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发生在盱眙的惊世冤案

中国秀

盱眙

刘伯英

徐敬业

楚州

刘行

刘行举

资治通鉴

武则天

山阳

唐纪

——盱眙将门刘氏灭门冤案始末

文/马培荣

盛唐时期，在盱眙曾发生了一件惊世冤案，但在历代盱眙旧志中却从未提及，知晓者寥寥。这就是发生在唐初武则天执政期间的盱眙“刘氏灭门，毁掘祖坟”案。据典籍载，唐天授二年（691年），酷吏来子珣诬告盱眙人刘行实兄弟忤逆谋反，武后轻信其言，下令将刘行实及其弟刘行瑜、刘行感，和其兄刘行举之子刘虔通全部诛杀、满门抄斩，还遣将盱眙，掘其父初唐功臣、左监门卫大将军刘伯英坟、毁其棺柩，实是惨不忍睹。事情已经过去1330年，至今听来仍觉毛骨悚然。现将此案的来龙去脉作以考证，与史家同研。

盱眙刘行举，据城抗拒徐敬业

唐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唐高宗病逝，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次年（684年）正月改年号“嗣圣”。尊武后为皇太后，听政并裁决军国大事。二月壬子又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改年号“文明”；册封正妃刘氏为皇后。但到九月甲寅，武后临朝称制，裁决一切政事，再改年号“光宅”。李旦成了傀儡皇帝，被软禁宫中，不闻政事，不能自由行动。

武后连废二帝，三改年号，并临朝称制，天下皆惊。这年九月二十九日，柳州司马、英国公徐敬业以“匡扶李氏、恢复庐陵王帝位”为口号，网罗其弟徐敬猷及唐之奇、杜求仁等人，据扬州起兵讨武，同时由骆宾王撰《讨武曌檄》，列举武后“罪状”，发布州县，号召天下。又找貌似故太子李贤的人，伪称遵其号令。一时应者颇多，10多天内就聚合10万部众。骆宾王亲自传檄楚、扬两州及各属县。在骆宾王的游说下，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山阳、盐城、安宜三县响应，参与徐敬业的“讨武”之举。但是，也有忠于朝廷，反对造反的刚直人士，其中，盱眙人刘行举就是典型代表。在清光绪《盱眙县志稿》中，就引用了《资治通鉴·唐纪》所载的内容：

中宗嗣圣元年（684）九月，英公李（徐）敬业起兵扬州。太后遣将军李孝逸击之。楚州司马李崇福帅所部三县应敬业。盱眙人刘行举独据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攻盱眙。（光绪《盱眙县志稿》“卷十六·兵事”，《资治通鉴·唐纪》《通鉴辑览》）

另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也都有盱眙人刘行举据县不从、力抗叛兵的记载：李（徐）敬业等疾太后胁逐天子，不胜愤，乃募兵欲迎庐陵王。楚州司马李崇福与连和，盱眙人刘行举婴城不肯从。敬业攻之不克。（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卷十六兵事，《新唐书·高宗则天皇后传》）

徐敬业檄文讨武，楚州司马李崇福帅所部三县应敬业。盱眙人刘行举独据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攻盱眙，行举拒却之。（武则天）诏以行举为游击将军，以其弟行实为楚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〇三之《唐纪》十九）

（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卷十六·兵事页影印件）

在原志书中有一段注释云：“原注：所部三县山阳、盐城、安宜也。今按《新唐书·地理志》楚州县四：山阳、盐城、宝应（安宜）、淮阴。”按文意，届时楚州所属山阳（治所在）、盐城、宝应、淮阴四县。而《资治通鉴》原注指的是山阳、盐城、宝应三县接受司马所帅，举城响应徐敬业。

为弄清初唐时楚州辖县情况，我们查阅了典籍原件，在《旧唐书》中记“楚州领县五”，除上述四县外还包括盱眙县。而在《新唐书》中，则记“楚州领县四”，不包括盱眙县，而将盱眙包括在“泗州临淮郡”中。具体记载如下：

《旧唐书》楚州。武德四年立为东楚州，领山阳、安宜、盐城三县。八年废西楚州，以盱眙来属，仍去“东”字，复为楚州。领县五：山阳，晋置山阳郡，改为山阳县。武德四年，置东楚州。八年，去“东”字，治于此县。盐城，武德七年，置盐城县属楚州。盱眙，武德四年，置西楚州，领盱眙一县。八年废西楚州，以盱眙属楚州。宝应，武德四年置仓州，领安宜一县。七年州废县属楚州。上元三年于此县得定国宝因改安宜为宝应。淮阴，乾封二年分山阳县置。（《旧唐书》卷四十、志第二十、地理三：P325）

《新唐书》楚州淮阴郡。县四：山阳，上。盐城，上。武德四年来归。宝应，望。本安宜。武德七年州废，来属。淮阴，中。（《新唐书》卷四十一、志第三十一、地理五）

从盱眙隶属关系看，泗州“徙治临淮”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时在徐敬业起兵51年之后。而“安宜”改为“宝应”时为唐肃宗李亨“上元三年（762年），县境获‘定国之宝’，肃宗诏书，将‘安宜县’易名为‘宝应县’”，时在徐敬业起兵78年之后。所以，《新唐书》中“盱眙，属泗州”应该在开元二十三年以后，而“宝应，本安宜”的说法也必在宝应元年（762年）之后。故以为《旧唐书》的记载更为可信，即：武德时盱眙即属楚州，嗣圣、光宅时的楚州所领县应为山阳、盐城、盱眙、安宜、淮阴五县。

光宅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徐敬业扬州举兵讨武，《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则天皇后、中宗”载：“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柳州司马李敬业举兵于扬州以讨乱。十月癸未，楚州司马李崇福以山阳、安宜、盐城三县归于敬业。”10日间竟得兵10余万。只有盱眙一县，在刘行举的率领下据城坚守，与攻城敬业反军决战。《资治通鉴·唐纪》《通鉴辑览》记：“盱眙人刘行举独据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攻盱眙。”《新唐书·高宗则天皇后传》记：“盱眙人刘行举婴城不肯从。敬业攻之不克。”虽然寥寥数字，却可在字里行间看到了刀光剑影、喊杀震天，尸横遍野、烽火连天的血腥场面。

徐敬业北上讨武，知道盱眙乃重要城池，扼守汴河、淮河水道，是汴扬运河的交通枢纽。且盱眙城建在都梁山上，居高临下，城墙高大壁立，险要异常，易守难攻。若掌控盱眙，即可控扼淮河天堑以御唐军，亦可以汴水为道漕运兵士给养，北上便成易事。所以，得盱眙则如鱼得水，失盱眙或功败垂成。因遣骆宾王亲赴盱眙，游说盱眙城守。先是楚州及三属县纷纷响应，骆宾王似乎胸有成竹、势在必得，于是从淮口乘舟专程前往盱眙，当他看到绵延洪泽、滔滔淮水时，心潮澎湃，便写下《早发淮口望盱眙》诗，诗云：“一朝从捧檄，千里倦悬旌。唯有贞心在，独映寒潭清。”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盱眙人刘行举根本不听他的“劝说”，不仅不响应起兵讨武，反而组织起刘家军，据守盱眙山城之险，拉开与叛军对峙的架势。

武则天听闻徐敬业扬州作乱，又闻刘行举、刘行实兄弟据盱眙与反军对抗，故诏命以刘行举为游击将军，以盱眙城为据守；以刘行举之弟刘行实为楚州刺史，取代原楚州司马李崇福。十月初六又遣左玉铃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行军大总管，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副总管，将兵30余万讨伐徐敬业反军。

（盱眙刘行举据县不从抵抗叛军攻城）

得知刘行举据县不从，徐敬业暴跳如雷，大声吼道：“盱眙据淮之险，南北通衢，乃战事要地，势在必得！”急令其子徐奇率部守江都，遣其弟徐敬猷领5000人攻和州（今安徽和县），遣大将尉迟昭率两万人直击盱眙。

刘行举见徐敬业派兵来攻，便召集其弟刘行实、刘行瑜、刘行感和儿子刘虔通等一起，商议如何御敌。刘行举深知，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有据险固守方有胜算，贸然出击城池难保。遂将刘家兵卒、县衙卫士、城内男丁全都组织起来，一时亦有两千之众。刘行举遂将所有将士、滚木雷石集中，全部安排在、城门、城墙之上，关键要隘之处，倚险而居、枕戈待旦，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刘行举对众人说：“举旗造反，大逆不道；起兵伐戮，其罪当诛。我等乃大唐子民，绝不能与逆贼同流。”他又对将士们说：“当年太守沈璞、将军臧质守盱眙，只有三千兵卒，面对北魏拓跋焘三十万大军，却能临危不惧。魏军攻城三旬，除了留下几与城平的尸体外，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灰溜溜地退兵北去，我盱眙城还是岿然不动。如今叛军势众，也是十倍于我，但我大盱眙众志成城，谅他也奈何我不得！”盱城守军士气大振，誓死保卫盱眙城。

盱眙城建于都梁山上，又称都梁城，城墙依险而筑，高大坚固，可谓固若金汤。南北朝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北魏拓跋焘率兵30万攻打盱眙，盱眙太守沈璞与宁朔将军臧质联手，虽只有3000守卒，却能坚守城池，令30万魏军望而止步，强攻30天但始终无法攻陷盱眙，反而死伤惨重，只好于是年二月撤围北退。（《宋书·卷七十四·列传第三十四》，《南史·卷十八·列传第八》）尉迟昭虽然兵多势众，但面对森严壁垒、依山而建的盱眙城，兵力无法展开，云梯竹帐也无法使用，抛石机的效果也大打折扣，一连攻城3日，仍是数攻不下，不得不叹息道：“撼山易，撼盱眙城难！”无奈之下，徐敬业听从薛仲璋之言，将兵渡江攻润州（今镇江），十月十四日攻陷润州。

武则天对徐敬业起兵讨武极为恼怒，遂“追削徐敬业祖考官爵，发冢斫棺，剥赐姓李以复徐氏”。并命左玉铃卫大将军李孝逸加快讨伐步伐。徐敬业得知李孝逸来攻，自润州回军拒之，命徐敬猷逼淮阴，并屯兵淮阴（《资治通鉴》卷二〇三之《唐纪》十九）。又遣将韦超、尉迟昭再攻盱眙。刘行举急率军抵抗。在盱眙又爆发了一场鏖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盱眙守卒死伤甚众，刘行举战死，刘行实等退去淮北，盱眙城陷。韦超、尉迟昭遂率众屯兵都梁山。

李孝逸领兵讨伐徐敬业，到达临淮（今泗州故城），十月二十四日渡淮攻盱，大将马敬臣击斩尉迟昭、夏侯瓚等，唐军进抵都梁山下。而韦超则龟缩在都梁山，据险固守，抵挡唐军。李孝逸采纳支度使薛克构“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建议，率军先向都梁山发起进攻，登山猛击，杀数百人。经过激战，韦超大败，落荒而逃。韦超逃跑时嘴里还衔了一根竹签，以防发出声响，可谓狼狈至极。《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典籍旧志载其战事：

李孝逸引军至淮。伪将韦超据都梁山以拒孝逸。俾将马敬臣击斩贼之别帅尉迟昭、夏侯瓒等。超乃拥众凭山以自固。或谓孝逸曰：“超众守险，且凭山为阻，攻之，则士无所施其力，骑无所骋其足。穷寇殊死，杀伤必众。不若分军守之，大军直趋扬州，未数日，其势必降也！”支度使广府司马薛克构曰：“超虽据险，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击，何以示武？不如击之。克超，则淮阴自慑。淮阴破，则楚州诸县必开门而候官军。然后进兵高邮，直趋江都，逆坚之首，可指掌而悬也。”孝逸从其言，进军击超。贼众压伏，官军登山急击之，杀数百人。日落困解，超衔枚夜遁。（《旧唐书·淮南王神通子孝逸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之《唐纪》十九，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卷十六·兵事）

盱眙之战不仅斩杀徐敬业的别帅尉迟昭、夏侯瓒，还大破盱城，击溃韦超，取得大胜后，李孝逸又率唐军继续东进南下，攻淮阴，再败徐敬猷；再乘胜进逼高邮，抵达下阿溪北，向李敬业的主力发起进攻。徐敬业部属兵卒士气一落千丈，兵败如山倒。十一月十四日，李孝逸将徐敬业残部追至海陵县（今江苏泰州）界，徐敬业欲乘舟远逃海外，却因受风所阻，乘船无法出海，徐敬业部发生内讧。在内讧中，徐敬业被其部将王那相杀死。轰轰烈烈的扬州兵变不到两个月便尘埃落定，以失败而告终。扬、润、楚三州遂平。

其父刘伯英，初唐骁勇大将军

次年乙酉年（685年）正月，平定徐敬业兵变之乱的武则天当朝理政，她觉得讨平扬州兵变似乎毫不费力、垂衣拱手、易如反掌，大乱之后便是天下太平。古人云：“谆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垂拱”之意即是天下太平，故改年号“垂拱”，将此年定为垂拱元年。

武则天高兴之下，便先是改元，再赦天下，又封功臣。鉴于盱眙刘氏继承先贤，将门虎子，一门忠烈，故将刘家兄弟一一分封：

刘行实由楚州刺史、改巫州刺史，擢雅州刺史；

刘行瑜擢渠州刺史；

刘行感擢尚衣奉御；

游击将军刘行举因已战死，加封忠烈。其子刘虔通封鹰扬郎将军擢左鹰扬卫将军。

盱眙刘氏受封，众人皆喜。

雅州即今四川雅安，时辖雅安、名山、荥经、天全、芦山、小金六县。渠州即今四川渠县，时领渠县、大竹、邻水、广安四县。刺史即州郡太守，为正六品。刘行实、刘行瑜分别封任雅州、渠州刺史，就任天府之国四川的雅安、渠州两个富庶之地，可谓是一方大吏。

尚衣奉御是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的官员，官至五品。一般来说，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担任，所以很是荣耀。刘行感能封任尚衣奉御，可见女皇帝武则天对他的宠爱与信任。

鹰扬将军是一武官官位，是为加官、散官性质的将军，为从四品。也是级别较高的军事职位。刘行举的儿子刘虔通被封为鹰扬郎将军擢左鹰扬卫将军，既是对刘虔通的信任，也是对刘行举的一种褒奖与追认。

盱眙刘氏家族源起何地？又是怎样的来到盱眙的呢？

原来，盱眙刘氏的前辈乃初唐功臣、山阳郡开国公、左监门卫大将军刘伯英。

刘伯英（？～约671年），字仁远，唐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于唐初诸将中号称骁勇。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中为巂州都督，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为桂州都督。因败窦州、义州寇边之众，为左骁卫将军，封山阳郡开国公，徙居封地盱眙。显庆五年（660年），授平壤道总管讨高丽。龙朔中（662年），高宗李治册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勋封如故，官冀州都督府长史。乾封元年（666年）授越州刺史。总章中（669年）致仕。咸亨二年（671年）卒，赐葬盱眙山之塬。

（初唐名将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率唐军南征北战）

刘伯英是初唐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部的骁勇悍将。时右丞相许敬宗称：“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刘伯英就曾戍边平叛、屡屡立功，深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贞观二十三年（648年）四月，因松外诸少数民族举行起义，时任巂州都督的刘伯英进言朝廷，出师讨伐，俘杀千余人，归附七十个部落，民户近十万余，大获全胜。《唐史》有记：

贞观二十二年夏四月丁巳，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破之。初，巂州都督刘伯英上言：“松外诸蛮暂降复叛，请出师讨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敕建方发巴蜀十二州兵讨之。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方击败之，杀获千余人。群蛮震慑，亡窜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谕以利害，皆来归附，前后至者七十部，户十万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长蒙和等为县令，各统所部，莫不感悦。因遣使诣西洱河，其帅杨盛大骇，具船将遁，使者晓谕以威信，盛遂请降。（《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之《唐纪》十五》）

伐蛮之战大胜，刘伯英亦声名大振，太宗李世民诏擢其为桂州都督。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己巳（7月10日）太宗驾崩，高宗李治继位，年号永徽。永徽二年（651年）十一月，岭南人李宝诚率窦州（今广东省信宜）、义州（今广西岑溪）边民起义，一时风起云涌，边境大乱。时任桂州都督的刘伯英奉旨率兵前往讨伐，灭之，边塞安宁。《旧唐书》《广西大事记》有载：

永徽二年。是年，窦州、义州蛮寇边，桂州都督刘伯英败之。（《旧唐书》卷四·高宗上）

永徽二年十一月，窦州、义州首领李宝诚等起事，被桂州都督刘伯英率兵打败。（广西地情网发布的《广西大事记》记载）

刘伯英再次讨伐蛮夷、平定边塞，功勋卓著，唐高宗李治擢其为冠军大将军、左骁卫将军，加封山阳郡开国公。刘伯英便将全家迁居山阳郡的封地，时盱眙属山阳郡，刘伯英见盱眙有山有水，风光秀丽，适人宜居，便落户盱眙。

显庆五年（660年）庚申，因百济（今韩国西部）侵削新罗（今韩国东部），唐高宗应新罗王所请，三月初十诏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统水陆大军十二万二千七百十一人、舡一千九百只、渡海登陆作战”。唐军顺利攻下了熊津江口，穷追残敌直抵泗沘城（百济首都）下，百济降而亡（《唐灭百济之战》）。又任命左骁卫大将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行军总管，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总计五路大军以伐高丽（今朝鲜），攻占平壤（《三国遗事·大宗春秋公》）。《旧唐书》载道：

显庆四年（659）十一月癸亥，以刘伯英为昆夷道总管。（《旧唐书》卷四·高宗上）

显庆五年（660年）三月辛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三将军及新罗兵以伐百济。八月庚辰，苏定方及百济战，败之。十一月戊戌，苏定方俘百济王以献。十二月壬午，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高丽。（《旧唐书》卷四·高宗上，《资治通鉴》卷二百之《唐纪》十六》）

刘伯英与诸将率兵北上，第二年（龙朔元年，661年）秋七月甲戌，北征唐军蜂涌北上，势如破竹，破高丽于浿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冬十月癸酉，得胜还宫。（《资治通鉴》卷二百之《唐纪》十六》）征伐百济、新罗、高句丽，大获全胜，更扬大唐国威。高宗李治非常高兴，诏见北征诸将军，大赦天下，分封功臣。龙朔二年（662年），高宗李治专门颁发《册刘伯英左监门卫大将军文》，册封刘伯英，册文如下：

《册刘伯英左监门卫大将军文》

皇帝若曰，阊阖任隆，周庐禁切。既忠贤之允著，实韬略之兼优，惟尔冠军大将军、左骁卫将军、山阳郡开国公刘伯英。志力沈济，襟情爽烈，早标奇正之术，弥光巡警之功。偃沙巨海(阙八字)功宣六豹，气压三韩。折冲之效有闻，爪牙之任攸属。式畴徽烈，擢卫宸闱。是用命尔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封如故往，钦哉！尔其职司，无荒朕命。不虞之寄，可不慎欤！龙朔二年。（《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二）

高宗李治对刘伯英盛赞有加，称其忠贤允著，韬略兼优，志力沈济，襟情爽烈，奇正早标，偃沙巨海，功宣六豹，气压三韩，式畴徽烈，擢卫宸闱。以左骁卫将军擢升左监门卫大将军，由从三品升为正三品，掌宫城诸门禁卫及门籍，成为京城警卫之主管，位高权重。同时，刘伯英还兼领九州之首的冀州长史（都督），管理一方政事。

（唐李治《册刘伯英左监门卫大将军文》影印页）

龙朔三年（663年）五月，柳州少数民族首领吴君解起兵反唐，朝廷派冀州都督长史刘伯英，与右武卫将军冯士翙一起自北驱南，奔赴岭南，统领岭南兵马，前往柳州镇压蛮酋。不日，吴君解起兵被平息，刘伯英又为朝廷立了大功。此事在《资治通鉴》《广西大事记》《柳江县志》均有记载：

龙朔三年五月壬午，柳州蛮酋吴君解反，遣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翙发岭南兵讨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之《唐纪》十七》）

龙朔三年五月，柳州少数民族首领吴君解起兵反唐，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翙征岭南兵前往镇压。（广西地情网发布的《广西大事记》）

龙朔三年，柳州少数民族首领吴君解起兵反唐。朝廷派冀州都督长史刘伯英领兵镇压。（《柳江县志》大事记）

刘伯英功勋卓著，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666年）加授刘伯英为越州刺史。总章二年（669年），年逾花甲的刘伯英致仕，归里封地盱眙。咸亨二年（671年）卒，赐葬盱眙。

刘伯英戎马一生，征驰疆场，长年征战，胜战无数，北伐百济高丽，南平岭南两广，是大唐的功臣。受其影响，其子皆为战将，其孙亦为虎子。故其子刘行举、刘行实等兄弟个个也都是功夫了得，将领之才。在徐敬业叛军来攻之时，盱眙刘氏一门临危不惧，据城坚守，重创叛军，亦为平息徐敬业扬州之乱作出了重要贡献。

忠臣遭诬告，惨遭灭门掘祖坟

经历了徐敬业扬州之乱，使得本来就生性多疑的武则天更是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在图谋她的皇位。尤以垂拱二年（686年）始，大开诬告谗害之门。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人，揣摩武后的心思，将与自己有过节的忠臣贤良作为诬告对象，诬其谋反，欲置其于死地。武后不仅偏听偏信、轻信谗言，对忠臣功勋大加打压，酷刑逼供，甚至大开杀戒，诛杀灭门。还把那些谗言小人奉为座上宾，封以高官，给以美食，一时诬告者蜂涌，小人当道，而正直忠义人士却人人自危、如履薄冰。在《资治通鉴》上就有记载：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唐纪》十九·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正由于告密之风盛起，诬陷之门大开，谄媚污浊小人一时当道。比如有个名叫索元礼的胡人，知道太后的意图，便顺其所意，屡屡告密，因得太后召见，还擢升其为游击将军，令案制狱。这个索元礼生性残忍，每诬告一人，必令此案牵连引带数十百人。他还与人共撰《罗织经》，有数千言，尽是些教人如何诬告，如何捏造罪名的伎俩，以教授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枝节，把莫须有的罪状做得如同真的一般。每抓住一个“罪囚”，辄先把各种酷刑所用的刑具器械一一展示与他，以此恐吓；再施以各种各样非人的酷刑，行刑逼供。如遇有赦令，非但不让特赦，反而辄令狱卒先把他们杀掉，然后才宣示告知。如此酷吏，太后反以为忠，更加宠爱信任。朝内朝外，大家都非常害怕这些人，以致甚于虎狼。（《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唐纪》十九）

（一代女皇武则天）

天授二年（691年）正月，有一个名叫来子珣的酷吏诬告盱眙刘氏兄弟谋反，以致武则天听信谗言，不仅将刘氏兄弟“坐诛”灭门，更有甚者，还遣将到盱眙，对其父刘伯英毁掘坟墓，捣毁棺柩。

来子珣是何许人？他与盱眙刘氏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为什么对刘氏如此置于死地？这在《旧唐书·酷吏传》《资治通鉴》中有载：

来子珣，雍州长安人。永昌元年四月，以上书陈事，徐左台监察御史。时朝士有不带靴而朝者，子珣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噱。则天委之按制狱，多希旨，赐姓姓武氏，字家臣。天授中，丁父忧，起复朝散大夫、侍御史。时雅州刺史刘行实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鹰扬郎将军虔通等，为子珣诬告谋反，诛。又于盱眙毁其父左监门大将军伯英棺柩。俄又转为游击将军、左羽林中郎将。常衣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诮之。长寿元年，配流爱州，卒。（《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六·列传一百三十六《酷吏》上）

天授二年正月，侍御史来子珣诬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皆坐诛。（《资治通鉴》卷二〇四之《唐纪》二十）

天授二年正月戊寅，杀雅州刺史刘行实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鹰扬郎将军虔通。（《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

据《唐代年表》，酷吏来子珣字武臣，雍州长安人。永昌元年四月授左台侍御史，（武）则天委之审理制狱。子珣无学术，言语蚩恶，然善迎合则天之意，得赐武姓。天授二年诬雅州刺史刘行实，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成，及兄子鹰扬郎将虔通谋反，诛之，毁其父棺柩。《太平广记》也说：唐来子珣，则天委之按制狱，多希旨，赐姓武氏，字家臣。丁父忧起复，累加游击将军、右御林军中郎将，常衣锦半壁，言笑自若，朝士诮之。谕德张元一好讥谑，曰：“岂有武家儿，为你来家老翁制服耶？”（《太平广记》卷二五八）

其实，来子珣诬告盱眙刘氏，乃是武承嗣的主谋。

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儿。武则天以天后身份临朝称制，为巩固自己的权势，重用其武氏亲属，授武承嗣为尚书奉御，不久提拔为秘书监，承袭周国公，后又任其为礼部尚书、纳言、宰相，可谓大权在握。但武承嗣还不满足，他还有更大的企图，梦想在武则天之后继位为帝，故千方百计讨好武则天，还请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遭到狄仁杰等人反对。故而武承嗣大肆诛杀大唐皇室及大臣中不附者。

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武则天就连李旦这个傀儡皇帝也不让当了，干脆自己做起“圣神皇帝”，改“唐”为“周”。武则天称帝后，立武氏七庙，追尊先世祖先为皇帝，封其侄儿侄孙10余人为王。其中武承嗣被任命为文昌左相，还封为魏王，武承嗣觉得自己离继承皇位的目标更近了。但他也知道，李旦皇帝之位虽被废，但李旦是武则天亲生儿子，自己只是侄儿，只要李旦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只有扳倒李旦，让武则天没了亲生儿子，才有可能将来把皇位传给他这个亲侄儿。如何扳倒李旦呢？思来想去，武承嗣想到了李旦的皇后刘氏。刘皇后是刑部尚书刘德威的孙女，文明元年（684年）册封为皇后，时已7年。只要制造一起案件牵扯到刘皇后，就会把李旦“拉下水”。于是，武承嗣串通酷吏来子珣，编造了两个天大的谎言：一是上奏女皇，说民间有“代武者刘”的谶言在流传，此与当年“代李者武”如出一辙；二是这个企图“代武者”就身在宫中，即是执掌皇帝衣食住行的尚衣奉御刘行感，而且他还串通其兄弟雅州刺史刘行实、渠州刺史刘行瑜及其兄刘行举之子鹰扬郎将军刘虔通，密谋造反。于是，这场“项公舞剑，意在沛公”的惊天冤案便悄悄地铺开。

其实，刘行实兄弟是先朝名将刘伯英的儿子，在太宗、高宗时代，刘伯英屡立战功，是李氏王朝的功臣。而武则天垂帘、执政时，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武，刘氏兄弟组织义兵，坚守盱城，扼制反军，为平定扬州之乱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为此武则天还重用提拔了他们。盱眙刘氏忠于朝廷，无论是李氏还是武氏，都是一样的忠贞不渝，不可能有谋反的动机，更不可能有谋反的实证。所谓“刘氏谋反”“代武者刘”纯粹就是诬告，就是栽赃，就是罗列的莫须有的罪名。

然而，武则天却相信了。她立即派出宰相、左纳言史务滋与酷吏、侍御史来俊臣前往查实。史务滋查核并未发现刘氏兄弟谋反事实，“意欲倾其反状”，为刘氏兄弟解脱。但酷吏来俊臣却以“史务滋素与刘行感周密，倾其反而掩其共谋”，诉与则天女皇，“则天怒，令来俊臣鞫之”，史务滋得知大惊，方知来俊臣害己之心早存，如落他手将生不如死，“务滋恐被陷刑，乃自杀”。史务滋从拜相到自杀，时仅五月，成为史上相位时间最短的宰相。（云泉《影响溧阳的历史名人》）《旧唐书》载其事：

史务滋者，宣州溧阳人。累至内史。天授中，雅州刺史刘行实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左鹰扬将军虔通，并为侍御史来子珣诬以谋反诛。又于盱眙毁其父左监门大将军伯英棺柩。初，务滋素与行感周密，意俗（欲）寝（倾）其反状。则天怒，令来俊臣鞫之，务滋恐被陷刑，乃自杀。（《旧唐书》卷九十列传第四十，P657）

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为史务滋蒙冤大鸣不平，曾为其画像题赞曰：“呜呼！人方罗织，我独平反，周来之徒，杀人以媚人，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而何尝亲密乎（刘）行感者？俊臣惨刻吏，枘凿不相入。当年公已矣，民到于今称遗直。”（《全唐文》第四部·卷三百三十九）在来俊臣诬陷下，武则天毫不手软，诏将史务滋和刘行感兄弟并罪严办。武则天并没有念及当年刘伯英护佑大唐朝廷南征北战立下的累累战功，也没有念及刘行举兄弟率众坚守盱城为平定扬州之乱而付出的生命与鲜血，更没有念及宰相史务滋的忠诚于才干，而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一道圣谕下达：满门抄斩，毁墓斫棺。

于是，雅州刺史刘行实、渠州刺史刘行瑜、尚衣奉御刘行感，及其兄刘行举之子鹰扬郎将军刘虔通，一一被朝廷缉拿归案，又一起被押上了断头台，含冤而亡。就连他们的家人、亲属、子女也都全部被斩杀，甚至连一个妇孺、孩童也没有放过。再是派出一队军人，持镐握锹，直奔盱眙而来，登上盱眙山，用百斤大锤，砸碎了立在墓前神道的石人石马，砸碎了刻着“大唐左监门大将军刘公伯英之墓”的神道碑和墓志铭。纷乱的人群用镢头、铁锹刨去陵墓高大的封土，挖出黑漆木棺，又是一阵敲砸砍剁，棺木碎片杂乱地散落遍地，当年叱咤风云、征驰疆场的大将军刘伯英的尸体竟然被拖到一旁，几个兵卒还拿起皮鞭，狠狠地抽打鞭尸，整个场面惨不忍睹。大唐开国元勋、一代名将竟然遭此肆虐，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从此，显赫一时的盱眙刘氏在盱眙土地上销声匿迹，就连他们的坟墓也不复存在。甚至在盱眙历代志书中，也从没有提及此事，悲哉！

直到1330年之后的2021年，笔者从二十五史《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唐史》等典籍的字里行间发现端倪，才让盛唐时期发生在盱眙的这场惊天冤案大白于天下。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与我一样，为之惋惜、为之痛心、为之愤然、为之感慨吧！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线装书局2007年版

2、宋·欧阳修等《新唐书》，线装书局2007年版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4、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

5、宋·李昉等《太平广记》

6、清·董诰等辑《全唐文》

7、宋·金见明《三国遗事》

8、虚怀若海，《中国历史年表》

9、李明，《论唐代的“毁墓”》，《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

10、杜文子，《徐敬业之死：挑衅武则天，后果很严重》，2018年8月9日

11、汪雪冬，《武承嗣为什么要诬告刘行实谋反》，2019年9月13日

12、云泉，《影响溧阳的历史名人（6）》，2017年8月8日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