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文武官

浩子

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最令知识分子怀念的朝代：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温和的政治，还有文人地位的空前尊崇。连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也不禁感叹：如果有可能，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

然而，这种令人神往的局面，却是以“文”和“武”的严重失衡为代价的。宋太祖以武将身份，通过“黄袍加身”得了天下，自然要对武将严加防范。怎么防呢？杯酒释兵权虽然高明，但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办法是树立一种“重文轻武”的价值观，让更多的人自觉放下刀把子，握起笔杆子。

虽说科举制自隋朝就已诞生，但达到第一个高峰却是在宋朝（第二个是明清）。即便是唐代，通过科举而做到高官的人依然寥寥无几，更多的还是靠门第和军功。而到了宋代，科举却成了人们入仕的唯一“正途”。宋朝皇帝不断扩大科举的录取名额，还亲自写诗“引诱”人们读书求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宋代的读书人，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不再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也不再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壮。在他们眼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心只向往通过读书和科举改变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这种重文轻武的价值观反映到政治制度上，就是文官地位的空前尊崇和武将地位的急剧下降。宋朝政府各个部门一把手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官，武将被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朝廷大事，武将没什么发言权。在宋代官僚体系中，文官升迁很容易，武官升迁却非常缓慢，要比文官多出五六个台阶。武将见了文官，总感觉低人一等，甚至连曹彬这样的名将，每次在路上迎面碰见文官的车马，都会“引车避之”，主动躲进路边的小巷。

宋代文官

于是，在宋朝，武将们不管立了多大武功，也难有文臣那样的光彩。正如时人所言，即便是率军收复幽云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的荣耀。（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宋朝的民间也流行着这样的俗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即便是科场失意，也很少有人弃文从武，而宁愿把时光花费在写诗填词上，把自己的“文章”视为最大的骄傲。

这种畸形的价值观，一直贯穿两宋始终，即便是面临亡国威胁时也未能彻底转变。

南宋初年，有位状元出身的官员叫王佐，在湖南做知府时平定了当地一次规模很大的叛乱，受到朝廷嘉奖。他的好友辛弃疾专门写了一首《满江红》向他祝贺：

笳鼓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深入。白羽风生貔虎噪，青溪路断鼪鼯泣。早红尘、一骑落平冈，捷书急。

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待刻公、勋业到云霄、浯溪石。

这首词把王佐比作平定孟获叛乱的诸葛亮，称赞王佐功劳卓著，必定因此青云直上，留名千古。

这里要说明一下，此时的辛弃疾虽然在南宋做官，但他自幼生活在被金人占领的北方，后来才领着起义军投奔南宋。所以他身上保留着浓厚的尚武精神，一心渴望收复中原，立功疆场。王佐的军功，在他看来自然是值得狠狠夸赞一番的。

然而王佐却不这么看。他把这首词读了几遍，竟越读越生气：辛弃疾你什么意思啊？

“三万卷，龙头客”，说王佐饱读诗书，中了状元，做了“龙头客”，这当然没问题。可接着笔锋一转：“浑未得，文章力。”说王佐此次受到朝廷嘉奖，高升在即，却不是因为“文章”多好，而是出于平叛的军功。这就让王佐有些不爽了：身为状元，最看重的当然是“文章”，一次临危受命的“武功”又算什么呢？

而接下来的两句更是气人：“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貂蝉是高级文官的头饰，兜鍪是武将的头盔，这是说以后自己加官进爵，佩上“斗大”的金印，都是因为这次立的武功喽？ 还什么“浑未得，文章力”，这不是把自己和那些不懂“文章”的武夫相提并论了吗？

不过生气归生气，王佐最后还是原谅了辛弃疾。毕竟他知道辛弃疾不是有意“嘲讽”他，只是出于价值观的不同罢了。后来王佐果然平步青云，一路做到户部尚书的高位。至于他心中作何感想，那就不得而知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宋人的重文轻武有多严重。而两宋的灭亡，与重文轻武所导致的战斗力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便经济再繁荣、文治再兴盛，没有强大的武力，也挽救不了亡国的命运。

这样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资料：《宋史》《稼轩长短句》《燕翼诒谋录》《儒林公议》