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故事 — 老大院怀旧

张福伟

写在前面的话：

这几天没有事，忽然想起来到老机关大院溜达溜达。看到仅存的旧建筑，拍摄下来，配上文字。取名【老大院怀旧】。

当年栽植的白杨树，现在依然高高挺立。60年代植树造林搞绿化，老一辈的丰功伟绩扎根大地，写在蓝天。

我记得这里栽过葡萄，后来种植了白杨树。高高的白杨，成为机关大院的象征。每当看到白杨树，眼前就浮现出过去的情景。文革中，一个接受改造的姓龙的大叔挑着收获的葡萄往总务科送。那个时候没有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是一个总务科。我跟在后面从他挑着的娄子里拿葡萄吃，大叔一句话也不说，根本就不训斥我。只是往前挪一挪扁担，平衡一下重量。

当年机关大院栽种的苹果和葡萄。秋天收获的季节，在专署机关办公楼的一楼总务科卖过葡萄。

建于50年代末的大礼堂，到今天也不落后。当年的设计，参考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不少人说是人民大会堂的缩小版。礼堂给多少人的童年留下美好的回忆。很多老电影，我就是在这里看的。

大礼堂上面的“礼堂”两个鎏金大字，由当年山东省委书记、著名的书法家舒同亲自题写。

西院这条路太熟悉了。放了学，就沿着这条路到父亲的办公室。

文革前这里是机关焚烧文件的地方，文革期间曾在这里烧过大字报。有些孩子常来这里，从没有烧毁的旧信封上找邮票。后来建成了锅炉房。

传达室对面的小房子。

烟台地区文化大革命开始经历过两次夺权。一次是1967年造反派搞的“1.25”夺权，一次是1967年 “2.12”夺权。

“2.12”夺权以后，解放军支左进驻地直机关。地区革委会主任由26军政委魏伯亭担任，后来魏政委进京，陈福胜军长担任地区革委会主任。许多单位都有军代表。这个小屋子也住进了担任警卫的的解放军战士。当年我在这个小屋前观看过机关小学的王老师教解放军战士跳“忠字舞”。

当年地委常委在大院西头小院（常委院）办公。这座小楼是专员、副专员办公的地方。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原来的常委院已经变成了现在的翠苑小区。

专署专署，专员公署；可能感觉名字有点突出个人了？后来便改名叫“行政公署”，简称行署。行署的最高首长仍然是专员。1983年地改市以后就叫市政府了。专员办公的小楼，地改市以后就是市政府小楼。

机关党委也曾在这座楼里里面办公。小楼墙壁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作为对机关人员的作风要求，永远不过时。

当年这座楼是专署机关办公楼，楼里集中了专署的委办局，如计委、商业局、林业局等等。我父亲在手管局（手工业管理局）工作，也在这座楼里。

那个时候机构多么精简。朋文大哥2018年在组织“心系大院•梦回童年”大院孩子第二次联谊会时，曾做过统计：1968年前，地委和专署机关工作人员约300多人，机关东西大院共计186户，孩子591人。当年在机关小学读书时，我这个年级就两个班，两个班40几个学生，有8个手管局（手工业管理局）的子女。分别是文盛、建军、晓明、洪波、小瑞、明建、宏文和我。算上一个后来转学来的彭大姨的养女孙虹，是9个。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当年机构之精简。

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关也变的不断庞大，就以我父亲工作过的手管局为例。60年代的手管局，70年代改名轻工业局；70年中期又分为一轻局、二轻局；大约70年代末期，又在轻工局的人员和业务基础上，新组建了乡镇企业局、纺织工业局、盐业公司、烟草公司等。这是后话。

老房子虽然翻新了，刷了涂料，但是总体还是那个老样子。先建的传达室，后来才在旁边建的平房。原来好像有一段是烧水炉，上班前提着热水瓶到这里打热水。记不清楚了。

传达室有我温暖的记忆。有时候晚上我就在传达室的热炕头睡觉，父亲下班了把我接走一起回家。

当年看传达的人也是老资格。有一个个头高的王大爷，为人和蔼；有一个个头矮的老刘，一脸的严肃。人说老刘以前干过区长。

后来与朋文大哥聊起看传达的老刘，朋文比我知道的多。他说，这个老刘在莱阳地委的时候就看大门。如果遇到群众上访找区长（那个时候大概区长多，老百姓有事就找区长），老刘就顶上去，说：“我就是区长！” 老刘头的区长是这么来的。

文革中，这座楼里成立了生产指挥部，指挥整个烟台地区的工农业生产。那个时候烟台地区牛啊，17个县市。胶东半岛就是烟台地区，烟台地区就是胶东半岛。你不信吗？距离青岛60多里路的即墨县，当年就归烟台地区管，1979年划入青岛；莱西市，也是1983年才划走的；威海、文登、荣成、乳山那就更不用说了，统统都属于咱烟台地区。

那个时候，烟台地区牛啊。

工业方面，当年全国提倡地方发展“五小工业”，就是是“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和小水泥”。咱们烟台地区哪一个不走在前头？黄县农民打水井，发现和成立了黄县煤矿，终结了胶东无煤的历史；烟台小钢联上过《人民日报》；当年大多数县市都建设了化肥厂和水泥厂，栖霞县当年曾有过大大小小48座水泥厂。

农业方面，咱们烟台地区是全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过黄河、过长江的地区；地委朱本正书记，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言，介绍咱烟台地区的经验。

我冬天寒假回文登高村礼格庄村姥姥家，一路上看到村庄的墙上，都粉刷着大标语和口号：“胶东大地无冬闲，地冻三尺照样干”。还有：“过了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动手干什么，整地修大寨田。



机关卫生所的旧址，劳动局也曾在这栋楼办公。

1966年，文革开始了，机关大院大门前新树立了两块大幅毛主席语录牌。落雨点了，我往父亲办公室跑，一头撞上语录牌后面的支撑横梁，当场昏过去。醒来一摸，吆！脑袋鼓一个大包。一边哭，一边自己跑去卫生所。住在东院7楼的卫生所阿姨一见面就说：“呀！这是在哪里皮（调皮）的？” 我带着哭腔告诉阿姨。她说：“不要紧，回家上冷敷。” 回到家以后告诉母亲。我妈说：“你准是听错了，哪有上冷敷的？都是热敷。” 于是，我用滚热的水，上了一个下午的热敷。后果可想而知，一个大包在额头上，久久不见消去。最后终于到医院开了一刀。至今额头上有一个包，这是文革留给我的纪念。

原来的老地委办公大楼，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在里面办公。现在这里建起了市直机关医院。

据说这里有一个大水窖储水。储存的水可以满足机关大院两三天的需要。

机关原来只有东西两个大院，随着机构增多，机关不断庞大，便向南扩展，在南山公园旁边新建了这座办公大楼，从此机关有了“南院”。南院后来取名“红旗里”。水利局、轻工局等单位陆陆续续在红旗里兴建了住宅。

红旗里这座办公楼，当年也叫工交大楼。一楼是电业局，五楼是电业局的调度室，就是显示和指挥控制电网运行的地方。五楼还有几间房子作为宿舍。我的老同事，后来的鲁东大学副校长柳新华结婚以后就住在五楼。二楼是经委、一轻局。后来一轻局自己盖起大楼搬走了，新成立的企业政治部入住。三楼是二轻局，纺织局、电子局、机械局、乡镇企业局都在这栋楼过。

这座大楼对于我很有意义，因为我在这里工作了20年。一个单位呆20年，可见进步多么慢，不是进步，就是止步不前。我1979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地区计量所工作。1981年开始陆陆续续在经委技术科帮忙。为什么说陆陆续续，因为当年技术科几个人都是40多岁，都很喜欢我，一有事就把我从标准计量局借过来帮忙。烟台地区包装协会、烟台地区质量管理协会，都是我参与成立的，会上的报告就是我写的。会务组织更是我一个人，从人员登记报到，到收粮票，都是我一个人忙。因此和各县市经委技术科很熟。当时还有县里的人要给我介绍对象。

我当时忙着自己制作音响—那个年代很时髦的落地机。需要一对大功率三极管。乳山经委的张璞听说以后说我给你解决。当年乳山就生产这种大功率三极管。后来他送给我一对3AD56大功率管，告诉我是经过测试参数相近的。我问他多少钱，他说：“我送给你的。” 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送东西给我不要钱。张璞不是烟台人，大概是潍坊那一带的，工农兵大学生。后来1983地改市，他当了乳山县委副书记，再后来在地级威海市当过副书记、人大副主任。

从1981年开始，我每年都在经委技术科帮忙大半年。因为那个时候标准计量局工作不好开展，很多地方需要借助经委。所以单位视经委为上级机关，乐于和经委搞好关系。1983年，我到经委帮忙，经委技术周科长嘱咐我说：“你不要回单位了，就在这里干”。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实际上，我当年是不想在标准计量局干下去，但是我想到二轻局技术科工作。二轻局技术科的科长、副科长都和我私交甚好，一直动员我去，我也心有所属。但是当年有关部门的一个熟人知道我的情况，不同意我去二轻局，就这样我去了经委。当时我对这个熟人很不满意。



1982年我在经委技术科帮忙工作。原来我在计量所调修光学仪器，后来在局里标准化组从事质量管理工作。说起来这个组，我没有什么感觉，当时两个年龄大点的同事经常议论，对组不满意，应该设科，那他们就可能当科长了。可是当年两个局长不和，俩人一个办公室，有一个一上班就端着一杯水到楼下办公室坐下了，一坐就是半天，哪有心思和时间研究这些啊。一直到了1983年地改市之前，上面下来考察地改市以后的人选问题。有一个老副局长才破天荒的来到我们办公室，暗示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可是谁也没有听他的 ——— 你早干什么了？

因为我是一个理工科学生，在标准计量局工作时，发现自己文字水平不行，便想学习。那个时候，办公室打字的京南报名学习中文，我看到他手里两本书：写作通论和范文读本，便也书店买来学习。我的目标就是什么时候让我的钢笔字变成铅字，发表出来。后来我写了一篇反映食品卫生的稿件，刊登在《烟台日报》头版头条，京南说我：“你的钢笔字终于变成铅字啦！”

实际上这只是开头，差距太大了，我自己知道，我写的原文都是学生作文腔调，报社编辑老曲给我大删大改了，只不过使用了我提供的素材而已。

真正写作的起步实际上是在经委。1982年我在经委帮忙组建烟台地区包装协会。周科长上来就丢给我一摞省包装协会成立大会的材料，让我写烟台地区包装协会成立大会的主要报告。我拿着笔，整整两三天，坐在那里，只写了几行字，冥思苦想再也写不下去了。期间，科长过了看了看，说我写的字“有其限”，字写的不好的意思。写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尽管山东省包装协会会长柳青的报告就摆在旁边，可是我连看也不看，觉得不能抄袭。迂腐、幼稚到何种地步。

第三天早晨，科长问我会议报告写的怎么样了，我这才难为情告诉他写不下去。科长把眼睛一瞪，他是青岛潜艇学院毕业的学生，年轻时一表人才，眼睛本来就大，这一瞪更大了。他说你不会看看省里的报告吗？我幼稚的问，那不是抄吗？科长后来的两句话，影响了我几十年。他说：“不抄你还独创吗？天下文章是一家，你抄我来我抄他；天下文章一大抄，一瓶胶水一把刀！” 真他个奶奶，真是醍醐灌顶！我恍然大悟，赶忙回到桌前，一天不到，报告出炉！把基本情况里统计数字换成烟台地区的，把报告里的省换成“地区”，其它，没有其它了，都是抄！成立大会时，领导在台上念报告一包劲，我在台下暗暗得意。从此我的写作从抄开始上路了。其实，抄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学思路，学布局。

在经委期间，写作方面我受柳新华的影响很大。那个时候经委的打字员小牛很善于学习，经常向柳新华请教。如果遇到了，我总是听一听。有一次，经委开会，小牛给报社写一个会议报告。柳新华指导他，每一段开头写会议研究了、会议指出、会议要求 …… 这样一个层次清楚的会议稿件就出来了。我又学了一手。

经委的笔杆子树建、郭滨等等都是才子、写作大家。写作方面我跟他们学习了很多。有一次我科里开会要给领导写讲话，我请树建帮忙。树建坐在我对面，口授，我用笔记录，不大时间一篇讲话就拿出来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文章也可以这样写，又掌握了一种写文章的方法。

在经委工作期间，应该说，我学习和掌握了机关工作的十八般武艺（溜须拍马例外），有的尽管不甚精通，但是毕竟接触到了。而这一切，主要都发生在这栋大楼里。

90年代，烟台开展创名牌的名牌年活动，我们科技质量科负责这项工作。我借这个机会，组织在南大街东西口各搭建了一处霓虹灯跨街广告牌。东头是烟台啤酒，西头是“龙丰伊面”和“中策药业”。后来这家广告公司又在经委这个大楼定树立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有一次刮大风，广告牌被吹倒了，当时情景太可怕了，幸亏没有出人命。那时候经委负责安全生产，安全科要严查这件事，我出面摆平。二轻局也找到这家广告公司，说没有经过二轻局允许就在楼顶施工建巨幅的广告牌，要收费。我上三楼找到二轻局王局长。王局长告诉我，这栋楼的产权，是二轻局的，所以他们要收费。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一会儿和王局长啦起来，说起来王局长和我父亲很熟，王局长就再也不提起收费的事。当年干了些该干和不该干的事。

我站在楼下院子里，久久的看着二楼靠东的几扇窗户，那是我曾经的办公室，二十年间留下许许多多难忘的记忆。

忘记了是八几年，地委大院里的黄金勘探队转为部队编制。那些过去的勘探技术人员都脱下便衣换上了军装，整个一个长短不齐。换装后，几个人穿着军装的人到我们科里来，科里笑成一团。副科长老孙歪着脖子，一边打量，一边在嘴里念叨着：“不像，不像。”

就是在这一座大楼里，我经历了从一个比较青涩的青年向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关工作人员的转变。其间经历了诸多事情，都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原来地区公安处的旧址，现在这个位置是老年大学和老干部活动中心。

经委传达室。这里对我再熟悉不过了。这里当年一铺热炕、一个火炉。住在红旗里的有几个退休老干部，一天到晚坐在这里闲聊。聊够了就默默无语的抽烟，满屋子烟雾缭绕。我每天路过时没有事就进去和他们说几句。我和他们感情很深。因为好几个是我父亲的老同事，看着我长大的。其中就有我老伴的姑父徐大叔。徐大叔从小看着我长大，他会做饭。我的发小洪波结婚时就是徐大叔当的厨师。后来徐大叔又把侄女介绍给我，成了我姑父。

老干部退休了，经常愿打听事，有时候一些传说不准确的，我如果了解就去给他们解释解释。

我从90年代初学会开车，车就没有离过手。开的比较长时间的一部车号是2812，很多朋友至今记得。我喜欢把车停在红旗里路边上。红旗里的人，有的不认识我，却认识了这部车。外出经常有人说：“哎呀，这是俺门口的车！” 有一次周末，我开车到办公室玩电脑，又把车停在传达室旁，对面走过来一个人，1米8以上，高高大大，走过来指着我的车骂骂咧咧，然后又敲着我的车窗。我开门下车对着他胸口就是一拳，然后怕打不过，又开车门抄家伙。这个大个挨了打，竟然撒腿就跑了。这时徐大叔走过来，我说：“这是谁家的王八蛋？” 徐大叔告诉我他是谁谁的儿子，我一听就不好意思了，徐大叔说那个人和我父亲关系不错。原来那孩子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楞子，那天喝多了，对我耍酒疯。

在这个传达室里，我记住了一句话。那是有一次，一个大叔告诉我：“福伟啊，你某大姨活期存折丢了。” 我说存折丢了挂失啊。大叔见我不明白，便直接告诉我：“她老伴走啦！” 我这才明白，并且悟出一个道理：我们虽然挣钱不多，但是我们是家人的“活期存折”，一旦我们失去健康或者什么，家人的“活期存折”就丢了。所以，我们要为家人保管好“活期存折”。

红旗里的老住户。当年我经常到这里拜访。

红旗里民居

高高的白杨树

圆圆的年轮

记载下我与你共同度过的时光

…………

机关大院往事

（此文刊登于2008年《烟台日报》

收录进烟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出版的

 《机关大院往事》一书） 

看到《烟台晚报》“机关大院往事”征稿启事，不由得触动了我的思绪，逐渐淡忘的往事又浮现在了脑海中。

五十年前，地委从莱阳迁到烟台，父辈，开始了在烟台的创业；从那时起，跟随父母的子女们，也开始了在烟台成长和奋斗的历程。那时的机关大院子女，大的十几岁，小的呀呀学语。为了安置好这些孩子，相应成立了机关幼儿园和机关小学，我和妹妹就在机关幼儿园生活过。那时的机关幼儿园是寄宿制，也叫长托。父母把孩子送到这里，吃住都在幼儿园，只有周六的晚上，才由父母把孩子接回家团聚，遇到父母出差，周末回不了家的情况是常有的。我记得在一次自由活动时，在幼儿园大班的我在院子里见到了在中班生活的妹妹，她眼泪汪汪的问我，爸爸为什么不来接她啊，我忘记了当时怎样答复的她，但这一幕却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时间过去几十年，我上下班路过机关幼儿园的时候，总是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对着幼儿园和孩子们多看几眼，从孩子们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六岁半的时候，我上了机关小学一年级，当时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一个班20几个学生，大部分是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东大院即现在的芝罘区东风里（机关分东、西两个大院）机关小学的学习生活。这机关小学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改了多次，先是叫“专署机关小学”，后来又叫“毓璜顶小学分校”，后来又叫了一段“东方红小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直机关受到影响和冲击，机关小学当然也不能幸免，当时的“烟台红卫报”曾经刊登过一个整版的调查报告，把机关小学和烟台机床附件厂工人子女小学作了对比，把机关小学作为修正主义的苗子来批判。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和当时的西南村小学合并为了一所小学，这就是现在的南通路小学，机关小学十年的历史从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说机关小学搞特殊化，无非是他的学生大多是由机关干部子女组成而已，其它真看不过有何特殊。我们班中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子女都有，同学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等级之分，孩子们经常调皮打架，领导的孩子挨打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班20多个同学中有6个同学的爸爸在同一个局工作，由此可见当年机关部门之精简。

说起小时候的事，我依稀还记得一些。一是吃。我们家离学校比较远，因此我在机关食堂就餐。菜分甲、乙、丙三种，我常年吃丙菜，即五分钱一碗的大菜，一次过节买了个一角五分钱的大杂烩，里面有炸肉，真是好吃啊，从此我认识了这个“烩”字。二是穿。当年生活条件简朴，大家穿的都很朴素，孩子们更是如此，我小时候常年穿补丁衣服。在我眼里，在机关大院里，能从外表上判别身份的，就是一些表情比较威严，不苟言笑，冬天喜欢披着皮领大衣的，一般就是比较大的干部。三是住。当时机关大院的房子主要是排列整齐的一排排普通平房，比老百姓的四合院不见得好到哪里，有的好多户人家共用一个自来水和卫生设施。四是看电影。地委礼堂紧挨着机关大院，为看电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每个周六晚上，基本上都要上演一场电影，这好像就是那个年代机关大院的一点特权了。对机关大院孩子们来说，看电影是最快乐的事了，电影的内容也是星期一孩子们见面聊天的重要内容。我小时候长的又矮又小，在没有票的时候经常从大人腿缝里混进去，就这样，有一次演计划生育的宣传片，我还是被清出了场。一位专员，文革期间进了干校，孩子没人管。每当周六就有一位好心的阿姨把他的孩子领进礼堂看场电影，若干年以后，这位老领导和家人提起此事还非常感动。五是玩。当年机关大院的孩子玩的叫一个花花啊，什么“摔四角”、“滚铁环”、“打弹”等等，并且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的，用现在的话叫“DIY”， 自己动手刻木枪、做弹弓、装矿石收音机......都说皮孩子聪明，细想一下还真是，当年调皮和会玩的孩子，长大后也都成就斐然。一个部长的儿子小时候喜欢打架，现在是一个具有相当水准的书画鉴定专家；我的影友老丁大哥，小时候十分贪玩并且总能玩出名堂，退休后迷上摄影，短短数年就成为了烟台很有名气的摄影家；国内著名的杀毒软件专家王江民小时候也是大院里著名的皮孩子和玩家之一......

在经历了短暂快乐的童年时光之后，机关大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洗礼，平静和生活被打乱了。我记得有一天我早晨上学，看到十多辆卡车从大院里开出，每辆上面站着几个平日里熟悉的叔叔阿姨，他们都耷拉着脑袋，胸前一块大牌子，上写“大叛徒ＸＸＸ”，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游街示众啊。中午时分，游街结束，红卫后押着“叛徒”回家，我们都挤在教室门口观看，突然一个女同学“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原来她亲眼看见爸爸被押送过来了！现在回忆起来，整个文化大革命，没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

1969年，我们全班同学被整体拉到烟台五中，成为了高中的学生，从此，我结束了在机关大院（现东风里）7年的学习（连初中也在小学读了），离开了机关大院，从此经历了当工人、上大学，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又有机会返回机关大院工作。

以上就是我对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机关大院学习生活的一些零星回忆。可以说，在我的印象里，机关大院的孩子，和同龄人一起，都经历了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经历了改革开放；有过欢笑幸福无忧无虑， 有过扬眉吐气心情舒畅，也有过蹉跎岁月和磨难悲伤，也经历过竞争和下岗；可以说生活的苦辣酸甜都已品尝。他们中许多人通过组织培养、父母的正确教育、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院子女中，走出了省委书记陈建国、解放军少将曲文将军、著名的杀减毒软件专家王江民等优秀人才；但是，更多的大院子女，则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工作和生活着。在街头送报人、在街边小吃店、在企业下岗人员当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无论如何，机关大院的子女，在思想上、工作中大都没有辜负大院的教育、培养和影响，大家都本本分分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为社会、为家庭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我曾经简要回顾和了解过文革前300多位原机关大院子女的现状，总结出了几多几少，这就是：

从政当官的少，普通群众多；出国的少，国内的多；互相联姻的少，工农结合的多（指城市的孩子和家在农村的孩子结婚）。这在现在是不太可能做到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风清气正的机关风气吧。

2008年，正值机关大院建成50周年之际，在一部分热心同学的倡导和组织下，原机关大院的子女200多人，在跨越半个世纪之后， 曾经举行了一次短暂的聚会。

聚会通知大约是聚会半月前发出的，有的是通过短信，有的是互相转告，不管怎样，凡是得到消息的，在2008年10月25日这一天9：30，大家都按通知的要求在市政府礼堂前相聚了，有些已在北京、济南和青岛等地定居的得知消息后也匆匆赶来，小时候经常看电影的礼堂台阶上站满了人。

五十年后，大家再聚首，手拉手，互相端详，互致问候，互相打听着对方的情况，有着说不完的话，忆不完的过去。中午，气氛达到了高潮：在毓璜顶宾馆二楼餐厅里，欢声笑语一浪高过一浪，大家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浆》，纷纷簇拥着合影留念；互相有敬不完的酒，道不完的珍重，好像要把五十年的情感全部发泄尽。当《难忘今宵》歌声响起的时候， 很多人仍然留恋地坐在会场。

历经五十年雨雪风霜，历经五十年人生旅程，我看到岁月在到场的每个人脸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少人更是鬓发染霜，但五十年不变的，是对过去岁月的怀念，是对机关大院的怀念，是邻居、同学的深厚友谊。五十年来，不管大家走到哪里，人在何方，机关大院始终挂在心上。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父辈和我们曾经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有过我们的童年 、少年，有过我们的亲情、友情、痛苦、欢乐和梦想。

                                               

                       

大院的变迁，已经物是人非。大院孩子常去的南山，现在已经辟为南山公园；男孩子常去挖子弹头的打靶场，已经建设成为一片湖泊。

大院孩子第二次联谊会寄语 （2018）

烟台地委 机关大院 六十周年 风雨兼程

多少游子 各奔西东 往事历历 深藏在心

朋文大哥 振臂一呼 集结号响 相约金秋

大院孩子 纷纷回应 旧时孩童 今已皓首

老者七十 少今六旬 当年一别 久未相见

心里牵挂 梦里重逢 彼此相约 共赴盛会

不远万里 只为圆梦 一朝相逢 欣喜连连

欢歌笑语 盛况空前 相见不易 分别亦难

下次再会 将是何年 我憾不能 亲身参加

客居他乡 心已归家 遥望会场 寄语祝福

衣不如新 人不如旧 海内知己 天涯比邻

机关大院 魂牵梦萦 微信如面 长存友情

道声珍重 快乐此生

（ 2018年，朋文大哥发起组织了“心系大院 . 梦回童年 ”大院孩子第二次联谊会，我因为身在外地，没能参加，但是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与朋文大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着筹备工作。在10月18日聚会当天，我给聚会发去了上面这段话。后来被收录进 了联谊会纪念册。）

（图为自拍照）

摄影 撰文：张福伟

中国摄影家协会 会员

烟台市摄影家协会 艺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