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琐忆（1）

晚秋浅吟

　　白驹过隙，人生苦短，不知不觉就跨入古稀之门槛。回顾自已的人生之路，虽然磕磕绊绊，但走得还算顺利。事业不说有成，但也问心无愧，不管干什么都能尽职尽责，所走过的单位，所教过的学生，都还认可我，尊重我，师生同事关系和谐。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疼爱，儿女孝顺。早就想写写自己的一生，又觉得平淡无奇，波澜不惊，没多少值得书写的事。余生的时间不多了，是该给孩子的留点什么，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妈妈曾经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那天不在了，还能拿出来看看，有点念想。面面俱到，头绪太乱，就以时间为主线，记下自已的大致经历。姑且命名为《人生琐忆》

离石师范工作照

目录

一、家世

二、童年时光

三、求学生涯

四，工作经历

五，家庭生活

全家福

一、家世

我的祖籍是吕梁市柳林县孟门镇南坡村。（原属吉家塔乡，今并入孟门镇）

祖父辈都是手艺人，即做泥活和木活的，长年在外给人家修砖窑洞或做门窗打家俱。曾祖父兄弟二人，我家属二门，祖父辈兄弟五人，老大无嗣，老五少亡，我爷爷属二门。父辈兄弟二人，伯父与父亲。父亲生于1918年正月初二，因耍手艺家境还好，有薄田几亩，生活还过得去。伯父十三岁就跟着祖父出门做工，家里活计由父亲承担，父亲七岁就开始挑水担炭以供家用，十二岁就下地干活，只上了三冬一春的学，粗识文字，但父亲人长得浓眉大眼，聪明伶俐，天生一副好嗓子，会唱许多小曲，祖父们和伯父又都是器乐好手，吹拉弹都拿得起，过年时全家上手好不热闹，那时村里扭秧歌不兴女人上场，父亲常包头男扮女装唱各种小会子。出门在外做工，晚上歇下后，父子们就开始弹唱，父亲能唱整本的戏文小调，惹里村里的年轻媳妇常说：吃了晚饭快拾缀好，去听南坡那个俊小子唱小调去。父亲也很调皮捣蛋，是村里的孩子王，和邻村孩子们没少生事打架，常让人家找上门来，祖母可没少给人家赔情说好话。但父亲又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祖母体弱多病，得的是肺结核，村里人称为痨症，十几岁的父亲常常跑十几里路为祖母请医抓药，亲自熬药煎汤，侍奉左右，可天不留人，父亲十六岁那年，祖母还是走啦！父亲伤心极了，以至老年以后给我们讲起还常常落泪。祖父后来入赘到十几里外郭家山村做了上门女婿。但也常回村里住。我对祖父印象很浅，只记得他病重时被抬回家，不几天就去世了。十七岁那年，父亲迎娶了母亲。母亲比父亲小一岁。孟门镇高家塔上村人，那是个盛产红枣的地方，外祖父是一位庄稼把式，又是种树好手。早起晚归，披星戴月，凿石垒楞，在深沟荒滩上修筑起三条梯田，种上枣树，杏树，苹果树，桃树，梨树，除了收获谷物外，还能收获一多千斤红枣及数百斤黄杏，苹果，桃子，梨子。拿到镇子集市上换作零花钱以补贴家用。母亲姐妹兄弟五个，母亲是老大，下有两弟两妹，大弟15岁入党参加革命，是牺盟会的。20多岁因叛徒出卖牺牲了。大妹因出天花双目失明。外祖母四十多岁就病逝，小妹5岁，大妹11岁，小弟不到两岁，不久就夭折了，外祖父终身再未娶。因受黄河对岸陕北红军影响，外祖父三七年就加入共产党，积极投身抗日斗争，担任村支书近三十年。是当年离石县有名的农村“五老”之一。受外祖父影响，我的舅舅十五岁就入了党，成为牺盟会员，后因叛徒出卖，二十岁就牺牲成为烈士，离石烈士楼和晋绥烈士陵园的石碑上都刻有舅舅的名字。

在外祖父及舅舅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母亲也于三八年、四O年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父亲三九年秘密入伍，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学兵大队先锋连队的战士，在武乡八路军总部受到朱总司令的接见，父亲还曾给林枫当过警卫员，由于粗识文字，被送到抗大八分校学习培训半年，四0年一一五师开拔山东，父亲当时已是八路军排长，因父亲己成家，没随大部队走，被组织上派到岚县三分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在岚县七年中，父亲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游击战方针，惩处汉奸，打击鬼子，先后任三分区游击队指导员，区长，县民兵大队指导员，县公安局侦察科长，47年调回晋绥边区公安局，任过河府县公安局长，参加了当地的土改工作。49年6月临汾集中任南下干部连指导员，南下成都后，任市公安六分局局长和新津县公安局长。56年调重庆西南政法学院工作，定为行政十四级。先后任学院组织科科长，总务处处长，61年因病退休回到老家，78年改为离休，享受副地师级待遇。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但深明事理，勤劳坚韧，抗战时任村妇救秘书，积极支持父亲参军打鬼子，组织妇女们做军鞋纺花织布支援抗战。母亲承担了所有家务和抚育子女孝敬老人（因父亲给大爷爷顶门）以及种地生产杂务。外祖母去世后，还要操心弟妹成长的事。南下后母亲参加了扫盲班，能看报纸写简单的书信，54回村后曾担任村妇女主任和村幼儿园的老师。母亲为人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对老人们很孝顺，父亲多次患病危及生命，都是母亲不离不弃守候身边照顾，二位老人在村里口碑很好，乡亲们有困难，只要开口，父母都慷慨解囊相助。舅舅家子女多，瞎姨姨30多岁病故，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才14个月，还不会走路，是母亲和同嫁一村的小姨抚育他们长大。对生活困难的亲戚都竭尽所能予以帮助。母亲患有高血压病，曾三次中风，子女们除了少数几天陪侍外，都是父亲里里外外照顾。94年阴历9月母亲病逝，享年75岁，父亲年轻时体弱多病，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老了后身体倒越来越好，八十多岁还能担炭种地，这得益父亲的乐观勤劳，曾被成都医院专家断言活不出50岁，却一直快乐地活到90岁，2008年2月病逝。父母共生了八个孩子，在我前面有两男两女都夭折啦，还有一个妹妹三岁时不慎从脑畔上掉下去摔坏了。只长大了我们姐弟三人，我老大，妹妹小荣小我4岁，弟弟志宏小我14岁，都在离石工作。现都已退休。过着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

父亲南下成都所摄

父母合影

二，童年时光

童年时光是美好的，我有幸和共和国同年诞生，享受了新中国的阳光和雨露。

（一）南下成都

我是49年腊月十四出生，公历己到了50年1月31日，当时父亲己随大军南下成都，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妈妈生下了我，祖母外祖母都早已去世，身边只有11岁的小姨陪着妈妈。妈妈自己剪断脐带包裹好我，柴火放进灶里，才叫醒小姨生火熬米汤。因为前面己有四个孩子相继夭折，生我时妈妈己30岁，对这个迟到的女儿十分金贵，满月时拜了两个干妈，一个干爹，一个干妈就是本村的，是从陕西吴堡嫁过来的，男人是个木匠。另一个干妈和干爹是邻村穆家坡的，干爹是个瞎子，能掐会算，还会说书，左附邻近很有名的，还给我带了锁，另一位是个孤身老婆婆，记得去看过她一次，依稀有点印象

妈妈奶水还够吃，可能是胎里上火，我出生几个月就害眼病，双眼红肿，眼屎常把眼糊得睁不开，村里医疗条件太差，没什么药物治疗，妈妈每天拿凉开水清洗双眼后，用鸡毛蘸上品红水（即用一种桃红颜料兑开水而成，也是当时村里治眼病的土法子）扫在眼上，好长时间才好了。可能因此而落下了我的左眼斜视，双眼散光并近视的毛病，小时侯看什么都歪着脑袋斜迷着眼看。长大后自己用心矫正，才稍好一点。

50年11月，妈妈带着十个月尚在襁褓中我一路颠簸到成都找父亲。

到成都后，父亲在四川省公安局工作，全家都享受供给制，吃喝穿都是公家供应，我每月的津贴比父母还高。因为生在腊月，妈妈给我起名叫贵梅，不难听，寓意也不错。到成都后，爸爸的同事都说太土气，说成都简称为蓉，就叫蓉蓉吧。长大上学后觉得蓉字繁杂不好写，就改为荣荣啦。

在成都生活的记忆是模糊的，当时爸爸因肺病严重一直住院治院，我大部分时间还是跟着妈妈。小时侯的我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头发很少，秃垂垂的，以致被人们认为是个男孩。只记得妈妈说那时的我一是胆大腿快，常常一个人跑出机关大门到很远的南门外，让大人们好找；一是皮实，生病后打针吃药一点不怵，针扎在屁股上只咧咧嘴，从不哭喊。还有就是任性，也许是父母娇惯的缘故，上街只要是看上的东西（主要吃零吃或小玩具之类）就非要不可，不给买就耍赖哭闹，躺地不起。有一次我又故伎重演，妈妈觉得再惯下去不行，哄说没带钱回家拿，回去后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才使我有所收敛，这也可能是我的性格，以致长大后认定的事就不会轻易改变，就是自己心里觉得不太对，也不轻易改变。由于父亲的病着实严重，成都几年大部分时间住院，54年组织上批准父亲回老家养病，这时母亲于53年生下妹妹小荣，一家四口又回到了老家南坡村。

三周岁时留影

（二）、快乐的老家二年

爸爸在家的两年，也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两年。爸爸虽然有病在家，但他乐观开朗，也许是家乡的气侯干燥清新，一家人在一起，心情快乐，爸爸的病日渐好转，能下地干轻微的活，55年春家里又添了小妹妹，大大的奔喽大大的眼睛，大大的脑袋真可爱，那时和伯伯家住一个院，伯伯家的三个孩子的年龄和我的姐妹仨相仿。伯父结过三次婚，前两个媳妇嫁过来不久就病故了，没留下子女，第三个媳妇年龄比母亲还小，第一个儿子比我小5月个，第二，三个孩子和我两个妹妹同岁。一大家子处的非常和睦，我们几个孩子常在一起“疯”，一块听父母讲故事，一起到地里玩，记得有一次大人出门去了，我们几个在我家玩过家家，互相剪头发，做饭饭，不小心把炕上的席子烧掉一块。大人的回来一看，都变成花绵羊啦，大人们又好气，又好笑。平日里谁家做下好吃的，都互相送。同院的四爷爷家有一个很隐蔽的后窑，就是农村窑洞的后掌上再打一个一人多高的小窑洞，放粮食杂物。一般人家后窑口就在两个柜子中间，挂个帘子，一眼就看到了。而四爷爷家后窑口却在柜子里面。打开柜子门才能找到。我们玩捉迷藏游戏时，我就常常躲进去，让他们好找。那时的我呢，仍然胆大腿野，妈妈说，山山梁梁，沟沟岔岔，串瓦窑，钻荫则（躲日本人时挖的山洞，曲里拐弯有高有低，有宽有窄，又深又长里面还有些机关），那都敢去，常常跑得不见踪影，让大人们急的到处找。有时也少不了挨打，可就是不长记性。总之，爸爸养病的两年，确实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欢乐。

三、求学生涯。

（一）村小三年

56年春，爸爸病假期满返回四川，由成都调到重庆西南政法学院工作，没带家。妈妈带着我们姐妹仨在村里。我已经整6周岁。童年生活结束啦。妈妈要一边上地，一边要照料我们姐妹有点忙不来，开春后就把我送进了村里小学，学校在村头的一个庙上，上面一个小院，正面三孔窑洞，侧面各两孔窑洞，东面两孔做教室，西面两孔是老师居住办公，正面三孔在高台上，窑洞很浅，摆放学生做得各种小手工。学校有30多个学生，当时是秋季事业，我既没课本，又没法跟班，村小是复式教学，一至四年级，就一个老师，姓任，身材高大，还和善，他把我交给一个三年级的大姐姐，教我认些字，我呢，只觉得学校好玩，大哥哥大姐姐做的各种手工作品让我羡慕不己。跟着他们r也很开心。入学不久，我们姐妹仨先后出麻疹，土话叫当糠！是种传染病，怕惊，怕风，妈妈精心地照护我们，每天包羊肉饺子给我们吃，我也学着打下手，学会了揑皮皮，包饺子，学也没上几天，直到秋季开学，任老师调走，又来了位邻村穆家坡的穆继林老师，还末成家。我又从一年开始读起，我虽贪玩，可爱学习，脑子也不笨，学习起来一点也不费力，作业早早就完成了，语文课文全都能背写下来，每学期考试都拿第一，学校每次都出榜，我的名字都红红的排在第一。穆老师个子不大，长得墩墩实实，对学生好，也爱玩，常带着我们游戏，无非是丢手绢，老鹰抓小鸡。有一次游戏时，不记得什么原因，我犯了倔，老师批评劝说都不听，穆老师气得给了我两脚，这是我学生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挨老师打！后来老师娶了我们村的姑娘，成了我们村的女婿，对学生就更好啦，两年后他调走时，同学都依依不舍，后来我们几个同学还专门跑他村里看过他。又来的一位车老师也是邻村耀头的，脸红红的，感觉没穆老师亲！

村里三年，记忆最深的是小妹的死。 五七年五月，杏子黄了时节，一天下午，妈妈洗衣服，三岁的小妹也院子里玩，不知什么时候，她跑出了大门，一阵风把我家对面李叔的杏子吹落了不少，小妹妹跑过去拣，过一个小天桥时，又一阵风来，小妹手蒙着眼走，不小心掉踏空到桥下面，头着地受了重伤，放学回家后，乡里的医生已到，小妹的头肿的好大，她已不会说话，喊她名字，只是大大的眼晴看着你，看得人真心疼。晚上我和大妹睡在隔壁婶婶家，半夜听到了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声，小妹没啦！

小妹去世的消息瞒了远在重庆的父亲好些天，母亲伤心的几天就添了许多白发。我的脑海里也天天浮现着小妹那活泼可爱的形象，一直不相信小妹不在啦。甚至幻想着把同族一位伯伯家的与小妹同岁长得很相似的姑娘接到家里顶小妹！那是七岁的我第一次直面至亲的死，刻骨铭心，至今回忆起来，依然那么清晰，难过！

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村村办起了食堂，那时家里有粮，食堂伙食还不错，只是大锅饭总没有自家小灶的可口，花样也少，时间长了，人们就埋怨了，不长时间就解散了，后来是大炼钢铁，妈妈是村妇女主任，被抽去到二十里外的聚财塔捣铁矿，我和妹妹就吃住同院的大娘（伯母）家。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去柳林镇西的杨家坪深翻土地去了，那年是个大丰收年，庄稼棉花果实丰盈，我们年龄少的就在公社周围的几个村子帮助收秋，动镰刀不行，就是捡山药蛋、摘棉花，掰玉茭则等，天气凉，我就从家里柜子里拿了妈妈的五元钱自作主张买了一双手套一块方线围巾。妈妈一走就是四十天，姐妹俩可想妈妈啦，中途妈妈回来过一次，我正在邻村收秋，住妈妈的姨表妹家，听妈妈回来了，我急忙赶回家，见到妈妈黑了，瘦了，止不住流泪，妈妈知道我私自拿了钱买东西，狠狠地批评了我，从此再没有私拿家里钱。那时村里还办起了幼儿园，就在我们家院子里，我也帮妈妈管孩子们，给孩子念小人书，做游戏。腊月十四是我虚岁10岁的生日，因为过年后定了要去重庆与爸爸团聚，妈妈决定提前给我过大生日，请很多亲戚来家吃油糕，并把干妈干爹请来给我开了锁。

三年中，还发生了一件糗事，大概是58年春的一天吧，那天我们三个好伙伴跟着位叫火大的叔叔去山神庙边的坡上去耕地，用牛耕，那地方比较偏僻，那时村里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去世，说魂不全，不能下葬，就用干草即谷杆包住绳子一捆让人扔在山神庙周围的坡上或沟里，那天，我们正在地里玩，忽然看见一捆干草，里面裹着刚去世不久的小孩，好奇的我们想看看究竟，就你一根我一根的拽干草，拽着拽着，那死孩就滚到坡下的沟里去啦，耕地的叔叔吓唬我们：你们闯祸啦！那死孩的魂魂晚上要抓你们。吓得我们几个在地头大哭不止，直到叔叔哄我们并答应不告给大人，我们才止住哭，沮丧地跟着叔叔回了村。回村后的几天里都提心吊胆的，尤其是晚上睁着眼不敢睡，其实那小孩什么样谁也没看清，只是瞎害怕。这事终究还是让妈妈知道了，但没打我，狠狠训了一顿。

现在想起来，童年的我胆大，调皮，好奇心强，是个像男孩一样野的女孩。

（二）重庆杨公桥小学三年

五九年刚过完春节，妈妈就收拾东西准备去重庆啦，正月中旬动身，是伯父送我们到介休，然后坐火车到重庆，到西安要换乘车，我们就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记得天气很冷，旅店顶上还开着天窗，晚上除了店里的铺盖，妈妈还把自带的棉被也给我和妹妹盖上，可第二天起来，我的腿就疼得走路一拐一拐的，从此落下风湿疼的毛病。好容易上了火车，是硬座，经过两天多的颠簸才到了重庆，父亲工作的单位一一西南政法学院是在重庆市郊一个叫磁器口的地方，属于沙坪坝区。坐公交车十几站，在烈士墓站下车。学院座落在歌乐山脚，校园很大，有两个大操场，两个大礼堂，办公楼，教学楼，学生教工宿舍楼以及家属宿舍都散落在高低不平的山脚，山腰以至小山顶上，父亲住在一座像是财主家的四合院里，正面两层楼，两面有绣楼，大门有石狮子把门，父亲住在正楼一楼一隔两间的大房子里，我们就先安顿住在那里，当时都吃食堂，不开灶，倒也方便。因为学院不设附属小学，爸爸就联系让我上了学院外的杨公桥小学，妹妹上学院办的幼儿园，条件不错。我上的小学则条件一般，规模不大，一至六年级都有，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教室也是高高低低，上下有两个小操场。校办公处是一个小院子。

重庆的三年，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全家和全家人民一样，经历了饥饿与困难，但和农村比，生活还是好了许多，爸爸有130多元工资，每月的供应粮是少了，父母21斤，我和妹妹23斤，国家对儿童是照顾的，食堂每天有大米，馒头（后来掺入了麦麸可添饱），蔬菜还丰盛，过年过节有肉可打牙祭，父亲还有每月12张特供餐券，在小灶可买到鸡，鱼，兔肉改善生活。后来搬到山上的家属院，房子带个小厨房，妈妈在山坡上种了点蔬菜，又养了兔子，60年又回老家带回点炒面，豆面，自己做点添补一下，所以没觉得怎么饿，只是父亲腿有浮肿，可能他们都只顾得让我们吃饱吃好了！

这三年的学习生话是快乐的，我们学习游戏过少先队队日，六一都去沙坪坝区里去游园，国庆节去重庆市里参观十年建设成就展。老师们一个个文质彬彬，知识丰富，每周有读书日，抱来一大摞小人书让同学的轮换着读，那时我迷上了看书画画，尤其是仕女画，课本上边角到处是我画的仕女头，仕女手。街上也有许多小人书摊，两分钱一本，我把爸爸给的零花钱全给了书摊，到城里玩给的坐公交车钱也不坐，走着去走着回，省下钱看书。刚去时由于听不懂四川话，功课拉下点。后经父亲辅导赶上来。三年里我学习成绩一直班里的前十名。父亲所在的学院有图书馆，阅览室，我用爸爸的借书证借了许多童话，神话图书看。学院文化生活很丰富，平时里每周末有露天电影，假期里隔天一场，节日有舞会，游艺活动，礼堂里经常有学院文工团的演出，还有中央及好多地方歌舞团的慰问演出。记得有中央乐团的《黄河大合唱》，广西歌舞团的《刘三姐》等，总之，重庆三年，生活虽苦，却是我最快乐的三年，图书打开了视野，各种文化生活丰畗了我的精神世界，让我感受了与农村大不一样的生活，我象一条快活的小鱼，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幸福地成长着。

三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11日27日烈士幕扫墓祭奠活动，学院距离白公馆，渣滓洞不到一公里，父亲带我们去参观过，烈士墓就在学院大门侧30米的地方，在一个小山顶上，进一道花编大门上三大级台阶，就是烈士安葬的地方，有一座葬有300多烈士的大圆墓，前面有一座烈士纪念碑，园内鲜花朵朵，松柏长青，烈士纪念馆建在半山腰，馆内陈列着烈士遗物，有事迹介绍，实景雕塑等，平日我们也常去玩，11月27日是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大屠杀的日子，当天有300多位烈士英勇义。每到这一天，重庆市各单位学校都要来陵园祭扫！那场面庄严肃穆，令人难忘！人们都要唱一首烈士作词的歌：为了免除下一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那歌声飘荡在歌乐山麓，也激荡在每一位扫墓者的心里，让我们对烈士肃然起敬，从而更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61年，父亲的老肺病又犯了，吐血不止，父亲想起他在成都住院时一位留学美国的专家医生的话：我要像你，就回家挖泥巴。于是父亲申请退休回家，当时父亲才43岁，第一次重庆市委批复后又反悔了，说大年轻，工龄倒是够退休了，组织上答应联系调回离石工作，可父亲不想麻烦组织，经再三申请批准，于61年12月，父亲退休带领全家回到了农村老家，我则转学到离家二里路的吉家塔公社完小学习，恰好六年级的语文老师班主任是我小学喜欢的穆继林老师，村里好几位发小也在完小学习，所以我觉得不陌生，很快就融入了新的学习生活，我那时也算个另类，一是满口重庆话，二是出过远门，见过世面，三是胆子大，性格活泼好动。见了老师主动问好，落落大方，农村的孩子则比较害羞。那时我的作文写得好，想象力强，语言丰富，记的到校第二天，作文课题目是《我的学校》，我竟洋洋洒洒写了好几百字。一下子就在公社两所完小传开了，说写得好！当时农村孩子看的课外书少，思路不开阔，语言也贫乏，只能干巴巴的写几句。我学习一贯不错，语文尤其好，可字写得不怎么样，村里孩子三年级开始就写毛笔字，每天一仿，大字中间间小字，很锻炼人，大家的字都很好，而我重庆三年就没有写过毛笔字，一周只一堂书法课也是用钢笔。回乡后才又开始练。那时我们是跑校生，吃饭在家里，一日两顿，晚上上自习所以住在学校，半年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完小毕业。

下载烈士墓照片

（三）百眼庙的初中生活

转眼半年过去，毕业参加小考，我们是去离家10里路的成家庄公社参加统考的，班里大部分同学在成家庄中学（俗称百眼庙中学考，就把我分到又远了五里路的成家庄完小（俗称山关庙完小）考。一个人也不认识，心里有点沮丧，考试那天又下雨发洪水，心里着慌，考完没仔细检查就交了头卷，心里觉得考得还可以，结果却落榜啦，没考上心仪的贺中和柳中。那些天可败兴呢！爸爸批评我骄傲自满粗心大意，我无话可说，完小冯培德主任专门到家让我补习一年再考，说明年肯定没问题，可我不想去。后来由公办初中改为公办民助的成家庄初中又组织招生考试，我就去考了，考了个第一名，父亲说，在那也要自己努力学，于是我就上了成家庄中学，当时学校三个年级三个班，学生大部是周边几个乡镇的，我班有46个学生，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生活很苦，口粮自己背，大部是高粱糁糁，玉米糁糁，少量小米，黑豆钱钱，每天两顿都是糁糁饭，没有干粮。我们先跑了半年校，每天天不亮就起吃饭，然后下山过沟8里路赶到学校上课，下午上完课又赶回家吃晚饭，然后完成作业。学习时间难保证，只是伙食比学校好点。半年后觉得太辛苦，就住校里啦，家里给带点干粮，也只是玉米发糕考干或者是枣妙面山药擦擦，生活确实艰苦，劳动也不少，校长（兼书记）吉庆祥和我一个乡的，不怎么管事，每天抗着个镢头开荒种地，教学工作都是由一位姓梁的教务主任负责管理，还兼代政治课。住校后早饭前是自习，早饭后连上六节课，晚饭后活动一会上晚自习。学校一共有教职工10多人，校址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叫百眼庙的地方，可没有庙，一共四个教室后来又修了两个，有依山而建的三排窑洞，每排有十多孔窑洞，可住六个学生，下面一排是教职工宿舍和办公室，后两排住学生，班主任随班住，方便管理，宿舍后面有个小操场，安一副篮球架，每天早上跑操就在那。学校有大小两个灶，教职工吃小灶，学生吃大灶。旁有一个泉井，自动出水，水清澈但有点咸水味！当地人叫海眼。学校远离村乡，没干扰，倒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四周也没围墙，四通八达，从那个方向都可以进校园。那时的我年龄小，耍心大，爱看闲书，学习不是很用功，学校也抓得不紧，但我自己总结了一套学习方法，课前预习，课堂认真听，作业提前做，省下时间看闲书，所以，我比一般同学见识广点，学习一直名列前茅。三年初中生活，生活确实很苦，少米无油没蔬菜，点的煤油灯，睡得炭火炕，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们，依然整天乐哈哈的，每天晚自习集合在院子里，红歌唱了一首又一首。过元旦，我们排练歌舞或小戏去成家庄集市上演出，我是文艺活跃分子，虽然嗓子因变声期瞎吼唱损坏了，喊不上去，但跳舞表演一学就会，初二时排了个《要彩礼》的小戏，我饰演要彩礼的儿媳妇，初三时排练了小戏《捉鬼计》，我饰演戏中主角一一一个装神弄鬼最后被揭穿的神婆。是从贺中调到学校的物理老师高维祥排练的，演出后反响很大。我们还组织起到村里给人家装砖（即把生砖坯子背进砖窑里烧制）挣钱，买罩子灯替代煤油灯，晚自习四人共一盏灯！亮堂了许多。我们还组织了女子篮球队，与成家庄的女教师队比赛。我个子高但跑不快，但敢抢敢拼，老师让我打前卫，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兴趣广泛而不专一，爱看书，唱歌，跳舞，画画，打乒乓球，看戏。学习好而纪律性差，有时很任性，不是很听话的学生。当时学校是两周休息一天，有一次周末想家了，去向老师请假，老师没准，说等下周休息时再回去，我心里不高兴，就私自回家啦，回家路上也感觉自己错了，犯纪律啦要挨训，可依然没回头，回家后正好邻村唱戏，就又看了两天戏。60年代初，三年困难刚过，人们生活困难，贺中、柳中有不少学生退学，有的就转到离家近的社办中学就读，我们班就有从贺中转回来的。初二时，贺中柳中都招收过一次插班生，前提必须从原读学校先退学，再参加考试，我们得到消息晚，来不及退学，我们班三位同学就偷偷跑到成家庄完小参加了柳中的插班考试，招考的车愈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班主任车士亭老师的儿子，我记得刚交完卷，他就对我说，你回去等通知吧！可回到学校后，他也去学校看望父亲，这事就传开了，学校死活不放我走，还对车愈老师说我是班里的“捞饭罐罐”，意思是指望我为学校升学争光，结果事情就黄了，气得我回家呆了一星期，无奈又回到了学校，学校也没处分我，物理老师还安慰我，既然回来了，就安心学习，现在回想，真感谢学校老师对我的宽容，总之，三年的学习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65年，我以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了，老师的操行评语是学习认真，成绩优秀，尊敬师长，热爱劳动，缺点是纪律性差。中考是在离石贺中考的，我们从学校出发，爬山过沟步行七十余里赴考，也不觉得苦，当时只考三门，语文只写一篇作文，我记得给了一段毛主席关知识青年要与工农相结合的语录让写自己的认识，数学，政治。理化合考不计分仅作参考，当时学校不开外语，志愿只能报中专和师范，农村孩子家庭困难，都願意上中专中师，一来学校有生活补贴，二来包分配，不愁找工作，但我心里还是想上大学，师范志願报在后面，可还是被汾阳师范录取啦，上不上师范，还很犹豫了一阵子。最后爸爸劝说我，还是上吧，等中师毕业有机会再考吧！这样，我就开始了汾阳师范的学习生活。

（四）汾师岁月

1、有序快乐的一年

上汾阳师范，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远行，妈妈专门用缝纫机给我缝了一身深兰卡叽布制服，那时西山三县的生活还很苦，农家子弟大多穿土布，我也是。九月，带着爸爸从四川带回来藤条行李箱来到学校。

学校位于汾阳城东的甜水巷，校园很大，全是平房，全校共有11个教学班，从大门到饭厅兼礼堂的一条马路把校园分成两部分，教室和办公室在校园西面，教工宿舍，学生宿舍在路东面，有十来排，中间还夹着一排东西向的房子是在职教师轮训班的宿舍，再往东是图书馆，风琴兼音乐教室，最东边靠城墙的是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学生宿舍南面是教工小灶茶炉房。说是甜水巷，其实没甜水，师生喝水是水车从校外拉回的，洗漱及洗衣服用水是校内的咸水井。

当时学校还属晋中专署，还有太谷师范和平定师范。汾阳师范招收山上离石（包括现在的柳林方山县）、临县、中阳三县，山下平川汾阳、孝义、文水、交城四县的学生，每班46人，我被分到39班。班主任田诚华老师教历史，个子不高，离婚带着一个女儿，满口汾阳话，讲课很幽默，语文数学老师是和我们同时进校的由北师大毕业分配而来两位女老师。语文的王家瑶老师是南京人，因小时患小儿麻痹腿有点跛，笑眯眯对学生亲切和蔼，讲课纯正的普通话，声音好听极了，范读课文声情并茂，引人入胜，曾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合唱团。数学老师赵岫高高的个子，内蒙人，是与男朋友石继祖老师一块来的。在北师大是长跑健将三级运动员，班里的高才生，很有名气，上课讲话很快，讲课解题干脆利索，就是字写得不怎么样。政治老师孙树德也是南京人，任40班的班主任，身体不大好，说话少气无力的，生物老师赵江讲课生动形象，特别吸引人，是36班的班主任，化学老师先是武其彦老师，汾阳人，一位30多岁还未婚的老姑娘，课讲得不错，代了半年后，由37班的班主任曹庆老师接替，文水人，很幽默，会点武术。音乐老师常士继是榆次人，山大音乐系毕业，体育老师李有庆，很年轻。美术老师郑克基是位老先生，原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美术编辑，因右派问题下放到汾师任教。当时学校的师资质量高，全国各地的都有，都是名牌大学。教学工作紧张有序，学生管理也很严格，除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外，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有校文工团，军乐队，兰球队，排球队，田劲队，美术课外活动小组等，我从小爱文艺，就报了文工团，一周活动两次，一年级新生大多参加合唱，记得新年联欢就是排练的焦裕禄组歌，有朗诵独唱表演大合唱，校乐队伴奏，阵势很大。老师们还排练了话剧《岗旗》。总之，学习生活紧张有序，同学虽说来自各县，方言不同，刚开交流还很困难，可很快就熟络了，我们宿舍是个大通铺，11个人一个家，冬天生两个铁炉，两个人轮流值日，生火，打扫卫生，为大家抬洗脸水。吃饭是份子饭，全班四个组，每周每组由一男一女值周为组员打饭分饭并负责洗碗。65年三年困难刚过，粗粮多，每人每月仅二斤白面，所以每天的饭以玉米窝头大烩菜为主，还有和子饭，有时吃点红面擦尖，小米焖饭。汾阳的大师傅会做饭，味道不错，大家又都在长身体时期，所以谁也不挑食，吃得也挺开心。学生每人每10元助学金，9元是伙食费，1元用于文化生活如看电影看戏等，我大部分功课都学得比较轻松，就是化学课感到很吃力，因为中考理化不计分，所以初中也没好好学，加上初中学校没有理化生实验室，只老师课上做点演示实验，到师范后尤其是实验课觉得很难，期未考试刚及格。就这样，期末考试我的成绩总分是全班第一，语文作文得了90分，全年级5个班只有四位同学是90分，第二学期开学，班主任就让我当了学习委员。学校的书记兼校长叫郭文礼，我们只见过几次，分管教学工作副校长叫刘辉汉，平遥人，语文教师出身，参加过全国教师群英会，讲话真有水平，同学都爱听他作报告。

66年4月学校来了位新书记兼校长叫王占国，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团职干部，汾阳人，刚到校就大力改善师生生活，首先联系他村里在学校礼堂南面打了一口甜水井，解决了师生的生活用水，摆脱了苦水的烦恼，接着又抓食堂伙食，制定每周食谱，粗粮细做，一周每天的饭菜不重复。三是硬化了大门至礼堂的通道，下雨少了泥泞，夏季到来时给每个教师和学生宿舍配制了竹门帘。这些措施深受师生欢迎，加上当时落实五七指示，全国学习解放军。大家都对这军人出身的新校长崇拜得很，王校长说话自然有很大的权威性，学校各项工作井井有序，在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的大背景下，学风校风非常好，同学们都积极上进，刻苦学习，乐于助人，师生关系和谐。除正常的教学活动外，我们还下乡参加夏收劳动，参观农业先进典型贾庄等，记得平川割麦子真累，一眼望不到头的麦垅，一上午只能割一个来回，腰都直不起来啦，可谁也不甘落后，咬着牙坚持，村里正搞四清，我们帮着填表格。还记得贾家庄喂的猪又大又壮，每只都六七百斤，好家伙！通过半年多的学习，兴趣广泛的我觉得师范生活很适应我，爸爸曾许诺我，如果我能学会手风琴或小提琴的话，就给买，爸爸虽然文化不高，但在大学工作过他很有艺术品味，喜欢京剧，不时地还哼唱几句，他的爱好遗传给了我，爱唱爱跳爱画爱表演，而师范教育很重视音体美教育，很切合我的兴趣爱好，正当我雄心勃勃认真学习准备再深造，又努力学乐理学练乐器的时候，平地一声雷声起，一场谁也没料到的一场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所有梦都断了！

与同乡同学穆润林，轮训班老乡穆生英合影

2、“文革”初忆

（1）、斗批改

66年5•16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起初只是报纸上连篇累牍发文章，评历史剧《海瑞罢官》，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批三家村等，我们也只是学学报纸，听听广播，教学活功一切正常，小学见习，开运动会，下乡麦收。到七月份放暑假，校团委委员，学生会干部，各班的团支书，班长留校参加运动，其余都放假回家，半个月假期结束返校后，学校的斗批开始了，全校都停课闹革命。我们一年同学年龄小，进校晚，对学校情况不了解，主要是三年级学生主导，首先受到冲击是校长兼书记郭文礼，他当时下乡搞四清不大管事，一年中只大会上见过一两次，他被定为走资派。主管学校教学工作的是副校长刘辉汉被定为三类干部，另还有教务主任弓汝毅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再就是教师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大致有十多位，批斗的形式就是戴高帽子，胸前挂牌子游街，游完后分到各班让交待问题，大家进行批判。由于学校新来的校长书记是军转干部，威信很高，由其领导运动，严格按5•16通知及有关文件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所以没有出现过火行为。

（2）、大串连

66年8月18，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兴起，学校也成立了汾师红卫兵组织，成员大多是班干部，出身好的，我有幸首批加入红卫兵，参加了一些上街游行和县里的批判会。学校组织红卫兵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是十月底，各班扣子百分之五选出代表，大约每班4至5人，大部是班团干部，集体乘火车到北京。九月下旬，人民日报刋登了《红卫兵不怕远难》的社论，赞扬肯定了大连的一支红卫兵队伍步行上北京的行动。可能是为了缓解火车运力不足的问题，因为当时坐车不用买票，开个证明就行，车上挤满了各地赴京的红卫兵，餐车里，厕所内，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是红卫兵，供餐只能在各个车站上解决。社论发表后，全国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开始了。学校由于王占国书记威望高，没怎么乱，为了响应号召，也组织了八支长征队，七支分赴生源地的七个县，一支到延安。每支长征队各班抽一位红卫兵组成，高年级的任队长，我参加了到文水县的红卫兵长征队，我们背着行李从学校出发，一路歌声，经汾阳冀村斜插过去，第二天到达了文水云周西胡兰村，参观瞻仰了刘胡兰烈士纪念馆，拜访了烈士的亲属，并与刘的母亲胡文秀在烈士陵园留念。后来又沿路沿村发放传单，宣传文革十六条，还参加些收秋劳动，一周后返回学，到延安的则来回一个月。到十一月，北京三司的红卫兵串连到了汾阳，来到学校说学校党委执行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煽风点头造了王书记的反，学校开始分裂为造反派和保皇派，王书记遭到批斗，红卫兵头头也遭斗殴，红卫兵组织遭到瓦解，老卫兵纷份退出，学校真正开始乱了，没人管了。到十一月底，我们班十几位同学自发组织长征队上太原串连啦。那时各地都有大串连接待站，吃住都免费，南方过来的还发放棉衣裤鞋，我们走了五天来到太原，先住太原上马街六中，嫌伙食差又转到山西医学院。到太原也无所事事，街上看看大字报，到山西大学，省委省政府大院，省荣军疗养院看批斗会，到天主教堂看揭发天主教罪行的展览，自在逍遥。二十多天后，在街上看到个通告，由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院学生为纪念刘胡兰牺牲二十年（67年1月20日），要组织一个京晋文艺宣队，让大家报名参加。招考地址在迎泽公园内，我和我们班的马玉秀，33班的张履萍，30班的梁德芳相约去参加考试，去以后看到参考的人还真不少，太原榆次各中学中专的文艺爱好者，还有山大艺术系的，主要由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位导演系学生进行考试，出题目演小品，看了一会觉得难，我们就出来打算放弃了，正好碰上宣传队的主要发起者，北京大学中文系62级的学生侯文正（山西人，与毛主席的二儿媳邵华同班同学），他问了原由后，带我们到另一个房，让我们带着表情唱一首歌，可能我们几个都是学校文工团的成员，唱歌表现不错，竞都被录取了。两天后，我们一共四十多人，有北大中文的三位，电影学院的十一位，中央美术附中五六位以及招收来的20多位一起乘坐一辆公交大巴来到了文水县，被安排住在文水县物资局院子里。物资局有一个很大的会议室做排练室。第二天晚上，文水县领导邀请宣传队成员看现代晋剧《桥头堡》，据说是根据电影《东进序曲》改编的，是反映新四军抗日斗争的，看了不到一半，就被电影学院上台造反批判，说是大毒草。剧院秩序乱了，演出也停止了，还把当时文水的县委书记张邦应叫台上质辩，看戏的观众很不满，双着争论不休，差点起了冲突，一至到12点公安局来后才制止了混乱。第三天下午又和剧团开座谈会。就这样，宣传队也介入了文水的文革斗争。宣传队一边排练节目，一边设立接待站，接待城乡来访人员。我记得我们还随北大的一位叫姚兴元（我们开玩笑说他是姚文元的弟弟）的到三十多里的村里去排解问题。由于宣传队人员较杂，几天就闹起了矛盾，山大艺术系的和部分队员另起炉灶啦，原计划排练由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马炳煜编写的一个关于刘胡兰的剧本来就演不成啦，我们就排练了些表演唱，独唱，晋剧清唱，小合唱类的小节目参加了1月20号在云周西村纪念活动和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一个多月时间，大家相处得很好，太原十二中的小妹谢红与我成了好朋友，他父母广东人，在太原市委工作，我后来上太原还住她家。我们跟着北大电影学院的大哥们学到不少东西，从此爱上表演和朗诵。北京的大哥大姐看到我们没去过北京，就答应回北京时带着我们，时值腊月，我们回校领取伙食费，收拾行装，计划开春后再去全国串连，这样于2月7号，春节的前两天，我和同学张履萍，文水胡兰中的张爱英跟着北京的朋友到了北京，住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宿舍楼，当时正值春节来临，学生不是回家就是出去串连了，我们和表演系的两位女生住一起，一位叫邢启珍，四川人，个子不大，长个娃娃脸，一位叫奚佩兰，北京市人，父母为高级职员，长得瘦瘦的，白白的。她后来嫁给一位史姓导演，策划拍摄了鲁迅的小说《伤逝》。她女儿就是嫁给李幼斌的女演员史兰芽。她们对我们很热情也很关爱。当天晚上我们还参加了两位年轻老师的婚礼，一位是导演系的老师叫詹相持，80年代。导拍过电影《樱》，当时我对他的名字很好奇，猜想是不是抗战相持阶段生的。另一位是美工系的周兴老师。没什么仪式，学生同事们凑一起吃喜糖，逗闹一会。当时中央已叫停大串连，吃饭是自已掏钱，我们在学院学生灶就餐，饭菜很便宜。在北京四十多天里，我们串了好多地方，参观了电影学院的化妆室，很高级，看了表演系上课的教室，就是一个小剧场，灯光设备都有。还参加了学院的破四旧活动，那么多石膏象，油画作品都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被付之一炬。实在可惜！参加了老师座谈会，那些女老师感情很丰富，说话和演戏一样，说哭就泪眼婆娑，看着挺好玩。有一次还跟上学院造反派到中南海西门给中央文革送信。平时我们就到学院附近的北师大，地质学院去瞎转，也没人阻拦。还跟上学院同学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住了三天，参加文化单位在厂里开的批斗会，还去过八一电影制片厂，见到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扮演者刘尚娴。到工人体育场参加了斗高荣堂，肖望东等八大部长的批斗会，人真多，看台上看人一点点大，我们还带了个望远镜，那天周总理江青等到去了会场。在电影学院还认识了北大附中两位女生，姐妹俩，姓白，名字记不清了，也住在电影学院，我们相处的很好，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一位叫李英华的大姐姐带着我们去天安门，北海公园玩，给我们拍照片，还到故宫看了《收租院》泥塑展。我们还到动物园北京展览馆，因公交车也不免费了，我们就步行去，连颐和园也是走上去，来回60来里路，顺道到北大去看了宣传队的三位大哥，学院离西四西单不远，我们还步行到西单商场玩，我还买了两双尼纶花祙子，刚时兴，说能穿三年。67年的春节就在北京过的。原计划春暖花开再去大串连或等毛主席接见，可到3月中旬，仍没动静，于是就去返回站开了返回太原的票，三人一起回到了太原。又搭顺车回到了学校。这时学校已乱，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派，各班都成立了对立的战斗队，我则回家住了几天。

六七年摄于北京北海大桥

（3）文革闹派性

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各省开始夺权，渐渐地因对领导干部的态度不同形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首批红卫兵组织好多被打成反动组织，象北京的＂联动＂。红卫兵运动也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当我三月中旬从北京回到学校后，学校也分成两大派，各班也相继成立了对立的名称各异的战斗队，一派由原红卫兵组成，多是班干部，属少数派，被称为保皇派，一派是运动初始由各种原因不受重视或被打压的学生，属多数派，被称为造反派。学校从66年7月后就停课了，但那时还不乱，到67年夺权后就全乱了，学生也没人管了，什么事都是两派组织的头头出面各自管理，后来因省县都乱成两派，一派是拥护刘格平陈永贵派叫总站派，一派拥护张日清（省军区政委）叫兵团派，学校的各班两派战斗队也实行了大联合，总站派叫决战联合总部，简称决联，兵团派叫起风雷联战斗兵团，简称起风雷。我从北京回来后，那一派也不想参加，就和我们班的几位没入派的同学当起了逍遥派，可没过多久，决联的三年级的一位临县姓高的同学（可能是个头头）找我们谈话做工作，让加入他们的组织，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了总站派。再后来，运动走向了社会。两派大字报互相攻讦，常上街游行示威，互相辨论。两派同学在校内很对立，互不来往，住的宿舍也分开，记得67年5月份因两派纷争还到汾阳县政府大门绝食两天，省里来人才解决了纷争，同学的才回校吃饭。平时没事时就校内外胡游荡，到6月份动员复课，但两派坐不到一起。各自由各派的老师上课，我记得我们班由30班的陈清老师上了几天语文就又停了，图书馆、琴房都关闭，无书可看，除了背语录，读毛选。我就10块钱买了把二胡，还买了支笛子学习吹拉，还真学会不少曲子。后来40班的班主任孙树德老师（我的政治老师）想写一本毛泽东诗词注释，让我给打下手，也就是帮助抄抄手稿，那也高兴，学到不少知识。就这样两派争争斗斗，最后发展成武斗。那时年纪还小，很害怕，就尽量躲运点，也厌恶了那无休止的纠斗。到7月份，三年级毕业了，他们幸运，照了班像，聚了餐。67年9月，我萌生了再上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想法。

68年与同学张翠萍王文香及我妹妹翠平弟弟摄于汾阳。

　　3、二上北京过国庆

因为第一次去北京没见到毛主席，大串连也被叫停，学校停课闹派性，好好的同班同学见面就和斗鸡眼似的，我也不感兴趣。到九月中旬，想起国庆节毛主席肯定出来，于是约上班里的另三位女同学准备重上北京。因为汾运公司属总站派，坐车很方便，22号我们先上了太原，买了个站台票上了火车，串连虽然叫停，但秩序并未恢复，坐火车上也无人查票，我们很高兴，是慢车，一夜晃晃荡荡的，到第二天早上火车突然停在保定郊外，上来解放军开始逐一查票，我们被赶下了车，被拉到保定军区的一个礼堂里，哇！礼堂都是全国各地无票上北京的学生，有好几百，女的住在台上，幕布隔开，男生在台下，都打得地铺，吃过早饭（免费的）后，解放军战士开始劝说大家返回，学生的口口声声地说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解放军战士耐心的解释着不能去的原因。管吃管住就是不让出大门！保定有亲戚的可以来接走。因为不断有拉进来的。午饭后看没办出去，只好答应返回。解放军又用车把我们送到保定火车站，开了返回票，上车后还是不甘心，到石家庄又下了车，四个人又买了到北京的慢车票，这回挺顺利，24号上午到了北京永定门车站。我们还是准备到电影学院去找认识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为了省公交车票钱，我带着们步行三十多里到了电影学院，那时记忆好，走过的地方忘不了，学院里的大哥哥们热情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洗胶片的暗室上面，我们说了自已的心愿，他们说国庆安保很严，很难进去，你们玩上几天回去吧，我们很失望，但也没办法。因为只有我到过北京，就带着她们到天安门，颐和园，动物园，西单大街，王府井转了几天。9月27号晚进行国庆游行彩排，我们跟着学院的同学去广场观礼台看了彩排，大家很开心。一到29日，那三位同学返回了山西，我住到上次的那位邢启珍大姐姐的宿舍。学院排演了《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的组剧，那位奚佩兰大姐姐演了一位日本姑娘，还有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庆节那天白天我们在学院电视上看国庆庆典活动直播，看到了天安城楼上的毛主席，第一次看电视，黑白的，觉得很神奇。晚上6点我随同电影学院的学生的一起去天安广场观看了焰火晚会。广场被划分为若干个方阵，中间有标兵（由各居委会人员担任）负责维持秩序。方阵中间由各文艺团体院校表演文艺节目，四周是我们这些各单位去的观众，8点中开始放庆典礼花，夜空中呈半圆形烟花阵，千姿百态，缤纷多彩。第一次实地观看，被惊艳啦！电影学院的朋友给我介绍礼花的名称，如麦浪滚滚，百花齐放等。八点半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与群众共同观看，虽然离得远什么看不清，人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天安门方向涌。礼花共放两次，每次半个小时，然后继续联欢看表演，到十点钟开始国庆狂欢，广场上反复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有个金太阳》《毛主席的光辉》《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等歌曲，各方阵的领舞者教给几个简单的舞蹈动作，所有人都跟着广播乐曲跳了起来，就象今天的广场舞，场面壮观极了，真可是群情激动。十一点，狂欢结束。虽然没有见到毛主席，但知道主席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心里也非常激动，也是一生难忘的记忆。国庆过后，我又在北京呆了十多天。然后买了张到丰台的火车票，一直坐回了太原，出站时也查的不紧，一闪身就出了站，又搭乘汾运公司的卡车回到了汾阳，这时派性闹比较厉害了，各班两派宿舍也分开住，除了辩论看大字报，无所事事。到12月份，二年级也毕业啦，当时正放电影《怒潮》，校园都在唱《送君》这首歌，歌词改成了：送君送到校门外，汽车站等。

学校就剩下了我们一年级，不上课很无聊，就都回家过年啦！

　　4、毕业派遣

到了六八年，派性逐渐发展成

了武斗，学校只剩下我们这个年级，也不上课，过完年大家也不急着返校。回学校也无事可干，看看闲书，逛逛街，偶尔参加一些声援游行，到六月份，汾阳二监公安六连要办展览，请学校美术老师宋显明去帮忙，宋老师也是我们的美术课老师，他让我也去，好像还有一位其他班学生，记不清名字了，我们早饭后去六连驻地，中午饭在那儿吃，晚饭再回校，因为学生不多，大灶已停，就发饭票在小灶吃，一个多月，我们帮老师画些简单的插图，还学会用比例法画主席像，当时有位汾中姓赵的女孩子画得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可好啦！文文静静的，她后来还在吕梁文化馆工作过，后调太原啦，当时我们处得很好。

由于无事可干，我在学校呆了些时，就又回家啦，家里当时修新窑洞，我也帮着做点活，这时我已与老伴订婚，他在昆明上中专，因武斗回不了四川西昌的家，就回了老家，他伯父张罗着给他找对象，竟找上我家门里，父母亲很满意这门亲事，他们都50多岁了，村里其他人家孙子都满地跑了，他们很是羡慕。尽力说服我应下亲事，我不想忤逆父母的意愿，且对方的家庭条件及本人也的确不错，于是就同意了，父亲让他到我家住，因为当时人们的生活普遍困难，我家生活相对好些，也许父亲也想考验考验未来的女婿是否娇生惯养大手大脚，他倒挺识趣，跟着父亲下地干活，煤矿担炭，什么都干！和妹妹弟弟相处甚欢，十月学校通知毕业分配，他回了趟昆明，我送他上太原，结果到昆明后已经迟了，大部分同学都已分配，没好地方去了，他就自作主张要求回离石，回来联系县机械厂，他学的是机修，厂里同意接收，十二月初，我和他一起到昆明办手续顺道到四川西昌去拜见他的父母，期间，晋中军分区来到学校搞毕业派遣，汾师当时属晋中管辖，同学大部分都回家准备过年啦，学校只好临时打电话发信通知学生回校分配，学生回校一个就发张派遣证，我不能到校，是爸爸去的学校收拾行李，是我的好朋友杜兰俊设法冒名顶替给我开的派遣证。就这样没有毕业班照留念，没有同学聚餐座谈，在一片武斗的喧嚣声中来一个开一个，急匆匆地黯然离校，我是最后连一个同学都没见上的毕业生，这也可能是历史上最奇葩的毕业分配。我的求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说是中专毕业，三年只上了一年课，其实只是个初中水平。知识没学下，青春荒废了，命运就是如此作弄人，能怨谁呢！记得看过的一部电影中有一位被“文革”耽误了的女士说：罢了官的又官复原职了，停发的工资又补发了，谁给我们补偿青春，谁又给我们补发知识啊！真是振聋发聩。大学梦是彻底破灭啦。虽然后来努力自学，参加进修，那也与正规教育无法相比，一切都是命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