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镜前的自画像（上 ）文/非马

车走直线

多面镜前的自画像（上）
非马

（一）

​二〇〇二年六月初，在海口市举行的“非马现代诗研讨会”上，一位文学教授把写诗的非马与从事科技的马为义放在他设定的价值天平上秤了秤，然后郑重地宣布：“非马比马为义重多了！”
​他这样做当然是出於好意，目的是为了突显我在现代诗创作方面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但我想我自己不会用这样解构的方式来衡量自己。毕竟，尽管有乳名丶学名丶别号丶笔名丶土名丶洋名等等，说的都是同一个人。它们只代表这个人在一生当中不同的阶段与不同的面貌罢了。
​类似的人生价值问题，多年前也被提起过。那年我应广州一个科技单位的邀请回国交流讲学，离开时把箱底剩下的一本诗集送给了我那位在广州海关工作的堂哥。他当面没说什么，等我一回到美国，便寄来了数落我不务正业的长信。在信上他说，看看人家杨振宁李政道先生吧！他们在国内有多风光啊！你为什么不好好专心搞你的科研工作呢？他大概不知道诺贝尔奖只有那么寥寥几个名额，而且根本不可能落到工程师身上。我记得当时给他的答覆是：「在美国，像我这样的科技人才，成千累万。但写非马诗的，只有我一个呀！」
​多年前当我决定自美国能源部属下的阿冈国家实验室提早退休时，许多人都有点不解。做得好好的，干吗要放弃那么安定美好的工作环境及不薄的待遇呢？对他们好心的质疑，我没多加解释。但我明白自己所做的决定。多年来，美国政府的能源政策摇摆不定，让我们这些从事能源研究工作者白白兜了许多圈子，做了许多虚功，也越来越让我有“工作只是用时间换取金钱”这种难堪的感觉。而年纪越大，时间越可贵，相对地金钱便不显得那么重要，特别是在生活不愁温饱丶小孩们又都已成家立业以后。而纯从社会功利的观点来看，我这么多年的科技研究工作，虽然没做出什么大不了的贡献，却也还算不太辜负所学，或不至於太亏欠人类社会吧？我这样宽慰自己。
​更重要的是，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一生，根据自己的志趣，做出最有效丶最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才能的最佳安排。让能当将军的人去当小兵，或让只能当小兵的人去当将军，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浪费甚至灾难，对个人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一种不智的选择与安排。

（二）

​我很早便有当工程师的念头。记得小时候在交通闭塞的广东乡下，最引我遐思的，便是那几艘吐着黑烟，噗噗驶过江心的小火轮。穿着蓝色工作服，手拿丁字尺的工程师形象，那时候便闯进了我的脑海。后来到台湾念书，初中一毕业，便考进当时唯一的工专，从此走上了当工程师的路。
​我在一本早期诗集《路》的序言里，这样回顾了我这个选择对我一生的影响：
​​现在回顾，进工专，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个错误的决定。虽然五年的工专，在时间上比三年高中加四年大学节省了两年，但那时候
​工专所采用的工程方面的教材几乎与大学无异。短缩的时间造成了许多囫囵吞枣丶消化不良的现象。而人文学科的忽略，对培养一个现代工程师更是个严重的缺失。我深深相信，今天的工程师不能再以专心於纯技术上的事务为已足；他必须能面对技术的丶经济的丶社会的以及政治的种种问题作整体的考虑与处置。这其实也是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
​​不过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何况工专的基础使我日后在美国得以顺利地接受了进一步的科技训练。而科技的训练，无可否认地，对我的写
​作有相当的帮助。如果说我的诗比较冷静，较少激情与滥情，文字与形式也比较简洁，便不得不归功於这些训练。
​​…科技工作在我漫长的写诗路途上为我提供了歇脚的驿站，让我在疲累困顿的时候休养整补，也功不可没。这话反过来说也一样真实。
​我也在一篇题为〈有诗为证〉的随笔里，谈到诗与科技在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我自己心里明白，科技只是我赖以谋生的工具，诗才是我梦寐以求丶全力以赴的生活内涵。或者用时髦的说法，科技是冷冰冰的硬体，诗才是温暖并活泼我生命的软体。作为硬体，科技工作为我提供了温饱，也给了我观察事物丶领悟宇宙生命的知识与智慧，因此我并没对我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

（三）

​美国国会图书馆每年都任命一位桂冠诗人，任务是到处朗诵演讲以推动诗运。现任的桂冠诗人是比利·卡林斯(Billy Collins)，去年年底他曾到芝加哥来访问。在被问到对美国现代诗的看法时，他半开玩笑地说：“有百分之八十三的诗不值得一读。”
​但他强调的不是这负面的百分之八十三，而是那正面的百分之十七。
​「那百分之十七的诗，不仅值得一读，没有它们，我简直活不下去，」他说。他相信诗能把强烈深刻的乐趣，带给每个敢于一试的人。「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如能同一两首好诗接上头，打上交道，」他说，「将是乐趣无穷受用不尽。」
​这位现年六十多的诗人，在纽约一间市立大学教了三十多年的英文写作，却没沾上丝毫的学院气。他喜欢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出发，然后笔锋一转，便把诗带入一个新奇美妙丶感情激荡的境界。几乎他所有的诗都平易近人，用浅白得近乎口语的语言写出。在难读又难懂的作品满天飞舞丶把读者旋得昏头转向的美国诗坛上，他无疑是个可喜的异数。
​无论是诗风或对诗的看法，我们都相当接近。我曾说过：“有诗的日子，充实而美满，阳光都分外明亮，使我觉得这一天没白活。”我深深相信，一个接近诗丶喜欢诗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一定会比较丰富，更多彩多姿。这是因为诗的触觉比较敏锐，常能使我们从细微平凡处看到全貌，在杂乱无章的浮象中找到事物的真相与本质，因而带给我们“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惊喜。特别是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的今天，一首好诗常会滋润并激荡我们的心灵，引发生活的情趣，调剂并丰富我们的生活。

（四）

​我开始认真写诗，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期，我为台湾的《笠诗刊》大量译介欧美的现代诗以后的事。
​我一向喜欢热闹，是个众乐主义者。佳肴美景当前，总想找些朋友来共享。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每当我读到好的英文作品时，总忍不住手痒要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字所代表的文化异同往往能引起我莫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对于一向疏懒不求甚解的我来说，翻译工作迫使我不得不认真地逐字逐句研读推敲，确是锻炼文笔丶吸取文学经验与技巧的最佳途径。
​不同的语言文字往往导致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文化环境也往往会使人对某些事物产生不同的反应。刚到美国的人常会对一些美国幽默感到莫名其妙，而一些使本国人惊心动魄的东西，在外国人的眼里却稀松平常不足为奇。但任何事物，只要深入它的内部，总可以找到一些东西，能同时感动不同种族丶信仰丶文化丶历史丶年龄丶性别或职业的人。作家的任务，便是挖掘出事物的本质以及广义的人性，并想办法把它们完美地表达出来。这样完成的作品，不管它使用的是哪一种语言文字，我相信必能通过翻译的关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不同的读者面前，而仍不失其感染力。
​最近几年，我比较积极参与芝加哥地区美国诗坛的活动，同时把自己的诗陆续译成英文，通过公开朗诵及工作坊，接受美国诗友们的讨论与批评。1993年我被选为《伊利诺州诗人协会》会长，并成为《芝加哥诗人俱乐部》的成员，同美国诗人们的交流更形密切。之后出版了英文诗集《秋窗》(AUTUMN WINDOW) ，受到了相当的好评，除 《芝加哥 论坛报》曾以巨大篇幅介绍该书外，不久前在网络的一个书商通讯上，一位诗评家还把我列入了芝加哥十位值得收藏的诗人名单之中。该名单包括了桑德堡（Carl Sandburg）丶 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丶 《诗刊》创办者女诗人门罗 （Harriet Monroe）, 以及前任伊利诺州桂冠诗人黑人女诗人布鲁克斯 （Gwendolyn Brooks）等名家。
《秋窗》诗集中有些作品是先有英文后有华文的。我发现在互译的过程中，一些文字上甚或文化上的异同，往往会自动浮现彰显出来，使我对原作（不管是英文或华文）能采取一种较客观的批评眼光，进行修改。这种存在於两种文字或文化之间的对话，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奇妙有趣的经验。我常劝年轻的写诗朋友们，最好能通晓至少一种外语。了解一个外国作家，或对他表示尊敬，没有比翻译他的作品更好的途径了。
　　
（五）

​几年前我曾为香港一个报纸写了一年的专栏。后来我把这些文字连同以前陆陆续续写的一些散文及随笔，编成一个集子，寄给了台湾的一个出版社。不久收到主编的来信，说虽然很喜欢我的文章，但它们似乎没有一个中心主题，同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不合。信末还幽了我一默：“这大概就是您取名杂文选的缘故吧？”
​除非是属于应用范畴如工具书之类的东西，我一般很少会为某个特定的主题去选购一本书，尤其是诗集及散文集。试想，在作者的引领下，天南地北，甚至上天入地一起去作灵魂的探险，还有比这更大的乐趣吗？同我的诗一样，我的散文题材因此也不拘一格且包罗万象。我甚至经常在散文里引入自己或别人的诗，使得新加坡一位评论者把我的散文称为“放大了的诗”。其实我只是想让读者知道，现代诗并不如传说或他们想像中那么晦涩难懂可怕。我的另一个企图，是想创造一个新的散文形式，让诗与散文相得益彰，甚至水乳交融。我不知道我的努力究竟成功了多少。我曾接到香港几位大专学生的电子邮件，感谢我让他们有了接触现代诗的机会。但台湾有些主编也告诉过我，我这类散文同他们副刊的体例不合。毕竟，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