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天才预见是我党在抗日时期脱胎换骨的根本保证（之三）

李为民

1941年1月4日—14日发生的国民党顽固派围攻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事件，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代表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令抗日统一战线面临了抗日战争期间最大一次破裂的风险。面对如此严重的挑衅，共产国际竟然要求中共“息事宁人”。毛泽东当然不会理睬这样的要求。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强调：“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并于同日发表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在处理皖南事变带来的危机局面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最为劳神、累心。他思考问题细致、具体，处理事情快捷、紧致，这一时间段里，起草的电文达三百多件，单在1940年12月14日这一天就发出了11件。

正因为有此针锋相对、刚柔并济的斗争艺术，最后迫使蒋介石1941年3月6日在参政会上表态：“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分析了中国各派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特点，指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还说：“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改变，我们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同时也指出了另一种倾向：“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文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立足最坏可能，争取最好可能”的决策思想方法。

武装斗争既然是除了统一战线之外的另一个“基本武器”，毛泽东当然不会掉以轻心。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又发表了《战争和战略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建立牢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

1941年6月9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提出在华北平原坚持持久战、反对敌人蚕食的指导方针：“……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对敌人的办法。……

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争斗而不知道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掌握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两个基本武器的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思想理论及组织建设当然须臾也不能放松。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众多：

在1938年10月14日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谈到：“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大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谈到了：“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也谈到了：“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此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他是如是说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确定了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近三十年后又一次令人们心中一震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緖，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出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1941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歌颂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对“实事求是”的涵义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在此时期里，毛泽东还发表了《五四运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思想方法问题》等一系列武装全党思想，转变思想方法的文章，为从根本上推进党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1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生了两场有重大意义的战斗，一场是1941年11月17日到11月底发生在苏联战场的罗斯托夫战役。在这一战役中，苏联红军第一次取得了击退德军的战役胜利。另一场则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两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局时，对战争局势作出了惊人的预言：“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之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进攻的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德亲日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加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亚洲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在两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更完整地构想了战争进程：“在半年之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本之弊，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日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试想当年世界的领袖级的人物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甚至是希特勒，哪一个有这样天才预见的洞察力！

几年后，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曾专门谈过对“预见”的看法：“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预见是什么？预见“就是说在地平线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将来的普遍意义。”

毛泽东本人非凡预见能力的表现，1916年预见“二十年内与日有一战”是一处；1936年7月在与斯诺对话中预测日本侵华后会将进攻方向转向南方去攻打东南亚各国，是又一处；1941年12月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走势的预见是第三处，此后仍有，不信，请拭目以待吧。

正是由于1941年底，毛泽东已预见到两三年后会出现反法西斯战争的决战，而且一定会以德日战败为结果，所以自此之后，毛泽东的目光明显前移，所作所为更多地是为着抗战胜利后的战略布局及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做准备了。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要求：“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坏东西，以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并指出：“……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这就是称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纠正思想认识错误的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的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总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任何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请注意，这里把全党理论水平提高的目的规定为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不仅仅是为了指导抗日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