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辛劳人生（之一）

关中敏纳

　　2023年，父母高堂携手迈入了91岁高寿老人之列。

自从感染新冠阳康之后，二老有些嗜睡乏力，家父尚能生活自理，慈母的穿衣起居、吃药吃饭都需他人照顾，语言沟通能力几乎丧失。凝视高堂日渐衰老、步履蹒跚的身形，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年富力强的父母亲辛苦忙缘、谆谆教诲的情景，将怜悯思绪引向尘封已久的岁月。

我的祖籍在河南。父亲兄妹七人，排行老大。母亲也是河南人，姐妹两人，排行老大。如今全家已四世同堂，共计二十余囗，分布海内外。

　　家父十二三岁时，跟随爷爷来陕西眉县当学徒。因常遭训罚，爷爷心痛就让家父结束了两年学徒生涯转读小学。大概是1950年，闻听歧山县招聘小学老师，家父前去应聘，后因招聘推后实施，被临时分配到凤翔中学校总务科上班。在此后的三年中，家父刻苦自学了初中的全部课程，又以同等学历考取了西安商业学校，由于没有初中毕业文凭，又加试了物理、化学两门课程考试，结果以优异成绩顺利录取。1958年，商校毕业时全部课程均达5分（当时实行5级分制），被留校任教。

为了提高专业能力，家父被商校送到上海财经学院带工资进修两年，主攻商品技术学，其时还兼任助教。结业后回到商业学校任教，其间曾到无线电修理部实习劳动一年，一直工作到1972年商校停办。

在商校任教时，父亲的教学领域是无线电专业课，那年头半导体收音机开始在社会普及，但产品质量还未完全过关，因而周末家父回家休假时，经常义务帮助邻里修理收音机，不但耽搁时间，如需更换零件还得自已贴钱，对此父亲从未有过半句怨言。这种助人为乐的善行义举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人生。

　　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父亲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助力儿子参加高考上，大力改善饮食营养，创造复习环境，购买高考用书，联系补习学校，忙得不一乐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978年三弟高中应届考入西安机械学院，我于1980年考入陕西财经学院，此后二弟、四弟也分别就读于电视大学和大专院校，四子登科一时成为街坊佳话。

“四子登科”，这在河南老家也是村里孙辈考上大学最多的。这一切全都仰赖于父亲的引路督导，由此改变了儿孙几代人的命运，也算是践行耕读传家的硕果吧。

　　父亲在《李氏家族回忆录》的序言里指出，“在技术经济初具雏形的今天，若不刻苦学习，孜孜不求，掌握一定的文化技术，必将被社会所淘汰。若能在某个领域获得较高的造诣，必须不忘报效祖国，服务于人民。”这段家训，反映出他老人家对技术文化立身的深刻认知和推崇，也鼓舞着李家孙辈在专业立身的路上走得更远，为进入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侄女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女儿获得日本京都大学的硕士学位，小侄子获得了西安科技大学中外联合培养的硕士双学位，大侄子取得了高级技师职称。

多年来，父亲在打理西安一家人生活的同时，始终不忘在农村生活的爷爷奶奶，按月给老家寄钱补贴家用，坚持了几十年，百事孝为先，村人无人不夸其为大孝子。上小学时，父亲也要求我们利用假期轮流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这样既满足了长辈惦念孙子的愿望，经常吃红薯杂粮，农村生活为强身健体打下了底色，又为西安家中节约了口粮，实乃一举两得。

　　家父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血浓于水，手足情深，勿因琐事而隔阂，一人有难，众人应鼎力协助，让咱这个大家庭永远和睦团结而兴旺。

小时候，当我们与邻居小朋友发生争执时，无论对错父亲总是首先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也曾为此感到委曲。然而长大后才发现，那些总是被父母护短的孩子，长大后有出息的并不多，这时才悟出了其中的哲理，温良㳟俭让是立身之本，家和方能万事兴。

　　上小学时，逢周日父亲才能从商校回家团聚。父亲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且从不睡懒觉，我们也就从小养成了这个好习惯。

周日父亲做饭时，要求我们在小二楼上背诵《毛泽东诗词》，背不会不能吃饭。在父亲的严苛要求下，我可以背诵数十篇毛泽东诗词，至今有些篇章还可以脱口而出，真是“少年学的，石上刻的”。这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文化瑰宝，已经溶入我的血液之中，也由此激发了我对文学写作的兴趣。

闲暇之余，家父教我唱《打靶归来》、《看见你们格外亲》等红色歌曲，至今还能模糊回忆起父亲那可亲可近、声色俱佳的朝气生动形象。这几首歌，至今也成了我不得不在某些特殊场合勉强出手的“保留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