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天才预见是我党在抗日时期脱胎换骨的根本保证（之四）

李为民

此文一出，则与1941年5月19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2月1日的《整顿党的作风》三位一体，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内最为深刻的一场整风运动的大幕，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人们分析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原因时列了四条，1，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甚重；2，王明在抗战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对统一战线干扰太甚；3，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在皖南事变事件中暴露出问题，需要调整；4，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对稳定期，气候合适。我以为还有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明显地预见到与蒋介石集团的最终对决势必在两三年后发生，如果不能在此之前实现全党思想理论上的统一，作风上的转变，将难当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组织战争，最后取得胜利的大任的。

就在延安整风运动发动不久，1942年5月毛泽东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之间进行了一次议题范围广泛的对话，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看似此时毛泽东是专心于文艺问题的讨论，针对文艺工作者争论的各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例如文学艺术的源与流的问题，毛泽东的看法是：“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实、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因而：“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又如“人类之爱”、“人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而没有超阶级性的人性。”

还如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毛泽东如是看：“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

在这样一个时刻，专门去讨论文艺问题，是否是一着“闲着”？否。毛泽东此时确实是气定神闲，但绝不会去出“闲着”。正如在此文中的一段话所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请注意此处所强调的斗争性质），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试想一下，三四年后，解放战争当中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援，那种觉悟绝非凭空而生。争取广大的文化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是毛泽东为抗战胜利后的斗争，布局的十分重要的一招棋！

1942年10月9日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几天之后，10月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社论，再一次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作出判断：“他（希特勒）在东线须应付冬季战争的极大消耗，他在西线须准备对付第二条战线，而意、罗、匈等国则在希特勒大势已去的这种悲观情绪中，一天一天变成离心离德。总之，十月九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并且充满信心的指出：“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

于是目光要前移，还要再前移！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谈到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强调道德首先作为意识形态存在，总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离不开人们的利益关系。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正谊明道’，……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也谈了农工商三者的地位、关系：“应该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还谈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1943年5、6、7月间，出现了一点小波澜。5月25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6、7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借机叫嚷“解散陕甘宁边区”，调集了28师及6个旅的兵力，准备“闪击”延安。我党通过内线及时获取了情报，朱德总司令直接致函胡宗南质询，毛泽东7月12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嬉笑怒骂：“假如你们也没有对付日本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就这样三下五除二，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胎死腹中了。

小小波澜干扰不了毛泽东心中为今后发展的谋划及思考。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第一次谈到了农业集体化问题：“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 就是经过合作社。”

1944年5月毛泽东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并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化，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员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毛泽东把1944年6月开的中央会议的主题定为“城市问题”。他强调：“城市工作问题是从国民党战场，尤其是河南汤恩伯不战而溃的情况引起的，要靠国民党来收复日占城市是不可能的。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和我八路军、新四军，看谁先进城。我们要不要争取起决定作用？我以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争取起这个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像他那样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国家，夺取政权。要有夺取城市的准备，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毛泽东据此还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此次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在此事上又一次表现出了惊人的判断和预见力！

毛泽东在1944年8月31日给博古（秦邦宪）写过一封信，从理论上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大工业为基础：“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有过几次讲话：一是4月2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二是4月24日的主报告《论联合政府》；三是5月3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4月21日的讲话，主要讲的是：1，要戒骄戒躁，要像“大贾深藏若虚”；2，历史结论永远达不到“绝对完全”的地步，要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3，一大家人要团结，但总会有不整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4月24日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论断：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等等。

这个报告中还有一些前瞻性的论述：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一切的步骤，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在5月31日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强调了领导预见性的重要性：“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又一次引人注目地谈到了城市问题：“要准备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现在就是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东北四省是极其重要的区域，有许多工业设备，有大工厂、大城市，如果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东北四省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但大会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我们要有这个预见。”甚至提出：“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七大”后没有几个月，抗日战争胜利就在毛泽东的预见中实现了。

跟着《语传》简要地梳理抗战八年的脉络，应该可以清晰的得出结论了。幸亏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来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因为有他的超乎寻常的预见，就有了中共和军队脱胎换骨的转变，就能一切均在掌握之中，就有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赢得的一切！而且还可以看出，自1941年底起，毛泽东不仅已经在为与国民党军的最终对决打腹稿了，甚至也已经在勾勒人民共和国的蓝图了。所以，“七大”之后在中国革命史发生的大事件，都是顺理成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