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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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三年，女儿一家三口没回湖南公婆家探亲。去年亲家翻盖了新屋，热情邀请我们全家去他们那里过年，女婿又换了新电汽车，于是全家早早做好了去湖南的准备。

没想到年底防疫政策突变，新冠病毒海啸般席卷全国，我们一家五口无一幸免。阳转阴后，“回不回湖南？”成为我们反复纠结，讨论，分析的话题，最后决定还是去！

元旦过后，我们带足了口罩、消毒剂、各种药品，在亲朋们的劝阻、叮咛、祝福中，开启了这次“情怀之旅，诱惑之旅，风险之旅”（宗海语）。

疫情

口罩是疫情的晴雨表，戴与不戴，可以反映出疫情的轻重松紧，反映出人们对疫情的态度。

　　去时高速路上的各个服务区，人们除了吃饭、喝水，全部佩戴口罩。途径合肥、岳阳两个城市，人们都戴口罩，而岳阳县、桃源县，则有不戴的了。

　　县城之外很少有戴口罩的人。

　　在4A级景区张谷英村，我们只看到一拨与我们一样的游客戴着口罩，村里的老人、孩子都没人戴。

　　到家第二天，亲家母过生日，来贺寿的亲戚们，可能因为我们的缘故，来时都戴着口罩，可看到我们没戴，都马上摘下来，再也没戴。

大姨家（为叙述方便，文中所有称谓，除亲家外，都以女婿口吻）表弟鄢军，去年社区竞聘干部，考上了书记助理。社区有三千多人，管委会七人。他对我说：“我在社区上班，一直戴着口罩。”谈到疫情，他说：“11月我们还二十四小时值班，封村堵路，12月就一放到底了。”到底是干部，还知道XBB病毒。问起死人情况，他说比往年多，一个月村里死了十几个。“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补充道。

正聊着，接到书记电话，说村里又去世了一个老人。他对我说：“村里老人去世，社区都要去送一送。今天是我值班，要回去拿花圈、挽幛。”说着，匆匆离去。

　　这里县城、乡村丝毫感觉不到恐慌、不安、担心、谨慎的氛围和情绪。人们烤火聊天，喝酒打牌，阳过的，阳着的，未阳的，毫无避讳，毫无顾忌，生活完全恢复了正常。

　　人们杀猪宰鱼，准备过年。

　　但是在县城医院工作的堂弟龙山却不这样认为，他告诉我：“桃源去年十二月第一波高峰，但直到现在，医院仍病号满满，没有一张空床。”我问：“都是重症吗？”他说：“重症不多，是介于重症与普通之间，预防重症。”我又问：“死亡多吗？”他说：“医院里死亡率不高，干预治疗还是有效的，去世的都是有基础病的老人。”亲家母插话说：“我们周围过世的不多，听说泥窝潭乡上好多。”

　　到家住下后，时不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鞭炮响，有时凌晨，有时深夜。问亲家，告诉我这是有人过世。这里的风俗，到丧主家吊唁要自带鞭炮在灵堂前燃放。有时一天听到几十次，此起彼伏，当然不会死这么多人，应该是吊唁者多吧？

　　桃源仍实行土葬，当地对丧事还是很重视的。我在泥窝潭乡上见到一口棺材，一万三千元，重一吨多，棺头就一米高。

　　因为实行土葬，乡间人死后不能在火化场冷藏。夏季天气炎热时，一种叫“冰棺”的生意应运而生。所谓“冰棺”，就是一个特制的冰柜，拉到死者家中冷藏尸体。三五日不等，一次五百元。这波疫情如果发生在夏天，冰棺可能要供不应求了。

　　腊月二十四日南方小年，乡上一位退休老教师去世。他是头一天吸着氧气从长沙拉回家的。在长沙湘雅医院花了三十多万，仍无力回天，只能叶落归根，回归故里。死者儿子有从政、有经商的，人脉广泛。一条街挂满丧幡，灵堂旁插着十面灵旗，街边摆了十二张桌子，三天流水席一百多桌。出殡那天，军乐队，鼓乐队，鼓号齐鸣，三十二人抬棺至八里外的墓地下葬。

　　出殡时，见到一个从没见过的光景，当地人叫“裂丧”（不知哪两个字？）。抬棺的前后两拨人，像拔河一样，将棺材推来推去，分出胜负，据说赢的一方可以得到丧家红包。这真是为“白喜事”增添了些许“喜”的气氛。

　　疫情下，有出殡的老人，也有迎亲的新人。新郎骑马，新娘坐轿，还是第一次见。马、轿、轿夫、丫鬟、旗手、吹鼓手、军乐队，一整套费用大约六千元。

　　看新闻联播，国务院联防联控办公室召开记者招待会，有嘉宾回答记者提问说，农村实行五级书记负责制，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登记专人管理，已达百分之九十几，每人发健康包百分之七八十。可亲家这里什么也不知道，在另一乡社区工作的堂弟也不知道，看来数字有水分。政策是好政策，但落实到基层很难。

　　正月初五，堂哥志明、嫂子陈立芬请我们到城里喝擂茶。擂茶是桃源的一种特色小吃。把茶叶、生姜、生米放到山楂木做的钵子里捣碎，再放点芝麻、细盐，用开水冲食。辅料有十几种各色小吃，人们围坐桌前，边吃、边喝、边聊，其乐融融。

　　桃源县城擂茶馆生意兴隆，座无虚席。侄女龙程开玩笑说：“桃源县城的人不是在擂茶馆，就是在去擂茶馆的路上。”

晚上给山东莱州老家的表哥拜年，他说：“这两天街上看不见个人，都窝在自己家里”。回青岛也听说过年那几天，马路上冷冷清清没人。南方北方差距这么大呀。

　　回途在长沙呆了两天，还是大部分人戴口罩，而安徽滁州就很多人不戴了，高速路上服务区戴口罩的则像稀有动物很稀罕了。仿佛春节的烟花爆竹赶跑了新冠病毒，“纸船明烛照天烧，春暖花开新年到。”人们企盼早日疫散人安，恢复正常生活。

回到青岛，发现满城仍然戴口罩，看来青岛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比南方强许多。

风景

高速路上，满载货物的大卡车，接二连三地飞驰而过，似乎证明经济形势正在逐渐好转。

　　外孙腾腾一阵阵惊呼：“看，一车‘车’！”“又一车‘车’！”看来率先复苏的汽车产业，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一车车猪、牛、羊，不知是送往屠宰场还是去交易？

　　腾腾近距离看到猪，是在张谷英村广场上。一头剥皮褪毛的猪被绑在案板上。为了不让腾腾看到血腥场面，我们没等到猪被开膛破肚就离开了。

（选自网络）

　　张谷英村以前没听说过，这次为了游岳阳楼，女儿做功课上网查到这是岳阳楼附近景点，于是拐弯过去看了一下。

张谷英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传统村落，国家4A级景区。六百年前，明朝指挥使（相当于军区司令）张谷英辞官，率领族人来到这个青山四围，绿水环绕的风水宝地，建宅安家，绵延至今。全村同宗同祖，全部姓张。

　　张谷英村建筑别具一格，青砖黛瓦，古风雅韵。整个建筑群如同一间“大屋”，檐廊相接，巷道纵横，家家相通，户户相连，行走其间，“晴不曝日，雨不湿鞋”。我们在“大屋”中转了半天，如同走入迷宫，好不容易转出来。

　　张谷英人世代为农，却崇文重教，耕读成风。在村中我们见到一副对联，上联“初秋贺语聚龙湾”，下联“十载读书登虎榜”，横批“孙升大学”。文风之盛，略见一斑。

　　十年前登过一次岳阳楼，如今故地重游，风景依旧。岳阳主楼仍巍峨高耸，五朝楼观却更加铜锈斑斑。园内假花妖冶，用水泥新塑的碑廊，黑乎乎看不清字。灰蒙蒙的洞庭湖上，仍然看不到沙鸥锦麟，只有数不清的大型挖沙船游弋湖面。

　　一路上跟四年级的腾腾学背六十年前学过的《岳阳楼记》，这次重登斯楼，览物思贤，似乎对范老先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优乐观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岳阳楼下，揽胜状，背古文，逗外孙，“胜景雅趣亲情（东平语）”，其乐盈盈者矣。

　　桃源县城春节仍禁放爆竹，乡镇也不允许，但乡间不禁。跨年零点前后一刻，四乡八野，爆竹响成一片，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烟花腾空而起，绚烂夺目，染红了夜空。人们用爆竹祛除压在心头的三年疫情，用烟花燃放对新一年的希望与憧憬。“爆竹声中除旧岁，千门万户迎新春”，这才是过年的味道。

　　湖南的四条大河之一沅江（另外三条是湘江、资江、澧水）穿桃源县城而过。

　　江边长堤上建了一道“桃源文化墙”，墙上镌刻着桃源的名人、名胜、文物、特产以及工农文教各行各业的简介。只是墙建得有些粗糙，而且风吹日晒，字迹也看不清了。

　　桃源有两个人物比较有名，国民党元老宋教仁，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城里有他俩的故居。翦伯赞故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到时已经下班，只在外拍了两张照片。

　　其实我对名人故居兴趣并不大，倒是在“文化墙”上发现了一位“熟人”。刘炎，新四军一师政委（师长是开国大将粟裕），46年他仅42岁病逝于山东临沂。他的夫人是与陈毅夫人张茜等并称“新四军四大美女”的陈模。陈模生前住在青岛金口三路3号，我曾在拙作《金口路和金口路上的同学》一文中介绍过他夫妇二人。没想到刘炎是桃源人，且县城有条“刘炎路”，在桃源城沅江边“邂逅”他，很有些亲切感。

　　桃花源是国家5A级景区，几年来仍在不断开发修建，这一次是腊月二十九才开门纳客。十年前我曾游过桃花源，与那时相比，现在的桃花源更大了，五个景区面积158平方公里，开通了多条道路，增添了接驳车，取缔了游摊浮贩和原住民。只是这样一来，似乎缺少了烟火气，而且大多数景点没开放，景区虽然游人不少，却感觉有些冷清。

　　景区门票128元，可以游两天，春节期间买一送一，65岁以上老人、14岁以下儿童免票（湖南境内景区大多是这个政策，只是有的地方儿童是1米2以下免费），园内驳车车费20元。景区之间各停车场间接驳车免费，正在心中为其点赞，出停车场却被门口保安手持支付宝二维码收去30元，不知是交公还是自落腰包，一丝好感瞬间消失。

　　景区门口大标语“建设山水桃花源，文明桃花源，文化桃花源”。我们在园内转了五个小时，深深感到“山水”是自然的，“文明”还需努力，而“文化”却绝不是依据《桃花源记》，人工建造几个景点就可以自诩的。任重而道远。

　　“御制碑亭”中，碑前立一块党建宣传牌“占领阵地”。

长沙我到过三次，一次是文革期间，那时很“革命”，除了抄大字报，就去了一趟韶山。另两次是到长沙参加全国糖酒订货会，只去过岳麓书院。

这次在长沙呆了两天，又去了一次岳麓书院，还到橘子洲头和湖南省博物院看了看。

　　虽然过了春节小长假，岳麓山和岳麓书院还是游人如织，摩肩擦踵。岳麓山不收门票，书院成人40，我们老两口和腾腾免费。每人10元与陌生人合伙请了一位导游，否则自己白看，浪费时间。40分钟，讲得不错，但景点不多。

　　出岳麓书院，登上“爱晚亭”，前两次来都未到此处。真不知道简简单单的一座山亭，为何能荣登中国四大名亭（其他三处是北京陶然亭、杭州湖心亭、滁州醉翁亭）榜单，且入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就因为杜牧那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吗？也许是沾了全国5A级景区岳麓山的光？

　　山门外有一条小吃街，虽然旁边是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孔儒圣地，但小吃街人流涌动，烟火缭绕，铜臭扑鼻。顾客几乎都是少男少女，鲜见老者，经常碰到排长队的。但我知道的湖南名小吃“老长沙臭豆腐”门前却少人问津。

　　橘子洲头不大，大多数游客都是乘小火车直达标志性景点“青年毛泽东雕塑”，拍照留念，然后江边逛逛，园内散散步。

　　腾腾在诗碑前背诵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这首诗我也能背过，可惜没看到他背，否则与他一起背诵，也算是祖孙两代人的传承。

　　马王堆辛追夫人女尸

　　素纱单衣

T型帛画

　　皿天全方罍

　　省博物院规章制度严格，女儿没带身份证，又没预约，怎么说也不让进。镇馆之宝是马王堆辛追女尸，以及随葬文物。腾腾事先做了功课，我们直奔几件镇馆之宝而去，节省了不少时间。

　　长沙呆的两天，发现了几个“矛盾现象”：

　　换电站的小哥告诉我，长沙没有“城市人”，都是“乡下人”。因为“文夕大火”（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使得长沙成为一片废墟，后来的市民都是农村来的。路上见到的中老年人也确实皮肤黝黑，带些“土样”。但是长沙的湘妹子，有一个算一个，个个妆容精致，靓丽可人。

　　七点半的长沙街头车少人少，早餐店前也没几个人。我心里说，湖南人真够懒的。没想到地铁中人满满的，差点挤不上车。

　　地铁站上，人们按标识排队，有序上下。（青岛地铁站，好像有许多人不识字，站在“下客区”等候抢上。）车厢内却有妇女抱孩子没人让座。女儿说：“大家都累，”我说：“在青岛绝不会让抱孩子妇女站着。”

　　南方我去过不少城市，也游览过一些景点，可安徽滁州我从没到过，也不知道四大名亭的醉翁亭在滁州的琅琊山中。《琅琊榜》是我喜爱的少数电视剧之一，我以为剧中的亮点琅琊阁就是在琅琊山拍的，回家查百度才知道，彼琅琊非此琅琊，那是在雁荡山拍的。

　　建于千年前（1047年）的醉翁亭，为唐宋八大家欧阳修命名，更因他的《醉翁亭记》名扬四海。1091年，亭旁立碑镌刻苏东坡手书《醉翁亭记》，笔势苍劲，龙飞凤舞，为此亭锦上添花，人称“欧文苏字”，并为琅琊双绝，可惜文革中毁于红卫兵手上。

　　因为我们到时，天色渐晚，我和老伴未能仔细游览九院七亭，只在醉翁亭前听腾腾背诵完《醉翁亭记》，便缓步下山。“己而夕阳在山”，游客散乱，步出景区，却见山门上镌刻“琅耶山”三个大字，不知什么原因？

　　依我看，醉翁亭比爱晚亭无论自然风光、历史背景，还是建筑风格、人文底蕴都要略胜一筹，却只得了个省级文保单位，有些不公。但想到“游客之意不在亭，在乎山水之间也”，便也释然。

　　回青多日，泥窝潭的老屋还经常复现眼前。“老屋”已翻盖成“新房”，但人们还习惯称其“老屋”。

　　其实风景无处不在，心安之处，便是风景。

午后，坐在屋外，晒着太阳，捧一杯茶，读几页书。冬暖景明，无风不动，远山苍黛，近草青葱，万籁俱寂，偶闻鸡鸣，物我两忘，天人相通。此情此景不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吗？

亲情

　　南方除夕不吃“年夜饭”，而是一早起来吃“年饭”。天还不亮，亲家就和立明哥俩在屋前放起了烟花爆竹，向邻居们告示：“我家要吃年饭了。”前一天下午，亲家母就领着两个儿子开始忙活了，煎、炸、蒸、煮，厨房里传出一阵阵香味，孩子们不断跑进跑出，去吃刚炸出的五花肉、花生粘。

　　年饭很丰盛，九个火锅预示着“久久长远”，都是“硬菜”，鸡、鸭、鱼、猪、羊、牛、鸵鸟、豆腐，还有半个猪脸“鸿运高升”。青菜是从自家菜园现摘的，青翠欲滴。

　　吃过年饭，家族的男人们要去“送灯”，“送灯”就是到祖坟祭拜祖先。亲家家的祖坟在深山里的一处凹地，座北朝南，背靠青山，前面是一块开阔的田地。祖坟里辈分最高的是爷爷的爷爷。亲家两兄弟领着立明兄弟俩和堂兄们、侄辈们，在各个坟前磕头跪拜后，点燃了坟间摆放的几千元的烟花爆竹。瞬时，爆竹震耳欲聋，烟花火光冲天，祖坟笼罩在一片烟雾中。

　　在浙江绍兴打拼了二十多年的堂兄志伟，已经有了自己的企业。他对我说：“我们常年漂泊在外，一年只有这几天回来与父母兄弟团聚，见见面，唠唠嗑，到亲戚家走动一下，到祖坟祭拜一下。如果过年不回家，亲情就淡了，亲戚就断了，连祖宗都忘了。”“送灯”是这里过年的一个重要内容，一项隆重的仪式，每个家族都很重视。

　　正月初一，家族三代二十六人在亲家家摆酒席。大伯坐在我身边，他很为自己家族自豪。他们那一代兄弟四人，只有他一个高中生。可是第二代八个子女中就有四个大学生了。而第三代孩子中，已有三个本科，一个硕士，剩下的都是不够年龄的。

“我们家没有‘后门’，都是孩子们咬定目标，不懈努力，刻苦拼搏，才取得成功的。”大伯知道我平时写点东西，嘱咐我一定要把他这句话写到文章中。

　　席间大伯自豪地定下“八年之约”：“八年之后，这些孩子们最小的龙治齐（腾腾）也考上大学，我们还要在这里摆一场‘满堂红’酒席，你一定要来啊！”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饭前饭后，老一辈摸纸牌，年轻人打麻将，我和老伴领着孩子们打“够级”。五六十平米的客厅里三桌鏖战，其乐融融。

　　亲家母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姊妹们关系密切，春节期间走动频繁。腊月十六亲家母生日，大姨（我不知道为什么管老二叫大姨，是大妹妹的缘故吗？）、小姨和小舅全家都来贺寿。正月初二，亲家两口子领着两个儿子到小姨家聚会，初三到大姨家，初五到城里小舅家。正月初八，姊妹们要来家里再聚，亲家母表示累了，不想做饭。大姨说：“不吃饭，就是去拜年。”结果三家都来了，一起喝擂茶，好像她们有见不够的面，说不完的话。

　　湖南之行最开心的人是外孙腾腾。

因为途中要游览几个景点，一路上，他兴高采烈地反复背诵妈妈布置的有关古文：《岳阳楼记》、《桃花源记》、《沁园春.长沙》和《醉翁亭记》。身临其境，流利地背诵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古文古诗，他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亲家的老屋建在一座小山坡上，门前的“组级路”（比“村级路”还低一级，第一次听说）有些崎岖狭窄，车速不快。腾腾远远看到新房，迫不及待跳下车，向家跑去。可看到三年没见的爷爷奶奶、两个堂姐，又腼腆地停住脚步，等我们一起上前。

　　经过了短暂的“陌生”，腾腾立刻成为大三的大姐姐和六年级小姐姐的“尾巴”，除了写作业，形影不离。乡间娱乐活动少，孩子们除了打打羽毛球，听小姐姐弹琵琶，就是上后山，下菜园，捉鸡捡蛋。

有一只母鸡，几天不见，大家都以为是腾腾把它赶丢了。没想到有一天它领着七只小鸡从后山下来，原来它独自上山孵小鸡去了。从此，腾腾天天往鸡窝跑，把小鸡抱在手里，给它们拍照录像，不亦乐乎。

腾腾跟两个姐姐学会了打麻将，又教会她们打够级，并且乐此不疲，每天缠着我和爷爷陪他们玩。

　　

一场小雪后与妈妈、小姐姐堆雪人，堆雪兔。

　　每天晚饭后，我都会跟亲家在熏腊肉的火堆旁烤火聊天。听他讲当地的风土人情。讲家族的历史，自己的经历，讲一天的“工作”，一年的收入，来年的打算、、、虽然语言交流有些困难，但两人都很有兴趣。

　　离开老屋的头一天晚上，亲家俩，我们老两口，两个儿子和媳妇，三个孩子，全家围坐在茶几旁烤火（电热器）聊天。聊三年的变化，聊家庭新一年的计划，聊孩子们的学业。大家依依不舍，我们邀请亲家领着孩子去青岛，他们约我们来年春节再回湖南。

　　中国人为什么回家过年？我想，回家就是回归，回归故乡，回归自然，回归家庭，回归本我。摘下在外面的假面具，说着听着熟悉的乡音，吃着久违的家乡饭，走亲访友，跟父母家人烤火聊天，“促膝”谈心，亲情得以交融，凝聚，升华。正是这种亲情纽带，维系着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发展。这不就是回家过年的意义吗？

　　1月4日出发，2月2日回青，历时30天的湖南之行结束了。疫情下的行程，一路上的风景，浓浓的亲情，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拉拉杂杂，啰啰嗦嗦的游记也结束了。陶渊明的两句诗“此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表达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