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和改编《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纪事的忆念

龙剑情霄

十天前，两位老同学微信了我，告知我们景山学校的“小学弟”在祥华思想库收集《口述历史》的资料，正好想征集当年（1971年）改编《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的纪实文章哦！俺一听，真的很高兴——这段五十多年前的真实历史又能得到了“传承光大”喽！俺立马就把2006年人民日报文艺版和人民音乐杂志向我老妈（王敬之）约的稿——改编《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纪事一文系列转发了过去，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就刊载上了博雅通识网页，广为传播啦！

巧合的是，俺前一段儿“猫家（老两口儿至今还阴着呐😄）”整理二老的资料时，又发现了一本——1972年3月陕西省歌舞剧院赠送给老妈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摄录镜头选的老相册，再加之原有的当年五首民歌的老“宣传册”及老妈“团队”在延安工作期间的老照片等，更激发了俺为此事制作一个美篇专辑的情感呦——扫描并调制老照片和图片；整理文字（含他人的回忆文章等），输入美篇专辑喽！

更巧的是——昨天是癸卯年的立春日（阳气升腾，万木返青，期盼着春暖花开……），今儿又是正月十五元宵节！2月5日还是俺老妈仙逝八周年的纪念日！今儿个发表——就是以此来忆念老妈他们老一代的革命艺术家们当年不忘初心，“顶风涉险，排除各类左右的干扰”，戮力同心……，改编创作出了这“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五首“革命歌曲”——其永恒魅力至今不衰，可称之为流芳百代的永世佳作啦🌹🌺🌷！

得嘞！请各位亲们共享当年的纪实和老照片吧！😊

顺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阖家幸福安康！春日吉祥喽！

老妈 王敬之 一生在党的

文艺宣传工作中的情况简介

王敬之同志，汉族，大学文化（抗大毕业）。1926年1月5日出生于河北省深泽县大兴村。

1939年，在抗日热潮下，她参加了“妇女救国会”，担任村“妇女救国会”宣传部长（当时年仅13周岁），负责管理妇女识字班等工作。1940年春，她考入“抗大二分校附中”，但由于部队转移和其家老人的反对及监视，未能随部队出发及上学。1941年8月，她又考入“白求恩”护校。因家中老人的再次反对，她便偷偷离家，独自步行20多里夜路，才到达招生办报了到（当时年仅15周岁）。鉴于当时抗战形势的恶化，经上级决定，她们这批学员（80多人）暂时不到“白求恩”护校，先集中到冀中军区卫生部领导下的卫校学习，自此开始随队辗转于深（深州）、武（武邑）、饶(饶阳)南地区，边与鬼子打游击边上课学习。

1942年4月，日本鬼子对冀中地区发起了惨无人道的“五一大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因此，从1942年4月起，她和几位同学在祁、博、蠡（即现在的安国市、博野、蠡县）、白洋淀、晋、察、冀边区等地区，参加了反扫荡斗争，并在浣县前线救护所，参与救护了大批伤员。在此期间，她曾使用过“王敬”、“张红女”等名字。

1943年3月，根据冀中军区上级命令，将这批学生立即撤到当时的大后方——革命的圣地——延安，于是她们就开始了向延安的长途跋涉。沿途，她们潜过日寇封锁的铁道线、渡过黄河、翻过道道山梁和黄土高坡，在身染疟疾、疥疮等病况下，靠一位经历过长征的护士长的鼓励和精心照料下，使她摆脱了病魔，跟上了队伍。经过几千里路的步行，于43年6月6日那天，终于到达了陕北延安。

当时正值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召开纪念大会，毛主席还亲切地接见了她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抗日青年学生。为此，她还根据陕北民歌的曲调，填写过一首歌词：“一道山来一道水，翻山越岭到陕北。千里行军渡黄河，毛主席接见在延安”；充分表达了热血青年的心声。

1943年6月在抗大七分校学习，1945年8月毕业。随后又转送到延安大学学习。

1945年10月，延大迁校时，因她来自部队，故受命返回部队，被分配到新四旅宣传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在此期间，参加了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战役。

1947年调至联防政治部（相当于现在的总政治部）宣传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

1948年2月，调至“西北文艺工作团”，但仍随西北第一野战军前总作战——保卫延安，直至1949年5月随军进入西安，并集体就地转业。该团被命名为“西安市歌舞剧院”，即现今的“陕西省歌舞剧院”。在此期间，她担任过该团宣传教育科教育股长、歌剧团团长并从事演艺工作。曾演出过的主要剧目：《红旗颂》、《兄妹开荒》、《美国之音》、《战友》、《小二黑结婚》等。

1947年5月，在延安石堡镇（现黄龙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被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委工作，参与了审干等工作；期间于1957年春被派往北京市委党校学习了八个月。

1958年2月，被调至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台任音乐编辑，党支部副书记。

1960年1月，为响应中央（周总理亲自动员，中央各领导亲自培训）的“万人干部下放，搞好粮食过关”的号召，经组织选派，她到北京市大兴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等职。经过半年的工作实践和县委主要领导的传帮带及协助，凡是县委安排的报告，或是为下级的培训工作，均能很好胜任；尤其是关于县评剧团等的艺术指导及报告等，更是获得了好评。

1962年11月，根据工作需要，结束了大兴县的整社工作，返回中央广播事业局，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历任采录组组长、文艺部副主任等职。当时的中央台采录组内，有外勤记者，还有音乐专家，甚至还有留学德国的专家等，最多时二十多个人（文革后采录组和戏曲采录合并，加入了戏曲节目的采录任务，人员扩充到四十多人）。她除日常参加各类文艺演出的观摩和采录工作外，还大胆地提出建议并实施了多项重要计划和工作：

★她根据当时在京的老歌唱家、艺术家的年龄情况，抢救性地组织录制了一大批作品，丰富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库存节目。

★参与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组织和彩排工作，并亲自组织指挥实录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保证了在1964年10月2日该剧公演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步播出。

★对于“脍炙人口”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许多人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实是一个误会。这首歌是东北的词曲作家王双印同志，创造于1964年的作品，当时的歌曲名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迎宾晚会上听到了王双印的演唱，边听边打着拍子跟着哼唱。演出结束后周总理把王双印叫进贵宾室，亲切地接见和鼓励了他，同时建议修改了个别歌词和音符等。王双印按照周总理的建议对歌词和曲谱进行了修改。后来，王双印又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议，把歌曲的名称由《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1965年初，当时最具权威性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文革”中，只要周总理参加的活动，在结束时，都是他亲自起头和指挥唱这首歌。

★在文革中，由于文艺节目的“贫乏”，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困惑和反感。经“革命群众”的多次呼吁，再加上编播人员的提议，最终获得了广播局军管会的批准（还有一说，是周总理批准的），到延安征集和改编革命民歌。她和音乐编辑王惊涛同志，受命此项任务，于1971年5月22日到达了西安，几经交涉，批准了他们的提名，“解放”了几个老同志，最终组成了10人创作组，赴延安等地体验生活、搜集资料。创作组从原流传于陕甘宁边区反映中共中央在陕北13年历程,歌颂毛泽东的民歌中,改编出《咱们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和《工农齐武装》等歌曲。在延安工作的10个日日夜夜中，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奋战，最终这凝聚着大家心血和汗水的结晶——《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终于改编完成。

《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改编、录音、拍记录片完成后，她又背负着大家的希望和单位重托，负责与国务院文化组联系报批的工作。经努力，终于获得了审查和批准。新编五首革命民歌在1972年春节前终于播出。播出后反响强烈，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好评。周恩来总理还表扬国务院文化组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文革刚结束，她建议并派出专人赴全国各省，采录了大批《革命歌曲》，播出了《在歌声中前进》的专题栏目。还特派音乐专家赴东北，努力寻找到一位抗联的老同志，采集了口述的词曲，回京后组织了排练，录制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系列抗日歌曲，弥补了那个时期和阶段抗联歌曲的短缺。

★她还参加并组织了“四届”全军文艺汇演的录制和播出工作。在台内组织录制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出的《长征组歌》。参加并主持了东欧各国音乐团体来台录制音乐节目的工作。参与了建设中央台三层录音资料楼的建设工作。

★1983年离休后，她继续工作了四年。期间曾主持了第一届全国优秀歌曲评选工作。她始终都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

王敬之同志参加革命七十六年来，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她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矢志不渝，始终与党同心同德，经受了长期的考验；她言行一致，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坚持真理，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立场；她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她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丰富的文艺宣传理论和实践经验；她平易近人，作风严谨，公道正派，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她工作勤奋，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她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生活简朴，对子女和亲属要求严格。晚年她仍能关心党和国家大事，读书看报，紧跟了形势；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

王敬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为党的文艺和宣传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她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永无止境的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她的崇高品德和朴实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摘自中央台2015年2月5日

为老妈去世时的生平介绍文）

改编《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

记 事

回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期间，在当时“极左路线和思潮”的控制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播出中，仅剩八个“样板戏”和八首“革命歌曲”可以播放。因为，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播出，直接受“中央文化组”（当时相当于文化部）的控制，再加之江青多次说过，“民歌中的多数是靡靡之音”。于是，电台每天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八首“革命歌曲”，其它节目很难审查通过，更别提播出了。

长期文艺节目的“贫乏和枯燥”，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困惑和郁闷。经“革命群众”地多次呼吁，再加上编播人员的提议，最终获得了广播局军管会的批准（还有一说，是周总理批准的），到延安征集和改编革命民歌。同时决定由中央台文艺部采录组长王敬之（当年一野文工团演员）和音乐编辑王惊涛同志，带着军管会的公函，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到达了西安。

当时西安文艺界的老同志们基本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在“牛棚”里关押或在农场中“劳改”。为了完成征集和改编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的任务，同时能否借此机会“解放”几个老战友和老同志？于是，我们找到了陕西省广播局领导，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还寻求到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支持和帮助，进行了小组人员的提名。我们点名要作曲家关鹤岩和刘烽同志；词作家徐锁、陕西台的冯富宽同志，组成征集和改编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的临时小组。但由于关鹤岩同志正在“牛棚”，还带着“反动文人”的帽子；刘烽同志也在“管制”中。故几经与陕西省广播局领导交涉，又得到了当时省军管会宣传组长——刘宗卓的大力支持和斡旋，最终批准了我们的提名，“解放”了关鹤岩和刘烽同志，成立了这个领导班子，并由关鹤岩同志负责。

在陕西省广播局领导边春光同志亲自陪同下，我们一行终于来到了延安，住进了“一招交际处”。在延安我们又吸收了文学作家李若冰同志，曲作家梁文达同志，成立了十个人的小班子。

到延安的第一天，我们先去访问了为毛主席代耕的劳模——杨步浩；参观了博物馆；并得到了延安文化馆领导——李梓胜同志（省下放干部、美术家）的全力帮助，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民歌资料，供小组选择。

在延安工作的十个日日夜夜中，关鹤岩同志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他为人和善，虚心纳谏，尽职尽责；他既尊重了陕西省广播局的领导，又团结了歌曲征集小组的同志们。在计划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大家甚至连夜里都成为了研究资料，改写歌词的必要活动时间。在这个集体探讨，有时还争议不休的工作中，同志们工作是愉快的、团结和谐的，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再次成为了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加兄弟，大家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在紧张的气氛和愉快的歌声中渡过的。

经过日日夜夜的奋战，这凝结着大家心血和汗水的结晶——《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终于改编完成。

王敬之同志背负着大家的重托和希望，带着这些作品回京汇报。经过广播局军管会对改编作品的审查和批准，又加派了录音导演、指挥家聂中明同志一起前往陕西省歌舞剧院排练并完成了录音。回京后，迅速上报了“中央文化组”审查和批准。有意思的是，当时获准播出前，还要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评论员文章，然后才能在电台上正式播出。

《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一经播出，立即在当时的社会上刮起了一阵“旋风”——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咏唱，各类“团体”争相排练演出。她——既像是“丝丝的春雨”，滋润了早已“干枯”了多年的“文艺大地”；她——又给了当时在“牛棚”内关押、“劳改农场”田间地头“苦苦挣扎盼解放”的老同志们，带来了回忆和希望……。这熟悉的旋律、脍炙人口的词句，迅速地传遍了神州大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好评。

随着岁月的流失，当年《五首民歌》的“总编辑”关鹤岩、总指挥聂中明、作家李若冰等老同志们都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留下的这《五首民歌》的巨大反响和永恒魅力，却至今不衰！尤其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此歌就是在关鹤岩同志领导下，通过改词、填词和编曲后合成的）。

近几年，经中央电视台的介绍和成为电视剧《延安颂》的主题歌后，使国内再次刮起了“西北风”，掀起了咏唱陕北民歌的新一轮高潮，这些凝集着老一代词曲家心血的《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也必将成为流芳百代的永世佳作。我们还坚信——具有延安精神的“山丹丹花”也将越开越红艳！

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

副主任王敬之

二○○六年六月十六日草于京西

注：以上均为老妈 王敬之 口述，我（戴剑霄）记录成文的。2006年先后刊载于《人民日报》文艺版和《人民音乐》。特此说明！

（上图为工作小组在宝塔山下的合影）

附录：

一、《人民日报》当年（1972年春节前）的评论：“这五首革命民歌，产生并流行于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全国解放以后更加广泛流传。现由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重新发表。”

二、《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目录：

1、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陕北民歌

2、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陕北民歌

3、军民大生产 陕北民歌

4、工农齐武装 陕北民歌

5、翻身道情 陕北道情

以上五首歌曲的配器、合唱——尤达民（陕西省歌舞剧院）

几位老西工团战友们的合影照

在延安枣园毛主席故居窑洞前

工作组全体的合影照

附记：

《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的改编和播出，已经过去整三十五年了。当时主持和参与此任务的同志和领导们，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的工作和岗位也相应的产生了变动。如：文革后关鹤岩同志任陕西省音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作家李若冰同志任陕西省作协主席、省文化厅长等职。原陕西省广播局长边春光同志调回北京任职。原陕西省军管会宣传组长刘宗卓同志也回京任解放军报社社长、总编。目前，这些老同志大多已届耄耋之年，当时最年轻的，也已进入古稀。

曾和我同赴延安的我台音乐编辑王惊涛同志（后任中音组长、高级编辑），当时年富力强，在老同志们的感染下，出于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热爱和崇敬，天天都利用午休攀登宝塔山，感受延安精神，丰富创作灵感，可如今他也已年过七十，身体欠佳。而当年带领我们完成五首民歌改编和录制任务的关鹤岩同志、李若冰同志、聂中明等同志均已作古，每每忆及此事，便感伤恸不已，只能再次告慰他们的英灵——安息吧！

我——王敬之，也已年过八旬。至今，回忆起在延安（我成长的第二故乡）战斗和生活的岁月，总是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今天，在迎接“七一”——我们建党八十五周年之际，我仍愿代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文艺部，向当年完成《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的改编、演出和播出任务的所有领导和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祝我们尚存新时代的同志们，健康长寿！在文艺界百花盛开的今天，生活更加美满和幸福！

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

王敬之 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草 于 京 西

　呵呵😊！老妈当年来西安时，还专程到俺们（六八年入伍）当兵的空军临潼基地来探望了我和其他北京兵们呦😁！住了一晚儿后，搭小车回了西安。俺们几个还陪她重游了西安大雁塔等地！这是俺和老妈的合影照！

　这是俺和秦川老伯（当年西工团的老领导/老战友）儿子秦友友老哥+战友与老妈在大雁塔下的合影照！

　老妈和老战友们完成改编陕北五首革命民歌后，秋季再次返回西安编排/採录这些节目时，我陪她逛了逛临潼华清池一带，留下了这难得的合影照！

“一波三折”的《五首民歌》

播 出 过 程　　

1971年12月25日晚，《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陕甘五首民歌联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看似寻常的歌曲播放，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却并不那么简单，真可谓一波三折。《<战地新歌>诞生记》一书，详细记录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播出审批的艰难过程。

据了解，5首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完成录制后，本应在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期间向全国推广的，可是作品报审后，“七一”却未能播出，竟被搁置了下来？😔！

回看当年——1971年2月,那时国务院刚成立文化组，吴德（时任北京市市长）兼任组长，刘贤权担任副组长，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王曼恬等人为组员，实际由江青掌管。国务院文化组下属的音乐组由于会泳分管。于会泳感到缺少得力干部，于是就想到了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过的熟人吕韧敏（吕叔叔尚健在）。吕韧敏不但是作曲的内行,行政能力也很强，当时供职于北京军区。于会泳给吴德打报告，调吕韧敏过来协助主管音乐工作。　　

1971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王敬之想在新年时播一点其他音乐，便找到了吕韧敏。经过讨论，吕韧敏让她打报告到文化组审议。几天后，王敬之送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5首新编民歌和一个报告。吕韧敏找不到于会泳就直接去找了吴德。吴德看了报告说：“这件事再斟酌一下好不好？上个月江青刚在一次讲话中讲到民歌尽是情郎妹子，靡靡之音。”吕韧敏据理力争。吴德说：“我看先征求一下老于的意见好不好？他不在就稍缓几天。我没什么意见，但还是慎重一点好。老于同意了，再上报给总理和江青同志审阅。”吕韧敏又找到于会泳。于会泳问吴德同志是什么意见，吕韧敏灵机一动说：“他让你先批个意见，老同志尊重你。你不是主管音乐的吗？吴德同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于会泳匆匆地在报告上批了同意，然后又征得了周恩来总理和江青的同意，这5首歌曲才终于在1972年春节前得以播出。　　

这5首歌曲的旋律都出自陕北和甘肃民歌曲调，质朴豪放，播出后反响强烈。1972年2月15日（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总理表扬国务院文化组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江青以为是于会泳的功劳，很自豪。同时，《陕甘宁地区革命民歌选》单行本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2月出版发行。中国唱片公司录制了密纹唱片，歌曲还被编入了中小学音乐课本。✌😄👍

为配合在全国群众中普及和传唱这几首歌曲，1972年2月7日,《人民日报》还以《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选》为标题，全文整版发表了这5首民歌，并加了按语：“这五首革命民歌，产生并流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全国解放后更加广泛流传。现由陕西省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并重新发表。——《人民日报》编者”。　　

如此看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是一首三段体领唱合唱的歌曲，不是纯粹的原生态陕北民歌。八百里秦川向西延伸，吸收融合了陕西、甘肃、宁夏民歌的特点而成就了这首经典作品。应当说，它是“文革”中创作的当代歌曲，而不是当年红色根据地老百姓流传的“革命历史歌曲”。这就像歌曲《十送红军》是解放后根据众多当年中央红色根据地流传的红色歌曲新创作的一样，都不属于“革命历史歌曲”的范畴。

（以上为06年以后的网络文章摘录）

以下均为保存了五十二年的

陕甘宁边区五首民歌宣传册的图片

　　杨巧是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演员，1943年10月生于陕西绥德县，在延安生活了16年。1960年，17岁的她走进了陕西歌舞剧院，开始演唱民歌。　　

谁来领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起初拟定由一个男高音领唱，大家普遍认为男高音可以唱出这首歌的气势，而杨巧和几十名演员则是给这位男高音伴唱。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聂中明听了那个男高音的演唱后不是很满意，他提议大家现场推荐两名女演员试一下。大家异口同声地推荐杨巧和另外一名女演员。杨巧试唱后，聂中明连连点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她了。”　　

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里，杨巧完成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的演唱录制工作。“听当年录音组组长王惊涛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收发室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是用大麻袋装的。”杨巧回忆说：“好多在延安有过革命工作经历的老同志听了歌曲之后，都流着眼泪把信寄到广播电台，那信纸上都是泪痕斑斑，这样的信件，每天都有几麻袋，这首歌成了那个时代传唱最多的经典歌曲。”

图片中担任合唱指挥的—聂中明

聂中明 （1929年12月29日～2005年2月27日）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合唱指挥家，音乐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指挥、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世界国际合唱联盟理事。

谁是《五首革命民歌》的

背 后 推 手？

回溯到“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和思潮”的禁锢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仅剩几个“样板戏”、几首“革命歌曲”在播放。流行音乐、抒情歌曲、民歌小调……就如同寒风中的荒草生机全无。可以想象，当时文艺作品如此稀少，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多么贫乏，对新作品、新歌曲的渴望有多么强烈。

一直到1971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某场合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革命老根据地的歌曲很好嘛，陕北民歌也很好嘛！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们极其锐敏，有人就提出建议应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的时候组织艺术家改编几首陕北民歌在全国播放，理由是，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陕北民歌自然具有革命的属性。

“五首陕甘革命民歌”的出现并非易事。“经多次呼吁，再加上编播人员的提议，最终获得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会的批准（还有一说是周总理批准的），到延安征集和改编革命民歌。”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组长的王敬之在《人民日报》(2006年8月5日第8版)上发表的《改编<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记事》一文中，详细记录了歌曲创作、录制、播放的前前后后。

整理和改编这些歌曲也非一帆风顺。1971年3月中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派人到陕西，准备委托陕西省委宣传部、文化局出面组织人员整理、改编出几首红色革命民歌。然而，此时陕西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基本都被打成“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在“牛棚”里关押或在农场中“劳改”,协商创作歌曲的事宜没有获得预期结果。“他们不得不空手而归，据说二人是含着眼泪离开西安返京的。”原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高级记者、《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创作参与者冯福宽回忆说。　　

随后，王敬之(当年一野文工团演员)和音乐编辑王惊涛两人又带着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会的公函重赴陕西，于1971年5月22日到达西安。他们再次找到省委宣传部，协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委托有关人员整理、改编民歌。“在陕西省广播局领导和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帮助下，陕西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点名要作曲家、前陕西省的音协（时称中国音协西安分会）主席关鹤岩和刘烽，词作家徐锁、陕西省电台的冯福宽组成征集和改编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的小组。由陕西省广播局副局长边春光任组长。在边春光组长的带领下，大家来到延安住进了‘一招交际处’（延安交际宾馆）进行改编创作，作曲家关鹤岩作为小组的业务组长，负责歌曲改编创作的具体工作。”　　

在延安，作家李若冰、曲作家梁文达也加入了创作组，组成了10个人的创作班子。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冯福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王惊涛两人负责组织协商事宜。　　

到延安的第一天，创作组的成员们就去访问了为毛主席代耕的劳模——杨步浩；参观了延安革命博物馆，并得到了延安文化馆的全力帮助，提供了各种曾经流行于陕甘宁边区的民歌资料，供小组选择。　　

当时推行的是“领导出题目，群众出生活，专家出技巧”的创作方法。创作组在原流传于陕甘宁边区的几首歌颂毛泽东的民歌基础上，改词或填词形成《咱们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和《工农齐武装》等4首歌曲。

在改编4首民歌的同时，业务组长关鹤岩根据大家建议提出，应增加一首反映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到达陕北这一伟大革命转折时期的民歌。经反复商讨后，确定选用由剧作家安全作词、作曲家航海编曲的《跟上共产党把革命闹》和由魏风根据陇东民歌《女儿担水》填词的《永远跟着毛主席》两首作品为素材，编写第5首歌曲。当年在延安工作的贺义、航海、党音之等音乐界人士，也曾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民歌素材。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编词过程极富戏剧性。在延安交际宾馆，歌词执笔人徐锁在院子里找到“灵感”后，飞快地跑进窑洞说：“这样开始！这样开始。”接着便哼出一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这个头确实开得好，既符合陕北“信天游”的结构特点，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中央工农红军经过千山万水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生活现实。随后，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等歌词顺利应接下去。然而，就在歌词要收尾时，创作组的才子们却卡了壳。创作组的人先后试过了“红似火”、“火样红”、“满山红”等，“但都觉得一般，不满意。这时，关鹤岩开了口：“就用‘红艳艳’吧”！“红艳艳”一出，大家都拍手叫好，它不仅和前两句押韵，而且“比前面所有的词都生动，都新鲜”。　　

歌词最后一段是“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亮了天。”虽然在陕北民歌中有“白天盼来黑夜里盼，中央来啦亮了天”的句子，创作组成员仍觉得“亮了天”不够确切，因为这儿早已解放，已经是人民的天下，只是遇到了严重危机。所以，改成了“晴了天”。　　

1994年8月，关鹤岩在参与创作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出版座谈会上曾回忆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歌名来自故事片《苗家女儿》（1958年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中的插曲《满山葡萄红艳艳》。当时国内有一个英文杂志在向国外第一次介绍《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时候，刘烽曾写过一篇介绍歌曲背景的文章，直译的名字就叫《野百合开得像火焰一样》。　　

歌词完成之后，刘烽等人使用陕北民歌和甘肃民歌的素材开始编曲。一首是陕北信天游《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而中间那一段则是甘肃的一首民歌——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十八姐担水》，曲调基本没有改动。

其后，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提供的一间办公室里，创作组成员对所选每首民歌的曲子一个乐句一个乐句地共同编就，对歌词则一字一词地共同反复推敲，斟酌填改，充分发挥集体创作智慧，经过个日日夜夜的创作，这首凝结着大家心血和汗水的结晶——《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终于改编完成。

《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创作完成后，排练、演唱、录制等工作也跟着开始，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歌舞剧院，前身为1940年成立于延安的西北文艺工作团）接受了演唱、录制任务。

（以上为06年后的网络文章摘录）

　　这就是前一段儿，俺又在家中发现的一本当年陕西省歌舞剧院赠送老妈的原装摄录镜头选老照片影集哦——五十二年啦，每张照片都是八吋的黑白照，不知他们的摄影师当年用的啥📷，在哪个照相馆放大的图片——至今无霉点和损伤，扫描后仍然“光彩夺目”呦！👍✌

俺就按相册里照片的排序展示给大家吧，养养眼，留个纪念喽！😄

　这应该是七十年代初，延安宝塔山和延河大桥的历史风貌！现如今的变化那可就太大了！

留个“延安情节”的念想儿吧！

聂中明指挥着陕歌合唱队演唱

西安电影制片厂在拍摄时的现场照片

䁖䁖台上的合唱演员们吧——真是典型的“陕北汉子和西北女子”滴扮相呦😄！尤其是男演员们——头上扎条羊肚白毛巾且前系式，粗布对襟上衣+丏裆裤，再勒条宽布腰带，足登着圆口宽掌粗布鞋——个个都不愧为是“绥德滴汉”呦！👍

　通过本次忆念俺老妈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她自从“挚爱上了”党的文艺宣传工作后，始终是以高昂的斗志、深深的情愫、浓烈的激情——献身于党的“音乐文艺、宣传广播”事业。她从一个战地文工团的“土造”歌唱演员——演过民歌、唱过歌剧；执导过县剧团演出；组织采录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文革”的动荡时期，敢于“挑头”组织改编、录制到“获批”，直至最终播出了这“不朽”的经典名作——《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在改革开放后的“文艺/广播事业复兴时代”，她又呕心沥血、忠贞不渝的投入了其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及至她老人家离休之后，她与“音乐文艺、宣传广播”事业的情愫也始终没有“释怀或淡漠”——每日必听收音机的广播；革命历史剧或音乐节目的电视必看；有关音乐/广播的革命历史采访，她总是滔滔不绝的回忆与陈述。

到了耄耋之年，虽“底气欠缺”但她还是每日必以民歌“练声”，字正腔圆的高声咏唱！老战友相会/亲友聚会时，她兴致所至——必来几段民歌/乡曲小调助兴，连小区中的左邻右舍都聆听过她的“激昂”唱段！直至她在病危抢救的五个月中，她可以失去“意识”不认人，但只要有音乐或歌曲奏/唱响在耳旁，似乎她都能产生意识的“共鸣”反应。不过，她老人家后半生最钟情的还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喽——这既是“她”的作品，又符合她的腔音/声调，因此在她生前就确定了与她“告别”时的主题音乐。

可惜我们作为子女，在老人家有生之年，极少能听到她的工作回忆（这是那一代人的共性—不炫耀自己），故而对她老人家的工作内容或贡献等知之甚少；好在她在06年受人民日报和人民音乐杂志之约，口述并由俺撰写了这一篇回忆——改编《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记事，算是简单记录下了她的一个“重要”贡献。另外还要得益于“网络的发达”——可采撷他人（老战友或当事人）相关的回忆文章——了解了我们老妈在该领域内的贡献及客观评价等，方便了我们收集、整理和编制老人家的回忆文集。本辑忆念老妈的美篇专辑，我们主要是选取了可以“追溯”到的老人家与《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改编和获批及录制传播时的纪实记事、花絮及历史图片景况，来展现那个时期老妈为她钟情的“音乐文艺、宣传广播”事业做出的部分贡献吧！

愿大家喜欢喽！

癸卯年 元宵节 于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