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 台 情 深

芳草

茅台，国酒！

国酒，茅台！

这类似广告的语言，根植在我幼小的心灵。记得那是1962年的春天，我刚刚5岁。老父亲去北京参加“7000人大会”，其实就是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中央到县级负责干部共7000多人参加会议。这也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

老父亲从北京回来，带回了一张7000人大会的照片和一瓶茅台酒。老父亲说这张照片上有他的老首长。那瓶茅台是他南下时的老首长送给他的。在这之前，我只是听说过，还没有见过茅台酒。这次见到茅台酒，我有点爱不释手，抱在怀里，舍不得放下。爸爸看出来了，就说，“今晚就喝”。我一听特别高兴。妈妈去弄了两个菜，一个红萝卜干，一个白萝卜干。我虽说不会喝，但却早早坐在了饭桌旁等着。爸爸打开茅台酒的瓶盖，一股酒香溢满全屋。我吃了一块萝卜干，拍着手，高兴地喊“真香”。爸爸妈妈各斟了一杯，爸爸无限感慨地说“南下的那些战友，大半都牺牲了，我们是幸运的，跟着党干革命吧，不然对不起他们呀！”我虽不能全部听懂，但知道爸妈是想起了他们牺牲了的那些战友，我也表现的心情很沉重。爸爸用筷子在酒杯里蘸了一下，抹在我的嘴里，我吧嗒着嘴说“好喝”。爸爸诧异地看着我，“不辣吗？”我摇摇头，这就算是我第一次喝茅台吧。

第二次喝茅台，是在1968年6月，爸爸被周总理保护起来之后。在这之前，我的爸妈做为走资派，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我们也被做为“狗崽子”，送到了乡下。一夜之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和爸妈被分在三个地方，互不相见，信息全无。这年的6月，我正在一个偏远村落的小学上课。忽然，学校的教务主任把我从教室叫了出来，我一脸茫然。主任说有人找我。这时我才发现校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车旁站着两个人。一个年轻一点的，我不认识，一个老一点的，头发花白，有点面熟。正在我犹豫之际，那个老一点的已经大步向我走来，我愣了一下，大声喊着“爸爸”，扑到了那个人的怀里。其实分开才一年多，那个年轻英俊的爸爸哪里去了！一个40多岁的人，怎么会这么苍老。我不由得悲从中来，放声大哭。爸爸抱起我，为我抹去眼泪，大声地说“孩子，我们回家了！”

这天的晚上，爸爸又拿出那瓶茅台酒（因为埋在地下，而幸免被抄走），为获得解放，为一家人团聚而畅饮。这次我有幸喝了五分之一杯。喝酒之前，爸爸倒了满满一杯，放在周总理像前，说是敬总理的。这时我才知道，是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下来暗访，从老百姓口中了解到爸妈的情况。又通过特殊渠道找到爸爸，要爸爸写一个情况反映，寄到总理办公室。结果前后不到半个月，地方武装部部就收到了周总理办公室的批示：“对这样的老干部应该予以保护”。第二天，爸妈就被从牛棚里接了出来，恢复了自由。虽然我们还没有“家”，只是住在地方武装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但一家人能在一起，已经比什么都重要了。这都托周总理的福，是敬爱的周总理给了我们一家又一次“新生”。文革以后才知道，爸爸妈妈只是周总理保护的千千万万个老干部中的一个。

第三次喝茅台，是文革之后，一次爸爸在火车站巧遇南下时的老首长，时任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老首长从随身的军用挎包里掏出一瓶茅台，要爸爸拿着这瓶酒，去看看当年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这次爸爸带着我们兄妹几人一同前往烈士陵园。爸爸郑重地打开茅台酒，满满斟了一杯，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地说：“战友们，我今天带着孩子们，带着老首长的嘱托，看你们来了。战友们安息吧。”爸爸又给我们每人斟了一小杯，要我们喝下。并嘱咐我们，以后每年的清明节都要来看看先烈们。我们点头应诺。从此，一诺30年，年年如此。

第四次喝茅台，是给老父亲过72岁生日。这时的父母早已离休，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日的那天，我从外地赶回家，带着父亲爱喝的茅台酒，也带着父亲一生都没有戒掉的烟—中华烟。我老弟特意给父亲定制了一个大蛋糕。一大家十几口人欢聚一堂，给父亲祝寿。父亲一生坎坷，打过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南下时断了一只胳膊，荣立二等功。解放后，他一直拿着国家给的残废军人津贴。每年领了这份津贴以后，他都会买些祭品，去烈士陵园祭奠那些牺牲的战友。父亲说，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这些津贴应该给他们。解放后，父亲无论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还是在大跃进年代;无论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还是在文革之中；无论多困难，多委屈，父亲都没有动摇过。他常说：“和死去的先烈比，这算得了什么！”

父亲一生第一次过生日，特别高兴。看着满堂儿孙，父亲连喝三杯。嘱咐我们，要光明磊落，踏实做人。我喝下了杯中酒，品味着父亲的话，受益终生。这是我们第一次给父亲过生日，也是最后一次。父亲第二年就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我们。

现在家中还有陈年茅台。可我再也没有喝过。我知道，那一瓶瓶陈年老窖，酿满了先烈志，父母爱，儿女情，成为久久融化不开的情结，传递着、延伸着……不会因岁月的苍老而消失……

本文写于2010年，修改于2023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