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第一次出国，赴新加坡参加国际教育与培训展会。

关露

　　翻开老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那一幕幕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鲜活的展现在眼前。

一九八九年，我随国家教委代表团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教育与培训展会，一行十人由教委两位司长带队，赴新加坡参展。由于出国名额有限，教图公司仅派我一个人参加，因此备展及开展之后的一系列工作均由我一个人完成，可想而知当时的工作量是巨大的。所幸当时年轻且又有公司不少同事帮助准备，加上我是第一个被公司派出国的人，再忙再辛苦也是开心的。

一行十人只有我一个是女性，并且是最年轻的，因此大家都很照顾我。

展览馆门外

每天坐在图书展位上迎来送往，忙的不亦乐乎。记得我们展位旁边有两个卖地图的小伙子，是英国人。没事儿时会跑过来找我聊天，中午时还会请我吃饭，因为怕我不去，就说可以和我的同事一起去。所以每次接受邀请后，我就会叫上一位同事一起去喝一杯，同时也会回请他俩，20多天的展会，我们相处的很愉快。

与台湾展位同行合影，当时两岸还未开放，彼此交流需上报领导批准才行。记得他们展位还有两位漂亮小姐姐，对我很是羡慕，说你年轻轻的就能独自负责展会的工作，况且还是女性，这在台湾根本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对台湾很是好奇，她们也是，因此我们彼此聊了很多两岸各自不同的风土人情，当然敏感的话题是不能说的。

那位高个老外是瑞典一家公司的老板，很看中与中国的合作，想找机会进军中国市场。曾私下找我，希望帮他在北京建立办事处，还在当地公司老总的陪同下参观了他们设在新加坡的办事处。后终因八九年众所周知的事件未能成行。由于他人高马大又很英俊，大家都管他叫moving star。

在一同前来参展的教学仪器展台

记得在展会期间，有一位被推着轮椅过来的长者（是位华侨）让我记忆犹新，他可能是位有身份的人，身边有不少陪同。他专门来到我的展位，聊了许多，感慨国家的发展，希望为祖国出份力，还说要赞助我的小孩出国读书。我知道他是想表达对家乡人的一种善意，但我怎么可能去接受这萍水相逢的帮助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挺感动的，感动于身在海外游子的那颗心。

在做演示

两位是上海教仪公司的同仁

与代表团团长合影

在这家大商场里面，看了一场秀，望着台上的模特，脱口而出“好美啊”。谁想到陪同我们的周先生却悄悄告诉我“这是人妖”，我的嘴巴张的很大，半天没有合拢，那时候是无法想象变性这种事的。

广东教学仪器公司的同仁

中国教学仪器公司的同仁

去新加坡商务印书馆，受到热情的接待。发行部的经理是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华人姐姐。她带我参观了她们书店，还带我去牛车水码头，讲述祖辈们如何从遥远的大陆被贩卖到这儿，由这个码头抵达新加坡做苦工。好在苦尽甘来，现在新加坡的华人很有地位，一般门童啊服务生等工作基本见不到华人做了，取代是马来人及印度红包头。只是新加坡是以英语为母语，1965年才从马来分开独立建国的，老一辈华人还会讲国语，小一辈的基本就不会了。新加坡商务印书馆会同当地政府办了一些华人学校学汉语，积极推动汉学文化，为此也是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接待我们的当地公司老总

这位是接待我们的周先生。当时我们代表团有规定，每晚睡前要电话点名。因此，我们几个比较年轻好动的同仁经常会等到点名之后，偷偷溜到大堂与这两位当地老总去逛逛。新加坡的夜晚比白天热闹了许多，周先生带我们去吃印度抛饼，吃榴莲，甚至有一次还去了夜总会。估计当时领导也是知道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展览中间休展时，我们一行人会组织去公园玩。

拿个摄像机东拍西拍

这位是教仪公司的长义兄，他夫人是我原出版社的同事及好友，他父亲也是人教社的老编辑，所以他对我很是照顾，展会期间帮了很大的忙，非常感激。

参观蜡像馆

休会期间一起游玩，每次买冰淇淋时，那几位上海公司的同事就舍不得买，因为按规定，我们每天每人有100美元补贴，早餐中餐自己解决，晚餐托领导的福，顿顿有人请。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买一个大件、一个小件的免税电器。后来据说取消了大件指标，看来出国还是能早些才行啊。

喝点椰子水

这是会展结束时举行的表演，印度艺人拿着蛇请观众上前，大家鼓动我，结果一摸到蛇，冰凉且滑滑的，吓了一大跳。

会展结束后，几位领导要去东南亚几个国家访问，其余的同仁途经香港休整几天。在香港，经批准我去见了居住在港的大伯、大伯娘，还见到了回到香港定居的老朋友。之后坐船到广州（广州公司的那位老哥在港买了电视，因此为方便都给我们买了船票），最后我们由广州乘飞机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