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哥

诺爷

　　元月五号早上醒来打开手机，发现夜半侄女发来信息，说她爸可能抗不过这波疫情。向侄女询问了情况后，随即与在北京的二哥联系。二哥乍听一愣：昨天视频中看他还能走路，精神也不错，怎么一下子会发展这么快呢？他说马上与侄女联系，问清楚情况再与我回话。放下电话，我正在想，大阿哥平时只说腿脚已有点不太方便，其它身体器官均无大碍，应该不会有大事情吧？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这边正在为大阿哥祈祷，上午九时余，还没等到二哥电话，侄子那边就传来噩耗，大阿哥在八时许已与我们天人永隔！侄女一声我没有爸爸了！不由人潸然泪下……

我与大阿哥还有很多约定，想慢慢地去经历，说好了我要带他去儿时有记忆的地方走走，我们住的老房子地方、师桥外婆那边的老地方、龙山虞洽卿故居等等……想不到，这突来的噩耗，使本想慢慢享用的天伦之乐戛然而止，成为永远的遗憾！

这几天，大阿哥的形象一直浮现在我脑海。儿时父亲教导我们，大阿哥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中最乖巧、最懂事、而且学习成绩又最好的孩子，希望我们都能向大阿哥学习看齐，并且在我们的亲戚之中，都对大阿哥称赞有加。大阿哥长我十一岁，在我幼时，大阿哥的形象因此更显伟岸。

由于老父亲蒙冤受辱，大阿哥未能上大学深造，读了师范后十九岁便参加工作，带着“包袱”成为人民教师中最憋屈的一员，为父母亲、也为我们整个大家庭挑起了部分生活的担子。刚开始在小学任教师，由于工作努力，不久即成为学校的骨干，并通过自学取得大学学历，最后从中学教师岗位上退休。一生为人师表，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桃李无数，堪称弟妹们的楷模。

一九五九年春，由于当时政策的原因，父亲被遣送回老家。除留下大阿哥、二阿哥在上海继续读书生活外，我们小的三姐弟（姐姐七岁，我不满五岁，弟弟不满二岁）跟随父母亲从上海回到慈溪老家（母亲受此严重打击，在四年后因贫病交加，含恨离开人世），从此开始了我们不一样的人生。

小时候，我们生活在农村，每年就盼望着暑假寒假。这样大阿哥、二阿哥就会从上海回来和我们团聚，这几天是我们最开兴的日子。要回家前几天，大阿哥总会先写信告知父母亲，他（或他们）几号回到家。待我们稍微长大点后，每逢这一天，我和弟弟吃好饭后，就早早地就去三里外的樟树车站接站等候。由于当时我们年龄小，不知道车次等等具体情况，只要站长室的电话铃响起，就有班车到达，我们会跑出去看看有没有大哥二哥下车。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加上当时的火车汽车经常性脱班等原因，许多次我们往往都不能如愿接到，只能失望地回家。有时我们这边刚到家，那边传来大阿哥他们到了。父亲打趣道：只有自来人，哪有等来人啊！

大阿哥他们一到家，就会给我们带来好多吃的及玩具等。上海的伯父、外婆、舅舅、姨妈等一干亲戚，会送给我们一些包括饼干糖果之类等吃的。尤其是外婆，对我们更是爱之切切。面对我们的艰难处境，老人家恨不得掏出心肝来帮助我们。上海的东西真是什么都好吃，就连馒头都是用白面粉做的，哪是我们乡下这黑不溜秋的馒头可比的。更为重要的是，大阿哥每次来都会带书过来，包括他们自己上学读过的书和各种课外书。这在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当时，对我们是多么大的享受。我记得当时他给我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有莫泊桑的《项链》一文，印象非常深刻。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本叫做《少年文艺》的刊物，我想竟有这么好的书，真是百看不厌。每一本我都要从封面看起看到封底包括编辑、装帧一字不落地看过又看。以至到我儿子上学，待他能看书时，我马上连年给他订了《少年文艺》这本刊物直至他小学毕业。

大阿哥、二阿哥在暑假期间，顶着烈日，与父亲一起参加过我们农村的夏季“双抢”生产，赚过生产队的“工分”。也曾和我们一起捕鱼捉鳖，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田沟里用簸箕抓泥鳅，他上岸时被蚂蝗叮满双腿的囧境，至今亦犹在眼前。

“文革”结束后，国家全面恢复高考。大阿哥马上写信给我，要我去报名参加高考，并说可去他那里帮我临时辅导。由于各种原因我畏惧而退缩了，现在归纳起来应该有如下三方面顾虑：一是思想还转不过弯来，长期被奴役、甘愿成为二等公民的思想已根深蒂固，认为自己“四类分子”子弟身份的这一行为，会不会被人认为蠢蠢欲动；二是认为自己仅仅拿得出小学毕业这一张证书的人能参加高考？太不自量力了吧？三是脱产去上海恶补，这里丢了工分，那里又要用钱，怎对得起含辛茹苦的老父亲？最后虽未参加，但大阿哥对我的一片爱心和看好却是真实地存在。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一些文化底子的话，与大阿哥的关爱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大阿哥抓准时机，寒假时返乡请老父亲回忆过去经历，由他组织语言，叫我为老父亲代笔申诉（他有公职，有所顾忌）。正因为大阿哥这一英明决策，使我们一家重见天日，从此生活开启了崭新的一页。

七十年代末以后，在友人的关爱和提携下，我逐步进入了村、镇等单位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大阿哥知道后，为我感到高兴的同时，谆谆告诫我，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切莫在经济上犯错误。真因为有大阿哥的教诲，我一生从事财务工作，谨小慎微，经济上从没出过什么乱子，直至退休回家。

由于家庭的原因，大阿哥只能独自在上海拼搏（二哥后去北京读书，最后在北京落户），经济条件窘迫，结婚后住在女方家（女方独女）。用世俗的眼光看，这不成了“上门女婿”了吗？等有了侄儿后，他告诉我们取名岑□，我弱弱地问他：没姓那家？他郑重地说：我又不是上门女婿，只不过住在她家，这个是原则问题，不能退缩的！看来性格貌似温顺的他，也有刚烈的一面。

一九七五年春节，到乡下十六年后我第一次回上海。那是因为家中建房，需要采购铁钉、香烟等建房所需物资。当时物资奇缺，什么都需要凭票购买，上海的亲戚能帮助我们购买。老父亲知道我一直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就派我去上海采购，省亲在沪亲戚。我第一次出远门，什么都感到新鲜，一个人穿梭于上海市区，见到了阿姨、小舅舅等一干亲戚。他们都对我极为亲切，大阿哥一家（包括他岳母），更是热情款待，使我备感温暖。记得一次大阿哥从单位拿到两张电影票，他叫小舅子陪我一起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说好了叫他小舅子带着我来回（他们家在“下只角”，到电影院应该有十多里路吧），哪知电影散场后因人挤我俩失散了。夜已深，我只能独自乘公交回家。 我到家后小舅子还迟迟未到家，原来是坐错公交了，兜兜转转才回到家，被我嫂嫂挪揄道：你这个上海人还不如弟弟这个乡下人认路。

父亲平反后，牵涉到我们的有关政策落实问题，需要父亲上海原单位及我们出生地派出所、粮管所等有关证明。由于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变动，查阅起来非常困难。大阿哥总是不厌其烦，跑东过西地为我们获取证明，为弟妹们尽心尽力。记得有一次我腰痛要买一种治疗仪器，我们这里买不到，一个电话托他在上海找找。他这时已是六、七十岁年纪的老汉，为我全上海到处寻找，最后跑了几十里路找到买来寄给我。现在想起来真内疚自己的任性，同时也感受到，有大哥真好！

斗转星移，今非昔比。悬顶之剑已被掀掉，政治上我们已彻底翻身，再也不用夹着尾巴做人。而且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已大大地改善，兄弟之间经常相聚，共享天伦，这是我们最大的乐趣。想不到这次疫情无情地夺去了大哥的生命，大阿哥的溘然离去，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悲伤……

今天是正月初六，值大阿哥八十周岁诞辰，包括整个春节，我们家属群内一片静悄悄，大家以默默无声表达对这位当然的大家长的哀悼，寄托哀思……

去岁今日此时中，

联袂祝福老寿翁；

红包如雪纷纷下，

一片欢腾共庆颂。

而今大哥八十正，

群内寂寂悄无声；

兄长已驾祥云走，

无尽哀思寄心头。

大阿哥，如果有来生，我们继续做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