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嘎（3）——中原会战亲历记

秋实

　　1940年12月中旬，三嘎被分配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三嘎的好友也是我的三叔祖父陆寿慈本要求奔赴一线部队，因一期毕业的哥哥陆仁慈已在35军一线任中尉连长，按照兄弟俩当兵“一前一后”的政策，被分配到后方的西北行辕后勤处汽训营任少尉指导员。另一好友同学唐亚侠则因报考了西联大而继续求学。

1940年年底，三嘎与一百余名已由学员身份变成战时干部的同学，由战干四团本部（现西北大学校园）出发，乘坐专列连夜闯过潼关，到达河南洛阳金谷园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由战区政治部再分配到十二补训处政治部任见习少尉，协助为前线部队训练和补充兵员。见习期满，三嘎被授予中尉科员，与另一位二期同学一道调往陆军第十二军81师政治部。三嘎一行四人日夜兼程，经偃师、巩县、泗水、荥阳等地，到达郑州，旋即又被派到石河村的师部前沿指挥所。这里两军阵地相距两百米不到，整天敌我对射，枪炮声不绝于耳，硝烟弥漫，好天气也看不到对方。夜里，三嘎要配合参谋和军械两处的人员组织民伕输送弹药物资到前沿坑道，在日军的炮火干扰中往返不停，所幸日军炮火都很盲目，几个月下来士兵和民伕有伤有亡，三嘎竟然做到了全身而退。这种桥头堡对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2年春郑州被克复。

　　1944年初夏，日军本部向侵华日军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意图打通由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保障太平洋战场后勤补给。4月17日，日军集结14.7万人发动了“河南会战”，至下旬，郑州沦陷，洛阳吃紧，81师奉命集结于午阳备战。五月初，日军迫近午阳，大战在即，此时接战区长官部命令整个第12军划归给汤恩伯的31集团军指挥，随即81师受令即刻调防到宝丰布防，师长葛开祥为给汤留下一个好印像率主力团抄小路拼命提前到达，阵地刚刚修好，又接令即刻向郏县靠近，由于日夜兼程，又要就地构筑工事，一枪未打，整个部队就人困马乏，筋疲力尽。到了第五天接到第九次变更命令，令81师在六小时内到达郏县城东完成工事构筑阻击西侵日军。

政治部大部分人员被下派到营级单位，主要督导伤病员救护转移工作。

午夜时分，两军相接，阵地前顿时枪声掩盖了一切，第二天拂晓进入混战，黎明时分，日军改变了进攻战术，先是飞机临空，既不投弹也不扫射，而是指挥地面调整进攻方位。12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底子，精于劈刺，在混乱的近战中，充分发挥了武术的特长，英勇顽强，贴身拼刺中，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到了上午，日军召来数架飞机，反复轰炸扫射后，大批坦克装甲车在前（注1），密集的士兵紧随其后，由于工事都是短时间构筑，城郊平原无险可守，又无纵深配备，日军坦克、装甲车突进很快，我军士兵好不容易抵近扔出手榴弹却阻止不了日军的进攻气势。血肉之躯终归难以抵御铁甲突击，防线全面崩溃。三嘎与医护人员冒着随时牺牲的可能给伤员实施止血包扎和救护，但也眼睁睁看着身后大批死伤官兵无力救援。密集的日军跟随坦克、装甲车径直追撵，随着我军指战员伤亡的剧增，指挥的失灵，81师的官兵只能各自为战和撤退，一名营长边撤边吼叫，发泄着心中的不服不甘，但也只能看着士兵的溃退。

三嘎和几名医护人员撤离途中遇到了政治部主任刘思镇带领的部分人员，立即向其报到，刘主任让两名挑枪兵接手三嘎他们抬着的重伤连长赶快送往北山老虎屯的野战医院。大家急于和师部及各团取得联系，但苦于身边没有电台，只能一路向西北山区撤去。在贯通百余里的山沟里，部队很是混乱，有好几个军、师的部队番号，人也有数千人。刘思镇主任欲号令组织队伍，尝试几次，因不是一个所属部队，日军又滚滚而来，效果甚微，只能听之任之。日军占据了公路不再追赶，连绵不断的汽车、坦克、运兵车径直向西。根据沿途庄稼倒伏和车马痕迹，大家断定要想与撤离的大部队靠拢，必须通过公路，但公路被日军密密麻麻占据，只能等待机会。夜晚，日军各种车辆的灯光把公路照的亮如白昼。三嘎他们在半人高的麦地里慢慢移动，等到一短暂的空隙，大家相互掩护快速越过了公路。

在向嵩县前进中，遇到越来越多的81师部属，国军大批撤退的场面已经让众多的百姓惊恐，快到嵩县县城时看到政府机关都在忙着转移，看到刘主任和三嘎他们一行，县政府工作人员主动找来联系，交换情况后，解决了部分疲惫不堪的官兵的饥渴问题。几天后终于到达部队收容集结地 ——内乡县西峡口的龙驹寨，这里受到了地方政府有组织的接待。

　　此次兵败，战区的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双双被蒋介石撤职惩办。总结这次豫鄂会战（日军称河南会战）以我方30万军队对日军14.7万却惨遭失败的原因，主观上是高层判断失误，战区两司令长官不和，各部不团结，不配合，没有一盘棋的观念，各部有保存实力的私念；战略死板，面对飞机大炮和坦克优势的日军，如果将其放入山里再投入主力打游击战，就能扬长避短，但战区指挥官却早早把三十万兵力置于缺少依托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这正好利于日军近6000辆汽车，700辆坦克装甲车，三个联队骑兵以及三个航空联队和大量山炮联合作战的优势发挥。客观上的原因，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都扣留给了西南的远征军，即使是汤恩伯这样的嫡系中央军也没有分配到美制装备，更缺少对付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武器。

三嘎所在12军战前划归给31集团军指挥，互不熟悉了解，指挥混乱，在方圆几百里地里来回奔波几次，最后，在简易工事都尚未构筑完毕的情况下即受令进入阻击战，面对飞机大炮和坦克装甲车的日军，着实是仓促应战。经历了这次失败后，31集团军长官司令部依然不想也无能力解决这支非嫡系部队的给养，整个第12军即得不到原34集团军总部的补给，又得不到31集团军的补给，上面推诿，下面官兵抱怨，军长贺猝之一怒之下，干脆率八十一、二十两个师从内乡一路开拔到湖北老河口，投奔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麾下。之前政治部刘主任和三嘎随同副师长到战区索要给养，路过风陵渡巧遇在中条山38军军部任人事科长的陈雨膏，了解81师囧况后陈欲动员三嘎调往38军工作，商议过程中，三嘎接到家里“祖父病剧垂危速归（注2）”的电报。于是，陈雨膏安排三嘎先行回乡奔丧。回到家乡的三嘎却受到县党团机构的极力挽留，正犹豫之中，陈雨膏电告三嘎情况有变，原计划暂缓。原来，在汪峰（注3）领导的统战工作影响下，38军军长赵寿山（注4）和陈雨膏一直同情支持38军有共产党嫌疑的中层军官，遭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监视，发现陈雨膏与17师的刘威诚（注5）等也有异常接近，38军地下党情况报告上层后，蒋介石将赵寿山调离，派来他的亲信张耀明接替，张是个反共老手，对他们怀疑的38军中共军官开始了撤换和迫害，陈雨膏自然难以续留，准备离开38军。于是，三嘎留在了县上参加地方党团的抗日宣传工作。自此，从1939年初春到1944年秋，三嘎五年的军旅生涯也告结束。（未完待续，下个主题：宣传抗战，动员参军）

注1：据后来战斗总结知，这是日军战车第三师团的一个联队，在81师阵前投入坦克装甲车运兵车弹药车共计122辆。

注2：三嘎的父亲于1936年病逝后，三嘎爷爷就跟随三嘎生活，按当时当地习俗，三嘎应是丧主。

注3：赵寿山（1894-1965），曾任国民革命军17路军17师师长、第38军军长、第三集团军司令。在我党统一战线及38军地下党影响下，1947年进入解放区，任西北野战军（一野）副司令员。解放后，先后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陕西省省长。1965年6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注4：汪峰（1910 —1998），三十年代被中央派往十七路军开展统战工作，参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1949年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注5：刘威诚（1903—1992），38军的地下共产党员，时任38军17师51团团长，1945年7月与张振复等成功策动了17师在洛南的起义，1946年5月又协助了孔从洲部起义。1949年后任西安警备区副司令，1953年转入地方工作任西安市体委副主任，政治运动中受冲击被开除党籍，1979年平反后任西安市人大副主任。

我的曾祖父陆春堂。

我的祖父和伯父、父亲合影（1934年）

我的二叔祖父陆仁慈（前排右）和战友于1941年

陆仁慈，我父亲的二叔，生于1916年5月，1938年考入战干四团，毕业分配至国军35军（傅作义部队）任连长，1943年在绥远包头西河战役中所在部队被日军重重围困，先是率连突围成功，为解救团部机关又重新率部突入，掩护团部官兵撤离中被日军装甲车机枪弹扫中，身中多弹，壮烈殉国。由于带兵作战英勇无畏，威猛可敬，舍身勇救战友的壮举感动了全军，军长傅作义亲书“抗战英烈”并制成巨幅金匾派专人连同中正剑和满是弹窟的血衣送回老家，并照会地方政府彰显英烈精神。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蒋匪军军官的三叔祖父遭红卫兵揪斗并抄家，这些珍贵文物被红卫兵砸毁焚烧。

我的三叔祖父陆寿慈老年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