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记忆的搜索《四》

闲云野鹤

说在前面：这是《存储记忆的搜索》第四篇。第一篇是“童年的过街楼”，第二篇是“少年的记忆”，第三篇是“怀念母亲”，本篇是“中学时光”。仅以此篇，缅怀那已逝去的青春……。

题记：14岁，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世界观正在形成过程中，对是非的判断能力不足，对善恶的区分没有标准，对正确和错误的划分没有尺度，对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没有把握的原则；而且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都感兴趣，什么事情都想参与，什么事情都敢做，不计后果，敢做敢为。这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年龄段，如果引导得法且自己能够把握得住，就可能成为一株“好苗子”；如果放任自流且盲目效仿，就可能成为一棵“歪脖子树”。

而我那个时候所处的年代，正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许多事情都让人匪夷所思，仿佛进入了一个混沌的世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正所谓：

疯狂年代是非淆，文攻武卫一团糟。

革命群众自标榜，打砸抢夺胡乱搞。

知识分子受冲击，政府机关被换掉。

为防演变增忧患，起源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让我们至今想起就不寒而栗的年代。

这个年代是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由毛泽东的1966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拉开序幕。

在这个疯狂年代开始时，全国所有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凡中学以上的学生和所有教师，基本都到全国各地去“串联”去了。一时间，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火车上、汽车上，到处是人，凡是可以运人的运输工具，全都利用起来。那时，也没有什么超载不超载，只要还能塞进一个人，就绝对不允许空出半个人的位置。火车上的行李架、开水间、车厢连接处、厕所里到处都塞满了人，走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要想“方便方便”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连公共汽车的门上、窗户上也都吊的是人。而且，“串联”是可以不买票的，只要证明你是“革命群众”，天南海北你都可以去。

所以，1966年至1967年，“串联”浪潮席卷全国；于是，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学生、教师串联，乱成一锅粥。

而小学学生没人管，就放了“鸭子”，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惹是生非，到处看热闹。

记得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疯狂的：疯狂的人，疯狂的事，疯狂的组织，疯狂的运动，疯狂的游行，疯狂的武斗，疯狂的抄家，疯狂的辩论，疯狂的标语，疯狂的广播，疯狂的家庭……。什么“保皇派”，“造反派”，“逍遥派”，“工宣队”，“军代表”等等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让人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惊心动魄之感。

有时候，在一个家庭里，由于派别不同，所持观点不一样，家庭内部甚至发生争执、吵闹、武斗、决裂……五花八门，千奇百怪！

总之，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一切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由于我们还是小学生，还够不上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又不能到处串联，就只好到处看热闹。由于停课，我们无所事事，就尽情的玩耍。也由于大人们都忙着去“闹革命”，小孩们无人管教，那时候，打架、斗欧、学坏的小伢很多。

然而，我却适得其反。我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在家练习书法。

因为从那本笔记本开始，我就迷上了书法。在练习书法中，我又对“隶书”比较感兴趣，所以主要练“隶书”，同时兼顾楷书和行书；那个时候，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不允许我有闲钱买更多的“字帖”和纸张，所以我无论到哪里去玩，别人都是看热闹，看稀奇，而我却是看各商店的招牌，看那些招牌上的字是怎么写的，怎么摆布，怎么好看，我应该怎么吸取借鉴……。

因此，在那个十分混乱的年代里，我却相反，受益匪浅，书法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没有很高的造诣，但也自成一体，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

更重要的是，在那种时候，我也能静下心来看书写字，颇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注翰墨香”的味道，这对自己的心智磨练是难得的。

但那时，学书法，拜师无门，只能靠自己瞎琢磨。我没有正正规规的临过帖，也从来没有用过萱纸。练毛笔字都是用哥哥不要的旧书本，毛笔和墨，都是上学用的“描红”笔墨，根本没有羊毫、狼毫、长锋、兼毫的概念。学习篆刻时，因为没有钱买刻刀和石头，就用废锯条磨成刻刀或用废刮胡子刀片，在橡皮上刻。虽然条件简单，但我乐此不疲，甚至有点着迷。

时间就在这写写画画，雕雕刻刻中慢慢划过。

到1967年下半年恢复了正常上课，但也基本上是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

当时，各种形式的革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直往外冒：什么“钢工总”、“钢二司”、“百万雄师”、“红卫兵”等等层出不穷；于是，小学也相继效仿，也出现了“红小兵”组织。

1968年下半年，在新安街小学，也组建了“红小兵”，经同学们推荐，我稀里胡涂当上了新安街小学的“红小兵”大队长。这可能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当官”，所以印象特别深。可惜没有多久，我们就小学毕业了。

也许很多同学对此事没有什么印象。但对我来说，意义不一般。因为从那时开始，我感到了一股向上的力量，一种被人认可的自信，一点想要证明自己的冲动，一次让我人生发生转折的机会。从那时开始，我改掉了原来的一切坏习惯，“金盆洗手走正道”，从一个街头巷尾的“小霸王”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带着这种变化，我走进了中学。

1969年2月，我们新安街小学的毕业班成建制的转入武汉市爱武中学，开始了中学生涯。和我们一起成建制转入爱武中学的，还有药帮巷小学、人和街小学和新路小学。

武汉市爱武中学，原名“武汉市六角亭中学”，之所以改名，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六角亭街附近的游艺路上，有一家精神病院比较有名，说起“六角亭”，人们就想到“精神病院”，很不吉利，所以要改名。二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掀起了“改名热”，所以就趁势改成了爱武中学。

爱武中学位于武汉市航空路附近——顺道街与利济北路的交界处；左边与武汉粮食学校毗邻，右边是利济北路，后面是京广铁路线，前面是顺道街。

当时的爱武中学很简陋，校门也很小，后缩在两栋民房之间，很不起眼。学校的面积不大，充其量也就是四、五亩地，没有运动场（召开运动会都得在外面借场地），没图书馆，比较寒酸。

但是，学校办学很规范，管理也很严格，教学风气和教学质量也不错，在当时的硚口区教育系统小有名气。

当时学校的校长马忠，据说是一名九级高干（九级高干任校长的中学，不多见），回民，老革命，讲话很有水平，虽然是个驼背，但很威严，给全校学生训话，从来不用稿纸，讲得头头是道，很少废话。

在学生管理上有叶自银、郭长生等一批年轻有为的中坚力量。

在教学上有张守仁、李晶、彭振毅、王明仪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师资队伍。

在文体活动方面有应中央、王朝相等一批体育文艺工作者。

当时，爱武中学编排的忆苦思甜话剧《一块银元》，就曾名噪一时，经常被邀四处巡回演出，搞得风声水起。

体育也是爱武中学的强项。田径比赛，爱武中学在历次的硚口区教育局组织的运动会上，都斩获好名次。每年武汉市组织的7.16渡江活动，爱武中学就曾经多次组队，代表硚口区教育系统参加，并圆满完成任务。

由彭振毅担任班主任的高二〈七〉班，也曾于1973年5月，作为武汉市硚口区教育系统的先进班集体，在《长江日报》第四版进行了整版宣传报道。

当时的爱武中学，虽然底蕴没有有一些名校那么厚实，但办学成果也着实让人刮目相看。

从简陋的校门进入爱武中学，迎面是一条四米左右宽的水泥通道，直通教学楼；左边是两间小小的传达室和值班室；右边是一栋两层红砖房，是老师办公和住宅的地方；红房前面是老师和学生食堂；食堂的右边有一口水井；食堂的前面是一处水泥地坪大操场（也就是全校师生开大会的地方）；操场的右边是一处有一米多高、百多平方米的主席台；在操场的前方是一栋“Z”型的五层楼的教学楼；在教学楼的后面是一排水泥乒乓球台；在教学楼的左边，也是校园的中心位置上，树立有一块石碑，正反面红底黄字的书写着“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词”；在水泥通道的左边是一处小型足球运动场；再往前就是单、双杠和沙坑场地；沙坑旁边就是学校的后门，后门紧挨着铁路。后门一般是不开的，四周都长满了杂草，两扇铁门也锈迹斑斑。

那时，从我家到学校，穿大街走小巷，七拐八拐，每个单边，需走四十分钟左右。每天来回三四趟，如果上晚自习，就得跑六趟。所以，每天来回学校就需要2～3小时。

而且，那时，每到冬天，学校规定必须每天早上到校长跑：即从学校出发，沿着顺道街向友谊路，从友谊路左拐到解放大道，过协和医院、中山公园、到航空路左拐到利济北路，然后进入学校，全程约三千米。

因此，每到冬天，早上天不亮，我就得起床。然后从汉正街怡步巷出发，过万顺二巷、大夹街、九如巷、约帮二巷，大生巷，通过全新街，长堤街，转小巷，从老法院对面的小路穿出来，过中山大道，进游艺路到顺道街，过二十七中、粮校，到达爱武中学。有时是一个人走，有时候是和好友沈志章、王幼南相邀一起走。

风风雨雨五六年，年年如此。

当我进入初中的时候，姐姐已经出嫁；大哥中专毕业，分配到了十堰二汽工作；小哥下放去了咸宁嘉鱼；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人。

当时，父亲在武汉市友谊路中学厨房帮工。友谊路中学在顺道街与友谊路的交汇处。而爱武中学则在顺道街与利济北路的交汇处。友谊路中学与爱武中学在一条直线上，相距1500米左右。

每天早晨，我去上学，父亲去上班；中午，我就去父亲那里吃中饭；下午放学下班后，谁先回家，谁就生炉子做饭。有时候，也在邻居家的炉子上过个煤。父亲从学校带点菜回来，一个晚餐就对付过去了。

没有母亲的日子过得寡淡无味，没有一点温馨感。有时候，父子俩一天说不上一句话，也无话可说。

我们当时被编为“一连九排”（学部队番号），班主任是个中年男人，叫王林森；人很朴实、憨厚，工作认真负责，性格比较固执，为人比较严厉，说话没有什么水平；因人长得比较黑，所以，给人的印象，不像一个老师，倒像一个农民。

刚进学校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推选班干部时，同学们一致推选我为班干部候选人，且得票数非常高；同时，在后来的班干部分工时，大家又一致推荐我为班长；就这样，我开始步入“仕途”，我的人生旅途上开始有了展现才能的机会。

当时，有一群人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如：沈志章、熊成宽、梁少强、李星楷、李霜霖、邝志强、陈家春、王全胜、代国庆、任建华、周煌民、江志强、曾庆梅、胡冬英、张汉娥、吴汉元、许行律、张昌华、杨桂兰、李家珠、周慰莉等；这帮同学是我精神上的宝贵财富，多少年后，想起他们，我就心存感激之情；40多年后，老同学相聚，看见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也常常会把自己的思绪拖回到那难忘的岁月里。

在我担任班干部的那段时间里，工作积极肯干，身先士卒，雷厉风行，敢说敢做，所以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总体表现也得到大家的认可。每次推荐“三好学生”，我的得票总是很高。而且，在同学中也有较强的号召力，慢慢的，不知不觉中，就有些自负。同时，由于我脾气比较直，不喜转弯抹角，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得如何尊重师长，所以，在举手投足之间，不经意地得罪了班主任；也给自己的人生道路埋下后患。

从初中到高中毕业，我的每年年终鉴定表中一直抹不去“骄傲自满”四个字。

自从进入爱武中学，我基本上以校为家，除了吃饭奔走于友谊路中学和家之外（因为经济窘迫，没有条件在学校搭伙），一般晚上都住在学校里。那时候，学校需要组织一批学生干部负责学校的治安保卫和夜间巡逻，我首当其冲地成为其中成员之一。在我的印象中，从1969年进校开始到1974年高中毕业，五年中起码有四年的时间，是和高年级的朱建华、尹兵、刘守义，本年级的熊存宽、李星楷、沈志章、陈祖汉、余汛等人住在学校里，长期负责学校的治安巡逻。

我们当时主要是住在教学楼二楼的拐角处，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实际上是杂物间）；床是用课桌拼起来的“大统铺”，7、8个人就挤在一起睡；热天，我们就在屋顶上乘凉；冬天，大家就挤在一起取暖。每年放寒、暑假的时候，我就在学校搞“粉刷墙壁”之类的勤工俭学劳动，为下一学期的生活费打点基础。当时，我的生活很阳光，也很充实。

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进入中学以后，其优势就很快显露出来。

当时，学校有两个人的大字（用排笔写字，最大时，一个字有近两平方米大小）写得比较好，一个是69届的一个学生，姓王；另一个就是我。而69届面临毕业，所以，那时候，学校办黑板报和写标语的事，基本上是我承包了。加之那时候的标语也多，我几乎整天都是拎着石灰桶和墨水桶到处刷标语；一时间，学校的墙上，地上，纸上，几乎都有我写的排笔字。

记得在初三的时候，学校有个老师是造反派的一个头目，他们在武汉饭店占了几间房作为办公室，有一次，他请我去武汉饭店，让我在武汉饭店的大楼上刷几条“反复旧”的标语；我去看了以后，和好朋友沈志章商量了一下，认为有风险，结果没有写，偷偷地跑了。

在高一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次“硬笔书法比赛”，结果，“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写的一幅“隶书”，被评委老师打了93分的高分，一举夺冠。

在那个年代里，为了响应毛主席“教学必须与工农业兵相结合”的“三个结合”伟大指示，我们一面读书，一面还要参加学工学农劳动，而且每次参加劳动的时间都在一个月以上。搜索记忆中的学工学农业劳动，可能有8次之多。

学农劳动：去过武汉市东西湖的东山头农场、荷包湖农场、吴家山农场。

学工劳动：去过武汉第二镙丝钉厂、武汉玻璃厂、桥口区第五房管所、武汉铜板厂等。每次参加劳动都有不同的收获和教训：

记得第一次到荷包湖农场参加学农劳动，一看见那号称“一万八”千亩的水稻田，我头都要晕了。走到田边，一眼望不到田的尽头；站到水田里插秧，人显得是那么的渺小；插了一上午秧，还只到田间的三分之一；中午吃饭，从水田上岸，起码要走5-10分钟；这还算不了什么，最可怕的，还是水田中的蚂蟥；这蚂蟥不大，呈褐黄色，只有两公分左右长，但只要叮咬住了你的脚，却怎么也拉不掉；当你想尽办法把他扯掉时，脚肚子上已经留下一个深深的“血窟窿”，让人想起来就心有余悸；尽管当时给我们都发了防蚂蟥叮咬的药水涂抹在腿上，但仍有被蚂蟥叮咬的危险。所以，在后来的学农劳动中，我宁愿去割谷、挑草头，也不愿去插秧。

但在东山头农场劳动时，我却遇到麻烦。有一天，一块小旮旯的水田秧没有人愿意插，王林森教师就点名要我去插。我当时到田边一看，腿就软了，水里面好多好多蚂蟥游来游去，看着就疹人，难怪别人都不敢下去。于是，我也不想下去；当时，王教师硬要我下去，说是班干部必须带头，同时，给我念了一串毛主席语录。虽然后来我还是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跳了下去，但过程中毕竟抹了王老师的面子，没有表现出十分顺从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班干部形象，行为上是被动的，所以仍然受到王老师的严厉批评。从那以后，王老师就对我有了看法，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那么融洽了。

然而，学工劳动的感觉就比学农劳动强多了。

第一次学工劳动是在武汉市第二镙钉厂（后改名为标准件二厂）。武汉市第二镙钉厂在武汉市古田二路，我们在厂里主要是干一些零杂活，搬运一些原材料；有时候，师傅们也让我们学车镙帽和滚丝口；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干得非常开心，非常投入。

我们在武汉市第二镙钉厂学工有两次；通过两次学工劳动，我也结识了两位对我非常关照的工人师傅，记得一位老师傅姓王，另一位师傅姓张，她们都把我当儿子和弟弟看待，使我非常感动；劳动结束之后，我还专门到她们家去玩过，专门照了一张全身照片送给她们做纪念。

还有一次，在武汉玻璃厂的分厂劳动，当时许多细节都已忘记，但有一个心底情感的碰撞与交融，让我终生难忘。

时间估计是在1971年左右，这个分厂当时在民意四路武汉印刷厂附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早上我们到达工厂时，厂里还没有上班；我们几个来得早的同学就“升炉子”，然后围在一起烤火；其他同学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个女同学，我印象很深；平时，这个女孩子话不多，很少像别的女孩那样疯闹，很文静，很腼腆，很秀气，笑起来很甜，我一直对她的印象很好。当时，她就在我旁边烤火，彼此坐得很近，我感到很惬意，很温馨。随着同学越来越多，人坐得越来越挤，她慢慢地就基本上偎在我的怀里了；那时，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女孩子，闻着她头发上散出的阵阵清香，我心中止不住嘭嘭地乱跳；当时，我多么希望这时的时光开始“冻结”，让我多享受一下怀抱“女孩子”的温馨……。

但天不随人愿，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王老师来了，他是来看望我们的。他一来，同学们全都站了起来，这个女同学也瞬间脱离了我的怀抱。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我的温馨感一下子全跑光了……。

从那以后，我一直偷偷地关注着这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的母亲身体不好，她经常请假在家照料其母亲。每当她请假时，我都有一种莫名其妙地挂念。作为班干部，虽然有心想帮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默默的注视她。

但初中毕业后，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近距离接触。高中分班时，我们又被分到两个班。那时，毕竟年龄还小，还不太真正明白男女之情，所以，朦胧的“爱恋”来得快，去得也快，虽然没有刻骨铭心，也没有什么结果，可能还是“单相思”， 这个女同学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毕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异性产生的异感，所以，终生难忘。

在初、高中学时期，我在学校里可算得上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也称得上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

那时，为了响应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各中学学校都组建了“基干民兵”组织，当时的基干民兵就是解放军的后备军，是随时可以上战场打仗的。一个学校是一个连，一个年级是一个排；我当时就担任排长。

基干民兵是要经常操练的。我作为排长也是指挥官，当时口令喊得好、喊得亮，很得教师和同学们的欣赏。

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基干民兵要拉练，从学校走到东湖，再从东湖走回来；我们排100多人组成方队，由我带领，喊着嘹亮的口号，从学校出发，一路上，我不知疲倦，精神抖擞，发令清脆，彼有军人带兵的风度，令沿路不少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我的虚荣心也得到莫大的满足。

在学习成绩上，我一直在全班是最好的。当时，我们前后共学有8门课：语文、数学、政治、农基、地理、英语、体育、工基（物理和化学）；我几乎门门课都在90分以上，多门课考试都是满分。

在初中阶段，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名叫李晶的女老师，她对教学非常尽心，英语教学水平也很高，但因为出身不好，在学校得不到重用，甚至于一搞“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她总是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和挨斗。但学生们很喜欢她，一来是因为她很乐观，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总爱和学生打成一片，同学们都喜欢和她开玩笑；二来她对教学非常尽心，经常在晚自习时间里到教室为学生辅导。基于她的尽职尽责，我也对英语这门课十分投入，因此，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加上我的书写能力很强，不仅英语书写很漂亮，而且每次考试，我的卷面非常干净、整洁；于是，每次考试结束时李晶老师总喜欢第一个改我的卷子，然后，拿我的英语卷子当“范本”来阅改其它卷子。

在所有学科中，英语、数学和语文是我的强项；政治和农基我也得心应手，每次考试都能获得高分。

我很喜欢数学。记得在中学阶段，每次大大小小的考试和测验，我的数学得分很少低于95分。当时，我学数学的体会，并非是大量做题，而是非常喜欢做一些典型的综合性难题。因为我认为，解一个综合性难题比做十几个普通题所得到的效果要好得多，同时也可以培养自己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活跃自己的思维，促使自己的反应更敏捷、更快。

语文是我比较钟情的一门课。我之所以喜欢语文，是从小学三年级的一次语文课开始的。当时在课堂上，教师为讲解“启程”这个词时，连续点了近10个同学来解释，他们都未能说出准确意思。当老师点到我时，我脱口而出，是“动身”的意思；教师一听，马上给我充分的肯定，说我解释得非常准确。

就这么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表扬，却让我感到激动，让我感到我比别人强，让我体验到被表扬的滋味，让我终生记住不忘。而且这一句表扬也左右了我人生的爱好。于是，在后来的学习中，我就对语文这门课特别投入，也经常读一些课外读物，促使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运用能力不断的提高。尤其是1972年以后，我慢慢喜欢练习写诗；因为我认为，诗的结构简单，内容表达深遂，字句提炼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韵味。尤其是对毛主席的诗词，我非常喜爱，百看百读不厌。到现在，我仍然会背诵许多毛主席的诗词。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效仿毛泽东，让“诗言志”，让诗来充分抒发自己的情怀。尽管我写的诗水平一般，有时写的“诗”甚至算不上诗，充其量只能算是“顺口溜”，但读起来很押韵，听起来还是很不错的。自己的感觉也可以，算是自我欣赏罢了。

我从小就喜爱体育运动，如果家庭经济条件能够好一点的、营养跟得上的话，我还可能有更大的作为。

在中学里，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踢足球和游泳。

当时，我们班有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足球队，队长是熊成宽，队员是我、沈志章、李星楷、付春生、江志强、邝志强、李霜霖、任建华、陈家春等。由于踢球费鞋，我没钱买鞋，所以，更多的时间是陪他们玩，真正上场踢球的时间并不多。但是，通过足球，我们几个同学团结得更紧了。

游泳应该算是我最喜爱的运动，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这是因为小时候，学游泳时在汉江里差点丢了命。尽管开始我的泳游得并不怎么好，速度也不快，但参加了两次横渡长江活动后，我的游泳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提起参加横渡长江，还应该感谢我的好朋友熊成宽。

1971年5月下旬，学校第二次接到组队参加横渡长江的任务，并开始在学生中物色渡江队员。当时，熊成宽游泳非常棒，已经参与了“第五届渡江”活动，是我们学校第六届渡江的组织者之一。在一次闲聊中，我问他：渡江难不难？他却反问我一句：你想不想参加？我说：当然想参加！但水平不行，恐怕进不了游泳队。

他说：只要你想，进游泳队的事包在我身上！

我当时在学校也是小有名气的学生干部，再经熊成宽的极力推荐，我真的进入了游泳队，成为武汉市第六次横渡长江的队员之一。

第一次参加横渡长江训练，心里还是比较虚的，因为我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心里有数：虽然会游，但并不优秀，无论速度还是体能都还不能达到游泳队的要求。

为了保证渡江成功，渡江前的训练是很严格的，首先要过速度和体能“两关”。

一开始，我们每天要在游泳池里游静水400米若干次，练速度；然后静水游800米三到四次，或到东湖训练，从武汉水利学院下水，直接游到湖心亭，主要是练耐力；训练时间将近一个月。

那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脱课集中训练。

训练，对我们来说是最开心的事：不仅吃得好、玩得好，又可以不做作业，甚至可以不参加期末考试，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第一次正式渡江的时候，心里还是发“虚”，来到江边很紧张，总怕自己跟不上队伍。

那时渡江，每个方队的前面都有一场牌子，上面是毛主席语录或“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之类的口号；牌子下面的横梁上绑着四个空油桶；这个牌子很沉，需要六、七个人推拉；这个位置是泳游得非常好的同学担任，不然，这块牌子根本就过不了江心；熊成宽就是游在最前面“拉”牌子的人。

而且，横渡长江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尤其是大规模的横渡长江，更要讲究整体性，不能各行其是。渡江者从武昌汉阳门下水，跳入江中一定要面对长江大桥的第三个墩，逆流而上往上“抢”，这需要速度，否则，没有速度，就会很快被江中急流冲走；如果在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处还不能“抢”过江心，整个渡江的队伍就不可能形成方块，就不可能在正常地点——汉口滨江公园登陆，那么，整个渡江就是失败的。这就是为什么训练中要练速度的问题。

如果正常抢过江心，过了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龙王庙”，整个方队就会逐渐靠拢，前后左右将“救生圈”连在一起，大家手挽着“救生圈”，排成方队，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喊着嘹亮的口号，顺江而漂，然后很轻松地在汉口滨江公园起岸。

上岸以后，路边很多摆地摊的，都是卖的一些小吃；有经验的同学，就会在游泳裤里装上几毛钱，上岸后趁肚子饿，买上一点好吃的垫肚子，那个感觉是很惬意的。

第一次渡江，我的位置安排在整个方队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是受人保护的位置，如果出现意外，马上会有人来提供帮助；谢天谢地，我终于在磕磕碰碰中完成了渡江任务，尽管不那么潇洒，甚至有点勉强，渡江时让别人“前拉后推”，很掉形象，但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第七届渡江因为没有学生参加，所以感到比较沮丧。

第八届渡江我们又有了机会，而这一次就“今非昔比”了，我可以算是一个“老运动员”，游起来潇洒自如，并在渡江中担任了方队中“压阵”的角色。

另外，在中学里，学校组织的每次运动会我都积极参加，并在我参加的项目上都取得过名次：投掷手榴弹50多米第三名；跳远5米多第二名；200米跑27秒第三名（200米的跑道）；1500米5分20秒左右；跳高1米5左右；100米13秒等等，并获得过“中学生体育劳卫制二级证章”。

在爱武中学的五年多时间里，我历任班长、基干民兵排长、红卫兵大队委（类似于现在的学生会）；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1971年，我作为全年级为数不多的“整团建团”学生代表，与高年级的代表一起参加了爱武中学的整团建团工作。但令人不解的是，在第一批发展的团员中没有我！

当时，对我的打击不亚于小学入队，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强烈的自尊心；当我看到学校张贴出来的“新团员喜报”时，我确实感到无地自容，甚至连“死”的想法都有了！

我不清楚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虽然我是有点“骄傲自满”，但毕竟还是学生，而且正在成长的过程中，学校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残忍，太不道德……；即使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应该事先给我谈谈，指出我的问题所在，让我有点思想准备？但公布新团员名单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不在第一批发展之列”，这种打击是一般人所承受不了的。

顿时，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来安慰我，既对学校的这种做法表示不理解，又尽量给我安慰，希望我能够挺住。特别是李晶老师，生怕我想不开，在看到喜报后的第一时间，立即到教室来安慰我，并用她的人生经历来启发告诫我，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一定要正确对待，千万不能自暴自弃；是金子，什么时候都能发光！正是她的鼓励和循循善诱，使我度过了那十分尴尬的时光。

这是我人生旅途中遭受的第二次打击，同样，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弥合的伤痕。所以在初中即将毕业时，学校征我的求意见：是愿意升高中继续学习，还是愿意下农村？因为在入团的问题上伤了我的心，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下农村！

而当时正是全国抓教育质量的时候，学校希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继续升高中。于是，王林森老师就反复做我的工作，并多次到家里做我父亲的工作，希望我能够继续读书。人要有自知之明。最后，我经不起学校和老师的“软硬兼施”，只好同意继续上高中。为了安慰和稳定我的情绪，1972年，我入了团。

1972年6月，初中毕业时，由我负责召集全班红卫兵，在品芳照相馆合影留念。

1972年9月，我们开始进入高中。

进入高中，就意味着告别了少年时代，步入青年时代。青年，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这个时候，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有了是非辨别能力，有了自我控制能力，遇事有自己的主见，行事有自己的风格，对世事的观察有分析了，对行为的方式有取舍了，盲从减少了，思维增多了，情感丰富了，处事果断了。同时，处于这个年龄段，有了情感的需求，也就增加了情感的负担，如果处理不当，也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遗憾。

进入高中后，原来的班级全部打散，人员全部重新组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重新洗牌！

刚开始分班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全年级的学生按原班整队进入操场，统统站在操场的一边，等待分班。

然后，由学校教务主任宣布分班开始，他点一个名，这个学生就走到操场的另一边，依次类推。

记得当时教务主任点的第一个名就是“李正友”，紧接着就是余胜利、龚为民、刘传禄等；女同学依次顺序是程行翠，朱桂芝、张汉娥等。就这样，我开始了高中一年级的学习生活。

尽管当时我不准备读高中，但一旦成为了高中学生，我还是非常珍惜的。所以，在高中阶段，我的学习同样十分努力，40多年后，我在清理书房时，看见高中毕业时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我高中两年的学习成绩：除一次因参加横渡长江期末考试没有成绩外，其余五次考试的成绩均记录清晰：政治：95，95，90，95，90；语文：90，90，90，90，95；数学：95，98，95，95，100；外语：93，100，100，100，100；物理：95，95，95，95，90；农基：98，100，78，89；地理：95，90；军体：95，95，95，95，95；平均成绩为94.2分。

1973年1月26日，《武汉市爱武中学学期结束告家长书》中，班主任对我的评语是：积极主动地参加各项政治活动，能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写读书笔记，积极开展谈心活动，敢于斗争，关心集体，乐于帮助同学，工作认真、负责、主动，学习目的明确，有刻苦精神，学得活泼、主动，成绩优秀，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较强；劳动踏实，吃苦耐劳；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和文艺宣传活动，体育成绩好；在同学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希望今后刻苦攻读马列，读毛主席书，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严于解剖自己，加强党的观念，提高工作策略水平，戒骄戒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进入高中，开始，我担任班长兼红卫兵大队宣传委员，和班主任彭振毅的关系还可以，工作也比较顺利。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两人的关系闹得很僵，似乎是势不两立。估计还是我的性格问题，不随和，很任性，不能很好的领会彭老师的意图，有些越俎代庖。

所以，彭振毅老师开始排斥我。从高二开始，我就再没有在班上担任任何职务，而是一心一意在红卫兵大队任宣传委员。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全校红卫兵活动的组织、学校的治安值勤、学校的宣传工作等等。

红卫兵大队部就设在学校传达室隔壁的值班室（后来成了我的专用办公室，里面主要存放着一些宣传用品，如笔墨纸张，宣传牌，宣传栏，广告颜料等，一个柜子，一张书桌和一张椅子），班里没有什么活动，我就基本上呆在那里。在值班室对面、教师办公楼的墙上，是两块学校最大的“黑板报”阵地，而这黑板报内容的收集、整理、筛选、定稿、排版、谋划、书写等基本上由我承包了，主要帮手是同班同学王幼南。

有时候，为了能及时将黑板报办好，我和王幼南经常加班加点，甚至搞到深夜，回不了家，就在教室里对付一晚上。

有一次，我们两人又一次加班没有回家，又没有通知家里，第二天清早，两家的父亲就不约而同地到学校来找人。还惊动了学校领导。

在高中两年的时间里，和我最要好的同学是：沈志章、王幼南、刘传禄、涂同高、童汉明、赵兰珍、陶爱珍、徐世琴、曾学玲、张汉娥。

我们这11个人，当时很投缘；我们常常在星期天聚在一起，不是到中山公园，就是到东湖，或者到汉阳莲花湖游玩、拍照；要么就相互串门，每年过年，我们都要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谈生活、谈理想、谈未来、谈学习，可以说什么都谈，唯独没有谈情感。应该说，那时候，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是很纯真的，大家没有你嫉我妒，有的只是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抬举，感觉非常融洽和默契。

高中阶段，在我在一起时间最长、接触最多、感情最好、关系最“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沈志章，他和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在一起同学，为人豪爽耿直，待人真诚坦荡，乐于助人，性格直率，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另一个是王幼南，他是高中分班后才到我们班上来的，但我们很有缘分，因为我们在一起参加过横渡长江，所以，一到我们班上来就和我“粘”到了一起；王幼南也很喜欢书法，自从和我在一起，就对书法更加着迷，我们常常在一起研讨和切磋书法体会。那时候，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汉口南京路口的“荣宝斋”书画店，到那里去主要是欣赏有什么新的书法作品，观摩一下而已。而沈志章和王幼南的家，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他们家的爸爸妈妈也对我也非常热情，把我当成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一；有时候我们几个在一起聊天晚了，就索性不回家，随便在哪个家里凑合睡一晚，家里人也不会担心。

刘传禄、涂同高和我一起参加过两次横渡长江，也十分谈得来，在高中阶段来往也十分密切；但自从下放以后，天水一方，联系信息不畅通，我们之间的来往就疏远了。

说实话，高中阶段，正是我们青春最旺盛的阶段，对异性的追求和向往，应该是最敏感和最自然的事。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我却不敢过早地涉足爱情，即使对哪个女生有好感，也只是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表露；那种感觉是相当苦涩和尴尬的。

虽然当时我在爱武中学是很“出风头”的，也很风光；但“一文钱难死一个英雄汉”，没有经济作支撑，又没有母亲的关心，在谈情说爱的问题上，我可以说是很“憨”，很“呆”，很“笨”，很“不开窍”；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获取和赢得女孩子的芳心。

所以，那时候，在学生工作上、学习上和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上，我都可以尽力而为，敢于争先；唯独在感情的获取上，我显得很猥琐，像个“小偷”式的，不敢大胆去追求。

其实，那时候，我也有心仪的女生。我也知道她对我有好感。但我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不敢大胆表白。每次和这位女生相处的日子里，我虽然觉得很快活，但也感到很苦涩。我不知道她对我的感觉到底怎样？如果我冒然和她摊牌，她不接受我，我怎么下台？如果她同意和我相好，就必然会约会，而约会是要金钱支撑的！总不能在约会时让女孩花钱吧？但我的经济状况确实太差了，平时根本就没有零花钱！既使女生不在乎，自己也感到自卑！这样的条件能谈恋爱吗？这一个个的问号，像一个个的“拦路虎”，把我的情感沉重地压在下面，令我喘不过气来。

所以，在高中同学两年里，我们虽然经常在一起，但从未说过一句悄悄话；在一起也照了许多照片，甚至有一次在公园照相时，我将手放在相机近处，让这位女生站在远处，使照出来的照片显示，她就像站在我的手上。那时我也确实想把她拽在手心里，但这种想法只是沉寂在心中，我从来未提及此事，只是把这段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

回想起来，在高中阶段，我得到了很多——知识上的积累增加了，尤其是写作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结交和拥有了一批秉性相投的挚友，这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工作能力得到很大的锻炼，基本上能够独挡一面的工作。同时，也成熟了很多——遭受挫折的承受能力增强了，心胸开阔了，对是是非非也有辨别能力了。但是，在个人情感的追求上，我退缩了，茫然了，躲开了，放弃了。福兮？祸兮？

实事求是的讲，学生时代，我确实很幼稚，很单纯，很任性，很冲动，做事很少想后果，敢说敢干，没有什么谋略，很容易得罪人，也很容易伤害人。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开始，我会睿智一些。

在毕业前夕，学校要表彰一批优秀学生，冠名“红旗手”，这是比“三好学生”更高的荣誉，每个班只有1 ～2个名额。原以为我没戏，因为高中阶段，我基本上没有在班上任职，主要精力都在红卫兵大队部。而推荐则是以各班为主。但出乎我的预料，我竟然榜上有名！这是学校对我的认可！

这样，在高中毕业离校前夕，我获得了学校的最高荣誉。

在爱武中学，我们共呆了五年半时间：其中，中学三年，踏步半年，高中两年。五年半时间，这里留下了许下难忘的回忆。

说实在的，爱武中学，名不见经传。与省实验、华师附中、武汉市一中、四中等名校相比，它就像是“野鸡中学”，甚至现在在百度搜索中，都查不到它的“前世今生”，它成立于何时？兴旺于何时？衰败于何时？撤销于何时？它因谁而建？又因何被撤？都不得而知。可能在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还能查到它的档案吧！

然而，这五年半的时间里，它却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我在这里学习、成长、沐浴着阳光雨露，激发了潜在的活力，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经历了挫折的考验；既磨练了自己的心智，也丰富了自己的阅历；既强大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也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积攒了经验。有感而发，赋诗两首：

其一

爱武中学五年半，初露锋芒指间弹。

全面发展德智体，品学兼优人称赞。

心性直爽无顾忌，不善迎合谓自满。

青春再尝苦滋味，志存高远心未寒。

其二

遭受挫折不可怕，心底坚韧且随它。

一堑一智长见识，有得有失全笑纳。

溺爱吹捧易夭折，逆境搏击展风华。

千锤百炼能成钢，吃尽万苦揖菩萨。

所以，2014年10月，我退休后，骑着自行车，专程到原爱武中学旧址去了一趟，想在那里寻觅一下逝去的青春足迹。这时，爱武中学已经不复存在，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变成了“武汉市第一职教中心”。原来的后门现在变成了大门，校园里没有学生上课，安安静静，只有一名老者看门。我对守门的老者说明，自己原来从这个学校毕业，四十多年了，想回来看看，寻找一点回忆。老者听后很理解，就放我进了。

走在四十年前曾经生活学习的土地上，思绪万千，一种“大江东去”的感概涌上心头。时过境迁，与昔日读书朗朗，生机勃勃，人声鼎沸，活力四射的爱武校园相比，现在的职教中心死气沉沉，校园里看不到一个人，估计是办不下去了。校内的建筑仍然是原爱武中学格局，基本没有变化，但整个校园看上去，萧条破败，满目疮痍，让人唏嘘不已。

我慢慢的在校园里边走边看边回忆边寻觅：这里，每一寸土地上，都曾留有我走过的足迹；每一处地方，都曾有过我难忘的回忆。

原来的“武汉市爱武中学”校门已不知去向，其位置被一排平房取代；原来的传达室和值班室建筑已踪影不见；那一条贯穿全校中轴的水泥路被铲平；原校门口右边的两层楼教师办公楼和食堂的地面上，一幢七层的居民楼房矗立；那曾经十分神圣的校中心的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牌已被撤除；水泥操场上落满了枯枝败叶，那一米多高、百平方米的主席台已夷为平地。但那Z字型的教学楼依然存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破旧了许多，有了更多的苍桑感。看看教室里面，课桌板凳东倒西歪，乱七八糟，教室门窗七零八落……完全给人“一座鬼城”的感觉。怀着落没的心情，我拍摄了几张照片，以留存纪念。

2021年4月，我再次骑着自行车到顺道街寻访，已发现武汉市第一职教中心（武汉市爱武中学旧址）已被拆除。就连对面的武汉市第二十七中学也已更名。

往事随风，那里只剩下我们凭吊的记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