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德进修之旅 2/4 （1992.11.3 — 1994.5.31）专业进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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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1日，我开始了在位于杜塞尔多夫（Duesseldorf）的Brankamp公司的进修。

杜塞尔多夫紧邻欧洲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鲁尔区，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首府。

Brankamp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生产数据收集系统DC-5000和生产计划系统INTEPS。这些软件已经在许多德国生产企业和中国沈阳鼓风机厂安装应用。公司还有用于工厂自动化方面的一些仪器设计与制造。全公司170多人，1992年销售收入2000多万德国马克，是一个经营得较好的中型规模的公司。

1月上旬，我收到CDG科隆总部的一封信，要求我于1月17日上午到Brankamp公司与相关负责人见面。信内附有一张来回火车票和一张已经付款的旅馆订单。

我最早了解这家公司开发的软件是在沈阳鼓风机厂。1986年夏天，我在华中理工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工程系读研究生的第一个暑假，系里给每位同学发了100元钱出外调研。我选择了首都钢铁公司的全员管理系统和沈阳鼓风机厂的计算机生产管理系统为调研对象，每个公司各花了一周的时间。

1992年上半年，我在对外经贸大学“中德语言培训中心”学习德语的第二学期，德国CDG要求我们自行联系在德国的进修单位。通过往来信件了解到，在沈阳鼓风机厂贴有“德国工程师协会”标签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开发者是Brankamp公司。我直接向该公司提出为期半年进修培训的申请之后，及时收到了他们的接收函。

这一天上午我到达公司后，首先见到了公司第一号领导Brankamp Klaus博士先生。他主要询问了我的学习与工作经历、进修愿望和进修后的打算。

公司开发部两位负责人向我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带着我楼上楼下参观了公司各部门的工作环境，商量了我的具体进修安排。中午，他们陪我在附近中餐馆吃饭，饭后送我到杜塞尔多夫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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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我进修结束时，开发部负责人陪同我与Brankamp Klaus博士先生的告别照。

为了解公司开发的软件，不能不对物料需求与管理、零件加工与车间管理等模块有所认知。Brankamp公司的软件开发平台是基于服务器的UNIX操作系统，用流行的C语言进行多用户、多任务编程。可是，我大学本科专业是工业电子学，没有掌握软件编程知识与技巧。我研究生专业是工业管理工程，仅仅只在撰写涉及美国物料需求计划（MRP — Material Requirements Planning) 的硕士论文过程中用Basic语言编写过一小段程序，对C语言完全不了解。

为让我有一个向人请教和讨论问题的基础，ZAV（德国劳工署）州分部负责我项目的主管人安排我自4月6日起去杜塞尔多夫一个夜校学习UNIX系统，共15个课时；去Essen（埃森）的一个学校学习C语言课，为期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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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也是我进修结束时，与Brankamp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的告别照。

开发部在公司入口左侧。进入第一层办公区，首先是开放的秘书办公室。再往里走，就是设在环形建筑中各软件工程师的办公室。

我所在的办公室原是资料室，仅能放下两张办公桌，与我相对而坐的是开发部一位刚来8个月的大学毕业生Berthold Krajewski，他是部门安排给我解答日常问题的小老师。

环形建筑中各个办公室彼此用大块玻璃隔开，每个人的办公状态全透明地呈现在其他人的注视之中。当我在计算机前看久了屏幕需要休息一下的时候，不好意思东张西望，也不能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踱步，更不便伏在办公桌上打盹。

我在Brankamp公司进修期间，住在杜塞尔多夫市的一个卫星城诺伊斯（Neuss）市。CDG州分部安排我住在一栋公寓楼一层的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单间宿舍里，房间里配有供一人做饭的炉灶和冷藏箱，以及单独卫生间和吸尘器。这里购物方便，离诺伊斯火车站不远。

在去埃森学习C语言的三个星期里，我每天从住处步行10多分钟去火车站乘车，到杜塞尔多夫中心火车站转车到埃森，在埃森换乘地铁到学习C语言的学校，单程需要至少一个半小时。

我参加学习的这个学校是埃森市技术培训中心的一个部门，在这里学习的多数人都是老、中、青失业人员。所谓上课，就是老师给你一本书，安排一台计算机，学员根据自己的基础和需要自行安排学习进度。老师不讲课，只答疑。因此，我每天回到住处，只要还有精力，总要多看看书，准备一些第二天要问的问题。计算机房上午8:00至下午3:30开门，我一般8:30到，除去午餐半小时，我一天持续坐在计算机前的时间总有6个小时。我在学习中的主要困难还是专业语言能力差，加上在C语言上完全没有基础，对老师解答问题时讲解的内容只能听懂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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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这里，极少有中国人往来。我的邻居是一对黑人夫妇，第一天就找我借钱。房间没有电视，在跳蚤市场买了一台过时的黑白电视机。

在去Brankamp公司上班的几个月里，我每天早上7:00出门，在诺伊斯火车站乘7:14的火车，24分钟后在穿过杜塞尔多夫中心车站后的一个中间站下车，再换乘7:46的公共汽车，13分钟后抵达我的目的站，步行几分钟就到公司了，比规定的上班时间（8:00）只迟到5分钟。

公司没有食堂，上班第一天跟随同事去附近餐馆吃了一碗面条也要花8.5马克。此后，我每天的中餐基本是自己带，公司地下室有微波炉和咖啡（咖啡属部门自助型消费，每人月底交15马克），午餐完后，还有一点时间打个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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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巴黎第一次来访的这位欧阳先生是我在国内公司一位同事的表弟，他擅长针灸和中医推拿，常常来德国为人治病。

8月份，我去往伦敦和巴黎旅游了11天。先乘“搭车中心”介绍的便车去了伦敦，住在正在牛津大学学习的好友家里。在伦敦和牛津参观了四天后，乘大巴从伦敦到达巴黎。到达巴黎的那天清晨，欧阳先生开车在约定的地铁口接上我，送我入住我国驻法国使馆的教育处留学生招待所。第二天，他又专程陪同我和另外两位同住在招待所的留学生参观了一整天凡尔赛宫。

我向CDG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分部提出参观两个展览会的申请都批下来了。

1993年4月22至24日，我首先去了汉诺威CeBIT博览会。展会期间，汉诺威酒店爆满，因为我向CDG提出参观申请的提前量太少，他们也订不到住宿（我们出差住宿标准每晚90马克，伙食补贴30马克），建议我到设在火车站的当地接待中心登记，住在愿意提供住宿的居民家里。房主给了我一串钥匙外出了，放心让我随意进出。不含早餐，每晚60马克的住宿条件很不错。

由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举办的CeBIT（Centrum fuer Buero, Information und Telekommunikation）是世界最大的办公、信息和通讯工程类展览会，全面展示具有国际领先地位的数字IT、电信、软件及服务领域的创新成果，主要目标群体是来自工业、批发及零售、贸易、银行、服务业、政府机构、科研单位的用户和所有技术爱好者。

在这个博览会上，我第一次亲见了世界信息工业的发展水平。我还获取了西门子利多富（Siemens Nixdorf）公司和Bopp & Reuter公司拟在中国内地计划拓展业务的信息。

回到杜塞尔多夫之后，我先后向这两家公司发出了前往进修的申请信件。日后，我收到了这两家公司的接收函，并转交给了CDG，确定了我在结束Brankanp公司进修任务的后续安排。

柏林WASSER BERLIN展览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技术和设备贸易展览会，涉及饮用水和污水处理设备，流体机械和废水排放设备，相关水检测、监测和分析处理系统设备等。

由于杜塞尔多夫离柏林的特快列车行程需要六个半钟头，CDG为我安排了来去四天的时间（1993年5月27日至30日）参观展览。

展览会上各厂家展台展出设备的完备程度和参展人员的热情都让人印象深刻。

德国每一个城市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无论到哪一家餐馆坐下，店员送过来的一杯水都是刚从自来水管接来的。相比之下，90年代我国这个行业还很落后，不采取二次过滤措施的自来水根本没办法喝，许多家庭还是从楼顶水箱供水。国内一些行业废水处理的任务就更重了。

我与Brankamp公司员工一起参加过一位同事的结婚聚会。

这位同事在自家院子里搭起帐篷，用啤酒招待大家。席间，听到摔缽子、瓷器的声音，有同事向我解释，打碎的这些器皿碎片能赶走邪灵，给新婚夫妇带来幸福。没想到，德国民族的这一习俗竟然与中国（汉族）的完全不同。

CDG经常组织一些活动。4月份一个周末，CDG组织参观一个位于鲁尔区钢铁厂的活动。已不记得这个厂的产能产量，但记得工厂全部员工仅2000余人。厂区、车间非常干净，不似国内钢厂常常看到的情景。

5月初，CDG在波恩组织了一次关于德国议会民主的介绍会。会议期间安排了半天的城市参观。

波恩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波恩大学有7位诺贝尔奖得主，诗人海涅，乐圣贝多芬，卡尔·马克思，康德拉·阿登纳，尼采，约瑟夫·熊彼特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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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波恩大学里的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年12月13日～1856年2月17日）纪念碑。

波恩是一座坐拥莱茵河美丽风景的花园城市。1949年到1990年，波恩是联邦德国（西德）首都。

波恩在二战期间没有受到大规模破坏，在1948年遴选首都时，它能为政府部门提供最多五百人入住的酒店，以及 “良好的私人住所”，这在当时满目疮痍、缺乏住所的德国十分难得。而且，其交通方便，城市人口仅11万。再者，波恩在英占区内，英国为对德国施加更多的影响，力主把未来德国的首都定在己方占领区内。美国迫于自身占领区的后勤压力，屈从于英国的选择。

5月份，CDG科隆总部负责我们进修的一位处长和另一位主管邀请我们专业相近的四个人（两位中国人外，一位来自印度，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去科隆面谈我们的培训进展，并要求我们定期提供书面汇报。

会后，他们两位邀请我们在一家中餐馆用晚餐。

6月份，CDG组织我们在莱茵河杜塞尔多夫河段上游览。

杜塞尔多夫有8000多日本人和许多日本商社聚居在此。如果说在德国汽车市场上，只有中低收入的家庭青睐日本车的话，在电子消费品市场的摄像机、照相机、音响、激光唱机就完全是日本产品的天下了。

8月的一天，我在这里见识过当地日本人在莱茵河岸边的一次盛大烟火晚会。当地德国人看到天空绽放的各种彩色图案的烟花总在不断惊呼。放烟花之前，日本人穿着日式浴衣在河岸边的草地上，和着高声日本乐曲唱跳不停的时候，却鲜有德国人加入其中。

半年进修实习结束时，公司给我的总体评价很不错。我个人感觉，在个人编程方面没有太多长进，但对公司开发的软件功能和应用条件有了基本了解，对软件的应用菜单能够独立操作，能读懂其中一部分软件程序，甚至我发现了某段程序中不应有的一、两处错误。我还按部门要求，连续一周机械地、枯燥地输入设备数据、人员工时和合同数据，对公司生产数据收集软件进行模拟测试。

在我1993年9月27日离开Brankamp公司的最后一天，我所在开发部领导和部分员工与我告别。

在彼此熟悉后，他们中的好几位都要求我对他们以“你”相称。总用“您”称呼，会显得太生疏拘谨。

公司开发部两位领导、我的辅导小老师和部门秘书陪我在一家希腊餐馆吃告别晚餐。

晚餐结束前，他们拿出一大包礼品给我，其中有团队成员逐一签名的一本德国画册，一盒电视录像带，一台便携式激光唱机和几盘激光音乐唱片。这些礼品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的，让我异常感动。他们也收到了预想的要让我感到意外的效果。

最后，按他们的建议，我用中文题写了“衷心祝愿勃兰康普公司INTEPS系统取得更大的成就，拥有更多的用户！”

我在Brankamp公司的日子至今难忘，这些热情和善的面孔永远留在我的心底。

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在德国城市规模上仅次于柏林和汉堡，拥有宝马、西门子等数十家跨国公司总部和30多万家中小企业。

1993年9月30日早晨，我从杜塞尔多夫乘车到了慕尼黑。我将在这里的西门子利多富信息系统股份公司(Siemens Nixdorf Informations System AG) 下属的《战略计划与市场决策》部门的“领导管理信息系统”团队完成5个月的进修任务。

利多富（Nixdorf）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支持为一体，主要向银行业、零售业客户提供全套计算机主机、外设和软件系统。该公司有数万名员工，仅在慕尼黑Otto-Hahn-Ring 6这个门牌号码下的公司管理层和科研、开发机构就有五、六千人之多。早几年，该公司经营不善，后被西门子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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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1994年2月拍的，我即将结束在这里的进修。那几天慕尼黑下着大雪。

我入住在CDG的一幢有90多套房间的公寓楼里，入住人员大多是CDG旗下各类合作项目的外国人员。公寓楼地下室有两个电视机房，并有洗衣机房。我的房间面积大约16平方米，带有一个人用的厨房和浴室，每天有人做清洁，两周一次换洗床单和被套。与杜塞尔多夫的住宿条件相比，这里的条件好多了。

按CDG的规定，行李在两个城市间的火车运费和我从火车站运送行李到住处的出租车费都可报销。因此，这种搬家并不费多少力。

比较费时的事情是，作为CDG管理的学员在德国从一个城市迁入另一个城市，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去CDG分部报到，并去当地警察局递交户口转移资料，还要去ZAV申办劳动许可（进修实习也是一种工作）。

我正赶上每年九月底至十月初的慕尼黑啤酒节。全市大大小小的酒馆、餐厅都是喧嚷的人群。市中心可容纳 5000 人的皇家啤酒屋（ Hofbraeuhaus）更是人声鼎沸。

1923年，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的“啤酒馆政变”就发生在这里。

慕尼黑郊外的游乐场临时搭起了好几个可容纳三、四千人的大帐篷。每个大帐篷里放有几十、上百张长条木桌和长板凳，大篷的一端还有一个临时舞台，由民间乐队演奏欢乐的民间乐曲。与在布拉格啤酒馆看到的情形一样，高潮时坐在每一张长条凳上的人们手挽着手左右摇摆，也不乏站在凳子上或桌子上手舞足蹈的狂热者。

游乐场里有各种游乐设施。大转轮和海盗船上都是尖叫的少男少女；旋转木马、小马戏团，杂耍铺，魔术表演等吸引了可爱的儿童们和他们的父母。整个游乐场生动活泼，热闹非凡。

游乐场上戴着巴伐利亚毡帽的先生们。

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我手里的摄像机和照相机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影像。

入夜之后，欢乐的人们还在欢乐高潮之中。

我的住处离我上班的西门子公司较近，连同地铁和两端步行到车站的距离只需要半个小时，上午八点半钟到达办公室算是较早的一个。

西门子公司上下班时间完全弹性，你可以晚到，甚至可以下午才去。但是，公司对考勤制度很严，员工每天上、下班打卡进出大楼，月底考核的工作时间总数如果少于规定的小时数，计算机系统一定要扣除相关员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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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来我的住处借宿的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年轻教师。他们结束在德国的专业进修之后来到慕尼黑观光，带着睡袋在我这里睡了两晚地铺。他们的到来，让我的房间在中国春节初一（2月10日）和初二两个晚上充满了喜悦。

这是我所在的“领导管理信息系统”团队的部分成员。除了两位部门主任年龄稍长外，其余的员工都很年轻，朝气勃勃。

他们每周不定期开会布置编程任务，各人分散作业，再定期检查和协调。由于我的专业语言水平和软件知识水平太有限，无法加入他们的讨论。

他们为我制定的任务是学习他们进行系统开发的几个工具软件Fis - Tool，了解数据库语言Informix -SQL和窗口数据库Access，了解“领导管理信息系统”的模块内容，完成Fis - Tool说明文件和“领导信息系统”宣传页的中文翻译。

西门子利多富公司有大公司的气魄，每层办公楼都有一台复印机，图书馆里有几乎世界上所有有影响的专业杂志，复印机的缩微阅读机随便使用。员工办公桌上的电话可通世界各地，但后台对员工国际长途电话有记录。如果是私人原因用了国际长途，员工在月底会主动填写相关记录。我往德国国内的电话和往中国国内发传真不受限制。如果我往家里打电话，部门领导让我用他办公桌上的电话。

工作空闲时，我与这个团队的成员打成一片。中午在利多富院内食堂用餐，我们同进同出。

食堂为几千人同时供应午餐，品种丰富。大家秩序井然地排队结算各自取用的菜品、酸奶、水果等。一餐的费用七、八马克左右，比街上餐馆一碗面还便宜。

我在西门子利多富的团队中与一位（照片中穿红色横条纹T恤）德国小伙和一位荷兰小伙关系甚好。

德国小伙向我诉说过他的失恋痛苦，他与一位漂亮的伊朗女孩相恋多年已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由于宗教信仰和婚嫁习俗不同，在双方父母反对声中被棒打鸳鸯。他还述说他一个本硕连读6年的毕业生已工作5年，工资收入才5000多马克 ，交纳规定的税费和保险之后只剩3500多马克，扣除房租1500马克 ，月工资只剩2000来马克。德国年青人的日常消费都不低，能积攒下来留作度假的钱就很有限了。

在周末，这两位年青同事请我打过台球、吃过晚餐，也带我去奥运村游过泳，还去过一次Disco。我请他们到我的宿舍里吃过我做的中国菜。荷兰小伙酷爱滑雪，他告诉我，滑雪很花钱，除去旅游费用外，置办头盔、雪镜、滑雪服衣裤等一应行头就要花不少钱。购买雪票（包括上下山乘坐缆车的通勤费），租用雪具（滑雪板、滑雪鞋和雪杖）的费用花的钱也不少。

这是我离开之后，这个团队的一次聚会。他们将这些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他们的快乐。

我所在的团队在我的进修鉴定中对我评价不错。我在国内公司没有机会接触Fis - Tool这样的工具软件，在这里用它们绘图、画表、编辑文稿十分方便。此外，我还用Winword、Excel和Designer为团队处理了不少文件，完成了Fis - Tool说明文件的中文编辑工作，以及准备在汉诺威CeBIT博览会上宣传展示的“领导信息系统”的中文翻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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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的“领导信息系统”的印刷件。

进入1993年12月了，圣诞节气氛日渐浓烈。老城区来往行人最多的街区和商家门前或玻璃柜里面呈现各种圣诞装饰。自12月1日，所有商店和家庭都要点燃枞树花环上四根蜡烛中的第一根，等第四根蜡烛点燃的时候，圣诞节就要来临了。

像我们春节一样，德国人的家庭观念与中国人类似，他们都很重视家庭。我所在的办公室12个人中一半都是未婚年青人，他们都要赶回父母家去与父母团聚，有家室的人也会携妻带子去两家父母一处与父母相处几日，或者在自己小家陪陪妻子和年幼的儿女。

在这种背景下，我在这个圣诞节里能做的就是逛逛街、看看热闹，或是在住处看看电视、写写家信。

从我1993年12月18日写回的家信看到，“在12月17日这一天的晚餐，CDG巴伐利亚州分部邀请全州的外国进修人员聚餐。参加人数有近300人之多”。

人的记忆力真是有限的。因为信中没有详细的活动内容记录，也没有找到相关照片，发生在30年前不算小的事竟搜索不到一点记忆了，这么多人是在哪里聚餐？熟识的人中有谁参加了？开餐前有什么活动？谁致辞了？都没印象。

同一背景下的德国女孩

从12月22日在西门子利多富公司开完圣诞节庆祝会至元月7日半个月日子里，许多德国人都在休假。

这段时间里，我所在利多富办公室的12个人中，每天只有一、两个人上班。只要有人上班，我都在办公室呆上半天，做团队交给我还没完成的工作。

1993年12月24日，在CDG组织的圣诞晚会上。

1993年12月26日，圣诞节第二天，CDG巴伐利亚分部邀约慕尼黑地区的各国合作项目人员游览慕尼黑南部100公里的“中部森林”。我们在缆车上俯瞰四周，阿尔卑斯山山地风光尽收眼底。

回到上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我们享用了一份美味午餐和餐后咖啡。

1993年12月31日，在CDG委托一群非洲学员组织的迎新晚会上。

受阿尔卑斯山气候影响，慕尼黑的天气一直都很阴冷。屋顶上，树叶间，无人踩踏的道路上或郊外的田野里仍是处处白雪。

室外阴冷的气候将人们驱赶进室内度过大部分业余时光，热烈的节日气氛更鲜明地衬托出了我们这些异乡客常有的孤独感。为抵消这种负面情绪的冲击，驱除一个人独处时油然而生的寂寞，我除了参加CDG组织的各项活动外，还常找机会与人聚会。

这是与12月入住同一公寓楼、新来的四位中国学员在我房间里的聚会。

元月一日下午，我邀约了一位俄罗斯女士、一位白俄罗斯人、一位尼泊尔人、一位中非共和国人和我对门的中国人在我的住处吃了一顿晚餐。

这是白俄罗斯的先生邀请俄罗斯女士、土耳其人和我共同品尝他带来的伏特加酒。

右一和左一的两位俄罗斯女士邀请大家参加她们在市中心住处举办的Party。

俄罗斯人告诉我，在她们国家当时的汇率条件下，普通老百姓的月收入只有15美元，仅够支付日常消费。如果想把日子过得稍微舒坦一点，必须想办法找第二份工作。

此时，我和妻子在国内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足600元人民币，按当时10或9的汇率计算，每人平均月收入也只30美元左右，仅够维持三口之家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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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中等收入工资水平每月约3000马克，扣除三分之一左右工资收入支付的各种税费和保险费后，双职工四口之家净收入可在4000马克以上。如果用1500马克支付一套条件较好的住房租金外，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他们的子女教育和全家医疗有保障。

德国人也有不少生活在平均水平以下，不能随意消费，但不致居无定所，或为柴米油盐忧虑。当时，德国的穷困线是850马克（粗略计算大概1美元等于2马克）。

虽然，不同国情下家庭收入绝对美元数的高低不能反映真实生活水平的差异，但反映了相对水平的不同。

大家随乐曲轻轻摆动双腿起舞。

1994年元旦之后的一天，CDG科隆总部负责我们专业进修的负责人邀请我们去科隆开“中期总结会”，为我们相近专业的四个人订了两晚酒店，含早餐每晚200马克的房间条件与我第一次去杜塞尔多夫那晚不含早餐60马克的房间条件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天会议主题一是询问我们的进修计划有什么问题或困难，二是确认我们各人进修计划的最后结束时间。会议两个小时结束后，我们被引进一家韩国餐厅用午餐。午餐后，让我们乘坐环城旅游巴士游览市容。晚上，负责人又陪我们看了一场话剧。整个行程安排热情周到。

印度女孩为我们2位中国人和1位埃塞俄比亚人摄影。莱茵河对岸是著名的科隆大教堂。

我对晚上的话剧兴趣索然，主要还是演员语速太快听不懂。出于礼貌，我还是坚持看完了。

在一次聚会上，我与在对外经贸大学一起学习德语的万先生相互举杯。

因为多喝了两杯啤酒引起我的心脏出了毛病。2月4日，我去附近诊所看医生，医生根据我的心电图形态，建议我马上住院观察，并联系了诊所对口的红十字医院。接待我的医生早在医院大门口等候我了，他为我做了复检，服用他开的药后心动过缓，每分钟50次左右，最慢时不足40次。当天是周六，医生安排我住进特护病房。这一晚，有护士专门照顾我和仅隔一张布帘的邻床老太太。护士晚上为我倒尿，早晨为我打来洗脸水和漱口水，送来早餐。周日，我转入带卫生间的单人普通病房，直到当天晚上11点多钟，我的心跳才恢复正常。周一，我佩戴了24小时心电监护仪，按时吃了没有一点味道的病号餐，于周二中午出院。短短四天时间，包括医疗费和病房费，保险公司要为我支付2300马克的费用。

CDG为我们每人每月支付130马克的医疗保险费，全年最高可享受5000马克的费用支出。在德国期间，我还免费种过一颗牙。

在德国境内，慕尼黑离意大利最近。我独自一个人在意大利做了一次7天的旅游。

我的第一站是威尼斯。1994年2月12日晚上10点多钟离开慕尼黑，在德意边境换车于第二天清晨4点多钟到达威尼斯火车站。

2月份清晨的威尼斯异常寒冷，下车乘客都挤在车站里等待第一班水上巴士开航。

这一天，戴着各式面具、穿着各色服装的人们聚集在总督广场周围与各地来的游客合影。威尼斯每一条街巷人流不息。我游荡到晚上八点才回到火车站，从头天晚上到此时，只睡了三个多小时仍感精力充沛，我的心脏也经受了考验。

我在车站啃了些干面包，等待晚上十点半钟的火车去罗马，在罗马用两天半时间参观了那里的主要景点。而后，我还去了维苏威火山淹没的庞贝古城的发掘现场，见到了苏莲托的海岸风光，再从文艺复兴运动中心的弗洛伦萨返回德国，共在火车上度过了三晚。

CDG安排近期将要结束全部项目培训的进修人员参加1994年2月28日在汉诺威举办的一个“结束总结会”。因此，我提前于2月25日离开了西门子利多富公司。

2月25日，我从慕尼黑出发到达曼海姆的时间是中午，CDG的工作人员已在预先为我安排的住处等着我了。公寓楼里的这间房间12平方米左右，有做饭的角落和独立卫生间。房间里的家具都是新置买的。

休息了一天后，我于2月27日中午从曼海姆乘火车到达汉诺威参加“总结会”。

14位参会人员中有9位非洲人、4位土耳其人和我。这个总结会开了5天，延续到3月4日（周五）才结束。会议要求每位参会人员分别总结自己在业务上的收获，CDG和ZAV的主持人还要求大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参会的有些人对自己的进修方向不很明确，或者一味被动等待CDG/ZAV的安排，他们在会上提了不少意见。与他们相比，我前后14个月进修实习的3个单位都是自己联系的，我提出过的每一项要求，都得到了CDG/ZAV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对他们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这次前后19个月语言和业务的进修，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外部世界，长了不少见识……。

会议结束前的招待晚宴。

3月7日，我开始了在Bopp & Reuther 公司的进修实习。

Bopp & Reuther Messtechnik GmbH 创建于1872年，主要从事应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化学和制药工业、机械和设备工程、能源和发电厂、船舶工业、食品等领域的液体、蒸汽及气体的流量测量与分析产品的研发、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安全阀、调节阀、截止阀、控制阀、水位探头、涡轮流量计、密度传感器、电磁流量计、椭圆齿轮流量计、过滤器等。

我所在这个公司是Bopp & Reuther公司的一个子公司，主要产品是用于发电厂的安全阀和调节阀等产品，员工只有220多人，一线生产工人不到一半，年销售额7000万马克左右。公司的产品通过它顶层级的IWKA公司设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分支机构已有面向中国市场的销售。为扩大在中国的销售量，公司正在详细研究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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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与所在公司副总经理Vogt博士先生在他办公室的合影。

Vogt博士原在IWKA任职，调来Bopp & Reuther公司不久，他的家仍在斯特加特市，每天乘高铁往返斯图加特和曼海姆之间。他的妻子早上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送他上斯图加特火车站，傍晚从火车站接他回家。

我在公司的办公桌在副总经理秘书办公室里，秘书办公室与副总经理办公室相通，让我有机会对副总经理的工作节奏，以及秘书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有了直观的了解。

每天早晨，秘书大妈都已提前煮好了咖啡。在公司食堂的午餐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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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结束进修任务、离开Bopp & Reuther公司那一天，秘书大妈匆匆从外回来，手里拿了一个刚买的金发碧眼洋娃娃送给我女儿。

3月份的一个周五，我随Vogt博士乘高铁去斯图加特，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已在火车站门口等着他了。Vogt博士家住一栋小楼，起居、餐厅和厨房在一层，卧房和书房在二层。与一层相连的是一个小院。Vogt博士向我介绍，这个院子里种的鲜花和绿植是他妻子的得意之作。

我在他家稍停留了一会儿之后，Vogt博士开车送我去了一起学习德语的张同学住处，见到了已分别一年同在斯图加特市进修的其他同学。张同学新结识的朋友也来到她的住处。这位女士的丈夫正在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3年11月26日，我按约曾来过Bopp & Reuther公司一次，商定我在公司的进修计划。接待我的公司负责人向我表示，公司有在中国国内寻求合作伙伴的打算。

我在公司生产计划、质量保证和销售部门分别轮转过，也去各生产车间看过，他们所有管理人员都离不开计算机系统，使我对公司安装的SAP企业管理软件的数据处理实效有了亲身认识。

我还按要求完成了调节阀工作手册的中文翻译。公司对我的表现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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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Reuther 公司的理查德（Richardt）先生是我在销售部结识的一位朋友，他手把手教我对安全阀正确选型。一台发电厂用的蒸汽安全阀一、两百万马克，如果选型出错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关于质量把关，我去生产车间看到过检测人员对一台安全阀铸钢件反复进行超声波探伤。在我外行人看来，表面几个半圆形凹陷小麻点不是什么问题，检测人员告诉我，表面可见的小缺陷可能意味着铸件内部存在气泡的可能。如果任何小问题酿成了大灾难，用户的索赔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马克。这是为什么德国公司提供的产品就是人们心中高质量代名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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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和他妻子专程陪同我参观莱茵河中段最美的科布伦茨(koblenz)。

德意志之角（德语：DeutschesEck），是位于德国科布伦茨市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交汇处的一块陆地，建有一座宏伟的威廉一世（Wilhelm I）铜制骑马雕塑。

威廉一世（Wilhelm I）是普鲁士王国国王（1861年1月2日～1888年3月9日在位），1871年1月18日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皇帝，经过三次王朝战争而一统德意志，建立德意志帝国。

他死后因为自身统一德意志的伟大成就，被其孙威廉二世尊为大帝，号称威廉大帝（William the great）。

游完科布伦茨，里查德（Richardt）夫妇邀我去他们在卡尔斯鲁厄的家，让我品尝他们刚买的黑森林蛋糕。

1994年5月，里查德先生陪我乘坐缆车观赏莱茵河两岸风光。山坡上布满的葡萄园望不到边。

1994年3月19、20日两天，我第二次参加了汉诺威CeBIT展会。

在这次展会上，世界各大计算机、办公自动化和通信公司都以最强的阵容参展，来自台湾和新加坡的公司在计算机硬件和多媒体技术方面展示的实力不可小觑。

其中，一个展台上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给我印象最深。演示人员一边弹电子琴，计算机就在一边记谱，不管是多复杂的和弦和变调，计算机系统都能准确辨认。

在Brankamp展台上，我与Brankamp Klaus博士先生和部门负责人以及部门秘书合影。

这是在博览会上与Berthold 和Andrea的合影。

我在Siemens Nixdorf公司展台与刚分别不到一个月的同事合影。

中间这位女青年是我在团队中的日常辅导老师。在我1993年7月16日从杜塞尔多夫专程赴慕尼黑与部门领导见面的时候，是她首先接待了我，并向部门领导大大赞许了我与她的语言沟通能力，并在部门领导结束了与我的谈话之后，带着我去报销往返路费。

在德国，每个企业都有义务和指标接受进修实习人员，并且支付他们的路费。

在 Bopp & Reuther 公司展台上与公司Vogt博士和一位销售经理合影。

日后，公司销售总经理安排一位经验丰富的销售经理带我去拜访了他们在法兰克福的一家客户 — 中石化总公司下属的欧洲分公司。他们期望我现场翻译转达他们加强与客户合作关系的诚意。

离开Bopp & Reuther 公司之前，我答应我回国后，争取尽早与他们在产品销售代理合作中走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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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德国总理科尔访问中国归来，带回了六十多亿马克（29.27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合同订单。这个新闻影响许多德国公司努力寻找中国的合作伙伴，发展在中国的业务。

回想起1992年11月刚到萨布吕肯CDG接待中心，与ZAV主管人员第一次见面谈话时的情景。我说，我在中国国内的公司希望与德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对方当即回答我，德国的投资合作重点在东欧，不会有公司对中国感兴趣的。没想到仅一年的时间之后，中德经济合作机会将要发生大变化。

唯一来自大陆的是中国机械电脑技术公司（MICT）。离开展台前，我们与前来参展的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周济教授和他的两位研究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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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那时我国国力不强，不仅参展的大陆公司少，连直接来自大陆参观展览的人都极少。连续两届CeBIT展会上的中国人面孔大都来自台湾。我遇到一位台湾女士，她所在的公司仅几百人，就将她派来专门参观展览。

几位中国朋友在这次展会上又相见了。

中国人在德国长期居留不论是读书还是工作都很不容易。我在西门子利多富公司认识一位工作年数不短、在他的部门担任一定职务的中国人，相比当时国内的收入水平，挣的钱不算少，但他感概很难融入德国人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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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经CDG批准，我3月21日经汉堡去了德国最北部的基尔市，按约参观了一个五十来人的传感器生产性公司，公司老板是位传感器专家。他陪同我参观、交谈的近七个小时里，向我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产品，并探讨了代理销售其产品的可能性。问题是德国产品价格普遍较高，要能竟争过日本、美国的产品，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要走。

趁回国之前剩下的时间，我还从曼海姆南下去访问过另一家传感器公司，该公司负责人首先拿出乐清地区一个中国公司仿制该公司的产品给我看，十分气愤又一筹莫展。参观完他们的生产线后也谈及了产品代理话题。

还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我随武汉市外办驻杜伊斯堡代表田先生一起拜访过几个公司。我作为国内企业代表，还随田先生一起拜访过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环保局局长及其下属。

5月，正是草长莺飞的时节，我和另一位中国人一起骑车从曼海姆去了一趟20公里外的海德堡。

一路和煦阳光照耀、花香鸟语陪伴，至今我都回味无穷。

骑行途中，与一起过一个小渡船相遇的一群年青人上岸合影。

很快就要离开德国了，我究竟学到了什么？

平心而论，我终究不是专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回到派我出来的公司也不会让我从管理岗位上下来。然而，包括北京两个学期，前后整整十五个月的德语学习和在德国十四个月的专业进修，让我增加了与德国人的语言沟通能力，增长了对德国人和德国企业的个人见识，对我国企业与德国企业在计算机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的差距有所了解……。也许，这些收获会有益于我今后的工作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