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山河一片红 <p class="ql-block"> （ 56年前经历的往事）</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8月8日，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经自上而下地发动，遍布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以及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席卷全国，“造反派”到处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致使各级政府瘫痪.</p><p class="ql-block"> （一）</p><p class="ql-block"> 1967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广州军区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我是第一批从军区机关派到广东省军管会工作的军队干部。第三天，时任省军管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袁德良(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找李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处长）和我以及军区机关来的三名干部，到他办公室开会。袁说，由于上海“一月风暴”的冲击，广东省驻上海办事处几百名干部分为两派，对立情绪严重，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决定由李爽带你们几个人，到驻上海办事处执行军管任务。 </p><p class="ql-block"> 我未去过上海，一直对上海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到上海后，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以及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游行集会和文攻武卫的乱象，令人十分痛心！</p><p class="ql-block"> 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他们支持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5月9日，集聚数万群众召开庆祝成立半周年大会，并在大街小巷游行示威。军管组有的开玩笑说,半年就庆祝，怕是长不了吧！因此遭到“工总司”成员的围攻，指责我们不支持“左派”，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李爽只好承认说错了，才躲过一劫。办事处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求军管小组表态支持，使我们陷入两难处境。5月中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还是走为上策，于是召开大会对大家说回广州向上级汇报工作。就这样离开了上海。</p><p class="ql-block"> 回到广东省军管会，向袁德良副主任如实汇报了情况，并对他说，上海很复杂，万一表态错了，牵连到广州军区。袁说：“不去就不去，让他们闹去吧！” </p><p class="ql-block"> （二）</p><p class="ql-block"> 1967年6月，我被安排到军管会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工作，在广东省委大楼办公。一天，中山大学一群学生冲进军管会，有几个人还拿着手枪，大吵大闹说要找领导。大家说领导外出开会去了，他们不相信。看到办公室坐着一位年龄较大、戴老花眼镜的军人，就冲上前去揪住他的衣领，大喊大叫：你肯定是领导，现在中山大学“红旗派”把我们“东风派”同学围在图书馆里，你们管不管？这位军人说：我叫王均，是广州军区政治部干事，你们提的问题我向领导报告。那伙人硬是不信，说看你像个部长，你不要骗人！王均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拿出工作证，对他们说这是1966年发的，上面写明是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干事。那伙人吼道：“他妈的混蛋，你们当官的都跑哪里去了？”有人朝天花板打了一枪，然后吵吵嚷嚷地走了。我们目睹这一切，内心既可笑又气愤！ </p><p class="ql-block"> 1967年7月，为了反映广东省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政工组决定办一份《政工简报》，上报中央，下发全省各地区军管会参考。政工组组长王璞（军区政治部群工部副部长）知道我曾在军区“文革办”简报组工作过，便指定我负责“简报”的筹办和审稿工作，并同意从原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选调3名年轻、没有派性的“笔杆子”，加上军区司令部参谋董亚文、政治部干事谢启祥共6人，组成简报组。</p><p class="ql-block"> 《政工简报》的报头，开始想请一位领导或者名人题写，但组里有人说这个年头千万不要找他们题写， 万一被打倒就麻烦了。他们都推辞不写，我当即拿起毛笔，凝神屏气，大笔一挥，“政工简报”四个字一气呵成。后来，全省各地、县军管会的《政工简报》报头，都采用这几个字。 </p><p class="ql-block"> 简报组人员到齐后，大家工作热情很高，主动到广州及各地、县调查，写了不少好的报道。当年8月，发表了一篇介绍广东省乐昌县农村“赤脚医生”的文章。被《人民日报》加了按语全文刊登，全国有影响的报刊也作了转载，在省军管会引起了轰动，令不少人刮目相看。</p><p class="ql-block">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在“简报”组工作的三位地方同志，都有很大发展。谢非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秦文俊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姚锡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84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军“七五”装备发展规划座谈会，时逢谢非、秦文俊也在京西宾馆参加国家召开的会议。一天晚上，把姚锡华请来一起吃夜宵，大家回忆当年一起工作的岁月感慨万千！ </p><p class="ql-block"> （三）</p><p class="ql-block"> 1967年1-2月份，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等四个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此后至1968年9月，其余25个省 、 市、自治区（除台湾外）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p><p class="ql-block"> 每个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发表社论表示祝贺。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赞美歌颂之词达到了顶峰！</p><p class="ql-block">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为了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起草“社论”和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稿，军管会邀请军内外一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组成写作班子，要求大家怀着无限信仰和忠诚，歌颂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过的历程，表达四千多万南粤儿女的衷心祝福！</p><p class="ql-block"> 1968年2月21日上午，广东省、广州市各界数万群众，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隆重举行集会，热烈庆祝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会上宣读了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2月2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表示祝贺。“社论”的标题是《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给毛主席致敬电中写道：“我们只有一个理想：做一个无限忠于您、绝对忠于您、永远忠于您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只有一个决心：天变地变，绝对忠于您的红心永远不变；山移海移，无限敬仰您的信念坚定不移！我们只有一个使命：让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普照全广东，永远普照全中国，永远普照全世界！”那个年代人们对领袖的信仰、崇拜和迷信的狂热程度，真是令人难以理解！</p><p class="ql-block"> （四）</p><p class="ql-block"> 1969年3月的一天，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闫仲川（广州军区参谋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军区要你回军务动员部任副处长。你对军区和省革委会的工作都比较熟悉，我看副处长的命令照下，你去给丁盛司令员当秘书吧!他是省革委会主任又是军区司令员，你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首长，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再向你报告。当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能升为副处长当然高兴，但给丁司令员当秘书工作太忙，责任重大。我回家后与妻子商量，她说，家里孩子小，负担重，你最好不要干那个差事；再说你的普通话不标准，万一听错传错首长的指示就麻烦了。后来我向闫参谋长推辞了秘书工作。</p><p class="ql-block"> 几年后，“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和“四人帮”被粉碎，丁盛、阎仲川（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受到很大牵连，他们和秘书被隔离审查了多年。我那时推辞了秘书工作，也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吧！</p> <p class="ql-block">各省、市成立“革委会”的时间图表</p> <p class="ql-block">1967年10月在广州群星制药厂军管小组与两派群众组织开会（后左四为本人）</p> <p class="ql-block">半个世纪后，2018年5月偕同夫人、儿子重返原广东省驻上海办事处旧址（上海住总集团）留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