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开新篇》

竹影

202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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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故事.14

遵义会议开新篇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被迫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1月7日，解放了黔北重镇遵义。1月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这时，蒋介石不清楚红军的去向，命令遵义周围部队警戒待命。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这是红军长征以来，非常难得的一次休整。

长征开始后，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继续执行错误政策，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广大红军干部看到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逐步意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采用了错误的战术原则，贯彻执行“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恶果，开始滋长怀疑、不满及强烈要求改变领导层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失利后，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与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列席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做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接着，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红军的主力还在，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陈云、朱德、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等纷纷发言，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要求撤换他们的职务，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但博古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更是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最终做出下列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最后决策负责人。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在随后进行的常委分工中，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

遵照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高度灵活地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成功甩掉了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极其危急的关头，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