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關於歷史的認知

平中小月

全球史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究竟什么是全球史？它与一般所说的世界史又有什么区别？可以说见仁见智。

筆者并非要对二者作出严格的区分和评析，而是探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试图通过对人类的世界观念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的考察，揭示全球史概念是如何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人类对自身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渐发展而来的。

筆者以为，人类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认识大致经过了4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史家或思想家出现。他们的著述既是人类一步步走向全球的见证，也于有意与无意之间，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推动了全球史(世界史)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大，从而使“世界”与“全球”、“世界史”与“全球史”在空间和时间意义上的接近或统一成为可能。

第一阶段

东、西方单一的世界观

第一阶段是世界史的萌芽时期，以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它们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两个相距遥远、相互阻隔的民族对自己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描述，虽然都以本民族的历史为出发点，站在各自文化圈的中心来观察周边世界的历史，但他们对自己所知道的世界作了尽可能的描述。

他们各自的世界地理范围虽然已在边缘相切，但彼此无所知晓，结果留下了两部不同世界的“世界史”，即希腊人已知之世界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天下”史。双方的史家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图景之中。

希腊人的世界是随着他们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的。希腊人自古以来一直以爱琴海作为其繁衍生息的中心，因而与近东或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地区早就有了接触。但希腊人真正走向外部世界是在多利亚人南下之后。

地球或“全球”的概念古希腊时期已经存在，只是实际的内涵与近代有所不同。希罗多德的《历史》既是当时希腊人所知之世界的“世界史”，也是他们所知之“地球”的“全球史”。当然，这个所谓的“世界”或“全球”是以希腊为中心的。

就在希腊人的世界概念不断东扩的同时，中国人的“天下”概念在向西延展。《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姬满西游的最远之地是昆仑山以西的“西王母之邦”，尽管有学者论证，周天子不仅到了现在的西亚，甚至到了今日东欧波兰一带，但这样的猜测实在难以苟同。

《山海经》中“海内、海外、大荒”诸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不包括荒诞不经的奇想部分)就是先秦时中国人想象中的“四海之内”和“天下”，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世界”。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欧亚大陆两端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关系得以建立。中国人的视野不仅扩大到了中亚、西亚和印度，甚至远达东地中海。

但即使如此，这也只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与真正的世界仍相差甚远。

唐代的疆域曾经达到中亚腹地，元代蒙古帝国曾远征至中欧，并与罗马教廷建立过联系，明代郑和下西洋也曾抵达东非，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了解，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逐渐被“世界”观念所代替，是在19世纪中期被列强打开大门以后。

而19世纪以前西方对中国的了解，除了元代马可波罗带回去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知识之外，比较可靠的也只能是明末清初以利玛窦(1552—1610)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发回的关于中国的报告了。尽管西方人对欧洲之外许多地方的了解仍然十分肤浅，甚至产生误解，但他们的历史学家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所谓“世界史”的写作。

第二阶段

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

第二阶段是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概念的形成期，以黑格尔、兰克为代表的“欧洲(西方、西欧)中心论”的出现为标志。这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人的视野扩大到全世界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黑格尔(1770—1831)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没有撰写过一部纯粹的世界史著作，他的世界史观主要是通过他的《历史哲学》体现出来的。他把整个世界分为新旧两部分，新世界是指新航路开辟之后发现的美洲和大洋洲，旧世界是欧亚非三洲。

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体现。“因此，我们要研究的，只是‘精神’的观念，而且在世界历史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做是‘精神观念’的表现。”

世界精神的核心是自由意识，这种自由意识是逐渐展开的，先是一个人的自由(东方君主政体)，后是少数人的自由(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和贵族政体)，最后是全体人的自由(日耳曼人的君主政体)。因此，世界精神的起点是亚洲，是东方，终点是欧洲。他据此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4个发展阶段。

东方虽然被黑格尔看做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但仅此而已。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空间都在欧洲。而且东方也只有与欧洲相联系的地区(北非、近东)才能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可见，黑格尔骨子里仍然是个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

如果说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则是它的实践者。兰克虽然被后世标榜为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但他在世界史的研究范围方面却并非客观。

他的多卷本《世界史》除了在第一卷略谈埃及和西亚的文明之后，其余主要是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终于1453年。在兰克看来，世界史应该包括所有民族和时代的历史。

在这种世界史编撰思想的主导之下，兰克的视野自然集中于欧洲的历史，他的《世界史》实则一部欧洲史也就不足为奇了。19世纪下半期，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已经将世界瓜分完毕，明确的全球地理概念已经形成，兰克竟然置欧洲之外其他地区的历史于不顾，还美其名日在编写《世界史》，这样的世界史视野与比他早一个世纪的伏尔泰相比显然大大倒退了。

伏尔泰(1694—1778)的《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虽然不是严格的世界通史，但他的笔锋却触及了整个世界。他对东方情有独钟，因为“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而且要研究这个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文明的进程，就必须从东方国家开始，然后到西方国家，而第一个应该首先注意的就是中国。他的《风俗论》的开篇两章就是关于中国的介绍。

中国的形象在伏尔泰的眼里不仅比较清晰，而且特别伟大，令其赞不绝口。虽然其中有不乏失实与溢美之处，但如此较为详细地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并将其纳人世界“各民族”之中，这在西方世界史的著述中还是比较突出的。

伏尔泰还对他所知道的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各地，特别是东亚、非洲、美洲等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都尽可能地做了介绍。应该说，伏尔泰不仅是近代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创始人，而且是整体世界史的奠基者。

伏尔泰的《风俗论》全书正文共197章，但从第8章以后(除个别章节外)就基本上是欧洲各国或与其有关的历史了。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编撰体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著名的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苏联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也难以摆脱它的影响。

第三阶段

世界史的哲学转向

第三阶段是世界史研究的哲学转向，以20世纪上半期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34—1961年)为代表的文化(文明)形态史观的出现为标志。

他们抛弃了传统的以地域、民族、国家或王朝为中心的历时性研究模式，而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文化”或“文明”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单位。虽然对于文明或文化的内涵、数目及其兴衰原因、发展进程、最终命运等方面二人的见解均有所不同，但这种文明史观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推动了全球史概念的发展。

首先，它是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否定和突破。他们所谓的文化或文明不仅包括旧大陆的东方，如中国、印度、朝鲜、日本，而且也包括美洲的印第安诸文明，汤因比甚至把欧亚草原上游牧文明和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文明也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其次，它抛弃了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三段式历史发展序列，对历史直线发展论发起了挑战。每个文明或文化就是一个历史单位，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和发展轨迹。

而且这些文明或文化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存在，无优劣、先进落后之分，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同时代的，在哲学上具有等值的意义。

最后，它以文明史代替了政治史、军事史和王朝史，大大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在注重文明或文化的共性的同时，对它们各自的特性进行了深入到精神和宗教层面的比较研究。这种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后来在某种程度上被后来的全球史学者所继承。

总之，文化形态史观以文明或文化作为历史的研究单位，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实际上为后来以文明冲突和融合为主线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

文化或文明形态史观对于历史学家开拓视野，把握全局，站在哲学的高度研究历史具有启示意义；但无法取代以史实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因此，集传统的史实研究和宏观的整体研究于一身的“全球通史”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阶段

全球史和全球史观的出现

第四阶段是全球史及全球史观的出现，以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的所谓“全球史”(世界史)著作为标志。这些著作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

一是强调它们不是民族史、国家史，也非西方文明史，而是整个人类古往今来的世界史。

二是强调它们的立足点或视角是全球性的，而非以某一点为中心或参照物。

三是都以某种历史观点或理论体系为架构，来对人类的历史进程进行新的分析和归纳，尤其注重诸文明之问的接触和联系。

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力图排除任何一种中心论，以站在地球之外的身份和眼光观察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过程。

“全球史”著作及全球史观的出现无疑给世界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开阔了研究的视野，调整了研究的视角，而这一切变化首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密切相关。

随着发源于近代欧美的全球化浪潮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日益剧增，全球化问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一切有识之士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但全球化不是全球性战争，文化、制度、传媒等因素构成的软实力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全球化完全可以在不改变现有国家疆界的条件下得以实现。

实际上，现在的许多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等都不是靠一国或数国的力量可以解决的。此外，经济的一体化，文化的多元化，联合国作用的普遍认同，特别是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互联网的普及使全球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或一个文明能够成为地球村的“世外桃源”，超然于全球化的影响之外。

但全球化既是结果，也是过程，而且是一个仍在进行的过程。何谓全球化?全球化究竟始于何时何地，进程如何，遇到了哪些挑战，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需要历史学的参与。在此背景之下，全球史的出现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一，全球史概念的演进与人类世界认知范围的不断扩大密切相关，是人类对已知世界的历史认识不断深化和扩大的反映。

其二，全球史观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的产物，也是全球化进程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反映。它确实给世界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