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1979

云山月

1979年2、3月间，我军胜利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出了国威军威，为四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安全环境。美国汉学家傅高义先生在其《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对这场战争有专门描述。《邓小平时代》是一本世界级名著，迄今仅中国大陆就发行了80万册，许多国家政要给予高度评价。于我们而言，傅先生的描述属于“另一种声音”，听听无妨。我们相信，44年前这场震惊世界的局部战争，不会也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战争”。

攻打越南: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

傅高义（美）

1978年夏天，苏联和越南不断加强合作，使中国官员担心越南军队可能利用便于调动摩托化部队的旱季进攻柬埔寨。越南在1977年7月已经占领了老挝，而12月就将进入旱季。

邓小平曾对美国人说，为遏阻苏联的扩张，必须展示不惜一战的决心。如果中国对入侵柬埔寨的行为不做出强硬反应，苏联和越南就有可能自信地以为它们可以扩张到泰国和马六甲海峡。如果越南打算入侵柬埔寨，苏联很可能会送去更多的人员和军事装备帮助它进行侵略。邓小平坚信，中国必须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做出强硬反应。

然而邓小平并不想出兵柬埔寨；他认为这会让中国陷入代价高昂的战事而难以自拔，乃至对这个地区的事态失去控制力。他更希望打一场“速决战”，就像1962年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取得的成功那样。他想迅速而短暂地攻入越南，向越南和苏联证明继续扩张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中国很多高层的军方和文职官员都怀疑攻打越南是否明智。有些人觉得，中国刚开始搞现代化，把建设现代工业亟须的稀缺资源挪作他用并不明智；有人担心中国军队尚未做好适当准备；还有人从原则上反对进攻一个共产党友邦；有人认为军事攻击将导致越南长期敌视中国。
还有一些官员担心，这有可能把苏联的庞大军力拖入冲突。邓小平本人则相信，苏联当时处在与美国谈判“战略武器限制条约II”(SALT II)的最后阶段，不太愿意因卷入亚洲的陆地战争而使谈判破裂。但是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邓小平征求了其他老干部对苏联可能干涉的看法。陈云做了仔细评估后认为，苏联在中苏边境——这是最有可能进攻中国的地方——的部队兵员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陈云的结论是，如果作战时间很短，苏联插手的机会极少。 听了陈云的评估后，邓小平宣布作战时间不会长于1962年攻打印度(33天)。只打地面战，不动用空军。邓小平知道当时越南飞行员在训练上强于中国，况且中国也没有接近越南的机场。再者，避免空战可减少苏联介入的机会。邓小平仍然很担心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他从靠近中苏北部边境的伊犁撤走了大约30万中国平民，并命令情报人员密切监视苏军在边境地区的一举一动。
　　邓小平遭到了中央军委其他成员的普遍反对，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军队没有做好作战准备。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从“文革”的破坏中复原，纪律涣散，训练不足。除了1978年在边境线上与越南有1100多次小摩擦之外，中国军队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从未打过仗，而越南军队却跟法国、南越和美国军队打了几十年仗。他们还拥有苏制现代装备，而且苏联在1975年美国越战失败后一直为越南提供大量经济援助。
最终，邓小平的权威和他认为必须对苏越威胁做出强硬反应的信念，胜过了其他人的顾虑。北京的一些干部相信，邓小平发动并具体指挥了这场战争是为了使他自己在掌权后加强对军队的个人控制。还有人认为，邓小平知道美国因为与日本和韩国是盟国而向它们无偿提供技术，所以他要向美国表明中国打越南就是要与苏联划清界限，不存在与苏联人修好的可能。尽管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明邓小平到底如何权衡这些不同的考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邓小平对越南的野心很恼火，他对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深感担忧。 广州和昆明两大军区与总参谋部研究了增加边境驻军的可能需要。但是直到1978年9月的中央军委会议之后，他们才开始制定对越作战计划。在这次中央军委会议上，首先由总参谋部的情报部门通报了中越边境军事摩擦增加的情况，两个相邻的军区——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得到命令集结兵力为打越南做准备。从11月23日开始，空军、海军、总参作战部和情报部的高级将领开了为期一周的会。会后，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军区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严密监视苏联可能的军事反应。
　　11月，11个大军区中有10个军区的军队开始向靠近越南的边境集结，这些军队多数来自广州和昆明军区。中越边境长达1300公里，大约一半位于云南境内，由昆明军区管辖。另一半在广西，由广州军区管辖。中国军队被部署在整个边境线上，就像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时一样，中国军队向越南边境的调动都是在夜间进行，以便做到出其不意。美国方面估计参战军队至少45万，其中包括在中国境内提供后勤支援的人，越南的估计则是60万人。
12月8日，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和昆明军区在1979年1月10日前做好进攻越南的准备，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12月11日开始部署部队。不久后的12月21日，许世友在邻近越南的广西南宁设立了总指挥部，在那里和他的部下制定了具体的进攻计划。同时，中央军委预计越南即将入侵柬埔寨，因而在12月20日召集了一个座谈会，由军队领导人细致评估了越南的动向，并审查了进攻计划。不出所料，12月25日越南的12万大军入侵柬埔寨，并在12天后占领了金边。
除了为进攻越南做准备外，邓小平还做了外交努力。他分别于1978年11月和1979年1月向李光耀和卡特通报了进攻越南的计划。1979年2月初访美回国途中他在日本停留，把进攻越南的打算告诉了日本人，劝说日本不要向越南提供财政或其他援助。他在东京时还会见了美国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邓小平知道他能影响美国国会的观点，便把已经对日本和卡特说过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越南和苏联计划包围中国，中国打越南是要给它一个教训。 在筹划进攻越南前的那段日子，邓小平忙于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以及为承担头号领导人的责任做准备，但是他仍抽时间领导了与对越战争相关的外交和军事准备工作。战事一开始，他每天都深度投入到军事指挥之中。约翰·刘易斯(JohnLewis)和薛理泰后来研究邓小平在打越南中发挥的作用时得出结论说，“无论是这次进攻的战略思考还是战争目的及规模的确定，都是来自邓小平本人。他选定自己最高级的战将担任战场司令员，动员相关各省支援战斗，批准作战细节，下达作战命令。这是一场邓小平的战争。”在整个战事期间，邓小平一直提供全面的领导；有人说他对中国军队的调动熟悉到排级。 就像中国的许多司令员一样，邓小平想打一场歼灭战。当年打淮海战役时，军队的目标是把国民党军歼灭在长江以北，同样，邓小平想迅速攻入越南，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歼灭越南军队的大部，这次决定性战役可以使越南威胁中国的能力拖后许多年。越南的军官曾跟中国人密切合作抗击美国，对这种战略自不会感到意外，他们迅速将主力部队从中越边境撤到河内附近，而他们在柬埔寨的军队则按兵不动，让熟悉当地地形和居民的地方部队和民兵与中国人周旋。 中国军队选在越南进入旱季、中苏北部边境乌苏里江上的冰开始融化之后进攻越南，此时苏联军队无法从北部利用冰面越境进攻中国。2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做出了进攻决定，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了他的柬埔寨盟友西哈努克亲王。2月16日，在距发动进攻只有17小时时，由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向中央高层干部通报了作战计划。由于华国锋难以摆脱参与作战准备过程的干系，因此即便发生严重问题，他也无法批评邓小平。
　　2月17日黎明，大约20万中国军队从分散在整个边境的26个地点同时向越南境内发起进攻。进攻之前中国就在边境不同地点发动袭击以分散越南的兵力。中国要用优势兵力集中夺取俯瞰5个越南省会城市——谅山、高平、老街、河江和老山——的山头，他们预计几天之内就能攻下这些地方。
邓小平的这次军事行动发生在一个战略时刻：不到3周之前他刚成功地出访美国，并在日本作了短暂停留。邓小平的出访使苏联担心美国可能向中国提供情报；假如苏联采取行动，美国有可能支持中国。勃列日涅夫甚至给卡特打电话，想让美国保证不会暗中帮助中国。但是卡特向他做出保证后，勃列日涅夫仍然疑心犹在。
　　中国军队一攻入越南后就发现，越南人的有效抵抗超乎他们的预料。参战的中国军队都被安排了具体任务，然而他们缺少情报，与上级通讯不畅，无法迅速采取行动。各部队之前的协调也很差，供给线拉得太长，只好派一部分军人回到中国搞物资供应。中国军队用炮兵支援部队推进，试图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抵抗。然而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不同，那时共产党军队能依靠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而越战中的越南当地民众却在为越南军队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援。
中国预订一周内拿下全部5个省会城市，但直到开战3周后他们才攻下谅山。而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谅山附近，中国军队在这里集中兵力要取得对通向南边河内的要道的控制权，向越南人表明他们可以威胁到越南的首都。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了5个省会，但伤亡人数远高于越南。据估计，中方在战斗中有25000人阵亡,37000人受伤。
　　3月6日攻下谅山后，中国立刻宣布取得胜利并开始撤军，并在撤退过程中尽量破坏越南的基础设施。邓小平曾保证，战斗不会长于1962年33天的中印战争。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始于6日，3月16日完成撤军行动，距开始进攻时不过29天。
在进攻越南之后的宣传中，无论对内对外，中方都把它称为“自卫反击战”。中方说，这是对自1978年开始越南人在边境多次袭击做出的回应。驻扎在边境地区并要对付越南人袭击的军官以及他们的上级，都不难理解“反击战”的必要。还有些中国官员也像邓小平一样，为越南不顾中方警告，对华人进行迫害和驱赶感到愤怒。但是也有一些中国高级军事将领从未对这场战争表示支持。 邓小平声称中国已经给了越南一个教训，但西方的军事分析家有不同评价。中国军队从11月到次年2月匆忙开战，意味着它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中方的指挥和控制功能薄弱，而且缺少准确的情报。具体说来，两大军区的指挥部在越南作战时缺乏相互协调，互相不了解对方的行动，它们分别给下级单位下达任务，却不知道另一方的下级单位在做什么。解放军很难为它的表现感到自豪；有些司令员抱怨说，应当允许他们一直打到金边，夺取全面胜利。军队的很多将领，虽然没有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完全反对打这场仗，他们觉得中国受到的包围还没有危险到非要发动这次进攻。 但是，无论在党内还是对外国客人，邓小平都说中国完成了它所宣布的攻占5个省会城市的军事目标，更重要的是达到了整体战略目的，即向苏联和越南表明，苏联在这个地区进一步扩张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李光耀认为，“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是失败的。但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越南人知道了如果他们越过柬埔寨再进攻泰国，中国将会发动攻击。苏联人不想在亚洲一个遥远的角落陷入长期战争。”事实上，苏联9个月后对阿富汗的入侵确实给自己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即使中国没有进攻越南，此后苏联在东南亚扩张的危险也变得很低了。 中国军队的官员试图低估战争的成本，但1979年的国防经费支出是223亿元，大大高于1978年和1980年；与越南接壤的省份所承受的负担使这场战争的成本更高。西方分析家估计，仅战争的物质成本一项就高达55亿元。外交人员关心的则是另一种成本：这次进攻使中国难以站在一个有原则的立场上批评西方干涉别国内政。国内批评对越战争失败的意见未见公开，而中国和越南在1990年代恢复关系时一致同意不再提过去的冲突。官方的三卷本《邓小平军事文集》收录了他从1978年到1979年的26篇讲话，其中只偶尔提及中国的对越战争，但没有一篇讲话与这场战争直接有关。有些中国人把攻打越南称为“中国最后的战争”。鉴于中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公开讨论，不妨把它称为“中国被遗忘的战争”。 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对攻打越南是否明智表示过怀疑。但战争之后，邓小平确实利用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强化了他自1975年就开始的工作：让无能的军官退休，严肃纪律，增加军事训练，使用教育程度更高的军官。他指示解放军认真分析战争中暴露的弱点。中国军队终于开始正视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过的很多问题：战争前后情报质量低下，各单位之间通讯不畅，装备质量差，军队领导没有能力提供全面协调。 战争之后，邓小平对到访的美国参议员杰克逊(Henry M.Jackson，绰号“铲车”)说，他要杀一杀越南人的气焰，继续教训一下他们膨胀的野心。此后几年里，至少有14支师级部队被选派轮流驻守于中越边境附近老山的中国一侧。越南则在它的北部边境驻扎了80万军队以防中国进攻。越南人口只有中国的大约二十分之一，它在此后10年为保卫其边境耗费了大量资源。
　　在此期间，中国不断通过边境骚扰来训练自己的军队，冲突的规模偶尔能达到动用一个师的兵力。在1980年代，中国大多数步兵部队都曾被轮流派往边境参与小型冲突。有军事分析家指出，让中国军队与世界上最骁勇善战的地面部队打仗，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训练。大量中国军队的驻守也使苏联在为越南提供更多援助时变得更加谨慎。
越南对较弱小的东南亚国家的威胁，加强了后者与中国合作对抗这种威胁的愿望。越南的侵略行为也导致东南亚各国加强了东盟组织的合作。当越南在1984年夺取柬埔寨一条通往泰国的要道而威胁到泰国的安全时，中国发动了自197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边境攻击，迫使越南人撤退。邓小平在1979年攻打越南以及在中越边境不断进行的军事活动，增强了其他东南亚国家抵抗越南野心的信心，他们知道中国会像帮助柬埔寨和泰国那样帮助他们。 就像下围棋一样，邓小平要阻止苏联和越南占据空间围住中国，同时又要护住自己的眼位。他在1984年尽力护住了眼位，阻止了越南进入泰国进而染指重要的马六甲海峡。在邓小平看来，到1980年代初时，包围中国的威胁已经被消除。
　　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和中越边境不断的军事摩擦让它不堪重负。早在1979年8月邓小平会见来北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他对蒙代尔说，“越南现在的处境还不算太难，不会接受政治解决。或许，越南人的麻烦多到无法承受时，他们就会接受了。”他对蒙代尔说，越南背着沉重的双重负担，它要占领柬埔寨，又要在中越边境维持一支60万到100万的大军，越南人迟早会认识到，苏联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所有请求。

　　邓小平的话是有远见的：1988年越南从柬埔寨撤走了一半军队，第二年又撤出了其余的军队。越南未能实现它称霸东南亚的野心。邓小平退休时越南已不再威胁东南亚各国，而是开始谋求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1980年代初，正是由于越南对这个地区的威胁才导致东南亚各国加强东盟的合作。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越南自己也开始努力与东盟改善关系，并在1995年被接纳为东盟的成员国。

——摘《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第508—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