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自由卓绝的心灵——苏东坡（再版）

非非

序：本文是一篇苏东坡生平的正史传记，资料翔实，角度新颖，评说有据，于2017年在美篇发表，获加精，流量逾万。六年来，余数次对本文进行了修改。现应美友要求，将修改稿重新奉上，望斧正。

世上最自由卓绝的心灵

——笔记•随笔

《水调歌头·中秋》

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倚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们许多人认识或喜欢苏东坡，都是从这首《水调歌头》开始的。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这首千古绝唱诞生了。南宋文学评论家胡仔在《苕溪漁隐从话》里，更是把这首词推向了巅峰。他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古今文学作品都把男女之间的爱情作为永恒的表现主题，但很少有人象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这样，把兄弟之谊表露得如此缠绵眷恋，足令男女情侣余恨无限。

当然，苏东坡表现男女爱情的千年领军地位也同样不让他人。他写给亡妻王弗的《江城子·记梦》，感情真挚，文意凄美，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江城子•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滿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月明夜，短松冈。

近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除了愉悦地沉浸在苏东坡的诗词和文采之中，还被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所感染，而不忍释怀。林语堂先生是这样评价苏东坡的：“他感触深刻，思想清晰，文釆华美，行动果敢，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和变动的时势而见风转舵。他从不顾及自己的利益，对同胞的福祉却异常关注。他仁慈慷慨。他攒不下一文钱，却自觉富比帝王。他多言而妙语如珠，口无遮拦，是光明磊落之人。他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玩世不恭，举止浪漫，文字却优美典雅。他为人父兄、丈夫，俨然是一纯儒，骨子里却是道家风范，讨厌一切欺骗和伪善……他活在乱世，在反压迫的人民心目中，他则是斗士”。

世上有了一个苏东坡，以后再难有第二个象他这样渊博而富有个性的人。书架上有这样一位魅力无边、创意无限、廉正不阿、百无禁忌且卓尔不群的人所写的作品，会让人觉得有无比丰富的精神食粮。“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从他的诗赋文章中，能得到人类丰富的情感，有欢乐、欣喜；有幻灭、也有觉醒；有顺从、禅缘，更有豁达、豪放。苏轼之后，一代代学子文人，都对他高山仰止，把他看作是中华文化的标杆。千百年来，他就象高坡上的葱茏修竹，从未离开过我们，始终活在我们心中。

　苏轼：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逝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仁宗盛世”中度过的。他二十一岁中钦点进士，二十五岁步入仕途。八年后，却在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中，陷于政见不合和党派之争，历尽坎坷。历任皇帝私下都崇拜他，连太后也成了他的朋友。但他却一次入狱，三次遭贬谪流放。他有三任美丽的妻子，却都先他而去。他的一生只有六十四年，但却有十二年是在流放之地，或举家奔波在流放的路途上。晚年一直生活在屈辱之中。

近千年来，中国人认可的苏东坡的身份是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但少有人知道，他还另有一个身份——人民之友。

惠州东坡纪念館 菲菲摄（癸卯年正月初一）



【人民之友】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应诏入对，立陈变法。刚继位的神宗皇帝，也正为积贫积弱的大宋国势深为不满。他被王安石描述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景象所吸引，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实行变法，推行新政。

熙宁变法，不幸的是，我们的主人公苏轼，从新法损农的情感岀发，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新政和新党的对立面，从此而步入了他光耀和灰暗并行的一生。

例如，新法中有个“青苗法”，就是阻止农民向地主借高利贷，而由朝廷贷款给农民，其利率低于地主的高利贷，对农民有利。可是，各地官府为了显示政绩，却去强行摊派贷款，每户人家都要向朝廷贷款。为了搜刮民财，官府在贷款处开设酒铺和娱乐场所，引诱农民子弟整日呆在城里，用贷到的款消费，以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贷款的农民到期付不岀本利就得下狱坐牢。这项新政使农民负债累累，不少人家卖妻鬻（yu遇）子或全家逃亡，监獄爆满。青苗法摧毁了不少农夫的身家性命。王安石变法，一心只想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却釆取一种激进的“休克疗法”，不考虑促进农业生产，只想加税和收利，由此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难，王安石都瞒着皇帝。几年后，王安石变法的恐怖情景，被监上安门郑侠以图画的方式呈现在神宗皇帝面前。画中记录了难民饥寒交迫，在大风雨中流浪，半祼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的被拴着铁链搬砖负柴来缴税。皇帝看了郑侠的《流民图》，也不禁落下泪来。

神宗和王安石实行变法推行新政，在朝中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贯穿北宋后期的党争由此开始。一边是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和吕惠卿、李定等“新党”改革派，一边是司马光、韩琦等元老重臣的“旧党”反对派，以及苏轼、苏辙兄弟。

苏东坡不能苟合王安石的激进变革，也反对神宗皇帝对“旧党”老臣的打压。当时，苏轼任判官诰院，虽然位卑权小，但他两次上书给皇帝，极言新法之为害。他告诉皇帝，全国都在反对皇帝，官府不可凭借权力欺压人民。苏东坡警告说，皇帝若以为专权足以成事，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最后写道：“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昩死上对”。递上这篇万言书后，苏东坡打算挂冠而去。他面见神宗皇帝，奋不顾身地劝皇帝改变主意。他知道，这一次自己即使不遭大祸，也会被免职。

苏东坡与王安石论战，他最重要的论点就是“君权民授”。农民没有从变法中得到好处，新法恶化了民生，这就不是好法。王安石那时身居宰相高位，自然对这些反对变法的人不会轻易放过。自此以后，这些反对新政和变法的大臣，纷纷遭到打击而被贬引退。苏轼也在熙宁四年遭御史弹劾，被外放杭州，去任了杭州通判。

在那时的社会中，能体察人民的疾苦，替人民说话，当代人也会被苏东坡深深地感动，给他冠以人民之友很自然了。

熙宁四年，苏轼离京到地方为官，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职八年，使他有机会体察到新政下人民的生活。即使是天堂般的杭州，也并非遍地是荷花和牡丹，狱中仍关押着一万八千个欠债贩私的囚犯，以及受牵连的他们的妻女。年年是蝗灾，处处有饥荒。这期间，苏轼写了大量的诗文，有不少是抨击新政的作品，如:“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等等，这是他愤世疾恶为民呼号的声音。

熙宁十年，苏轼刚调任徐州太守，黄河便在澶州决口，洪水直逼徐州城下。徐州百姓慌了，富人纷纷出城逃命。苏轼为了稳定民心，便在城墙上搭了一间小屋，日夜住在里面，指挥抗洪，他对百姓说：“有我太守在，决不让洪水进城”。连天连夜，几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军民见太守如此坚定，才有了抗洪的决心，纷纷投入抗洪，分段严守，终于保住了徐州城。

元丰二年，熙宁变法已推行了八年，但效果非常糟糕，推动变法和反对变法的新旧两派，两败俱伤，王安石和司马光均被解职回家，把持朝政的，是宰相王珪，权御史中承李定，以及御史舒亶、何正臣。这些人都靠推行新政而上台，因此，他们绝不能容忍旧党复出。宋神宗变法遇挫，满腹怨气，很想拿反对派发泄，这些人正好找到了机会。

这年苏轼刚调任湖州太守，依贯例须上表谢恩。他呈给神宗皇帝的《湖州谢上表》，含有批评新党的言辞。联系到那些讥讽新政体恤民情的诗文，终于使他惹祸上身。

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月，苏东坡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捕，被朝廷派来的人五花大绑押解至京城，关押于御史台监狱。李定他们给苏轼罗列的罪名是讥讽朝政，诋毁圣上，罪当该杀。此案后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案”。此案惊动朝野，一大群人，上至朝廷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县官，都参与到对苏轼的诋毁和围攻中。实际上，诬陷苏轼的所谓“罪证”，全都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出于对苏轼的嫉妒，用苏辙的话说，就是“苏轼何罪？独以名太高”。

但是，“新”“旧”两党都有人出来替苏轼说情，如王安石及其弟王安礼就对神宗皇帝说，大宋之纲从不对文人以言定罪，陛下若杀了苏轼，就得背负昏君的历史骂名。就连当朝太后也出来奋而阻拦。

神宗皇帝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免了苏轼的死罪，削去官职，贬谪流放。这场冤案，让苏轼险些丟掉了性命。

在狱中关押审讯四个多月后，苏轼出狱，被贬谪到黄州。

为了减轻人民的苦难，为了伸张正义，苏轼忘躯为之，将生死祸福置于脑后。苏轼流放黄州时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忠肝义胆：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苏轼流放黄州四年之后，元丰七年，神宗皇帝五路伐夏失利，改革意志消沉，有意疏离改革派，深悔自己责罚反对派太重，便下令将苏轼由黄州量移至汝州。这时的苏东坡，已有心远离政坛，归隐自然。苏东坡请求朝廷让其暂居常州，得到准许。于是，他在太湖之滨的宜兴买了一个农庄，种了水稻和柑橘，过起了农人的生活。这期间，他倾其所有，花五百缗（min民，一缗为一千文）在荆溪边买了一栋房子，打算搬进去住。一天月夜，他在村中散步，经过一间茅屋时，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哭声，他推门进去，发现一个老太太在屋角哭泣。问她为什么哭，老太太说，我有一栋祖传一百多年的房子，逆子不肖，卖给别人了，把我安顿在这茅屋里。明天就要搬出一辈子相守的老宅了，所以哭。岀乎意料，苏东坡发现老太太哭的房子竞是自己花五百缗买来的房子。他当即拿岀卖契，当着老太太的面烧掉。第二天，他叫来老太太的儿子，要他让老母搬回故屋，却压根不提退钱的事。苏东坡两手空空回到城里，房子没买成，钱又少了五百缗。当时，苏东坡的生活非常拮据，“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初一，他拿出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摘取一份来用。但他对有困难的人民，却非常慷慨。

苏东坡在杭州为官时，为杭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有一个年轻人因欠债而被告官受审，苏东坡要他说明原委，年轻人说，我以制扇子为生，去年家父死了，欠了不少债，今年春天又连连下雨，天气阴凉，扇子卖不岀去，所以无钱给绸缎商还债。苏东坡内心很是同情这个人，对他说，拿二十把扇子来，我替你想想办法。苏东坡在他的二十把扇子上逐一提字赋画，说，拿出去卖了还债吧，每把至少卖一千钱。那人一岀衙门，身边早围滿了百姓，大家争相以一千钱买一把留有苏轼墨宝的扇子，不到一个时辰全卖光了，那人没想到这么幸运，连连向苏东坡拜谢不止。

有一个老书生(五十二岁的苏轼称其为前辈)从乡下赴京赶考，缺少路费，便带了两大包纱沿途出卖仅作盘缠。为了逃税，便在包裹上写明:收货人京师竹竿巷苏侍郎(子由)，托运人苏轼。被税务官识破，押到苏轼面前。苏轼问：你为何盗用我的名义？书生说，我想全天下最有名的学者就是你们苏氏兄弟，所以就冒用了你们的名字。苏轼听后哈哈大笑，干脆扯掉原来的标签，挥笔重写了一个标签，仍是收货人苏子由，托运人苏轼。另给苏子由写了一封便签，让那人一同带上，并说:前辈，这回就是抓到皇帝老子面前也没有关系。明年考中，别忘了来我家吃饭。老书生感动万分，衷心道谢。第二年果然考中，回途中特意向苏轼道谢，苏东坡留他在家中款待好几日。

宋哲宗元佑四年，苏轼第二次在杭州为官，任杭州太守。这一年，杭州爆发瘟疫，医馆药铺乘机哄抬药价。那时的杭州有五十万人口，百姓缺医少药，病死无数。苏轼就叫人抄了许多药方，四处张贴，以便人民抗疫治病。他还拿出自己多年积存的五十两黄金，苏夫人也捐出自己的首铈，在杭州建了个官立医院——“安乐坊”，救治了一千多个病人。苏东坡还治理河道，修整了全城的六口水井，解决了杭州居民吃水的问题。最值得杭州人提及的是，在苏轼做杭州太守时，他设计治理了西湖，使杭州得到了“人间天堂”的美誉。西湖的“苏堤”就是因为它的建造者苏东坡而得名。在咏西湖的诗句中，苏东坡的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千百年来独占鳌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抺总相宜”。杭州赢得了苏东坡的青睐，苏东坡也赢得了杭州人民的爱戴。苏东坡被捕时，杭州人纷纷在街上设龛祭拜，替他消灾。苏东坡对杭州建树极多，在杭州人心中留下了不朽的回忆，直到今天，当你走上西湖，或登上凤凰山，或到茶館喝茶，都一再听到本地人自豪地提到苏东坡，而你若点破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而不是杭州人时，他们就会大不高兴。

在苏东坡任杭州太守之前，由于天灾人祸，三吴大地已是繁华不再。到了元祐六年，形势急转直下，苏杭已从人间天堂变为人间地獄。由于王安石新政的遗祸和水旱灾害，几十万人遭到毁灭。苏东坡到了杭州，马上上表朝廷，请求朝廷赈灾，防止饥荒扩大。然而，他的要求，却被奸臣污蔑为夸大其辞不予理睬。苏东坡上表要求免除或延缓青苗法时农民欠下的债务，也没能成功。老百姓一年四季都是朝廷的债务人，欠债下狱，举家逃离。灾情严重，灾民成群结队向北方逃难，途中只能吃树皮和麦麸。流宼滋生，抢劫频发。苏东坡预言往后形势会更加严重，到时候会有更多难民逃离江南。苏东坡整夜睡不着，想方没法去救济灾民。苏东坡的上表，他等了许久也没有音讯，他只好再上一表去问，户部回复说表章丢了，叫他再报。人民的疾苦就这样被漠视。到了元祐七年，饥荒愈加严重，杭州、苏州、湖州居民死掉半数以上，大批难民越过长江逃荒。洪水虽然已退，但“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腊”。照苏东坡的估计，即使朝廷现在全力帮助，这些地区也要十年才能恢复。苏东坡义愤填膺，再次上表，如芒陈词说：“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摧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

元祐七年七月，苏东坡的建议被摄政的太后恩准，下诏颁行。农民所欠官府债务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但是，人民却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绍圣元年，年幼的哲宗拜章惇为相，将自己的老师苏轼贬谪惠州。绍圣三年，惠州失火，全城都烧毁了，朝廷为重建而乘机向民征税。苏东坡站在惠州街头，看到农夫将一车车米谷载运城中交税，官府却不肯收。苏东坡上前询问，方知粮价太低，官府只要钱不要粮，而且税款仍按往年高粮价折算，农民只得低价卖谷换钱交税，欠一斗粮税，须卖两斗谷才交得出来。苏东坡闻之愤之难耐，痛斥官府“害民又甚于火矣”！苏东坡虽失去权位，只是惠州平民，但他还是写了一封长信给提刑官程之才，求他去和税吏谈判，建议朝廷按市价来收税。经过苏东坡的呼吁，三个税吏终于同意联合向朝廷呈请，惠州人民齐向苏东坡感恩不尽。

苏东坡一生写下了许多描写劳动人民的田园诗歌，对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他写的《吴中田妇叹》(见附记)，与白居易的《观刈麦》《卖炭翁》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诗人人民之友的品德。

现代人当牢牢记住苏东坡这个人民之友

【人道东坡】

苏东坡集儒、释、道于一身，襟怀苍生，包容，唯善，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有一句名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小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东坡调任密州太守。这时，王安石已被罢官，虎狼一般的恶相吕惠卿得势，他在“青苗法”的基础上又设置了免役税，原来可以免除兵役的无丁户和独子户，也要缴纳免役税。密州本是一个贫穷之地，苛捐杂税使百姓愈加痛苦不堪，孩子养不起而丢弃荒郊，苏东坡在一首诗中说“洒泪循城拾弃儿”。儿童在路边奄奄一息，苏东坡饮食难下，洒泪施救，一连拾救起了三四十个弃儿，并把他们安顿在自己家里。

元丰三年，苏东坡岀狱谪居黄州，当地的溺婴习俗让他大为震惊。当地习俗，人家只生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苏东坡“闻之酸辛，为食不下”，他即刻写信给鄂州太守朱寿昌，请求定律严禁，并自己成立“救儿会”，向富人募捐，救助这些孩子。他说，若一年救下一百个儿童，也就功德无量了。

王安石是苏东坡的政敌，推行新政时与苏东坡势不两立。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曾著文斥责王安石，“穿着囚徒的衣服，吃着猪狗的食物，面孔象家里死了人一样，却在那高谈《诗》、《书》，大凡做事不近人情的，少有不是大奸大恶之人”。苏轼却认为父亲对王安石的指责太过份了。王安石变法遇阻，在朝中又受到吕惠卿的诬陷，失去了神宗皇帝的信任，儿子也受牵连得病而死。因此，王安石开始对政治和人生感到了失望。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辞官归隐。可苏东坡对王安石却不计前嫌，在他从黄州迁居常州的途中，特意绕道江宁(南京)，专门去探望王安石，与他长时间谈诗论佛。

章惇，年青时曾是苏东坡的朋友。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启用章惇为相。但这个卑劣小人得势后，即刻开始迫害苏东坡，三年之内连下六道昭命，一次次将苏东坡从三品的翰林学士兼定州知州，贬到九品的琼州别驾，他在把苏东坡从河北定州赶到岭南后，仍不罢手，再一次把他赶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島。苏东坡的早逝与章惇有直接的关系。元符三年，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向太后摄政，章惇被罢免宰相，苏东坡被赦。东坡在从海南北返的路上病倒，到镇江时病情加重，闭门谢客。章惇的儿子章援知道父亲曾迫害苏家兄弟，又听说苏东坡回来可能再度当政，便迫不急待欲见东坡，未果，便写一信给苏轼，表示自己的担心。章惇以为苏东坡回来后有心报仇，却错了。苏东坡看信后回复一信，说:我与丞相有四十余年交情，中间虽有稍异，但丞相年高被贬海隅，十分关怀，再提以往之事又有何益？你的担心，必是误听，某今病重，生死未卜，你且不用担心。

读到这里，你的心是不是都在颤抖？世上之人，有谁，能把自己的生命底线，和盘托出交给自己的致命政敌？这世上有如此磊落和卓绝的心灵吗？只有苏东坡。

苏东坡的政治生命多半生都受到政敌的打压，但他心中却没有敌人，不会记仇，更不会去恨什么人。苏东坡给章惇的这封信，和他写给朱寿昌反对杀婴的信，以及元祐七年要求免除穷人债务的表状，都是他人道主义的典型范例。

△朱之藩《东坡履笠图）



杭州灵稳寺 摄影: 如月

［文学、绘画、宗教和歌伎］

元丰三年（1080年），苏东坡岀狱，贬居黄州。虽然是贬居，苏东坡却得以远离政治中心，融入自然，洒脱旷达地在这里过了四年神仙般快活的日子。黄州虽是贫瘠的小镇，但他有农田可耕，衣食无忧。他有一群朋友和万缕闲情，风光、月色和美酒混合成强大的魅力，激发岀诗人无限的想象力，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怀，象蓬勃而出的霞光，可以尽情地表现岀他的文学才能。黄州是苏东坡文学创作的圣地。苏东坡留传存世的词文有七千八百多首篇，而在黄州就写出了他一生中四分之一的文学著作，包括四篇经典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记承天寺夜游》。他的文学成就在黄州期间达到了顶峰。

也有学者认为苏东坡在黄州的日子没有那么悠闲和愜意。例如余秋雨在其《黄州突围》中说，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家人不在身边，原先的旧友大多避而不联，精神上孤独无告，一代名士混迹于渔夫樵人之间，痛苦不堪。现实也正是这样，初到黄州，东坡刚逃过一死，但仍心有余悸，他与友人通阅的诗词文章，后面都要注明“不以示人”。这在东坡那首《卜算子》里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清冷、孤独、不平、不安：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苏轼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息，寂寞沙洲冷。



余秋雨说，东坡在黄州的这些诗文，是一种挣扎和超越。

苏轼死里逃生，灵魂震憾，他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但苏轼终究是超越和创意的大师，他善于因缘自适，初到黄州时的孤苦，很快就被他精神突围，他在东坡冒雪盖起了五间茅屋，起名“雪堂”，开垦几十亩荒地耕种，自称“东坡居士”，并重又结交了许多朋友，有农夫、农妇、酒监、药师、郎中，甚至还有黄州武昌太守。过去的旧友，如米芾等，又特意来拜访于他；新来的流放官员，如张怀民等，很快就成为他月下信步的知己。一首《定风波》，将笼罩于东坡头上的阴霾一扫而空：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黄州，这个荒蛮流放之地，在苏轼这里，就能“春江水暖鸭先知”；就会“此心安处是吾乡”。从他的《卜算子》，到他的《定风波》，我们看到，一个笑傲风雨的苏东坡又回来了，“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确信，苏轼正是在黄州实现了他的蜕变，成为了后人膜拜的苏东坡。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黄州，在黄州的赤壁，为何能诞生出那么惊天动地的文学巨著来。

苏东坡文章汪洋恣肆，其诗清新健朗，词开豪放一派。其书法奔放流暢，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黄州寒食帖》，被誉为中国三大行书之一，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苏东坡的绘画，在北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给中国绘画艺术带来永恒的影响。其画作讲求神似，喜画怪石枯木。他与北宋画家文同一起，开创了北宋的“文人画派”。苏轼的“墨竹画”非常出色，他总结画竹理论时说：“画竹，必先得成竹干心中……”——“成竹在胸”，就是苏轼文人画中的代表性风格。

除了文学、书法和绘画，苏东坡与和尚、道士和名伎都有诸多交往和友谊，由此构成了他多面的精彩人生。

苏东坡眼中感官的生活和灵性的生活是同一回事，以诗意哲学化的人生观来看并没有什么冲突。有了诗，他热爱今生，不可能变成禁欲的和尚。有了哲学，他十分明智，心存远方，不会沉沦在“魔鬼”手中。他不会弃绝青山绿水，也不会弃绝美人、诗歌和酒肉，但是他有深度有品格，不可能染上纨绔子弟肤浅庸俗的习气。

苏东坡一生与多名和尚道士有着极深的友谊。他在杭州、镇江、南京、庐山都结交了许多和尚，其中惠勤和参寥都是著名的诗人兼学者。他晚年先被贬居岭南，后被贬往海南。北宋时期，这都是未开化的荒蛮之地，路途遥远，瘴孽横行。他在太湖的家人很久没有他的消息，心里很挂念。这时，苏州定慧寺僧人卓契顺特地步行两千多里去给东坡传送家书。卓契顺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抵达惠州时面孔晒得黢黑，双脚长滿老茧，苏东坡很是感动，特书陶渊明《归去来辞》赠他，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另一位叫陆惟忠的道士，跋涉数千里地专程去看他。道士吴复古在二年之内一直在惠州和高安之间来来去去，充当东坡和家人之间的信使。

苏东坡时代，因为官家夫人和小姐不能参加男人的社交活动，所以盛行歌伎，官员和文人酒宴，常有歌伎坐陪。这些高级歌伎，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些名伎本身就是诗人，她们对诗歌的发展和传承起着特殊的作用。(台湾学者蒋勋认为，北宋这时的歌伎与传统的娼妓有很大的不同。)

苏东坡是大文豪、大诗人，且性格豪爽浪漫，自然不拘一格。苏东坡一生参加无数名伎的宴席，经常在这些艺人的披肩或香扇上提诗，有些艺伎往往因此而走红。有一两个很优秀的艺伎，苏东坡曾劝她循入佛门。总之，苏东坡并没有什么绯闻传岀，这与他的人品格调高尚有关，也与他有一个十分贤慧明理的妻子有关。

王弗画像

【二妻一妾和太后】

苏东坡的一生相当坎坷不平，但却不是悲剧。这都与他一生中遇到的女人有关，女人都是他的保护神。

苏轼十九岁时，在家乡四川眉山，娶了他老师、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小姐为妻，那年王弗十六岁。四年后，王弗随苏轼赴京上任。王弗性格端庄、严肃，聪颖、文静，体贴丈夫，孝顺父母。她知道自己嫁了一个年轻英俊的知名诗人，尽力做他的贤内助。苏轼读书时，她就坐在他旁边听他读。苏轼会客时，她就立在屏风后仔细倾听。苏轼待人唯善，自以为“世间无恶人”，对人缺乏防备，王弗却善于识人认人，她经常提醒夫婿，要特别提防那些对你表现过分亲密的人，要“君子之交淡如水”。可惜的是，王弗只陪同苏轼十一年，宋英宗治平二年，二十七岁的王弗，于京师汴梁病逝，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儿子苏迈。苏轼跋山涉水历时一年，将她的灵柩运回眉州，安葬在自己母亲的墓旁，亲自为她写了墓志铭，并在附近种植了三万棵松树以寄托哀思。王弗去世十年后，苏东坡写了那首“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悼亡词，寄托自己滿腔的哀思，文意凄美，为后人留下不尽的叹息。

苏东坡的续弦之妻王闰之，是他原配妻子的堂妹，比苏东坡小十一岁，人称二十七娘。她在十年前就认识苏轼，对苏轼十分景仰。王闰之不象王弗那样能干和强势，她性情温和，温柔顺从。她是苏轼政治上最活跃时期的伴侣，尽心尽力抚养她堂姐的孩子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分享他一生所有的起伏荣辱。她是进士的女儿，会读会写，却甘願替他烧菜煮酒。宋朝后期，官场奢靡之风盛行，官员文人经常留连于坊曲之间。宋徽宗夜访名妓李师师，严肃的名相范仲淹和司马光，以及欧阳修，都曾留下咏伎的情诗。依“奉旨填词”的宋代浪漫词人柳永的描述，“偎红倚翠”“浅斟低唱”，乃是文人士大夫的平常生活。苏东坡也不例外，他也参加名伎的宴席。他虽在宴席中尽情玩乐，十分随和，却没有和任何一位歌伎有过风流韵事。王闰之知道她自己没法影响他。苏夫人聪明贤慧，她不想用错方法，把丈夫逼到妓女怀中，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妻子甚至皇帝都无法阻挡的人，她釆取明智的作法——充分信任他。她知道丈夫有千万本书要读，而妻子的责任是建立一个家，养育孩子，陪他过一辈子，甘愿在丈夫郁闷烦躁的时候向他进一杯酒。元祐七年，苏轼官拜礼部尚书，正是他人生之高峰。这年，苏夫人曾陪皇后祭拜皇陵，享受到贵夫人至高的荣耀。第二年，苏夫人却因病去世。王闰之陪同了苏东坡二十五年后离去，她把苏轼往后开始的惨淡岁月，交给了苦命的王朝云——她在杭州做通判夫人时买的一个十二岁的侍女，后来在苏东坡的生命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朝云大约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王闰之让苏轼收朝云作妾。朝云是钱塘人，秉具江南女子细腻温柔之秉性，聪明多艺，虽不喜粉黛却非常美丽，苏东坡的朋友秦观曾写诗赞她“美如春园，目如晨曦”。在苏东坡一生所遇到的女人中，她似乎更了解他，只有她，才能说苏轼“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做妾第二年，朝云生下一儿子，起名苏遯，苏东坡为朝云的儿子作诗一首：“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惜此儿未能随愿，在朝云随东坡从黄州迁徙九江的途中于南京夭亡，当时只有十个月。失子之痛令朝云痛不欲生，东坡在一首诗中写到:“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从此朝云再无生育。苏东坡晚年流放惠州，仆婢星散，只有朝云陪伴在他身旁。朝云深懂苏轼宦海沉浮、天涯漂泊的苦闷与无奈，每当吟唱起《蝶恋花》中“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句，便会泣不成声。离开京师那一年，苏东坡五十七岁，而朝云只有三十一岁，但白发红颜，情深依旧。朝云与他共度时艰，一同颂经炼丹盖房。这时的苏东坡和王朝云，都笃信佛教和道教，他们分床而居，一心炼丹，以求长生。只可惜房子刚要落成，朝云却染瘟疫而亡。朝云跟随苏轼二十三年，由侍女、待妾，再到他的精神支柱，苏东坡对她很是爱慕，常把她称作佛经中的“天女维摩”。朝云死后，苏东坡极为悲痛，亲手将她葬于惠州西湖孤山栖禅寺松林中，并由栖禅寺僧人筑亭覆盖，亭依禅语取名“六如亭”。苏东坡为朝云写了墓志铭，并写了《悼朝云》、《丙子重九二首》，评价她是“敏而好义，忠敬如一”。尤其是那首《西江月·梅花》，用梅花来比喻长眠于地下的朝云，令王朝云的形象因梅花而被后世咏传:“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花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己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朝云死后，苏东坡决心晚年就定居在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没想到，他写的两行诗又招来横祸。“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这两句诗只是描述他在春风中小睡，聆听屋后寺院钟声的情景。但章惇读到这诗，就说，“原来苏东坡这么惬意！”于是，颁布谪令命苏东坡再谪海南。

苏东坡在李定执政时，遭诬陷入狱。章惇执政时，被划归“元佑党”，一次次遭贬。而在他每次人生的低潮，总会得到一位太后的荫庇。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东坡在湖州太守任上，被御史李定、舒亶弹劾，因“乌台诗案”遭逮捕。全城百姓岀来送别，“泪如雨下”。李定列岀四条理由，说苏东坡该杀，神宗皇帝犹豫不决，苏东坡的生命危在旦夕。这时，病况沉重的曹太后（仁宗皇后）却坚定支持苏东坡。当时，神宗欲大赦囚犯为太后祈寿，太后狠狠地说:“用不着赦免那么多囚犯，只放了苏东坡一个就够了！”太后临死对皇帝留下遗言，说：“我记得苏氏兄弟中进士时，仁宗先皇对家人说，他为子孙得到两个相才而高兴。现在苏东坡因写诗而获罪，这全是小人陷害他，他们在他的政绩上挑不岀毛病，就想用他的诗来定罪。你可不能冤枉无辜，天神会动怒的！”

(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由于太后的遗言，再加太后驾崩大赦，苏东坡岀狱，被贬往黄州，方才躲过一劫。

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十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英宗皇后）摄政。高太后坚决反对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高太后罢新法，任司马光为宰相，并起用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苏轼、苏撤等一批反对王安石新政的大臣（元祐大臣），史称"元祐更化"。自此，一年多之内，苏东坡便从七品的登州太守，跃升为六品的起居舍人、四品的中书舍人，最后成为三品的翰林，任哲宗帝师，并先后任职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可是，到了元祐八年，东坡妻丧，高太后驾崩，东坡的两个保护神先后去世，苏东坡的命运全面逆转。这一年，宋哲宗亲政，再度为新旧党争翻案，一夜之间，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开始了。

宋哲宗拜章惇为相，“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佑朝臣”，开始对元祐大臣疯狂报复，先后处罚了八百三十多位元佑大臣，并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昭示全国，就连已经死去的司马光，都差点被鞭尸，他写的《资治通鉴》，也差点被焚毁。

苏轼在旧党中算不上位高权重之首，但受到的惩罚却是最重的。这可能与他曾岀任哲宗帝师有关。宋哲宗年幼继位，一直被祖母高氏压制，对旧党产生逆反心理，也一直对苏轼这位老师心存怒怨而衔恨不业。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东坡被贬往岭南英州（今广东英德）任知州。年近六旬的苏轼，一路向南，跨山涉水，跋涉上千公里，历尽磨难。还未到达英州，追加圣旨又到了，又将他贬到惠州，任宁远军节度副使，并不得签署公文。

这样的打击，并没有击倒苏东坡。他和朝云在惠州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虽然无权干政，但他却一直劝说当地官员为民多办实事。上至地方官员，下至文人百姓，都与他交为朋友。东坡那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惠州一绝》，就是他甘願客死惠州的心情流露。

然而，他的政敌不会让他如此惬意。三年后，章惇又将六十二岁的苏东坡流放海南。 苏东坡辞别了惠州的父老和执友，抛下了命丧岭南的杭州女子朝云，渡海南行。来到海南岛后，苏东坡近乎绝望，“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苏东坡的困苦可想而知。苏东坡心灰意冷，他以诗自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但是，苏东坡还是顽强地从绝望中走了出来。他很快总结出了一套养生秘籍，称为“谪局三适”：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

他上山釆药，为民行医，开凿泉水，酿酒种菜，而且还发现了无比珍贵的海南沉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把自己珍藏的一块上好沉香，寄给千里之外日夜思念的弟弟子由，不但谱写了一曲兄弟情深的佳话，还使海南沉香声名大噪。他以文会友，授书讲学，一此仰慕他的人很快聚集在他的周围。自此海南教化日兴、人文日盛。

世人说:流放海南，乃东坡不幸海南幸也！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向太后(神宗皇后)摄政，被迫害的元祐大臣全部获赦，苏东坡才得以离开儋州，返回常州。

六月二十日，深夜，苏东坡离开儋州北返。船航行在大海上，风停雨晴，明月如钩，遥首北望，北斗低垂。东坡心情舒畅，他的人生又充满了希望。“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归途中，东坡翻越大庾岭，在岭上遇一老者，向东坡道贺。东坡说自己实乃九死一生，于是写诗一首赠于老人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是呵！宋代贬谪岭南的官员和文人有四百多人，大多都一去无回，苏东坡却回来了。

一轮红日依旧从东山升起。苏东坡从海南归来了，他没有过多的窃喜，也没有丝毫的憎恨，他这时的人生，就象一瓶陈年老酒，失去了辛烈，只剩下醇厚和浓香！烟雨飘忽聚散，江潮自来自去，禅理入心，无念为宗。归途中，东坡把自己的人生总结，用一首诗，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苏过：

《庐山烟雨》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庐山的烟雨钱塘江的潮啊！若无缘一见，便觉千般遗憾，见了，还是庐山的烟雨和钱塘的潮。“是——不——是”？是啊！）

苏东坡离开海南北返的消息轰动各地，沿途所到之处都有人在等着欢迎他。他在广州与儿孙汇合，共有三十多人，打算到常州去住。可是，苏东坡在走到仪真时感染痢疾，自行服药后坚持走到常州，病情愈发沉重。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苏轼，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苏东坡去世二十六年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陷汴京，徽钦二帝被虏北上，北宋朝覆亡。



王闰之与王朝云

【后 记】

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南宋的孝宗皇帝坐在杭州的行宫内，阅读着苏东坡的作品。读着读着，掩卷长叹，说，“叹异人之间岀，惊馋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

他钦佩苏东坡的大无畏忠心，感叹他气节的伟大和文采的精美，叹道：“元祐之学，眉山之书，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耳！”

于是，他下旨，谥封苏东坡“文忠公”的荣衔，并赠太师的官阶。

苏东坡在死后七十年，盛名和地位达到了最高点。

苏东坡画像

［尚无结尾］

苏东坡对写文章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论述，他说：行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p009）。动笔和收笔，都如“行云流水”，揭示出文章和修辞的规律。只要能忠实、诚恳、妥当表达，魅力和美感自然存在。

现代互联网使写作变成了一件有趣且姿态横生的事，只要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无需岀版社，你就可以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和粉丝，得到成百上千的点赞和评价。本随笔尚无结尾，有新的感悟会有新的美篇，如果喜欢，可到下面链接处再会。

人长久 共婵娟

惠州孤山朝云墓，清嘉庆年间重修，人称天下第一苏迹

［ 附 记 ］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性格鲜明，形象饱滿，可亲可敬。不可理解的是，一部描写中国古代大文豪，涉及大量古诗词和文献的著作，竟然是以英文写就，也许林先生是个语言学家，曾以此两次获诺贝尔奖提名。但这可苦了中国台湾省翻译家宋碧云女士，其付岀的辛苦可想而知（译序）。

苏东坡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他一生极喜好登高、旅游和观竹，他那首“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诗句，至今脍炙人口。他还是位好厨师，喜欢自己煮饭菜，他煮鱼的方法(东坡五柳鱼)至今在民间还很普遍。贬谪黄州时，他把炖猪肉的方法写为《猪肉颂》，做出的“东坡肉”，至今仍是民间的一道名菜。

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161)

唐代诗人杜牧诗“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滿枝”和唐代女诗人杜秋娘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对苏东坡触动很深，他引用这两首诗中的字眼，写了一首，据说是苏东坡怀念初恋堂妹的诗：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荫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

（121）

王安石欲行新政，见诸臣排之者众，乃引用吕惠卿、章惇、曾布、韩绛等奸邪附己之人为心腹，由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法，相继并兴，号为新政。行之天下，而民不聊生万民愁怨矣。

《二十六史通俗演义》371～372页。

时帝坚意用安石行新法，万民愁怨，于是司马光、苏轼、苏辙、欧阳修等前后相继上疏，极言新法之为害，请复祖宗之旧法，上皆不听。于是诸臣纷纷相继引去，或加贬。安石性执拗，巧为文饰，持新法益坚。会岁饥，征敛苛急，东北流民，每风沙霾噎，扶携塞道，赢疾愁苦，身无完衣，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监上安门郑侠乃绘所见为图，发马递上之。而吕惠卿、邓绾诋侠为狂夫，治其擅发马递之罪，下之狱，窜之英州，而新法复行如故。苏轼托诗以讽朝政，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为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所奏，下之狱，以为诋谤朝政，欲置之死。曹太皇太后违豫中，闻而为帝言之，乃得免。

《二十六史通俗演义》372页

苏轼《吴中田妇叹》，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与白居易《观刈麦》《卖炭翁》，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岀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茆苫一月垄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滿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陈慥是苏东坡可以随时开玩笑的朋友，在一篇戏谑诗中他写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有一次朋友在黄州为他饯行，席间一歌妓请他在披风上题诗，他漫不经心地写下了“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李琪因此成为文学上不朽的人物。

苏东坡四十岁任徐州太守期间，诗名不断增高，欧阳修死后，他已是全国公认的第一大学者，许多学者都认他为师，这其中，“苏门四学士”张耒、晁补之、秦观、黄庭坚都是后来宋代有名的大诗人。秦观曾写诗而叹：“我独不愿万户候，唯愿一识苏徐州”。

古时，中国文人除了姓氏之外，有一个“名”，专签在书信或官文末尾，有一个“字”，专供朋友写信称呼；还有一个“号”，作为藏书或书斋的名称刻在图章上。“三苏”的称谓是：老苏名洵，字明允，号老泉。长子名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名辙，字子由，号颖滨。

北宋建都于汴梁(今开封)，当时称作东京，外城周长二十一公里，人口过百万，富华甲天下。其繁华程度，在《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斑。东京往西二百公里，是西京洛阳，往东一百三十公里处是南京商丘，在河北南部大名府建立北京。（028）

王朝云雕像，位于惠州六如亭旁。

摄影 菲菲

东坡居士像，位于今海南儋州东坡学院内

苏轼书法真迹《黄州寒食帖》(局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馆。

苏轼书法真迹《李白仙诗卷》，现存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