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剑客逛大街之四十：东堂子胡同，藏龙卧虎之地

剑客

　　东堂子胡同，藏龙卧虎之地

东堂子胡同，位于东城区，东起朝阳门内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长726多米，与南侧的外交部街和北侧的红星胡同平行，已有近800年的历史，是北京城历史最悠久的胡同之一，也曾是保存最完好的胡同之一。

东堂子胡同，明代，称“堂子胡同”；清代，因其名称与金鱼胡同北面的胡同重名，改称“东堂子胡同”，而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文革”时，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二条”。

东堂子胡同49号院，曾经是清末民初外交衙门所在地，见证了中国外交史的前世今生。据《天咫偶闻》记载，这里原为清代一等超勇公、大学士赛尚阿的府第。赛尚阿，蒙古正蓝旗人，生于清乾隆朝，卒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的重臣。1851年（清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运动情势紧急，赛尚阿任钦差大臣，赐“遏必隆刀”，赴湖南围堵太平军。1852年（清咸丰二年），因镇压太平天国不利，被咸丰帝革去官职，没收宅第。1854年（清咸丰四年），因太平天国占据南方半壁江山，云南铸造的滇钱运不到京城，清政府只好以铁当铜，改铸铁钱，赛尚阿宅第成为朝廷铸造钱币的“铁钱局公社”。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7月17日，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同治帝继位，恢复铸造通宝铜钱，铁钱局公社被裁撤。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1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廷被迫与英、法、俄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之后，国门洞开，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涉外事务日渐增多。为此，恭亲王奕䜣上疏《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建议朝廷设立处理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月20日，获得咸丰帝批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了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管的对外事务，恭亲王奕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外交部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属机构有分管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和海防事务的5个部门，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署两个机构，还管辖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设在东堂子胡同49号院原赛尚阿府第，当时，49号院的西院，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见各国使臣的场所；49号院的东院，是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同文馆。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称“外务部”，名列朝廷六部之首；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将外务部改为“外交部”。如今，这里是外交部公寓。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西侧的东堂子胡同51号院，是沈从文先生的故居。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与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慈善家、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和“湘西王”陈渠珍并称“凤凰三杰”。

沈从文，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14岁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1922年第一次赴京，翌年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落榜，遂一边在北京大学旁听，一边从事文学创作，1924年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被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力排众议聘为文学系讲师；在沪期间，他还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完成“田园牧歌”式小说代表作《边城》，这是他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1938年赴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拆分，1946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在曾经旁听的北大任中文系教授；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方面；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年出版被认为“至前人未至之境，发前人未发之论”，填补中国物质文化史空白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一生创作了5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代表作《边城》《长河》《从文自传》等被译成日、英、俄等40多种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或地区选入大学课本，1987年、1988年，被两度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从1953年至1980年，沈从文先生在东堂子胡同51号院内生活了27年。当时这个大院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宿舍。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在这里历时10年完成的。沈从文的侄儿黄永玉记录下了东堂子胡同51号最好的一段时光：“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最啰嗦的客人的马拉松式的访问，仿佛深怕他们告辞。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东堂子胡同75号，是“蔡元培故居”，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住在这里。蔡元培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等职。

蔡元培，1868年（清同治七年）1月出生于浙江绍兴，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与蒋观云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被举为会长；次年参加“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任国民党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救国，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蔡元培虽然担任过许多要职，但是人们都习惯称呼他“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也以有“蔡校长”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北京大学创立于“维新变法”之际，初名“京师大学堂”。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推行“戊戌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7月3日，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首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许景澄任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当时的京师大学堂既是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迁到长沙，与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北平。

蔡元培并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先后有孙家鼐、许景澄、张百熙、张亨嘉、李家驹、朱益藩、刘廷琛、柯劭愍、劳乃宣、严复、何燏时、胡仁源12任校长，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只有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对北大影响最大，大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气概。顾颉刚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秉承“自由、平等、博爱”的办学理想，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宗旨，聚八方英才，招天下贤士，荟萃了长衫短褂、激进果敢的“新文化旗手”李大钊、陈独秀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胡适，人称东方文化捍卫者、西化分子死对头的“清末怪杰”辜鸿铭，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国粹派、经学家刘师培，以及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王星拱、颜任光、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丁西林、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王世杰、黄节、吴梅、刘文典、陈垣、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马衡、康心孚等一大批文化泰斗、学界精英；北大的学生可以结社、办刊。一时间，各种演讲、辩论此起彼伏，孕育了北大的思辨之风；各种思想、观点交流碰撞，造就了北大包容的胸襟，也奠定了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学风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传统。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孕育了著名的“五四运动”。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告诉蔡元培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并向他求援。当晚，蔡元培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代表到家中开会，通报消息。学生们群情激愤，把原定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可以说，东堂子胡同点燃了“五四运动”最初的星火。

5月4日，愤怒的学生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当晚，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蔡元培却在军阀政府的压力下，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并给北大师生留下便条：“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它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第二天，蔡元培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辞职，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挽蔡”成了学潮难以平息的组成部分。7月，蔡元培回校复职。

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周恩来作挽联悼念他：“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主自由。”后人称赞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东堂子胡同4号，是伍连德博士的故居。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华侨，享誉世界的流行病学家、微生物学家、病理学家，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先驱、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先后主持兴办20个检疫所、医院和研究机构，创办了中国自己创建的第一家现代化医院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和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晚年梁启超曾评价伍连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伍连德，是第一位获得英国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在剑桥留学的第四年，伍连德先后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在巴斯德研究所这一医学研究的“圣地”，伍连德受到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和1929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英国科学家霍普金斯等多位大师的悉心指导，提前两年完成博士学业。

毕业后，伍连德回到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想施展所学。然事与愿违，因他是华人，只能做副手，不能当医官。于是，他决定自己开诊所，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与同为“英女王奖学金”获得者的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新加坡著名律师宋旺相并称称“海峡华人三杰”。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派五大臣出使南洋考察宪政，伍连德结识了考察团成员施肇基。回国后，施肇基向创办北洋军医学堂（后为陆军军医学堂）的袁世凯建议，邀请伍连德到该校任教。1908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秋，伍连德踏上了归国之路，到天津担任北洋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开启了服务祖国的人生历程。

1910年（清宣统二年）岁末，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爆发鼠疫，不久疫情席卷东北并向关内蔓延，先后有6万人染疫死亡。伍连德临危受命，奔赴疫区，追根溯源，在短短的67天之内，就扑灭了这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疫情，为后人留下了教科书式的防疫教程。在哈尔滨期间，伍连德做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第一次向世人提出“肺鼠疫”概念和“人传人”之说；第一次使用口罩防止传染病，，并亲自设计了中国第一款“伍氏”医用口罩，获得“口罩之父”的美誉；第一次提出“疑似病例”的概念；第一次在中国提倡分餐制……填补了中国医学防御体系的空白。之后，伍连德又分别组织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和霍乱。

值得一提的是，伍连德提出的“肺鼠疫”“人传人”之说，受到时任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梅聂的质疑，他不相信伍连德提出的“人与人的飞沫传播，才是最为要害的传播方式”的说法，要与伍连德争夺防疫控制权，致使伍连德提出的隔离工作举步维艰，鼠疫发病和死亡人数每日飙涨，出现“人人自危，户户惊恐”的境况。伍连德通过防疫大臣施肇基将此事上报清廷，清廷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并且免去梅聂职务。

梅聂被清廷停止职务后，仍然固执己见，坚持认为鼠疫只通过接触传染，不相信鼠疫会通过呼吸和唾液传染的判断，所以他后来到俄国人开办的医院了解疫情时只穿了白袍、白帽，戴了胶皮手套，没有戴口罩，在医院染上了鼠疫，死于非命。此时距离他来到哈尔滨，仅仅过去了9天。

1911年（清宣统三年）3月初，哈尔滨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伍连德的成功，震动了全世界。疫情扑灭后，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研讨总结东北抗疫工作。同年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担当会议主席、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参会者中，有包括独立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医师、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在内的33位世界各国的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作为抗击此次鼠疫的总指挥，伍连德被冠以“鼠疫斗士”之名而享誉世界。1913年，伍连德有关鼠疫研究和预防的论文在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1927年国际联盟卫生处聘伍连德为该处中国委员，并授予“鼠疫专家”称号。期间，出席国际联盟在印度召开的“第七次远东热带病学会”，被选为大会副主席。

1935年，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并发现旱獭在其传播中的作用”，伍连德成为第一个被提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华人。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上海主持防疫工作的伍连德，被日军飞机炸毁了寓所,被迫离开中国，回到马来西亚的槟城行医。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逝世。1月27日，《泰晤士报》写道：“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伍连德逝世后，他的后人将东堂子胡同4号捐献给中华医学会。

　　东堂子胡同10号，曾经是林巧稚先生挂牌行医的地方。林巧稚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现代妇产科学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

林巧稚，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12月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1919年，以优异成绩从厦门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1921年，考入北京协和医科学院，1929年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协和医院较为冷门的妇产科工作；1939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习，期间，成为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获得该协会颁发的证书和金钥匙；1940年，婉拒美方提供的优越条件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到深陷战争苦难之中的祖国，继续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当医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协和医院被日本人占领，林巧稚在东堂子胡同10号院挂出了“医学博士林巧稚医师妇产科”的牌子，一面在此挂牌看病,一面到中和医院上班,同时去北大任教。1948年，协和医院复院，林巧稚回到协和医院，主导重建了经过战争洗劫只剩下几张病床的妇产科。新中国成立前夕，她拒绝了家人提出前往美国行医的建议，并表示：“我是中国大夫，科学家不能没有祖国。我和我的事业将与祖国共存！”1978年，林巧稚在担任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副团长出访西欧四国途中突发中风、偏瘫。归国后，即使在病情反复的时间里，她也尽力行使医者的职责，其间还主持编写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百科全书》《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等书，并完成了《林巧稚妇科肿瘤学》一书。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林巧稚的一生，始终坚持年少求学时最纯粹的信念：“怀着非凡的爱去做平凡的事。”秉承博爱的理念拯救了万千母婴，亦将其毕生所学尽数传授给后辈。人们这样赞誉她：“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盛的爱；没有子女，却是最富有的母亲；她是东西方文化交融陶冶出的杰出女性；她是母亲和婴儿的守护神。”

　　著名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资深“双院士”、九三学社杰出领导人吴阶平，著名剧作家、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丁西林等也曾居住在东堂子胡同，留下了厚重的历史足迹。

如今，东堂子胡同的历史建筑和名人故居，有的虽保存完好，也已物是人非；有的全无当年模样，物非人亦非，但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众多大师、巨子勇毅前行的足迹和多姿多彩的故事，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著名散文家，诗人赵丽宏在《国画和胡同》一文中写道：“一位老北京曾这样向我描述：‘这里的胡同，你可别小看了，那可都是藏龙卧虎之地！’”东堂子胡同曾经就是这样一条大名鼎鼎的胡同。

作者：

周振华，笔名剑客，生于困难时代，长在动乱时期，吃过糠，下过乡。“恢复高考”后，成为“新三届”中的一员。毕业后，先后供职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做综合调研工作，搞职业技能培训，干统战教育培训，历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院长、党委书记等职。

2018年退休，省级作协会员、省政府科顾委专家、高校客座教授。先后出版诗歌散文集《情丝文韵》，杂文集《谈天说地》，诗集《低吟浅唱》，散文集《品读哈尔滨》《岁月无痕》，长篇报告文学《巴兰颂歌》《工作队在依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调研思考实践》《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文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