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这一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同样对于毛泽东，都有无以比拟的重大意义！</p><p class="ql-block">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时只有大约三万子弟兵，全国的共产党员恐怕还不足此数。即便是抗战初期八路军三个师加上新四军也不过五六万人枪。而抗战胜利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九十万人马，加上地方部队，则有一百二十万众。全国的共产党员也达到百万。</p><p class="ql-block"> 问题是，还不止这种数量上的变化，质量更是不可同日而语。</p><p class="ql-block"> 此时人民军队的指挥中枢强大，战略部署及战役组织能力高超；各级指挥员军事素养极高，贯彻上级指挥意图坚决，处置战场现场情况灵活机动；士兵思想水平极大提升，战斗意志坚强。真可谓官兵上下同欲，纪律严明，已成就为一支人民的铁军！</p><p class="ql-block">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已有了脱胎换骨的质变。彻底清算了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初步形成全党的共识；全党有了成千上万个具有一定马列主义水平，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独当一面的各级干部；党员的绝大多数，党性坚强，宗旨明确。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足以左右中国局势的任何人都不可小觑政治力量。</p><p class="ql-block"> 更何况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口已有一万万，约占当时全国人口四分之一。根据地内政治开明，生活安定，军民团结，人民热爱共产党之情，爱戴人民领袖之心，溢于言表，载入歌咏。</p><p class="ql-block"> 尤其重要的是，在抗日战争八年当中，毛泽东真的迎来了自己二十年前预言的中日一战，得以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展现其高瞻远瞩的风采；在更为复杂的局面中，表现其唤民、联友、拒敌的才能；在更为残酷的战争中，施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才华；成为了思想成熟，理论升华，众望所归的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人！</p><p class="ql-block"> 《毛泽东语传》的编者一定对上述看法持肯定的意见，所以在《语传》一书中，给予“指导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章节除了“开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奠基中国现代文化”章节之外的第二大篇幅。我们不妨从《语传》中寻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在抗战八年里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的脉络吧。</p><p class="ql-block"> 《语传》在“指导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章节中是以1936年7月，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时，斯诺向毛泽东的发问开篇：</p><p class="ql-block"> 斯诺问：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略方针是什么？”毛泽东对其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要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p><p class="ql-block"> 这一段斯诺与毛泽东之间的问答其实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引用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1937年4月出版）所载斯诺记录的他与毛泽东的对话中的一段。那一段引文较长，不在此处摘录了，有心了解者不妨翻看一下《论持久战》。</p><p class="ql-block"> 从斯诺当年与毛泽东的一问一答里我们应该能见到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日对决至少有以下几个基本思考：</p><p class="ql-block"> 一，抗日战争想要速决，需要太多的条件出现，因而实际必然是一场持久战。</p><p class="ql-block"> 二，抗日战争想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建立国内和国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p><p class="ql-block"> 三，在对日战争中要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p><p class="ql-block"> 四，要充分利用中国人口多的特点，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p><p class="ql-block"> 毛泽东在此还有一个大胆的预见：受日本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所左右，日本会由进攻中国大陆转向进攻东南亚沿海国家。（这一预见真的被抗日战争以后的进程所证实）</p><p class="ql-block"> 很显然毛泽东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一年前已在未雨绸缪地谋划着如何实践自己二十年前立下的：对日人“一战以图存”的志愿！</p><p class="ql-block"> 《语传》编者在“指导抗日战争，砥柱中流”章节里编录了毛泽东七十八篇文章中的论述以及部分毛泽东与人的信函，少量的诗、联，某些场合与人谈话的记录。 </p><p class="ql-block"> 这些“语”和“论”大体可以分为下面数个方面：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战术；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建立；持久战观念和必胜信心的树立；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统一战线的建立、维护和应急处理；人民群众的发动和思想教育。</p><p class="ql-block"> 毛泽东要求：“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还说“在打第一仗之前，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如何打法，……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p><p class="ql-block"> 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对全局把握有超乎寻常能力的大战略家。自打1936年7月与斯诺谈话始，便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投放着一个又一个的好棋子。</p><p class="ql-block"> 依照时间顺序，毛泽东首先于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内容上看似乎只是对前十年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然而其中有一段话耐人寻味：“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术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焉知项庄舞剑，意在何为？</p><p class="ql-block"> 既然对日之战是一大决战，自然最终是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好好地梳理一下以往作战的经验、教训、心得，用以指导全军，以备今后的大战，便是毛泽东此文的用心。</p><p class="ql-block">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毛泽东即在1936年12月19日敏锐地指出：“关于内战是否结束了？我们应该说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的问题。”</p><p class="ql-block"> 之后又在一次给红军大学学员的报告中说：“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p><p class="ql-block">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p><p class="ql-block">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统一战线建立任务的完成，争取千百万群众奋起抗战，使全党充分认清抗日战争艰苦持久的特性，以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争取胜利，需要全党思想统一，也需要有成百上千个党的领导干部。</p><p class="ql-block"> 1937年5月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而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号召：“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p><p class="ql-block"> 党内干部认识水平的提高，全党思想水平的提升，需要从认识论的端正和正确世界观的确立这一根本做起。毛泽东于1937年7月、8月连续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这两部内容博大精深的哲学论著內，有许多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名句：</p><p class="ql-block"> “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p><p class="ql-block"> “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p><p class="ql-block">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论。”</p><p class="ql-block"> 以上出自《实践论》</p><p class="ql-block">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p><p class="ql-block">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p><p class="ql-block">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随之起变化。”</p><p class="ql-block">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状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党正确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p><p class="ql-block">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相互矛盾着的两个阶级，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相互斗争着，但要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p><p class="ql-block">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斗争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历史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统治，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p><p class="ql-block"> 以上出自《矛盾论》</p><p class="ql-block">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华北危机，全国危机，毛泽东没有一刻不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多次致电前方有关人员，提出极有见地、十分重要的建议：</p><p class="ql-block"> 太原保卫战期间，9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拟建议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系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在蔚涞之敌向保定前进，灵广之敌向代州前进，确已深入之际，从灵涞之间向北突进（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p><p class="ql-block"> 并指出：“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于被动的挨打的姿势之下，如无上述一支奇兵袭入敌阵，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在只剩下这一着活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可惜这一建议未引起蒋阎的重视。</p><p class="ql-block"> 1937年10月，毛泽东根据一部日军沿平绥路西进，采取大迂回姿势，威胁太原，致电调整八路军布署：“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侧翼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p><p class="ql-block"> 1938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近万字的重要文章：《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p><p class="ql-block"> 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根据日军的战略意图，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及长江局，就保卫武汉的战略布署提出建议（该电长达1500多字）：</p><p class="ql-block"> “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线以西内线，而陇湾、平汉尽为敌占，将形成极大的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的条件下，必须布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p><p class="ql-block">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用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