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作者：相忘于江湖</p> <p class="ql-block">红四方面军的“三驾马车”，一般指的是李特、黄超与何畏。这3位教育水平较高的将领，在鄂豫皖根据地是“秀才”级别的文化人。他们3人加上跟随张主席一起到鄂豫皖的陈昌浩，也可以说是张的心腹和“四大护法”。有过留苏经历的陈昌浩，地位自不必言，是鄂豫皖和红四方面军仅次于张主席的2号人物，和张主席、徐向前也是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三驾马车”。同样有着留苏经历的李特、黄超和黄埔五期的何畏，也是张主席的心腹爱将，在红四方面军风光一时。</p> 【鄂豫皖根据地】李特，曾任红25军和红31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参谋长，在红四方面军仅次于张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黄超，曾任张主席秘书、鄂豫皖军委会秘书长，以及红5军政委；何畏，曾任红12师副师长、师长，红9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等。单从3个人的任职来看，如果活到建国后，显然是上将以上级别。但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3名曾经风光无限的高级将领，有2人在新疆遭枪杀，另外1名也长时间失去了联系。 红四方面军的“三驾马车”，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剧变？ 【陈昌浩】无论是陈昌浩还是“三驾马车”，几个人的发迹都和一个人有关。这个重用和提携4个人的关键人物，就是后来从苏联归来空降鄂豫皖的张主席，陈昌浩是和张主席一同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李特、黄超也是留苏归来以后空降鄂豫皖，何畏则是和陈赓等人作为优秀军事干部从中央苏区调到鄂豫皖苏区“支援地方”的结果。在“三驾马车”出场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张主席的发迹史。张主席是军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19岁就考入北大，并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被推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1年7月，24岁的张主席就参加了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的一大。此后张主席的地位不断攀升，八七会议后，张主席、李维汉、周公、李立三和张太雷的“五人组”取代陈独秀成为新的核心。但是在发动南昌起义的问题上，张主席却是我军上层少有的反对者之一。1928年，张主席远赴苏联参加六大，又担任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一段留苏经历，成为后来张主席发迹的重要资本。1931年初，张主席回国之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老大王明（陈绍禹）在莫斯科扶持下刚刚推倒李立三，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随着王明的登台，三个根据地陆续开始了人员更替。在中央苏区，主席在宁都会议被剥夺军权，项英、王稼祥等取而代之。初到苏区的刘伯承由于不熟悉苏区情况，当时也投了支持票；在湘鄂西根据地，随着夏曦的到来，柳直荀、段德昌、王炳南等众多红军将领罹难；而张主席和陈昌浩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鄂豫皖。鄂豫皖从由黄麻起义吴光浩、王树声等人开始，旷继勋、许继慎、曾中生进入快速发展期。张主席到来以后，培植心腹的同时排除异己，很快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成为鄂豫皖和红四的掌门人。张主席是知识分子，但是特别排斥有知识的将领，陈昌浩和“三驾马车”除外。“三驾马车”之一的李特，原名徐克勋，安徽霍邱人。小时候跟随父亲来到湖南，在长沙读中学。19岁时，考入唐山交大（今西南交大）预科班，在校期间参加了声援唐山铁路工人的斗争。1924年，徐克勋赴苏学习，因被同学戏称“Little”（小个子）改名“李特”，先后就读于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基辅军官学校、列宁格勒军政学院。1930年秋回国，第二年进入鄂豫皖，先后任彭杨学校教育长，红25军副军长（军长旷继勋），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李特画像】和李特相比，出生于贵州的黄超青年时期和李特很相似。读书时期，追求进步的黄超参加了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东方大学。1930年，学成回国的黄超被分配到白区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秋，成为黄超人生的一大转折点，组织派他进入鄂豫皖苏区任张主席秘书，很快升任鄂豫皖军委会秘书长，成为张主席心腹之一。此外，黄超也担任过西北革委会秘书长、川陕苏维埃秘书长。除了秘书长一类的文职工作，黄超也担任过军职，如鄂豫皖红25军和川陕红31军政治部主任，是能文能武的将才。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5军团改称红5军，黄超任政委，监督军长董振堂的工作。“三驾马车”的最后一人何畏，是从江西苏区调到鄂豫皖的军事干部。何畏是广东梅州人，原名何世富，3岁随父亲到马来西亚，入学时取名何畏。参加学生运动被驱逐出境回国后，考入厦门大学。大学毕业后，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3月，考入黄埔第五期。黄埔毕业后，何畏参加了广州起义、广西越南边境游击战、百色起义。1932年10月，何畏从江西苏区调到鄂豫皖，后任红4军12师副师长，师长是开国大将陈赓。第二年，陈赓回上海治伤何畏升任师长，后任红9军军长，搭档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为左、右路军共同北上。此时，“三驾马车”都编在了右路军，徐向前是总指挥，陈昌浩是政委，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李特是红5军政委兼任红大教育长，黄超是红大秘书长。主席获悉红四将对红一不利，悄悄拔营起寨。获悉红三军团不辞而别，陈昌浩让李特、黄超带人追上问个究竟。李特、黄超快马追上红三军团军，一边破口大骂，一边鞭打红大的四方面军学员。这种军阀作风，让莫文骅等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怒不可遏。最终，红大学员都被劝返，主席、彭总带领红三军团独自北上。随后，刘伯承出任红军大学校长，和何畏、李特、黄超有了更多接触。西征河西走廊时，李特是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黄超则是红5军政委。高台一战寡不敌众，军长董振堂建议撤退，黄超却“假传圣旨”要求死守，军长董振堂等3000余人牺牲。最终，李特、黄超随李先念、李卓然等400余人穿越星星峡进入新疆。1937年底，李先念等人分批飞赴延安，李特和黄超则留在了迪化（今乌鲁木齐）。 【董振堂】仅仅一个多月后，李特和黄超以“托派”之名被秘密处死。在很多红四方面军的开国将帅中，包括徐向前元帅、骑兵师师长杜义德中将、红31军91师师长徐深吉中将、原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宋侃夫等人，提及李特和黄超时，都认为虽有瑕疵，但整体上是好干部。李特在留学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的同学，像箫劲光、傅钟、刘伯坚，解放后都成为开国大将、上将和中将，就是离开军队转入地方的李卓然，也是地方的高级领导人。但是，究竟是谁下令处决了李特、黄超二人，至今仍争执不休。一说是1937年11月到达新疆迪化的王明，以“托派”罪名下令处决。这在张主席《我的回忆》有所提及，但两人被处决时王明已到了延安。还有一说，延安代表邓发因为两人坚持去苏联才下令处决。 <p class="ql-block">【红四方面军留下的珍贵照片】邓发到到新疆开展批张活动后，幸存的西路军将士认真反思，大多数要求去延安。唯有李特和黄超不但拒不认错，还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南下正确，还扬言要到莫斯科去评理。李特、黄超被秘密处决后，在延安的何畏非常惧怕，逐渐萌生了去意。1937年4月19日夜，何畏带着警卫员悄悄离开延安，从此杳无消息。关于何畏的下落也有两种说法：一说，投靠了敌军；还有一说，何畏回到了老家海南博鳌乡朝烈村，1960年去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