大，人是相当劳累的，黄友生就喝酒解乏，最后，他养成了每天午、晚必喝酒的嗜好习惯。

　施工结束，机关安排大家进洞参观，看到里面一间一间办公室、活动室，参与防空洞建设劳动的很有成就感、自豪感。

1977、1978年的春节，大院在防空洞里举行春节迎春活动，搞过猜灯谜、钓鱼、套圈等活动。

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后为总后勤部部长的上将廖锡龙来基地，在基地武装部夏坤山陪同下，曾进到该防空洞里视察。

2006年5月，一万多平方米的防空洞，被遵义市政府、遵义军分区列为应急避难场所，挂牌为“国防设施受法律保护”重要设施。

　记得有1977年和1978年的大年初一，大院曾在防空洞里组织过猜灯谜、套圈、钓鱼等春节娱乐活动。

坡上厕所也曾在1977年做猪圈，养过两头猪。

（遵义市政府、遵义军分区颁发的“国防设施受法律保护”铭牌）

　1985年9月，原〇六一办事处主任耿锐等部分老人，受邀参加基地二十大庆，曾专门在附近居住的老房子和这棵树前拍照留影。

机关老人周仁录收藏了这张照片。

　办公大楼底层楼梯的背后有一扇两开间的小门，走出来，是一条通往后面家属区的一条很宽的步行道。

　在左边坡上有一大块平地上，原在此保留了一排有内走廊老军校建的平房，灰色砖墙，绿色门窗。

据老同志回忆，1966年9月，指挥部迁进大院，此排平房是指挥部张 凡、叶进明、沈 均、耿 锐等领导的住处兼办公室。

（原来军校有内走廊的一排老房子前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原指挥部部分老领导，在住过的老房子前拍照留存。

经机关原二院老人乔文礼辨认，前排左起周行松、许英杰、耿 锐、张慕枚；后排左三吕克信、左四魏守满。

　1976年初，我从前院单身楼搬到此处，和食堂班长马祥林住一起。马师傅1966年上海汽轮机厂支内到3257厂，是上海1961年的劳动模范，1963年的上海五好职工，1979年调回上海。

隔壁依次住着食堂彭绍勇师傅（上海纺织局支内）、上海72届的杨克明、张 健、曹锦方和随父母支内的陈林富，以及后来新招进机关食堂的朱会刚、杨 静，以及何关云王金娣夫妇等。

第五间是食堂采购员的宿舍，最早住的是采购员俞有贵一家，后来是赵从华一家。

我在此住一直到1988年9月调回上海。

　1976年初，我搬到这里正值冬天，遵义的天气十分寒冷，上海带去的棉被、垫被难以御寒，单位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床用稻草编织的厚草垫。

春节前夕，机关大部分单身汉都回家过年了，一起来内地的72届也都选择回家探亲，我留了下来。

大年初一，天很阴、很冷，中午食堂开完午饭，我刚回到宿舍，只听见有敲门声，“是谁？”我起身打开房门一看，一下子惊呆了！

只见门外站着一大群人，他们是基地书记：王其恭；主任：白峰；副书记：刘建歧；副主任：冯正祥、张伟华；还有空军定货办事处放入杨振生主任。

王其恭书记伸出大手紧紧握了握我的手说，“春节大年初一，本想给食堂的同志拜拜年，没想到一圈下来到食堂，都下班了，所以，就专门上门看看你这位刚来的上海小师傅。”

看着一群基地领导冒着严寒来看我，我十分感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一个劲的说，“谢谢！谢谢！”

虽然此景已经过去快50年，但至今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

　此处原来的老房子已全部拆除，空地成为了机关大院体育健身活动场所。

　从办公楼的小门出来，步道右前方是机关大礼堂后门，进去是大礼堂的舞台和化妆间。

机关广播室在礼堂舞台的楼上，播音员叫王桂珍，随父母支内到的贵州，讲一口北京话，兵乓球打得很好。那时机关大院上下班不是打铃，而是以播放军号声。

二楼还有一间是机关工会办公室，工会主席何忠友。改革开放初期，工会买了一台电视机和录像机之后，他特别忙，到处跑着寻找片源，当年港台武打录像片十分吃香。

（照片是礼堂舞台的后台，楼上是机关广播室和机关工会办公室）

　（照片是礼堂舞台的后门）

　　灯光球场建成之后，机关开始建新“食堂”-----今大礼堂。礼堂里面的最后面，是一排买饭菜的窗口。1978年礼堂地面改建成坡度型时，把食堂买饭菜的窗口给封了。

礼堂、食堂共用时，配有许多活动餐桌、板凳。1973年曾邀请上海市乒坛名将王传耀带着男、女乒乓球队来机关，在大礼堂里进行乒乓球表演赛。

大礼堂建成后，结束了露天放映电影的历史。随后，礼堂又搭建起舞台，有了固定座椅，文艺演出场次活动日益增多。

食堂厨房的楼上是电影放映间。当年，每周放映电影是最期待的，再晚也会等。电影放映中，最懊恼的是“跑片未到”。

自改革开放之后，电视和录像机进入机关，录像影视片子成了新的“宠儿”，原来十分追捧的老电影，逐步退出人们的视野。

（当时机关大院都有学习制度）

（食堂马祥林师傅和上海72届的合影照）

（食堂管理员吕学业与食堂小师傅的合影照）

（机关食堂部分人员的合影照）

　上礼堂二楼的电影放映间，需从大礼堂外面，这条水泥楼梯上去。

　大礼堂正门开在西面，基地大规模的会议基本都在这里召开。

机关工会每年都在礼堂安排文艺演出、乒乓球比赛、象棋比赛等。

大冷天，机关放映电影也安排在大礼堂里面。记忆中上海芭蕾舞团、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到基地慰问演出，都曾在该礼堂表演过。

　　机关会器乐演奏的人不少，如陈嗣林、孟国庆、于耕成、王复军、陈林富、李晋海和军代表陈新桥等。

　1978年底，为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基地组织了一次全基地的文艺大汇演，机关为此专门组织成立了一支20多人的文艺演出队参赛，并参与了基地巡回表演。

（机关文艺小分队在参加基地汇演结束时拍的舞台合影照）

（机关文艺小分队参加基地巡演时，路经娄山关拍的合影照）

机关大院的后院

大礼堂、篮球场往后，是机关大院的后院，大约占整个大院三分之一，在这个区域中有10幢，17个单元门洞，四层、五层楼高的家属楼。

　从办公大楼后门出来，沿着步行道往前，经过礼堂、食堂就进入了家属区。

进入家属区往左上坡，是机关水泵房和3421通讯站二分站的家属宿舍。

　步行道往前，其左侧则是军管时期建造的“校官楼”，后为基地局级领导干部楼。

该楼后面有一幢楼梯朝外，1个门洞，4层楼高的家属楼。

（军管时期的校官楼，后为基地局级领导干部楼）

　该楼是一幢楼梯朝外，1个门洞，4层楼高的最早的家属房。

　往后走到底，一墙之隔的外面是松桃路菜市场，为方便职工进出，该区域专门开设了一个小门。

（为方便职工进出松桃路买菜，专门开设的小门）

　从办公大楼正门出来，左拐沿道前行，再右拐经过礼堂、球场也可进入家属区。其右侧第1幢，是五层楼高，4个单元门洞的家属楼，后有2幢4层楼高，2个单元门洞的家属楼，以及机关木工房、托儿所、公共洗浴室公共配套项目。

左侧有前后2幢4层楼高，2个单元门洞的家属楼。

　1988年9月我商调回到上海，一转眼37年过去了，虽回去看过很多次，但基地机关大院当年的情景和人的故事，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最后，我以一位“航二代”写的一首诗作为结束。

《遇见061，从此我们与众不同》

他们这个群体，拥有那个年代，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家庭，最好的才艺。

带着理想，带着激情，带着梦想，来到大山里，建设这个国家。

至今回忆起来，头脑中，都定格在那个充满了梦幻的、理想中的乌托邦。

人人脸上都带笑，充满激情，充满智慧，充满理想。

父辈们，我们永远以你们为傲。你们的成就，我们终将难以靠近。

感谢爸爸妈妈们，把我们生在那些山沟里，从此我们拥有，最丰富的灵魂，最众多的姐妹兄弟。

美篇发出后， 302所的孔泉告诉我说，此诗作者叫赵凯，他们都是302所的“航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