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书”

河水涛涛

　　大年初六，去党史馆看电影《满江红》，映前溜达到影院不远的新华书店，意外的发现这里竟有多年没有見到的“娃娃书”。

“娃娃书”是用黑色线条勾画娃娃（此处的娃娃一词是指人）适合娃娃们看的书。

　　多年都没看到这种“娃娃书”了，我当爷爷后多次去书店为孙女找这种“娃娃书”，但所到书店充斥的都是内容浅薄，没有含量，花花绿绿，可读性很差的彩印少人书，而且书定价很贵，少儿读物成了商家获取高额利润的一个途径。当看到琳琅满目，题材多样的“娃娃书”摆满柜台，我竟激动了，我感慨不已，这并非是我有恋旧癖好，而是“娃娃书”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太大了，我眼前浮现出娃娃时期看书的许多往事。

　“娃娃书”是我们当年唯一的精神食粮，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多数的家庭缺衣少食，一般不会给钱让孩子买课外书，娃娃们有所有的书极其有限，偶尔那个娃拥有了一本“娃娃书”，内心就很是得意，娃娃们都跟在他屁股后面，如众星捧月一样，娃们跟着溜勾子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期望能看上他手里“娃娃书”。人渴了很久，喝一口水是不能解渴的，对世界的好奇，对知识的渴望，娃们像在沙漠里渴望水一样，千方百计寻觅“娃娃书”。要基夲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就要到“娃娃书”摊去看书，街道书摊成了娃们流连忘返，经常光顾的地方。

走过了五味什字，到盐店街口，有一家高、大、上的“娃娃书”摊，有一间一米多宽，五米多长的房屋，墙上绷了一道道细绳，整整齐齐挂满了“娃娃书”。打仗的，童话的，科幻的，古代的，当代的，无所不有。房间外摆了三排长板凳，夏天还用白布遮住阳光的暴晒，坐在这看书，要比摆在人行道上的小书摊蹲或坐在地上舒服多了，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娃娃书”特多，没有那个娃将这里的书全部看完过。

坐在这个书摊窄窄的板凳上，眼睛翻看一页页图画，嘴里默默唸着图画下面文字，如同精神大会餐。有时心里觉得五味杂陈，有时头脑里风起云涌，又觉得百感交加。看了高玉宝的《半夜鸡叫》，高尔基的《我的童年》， 感受到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看了《黄继光》、《董存瑞》、《雷锋》，体会到人活着，还要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力量。看了《水浒》，有了“路见不平，抜刀相助”的嫉恶如仇思想。看了《三国演义》，为诸葛亮神机妙算，关云长、張飞、赵云勇猛和义气由衷赞叹。

坐在窄窄的板凳上，大脑沉浸在书的故事情节中，看不见路人熙熙攘攘，听不见路上汽车嘈杂，时而惊叹，时而担忧，时而激动高兴，时而气愤痛心。“娃娃书”使我知道了世界之博大，社会之多样，人世之复杂。

　　看一夲“娃娃书”要付一分钱，厚的要付二分钱。这虽是人民币最小单位，但这开支对娃们来说，也是入不敷出，多数父母亲平时不给孩子零花钱，娃们偶尔得到一毛钱，觉得幸福从天而降，必然是约上小伙伴去书摊看“娃娃书”。我看“娃娃书”的钱，可以说是买醋，打酱油的跑腿钱。家里没醋了，母亲给我一毛钱，那时灌一斤白醋七分钱，剩三分钱，一般可以不上交。打酱油偶尔可得三分钱，但一般无利可图，因一斤酱油一毛二分钱，母亲一般没分分钱，就给我二毛钱，找零的八分钱，数额巨大，必须上交。问题是一家人一月吃不了多少醋，跑腿的钱不夠看“娃娃书”，娃们境遇是相同的，困惑是一样的，怎么办呢？合伙看书，是解决资金缺乏的一个基夲方法，就是两个或三个娃紧挨坐在一起，同时看一夲书，这种互济形式，书摊上夲来是不允许的，但有时看书摊的大人也睁只眼，闭只眼，不吭气，不训斥。我班有一亇娃，叫猿猴，因他姓袁，长得瘦一点，肥得像猪，瘦得像猴，因而他得外号猿猴。经常与我一起看书，我俩是关系很铁，可以说是有福共享的书友，当时一毛钱买七颗夹心糖，他就会给我三颗，那糖心有芝麻，又甜又香。

尽管采用了共同看书的方式，娃们普遍都觉得看“娃娃书”的经费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依然突出，有人探出了一个“挂坡”挣钱的路子。所谓“挂坡”就是用一根带铁勾的绳子，挂在载满贷物的人力车上，帮忙把沉重的车从坡底拉到坡上来。拉人力车的人一般会给一毛钱到两毛钱的奖赏。我觉得这倒是解决看“娃娃书”钱的好办法，跃跃欲试，但很长时间找不到一根绳子，也无人引领，终未成行，这个计划便流产了。

　　星期三下午是老师集体学习时间，学生有足足一个下午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是我们去书摊，享受精神会餐的最佳时间，但有时因囊中羞涩，没钱坐到书摊的窄板凳上。精力过剩的娃们便结伙去小南门城墙爬水槽子，这是一个练胆量，富有挑战性的游戏。数丈高城墙的流雨水槽子有点坡度，每层城砖沏得留有不到一厘米的棱，娃们手扒水槽子砖角，脚蹬在砖棱上，一点一点向上爬，没胆是不行的，有胆心不细也是不行的，掉下来不是粉身碎骨，也会缺胳膊断腿。最难的还不是向上爬，而是从城墙顶往下爬。城墙顶端距地面比两层楼高，我一开始向下爬，两腿不由自主发抖，脚往往蹬不到砖棱上，伙伴们在下面大声喊“胆放正，脚蹬稳”，我心里一边又一边告诫自己，人家都能下去，我一定不能怂，经过一次又一次练习，我胆大了，上下自如，如飞檐走壁。现在想起来这个练胆的游戏都后怕，如没有定力，意志不坚定，手一松摔下来，肯定残疾。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书摊被查封了，说是兜售封、资、修。“娃娃书”没得看了，学校也停课了，娃们闭得没事干，整日在院子里蹦弹球、拍洋片、赢烟盒。一开始兴致勃勃，比谁赢得多，攒得烟盒种类多。时间不长，都感觉到赢再多玻璃弹球和洋片又能咋？攒红牡丹、中华、大前门、海河烟盒又有啥用处？

我们走向乱哄哄的街头，到钟楼边看造反派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听嘴角泛着白沬的红卫兵唇抢舌剑的大辩论，看押在卡车上挂着白牌子的走资派，在动乱中渡过了一天又一天。

　　在书店看着两个和我孙女年龄差不多的小女孩，坐在地台上全神贯注看小人书，我竟羡慕起她们，她们的童年是金色的，她们的未来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灿烂。我对我们少儿时代深深感到惋惜，看书求知，是多么合理正当、单纯自然的欲望，在那个年代竟得不到满足，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支持，得不到得障。动乱年代荒废了我们读书的最好年华，是谁造成了这令人痛心的过错？我们小时候如果能有现在孩子们的学习条件，我们这一代肯定会出更多为社会、为国家、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

　　

二零二三年正月初九

爬城墙照片系原省摄协主席胡武功先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